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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与孔子思想研究
《论语》绪论
一、《论语》的命名与由来
《汉书·艺文志》: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闻于夫子之语也。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
此书编纂者并非一人,有孔子弟子,也有再传弟子。
其编纂始于春秋末年,基本成书于战国初年。
由于杂出众手,长近百年,其体例行文不一致处就在所难免了。
二、《论语》的体例
《论语》为语录体。
分二十篇,每篇皆用首章两三字命名。
一般认为:
篇与篇、章与章之间并无内在联系。
二十篇中有四篇有较明显的中心问题。
即:
《乡党第十》集中记载孔子的日常生活,反映其为人。
《微子第十八》记载孔子及古圣贤在仕途中的进退出处。
《尧曰第二十》除孔子言论外,集中摘录古史之名言,以见儒家治国之道。
三、《论语》的版本
汉时有三种传本:
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多知道、问王二篇)、古论语二十一篇(子张问独立成篇)。
西汉末年张禹《张侯论》以鲁论为根据,参齐论而成。
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据,作《论语注》,曹魏时何晏据此作《论语集解》。
其重要注本有:
1、《论语注疏》何晏集解,邢丙疏。
收在《十三经注疏》中。
2、朱熹《论语集注》,收在《四书集注》中。
明清科考依据,影响很大。
3、《论语正义》,清刘宝楠著。
集清人研究之大,收在《诸子集成》中。
4、《论语译注》,杨伯峻著。
较通俗、发行量较大的本子。
四、《论语》的影响
孔子思想体系简介
第一节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内仁外礼。
有人认为是仁,有人认为是礼。
《论语》中“仁”出现109次,“礼”出现75次。
孟子学说才是仁学,荀子则为礼学。
子曰:
“克已复礼为仁。
”(《颜渊》1)“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1)所作所为合乎“礼”,也就做到了“仁”。
所以“仁”与“礼”应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如同孔子所言:
“人而不仁,如礼何?
”(《八佾》3)“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阳货》11)
《说文》:
“仁,亲也。
从二,从人,人亦声。
”
“仁”最通俗的解释见“樊迟问仁”章。
子曰:
“爱人。
”(《颜渊》22)理想的人际关系应是关心、爱护,而不是斗争、陷害。
进一步的解释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颜渊》2)“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雍也》30)仁者爱人,由近及远。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学而》6)《书》云: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为政》22引文)“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泰伯》2)
“仁”是总原则,是真理。
故“当仁,不让于师。
”(《卫灵公》36)“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卫灵公》9)
“仁”也是最高德行。
其弟子,仅“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雍也》7)对令尹子文、陈文子只称“忠”、“清”,而不称其“仁”。
为人民谋幸福则可称“仁”。
不仅“有天下而不与也”的尧、舜,甚至“不俭”,“不知礼”的齐相管仲,也得到了“如其仁,如其仁”(《宪问》)的评价。
孔子强调发挥主观努力就能追求到仁。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1)“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
”(《述而》30)
《论语》中未给“礼”明确地下定义。
“礼”应是古代社会行为规范、仪式的总称。
孔子所言礼并不等于是周礼,他虽称: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八佾》14)但实际上是有所损益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为政》23)
其损益包括这几个方面:
1、保留周礼之“亲亲”,但加上了“爱人”。
2、周礼选官是“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
”(《左传·宣公12年》)孔子却提倡先学后仕。
主张“举贤才”。
3、周礼“礼不下庶人”,孔子则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4、周礼规定各级学校只有“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孔子则提出“有教无类”。
第二节孔子哲学思想
一、天命观
“孔子是不迷信的”(杨伯峻译注p89)“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庄子·齐物论》。
不置可否,不论其有无。
重人事而轻鬼神,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不表态。
孔子平时“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君子于其所知,盖阙如也。
”(《子路》3)他主张“多闻阙疑”(《为政》8)还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卫灵公》15)凡事应该多问一个为什么。
对祭祀之事只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八佾》12)其目的是为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9)。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问死”,则曰:
“未知生,焉知死!
”(《先进》12)樊迟问知。
子曰: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雍也》22)
孔子病重时,反对子路为他向山川鬼神祈祷(《述而》35)。
楚昭王病重时,拒绝祭祀河伯,孔子赞美他“知大道”(《左传·哀公6年》)。
孔子也不信占卜。
反对臧文仲“居蔡”,“何如其知也!
”(《公冶长》8)引《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时,结论是“不占而已矣”。
(《子路》22)仅未明言“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论衡·卜筮》)而已。
孔子借鉴了前人的思想。
周太史过答宋襄公问时就认为“陨星”是“阴阳”之事,而“吉凶由人”。
子产也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左传·昭公16年》)
但不能说孔子是唯物主义者。
他只是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17)而已。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子路》3)
论天。
《论语》中孔子说了12次。
有自然之天。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述而》19)
“巍巍乎唯天唯大,唯尧则之。
”(《泰伯》19)
此意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大象》)类似。
主宰、命运之天则有多次。
如: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八佾》13)
“噫!
天丧予!
天丧予!
”(《先进》9)
“予所否者,天厌之!
天厌之!
”(《雍也》28)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述而》23)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罕》5)
“吾谁欺?
欺天乎!
”(《子罕》12)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
知我者,其天乎!
”(《宪问》35)
其具体语境,一是发誓(“天厌之”),二是在困境中自慰及慰人(“知我者其天乎”),三是发怒(“欺天乎”)。
论命。
(论语)中孔子说了5次。
如:
“五十而知天命”(《为政》4)
“亡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雍也》10)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
”(《宪问》36)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8)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尧曰》3)
古人言命,是不能理解宇宙及社会现象的缘故。
孔子所言,亦多关于人事。
天如有意志,伯牛不应有恶疾。
故孟子这样解释: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孟子·万章上》)
二、认识论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季氏》9)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述而》20)
孔子倡导多闻多见。
子曰: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述而》28)
子张学干禄。
子曰: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为政》18)
子曰: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述而》2)
“小子何莫学夫《诗》?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阳货》9)
孔子也重视思维。
孔子曰:
“君子有九思: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季氏》10)
子曰: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卫灵公》12)
感知与思维还应达成统一。
子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为政》15)
子曰: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卫灵公》31)
三、中庸思想
既是孔子的哲学方法论,也是其最高道德标准。
《说文》“中,正也。
”《尔雅》:
“庸,常也。
”
“过犹不及”(《先进》16)守其标准,不走极端。
不讲原则,即为“乡原,德之贼也。
”(《阳货》13)
一定事物的质,总是与它的量联系在一起。
要保持其质的相对稳定性,其量就得保留在一定的界限(即“度”)内。
“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的解释一番。
”(《毛泽东书信选集》p141)
第三节孔子政治思想
一、向往大同
孔子最高政治理想应是“天下为公”,见《礼记·礼运》: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
《论语》中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八佾》25)
孔子对尧、舜、禹极力赞美:
子曰: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泰伯》19)
子曰:
“大哉尧之为君也!
巍巍乎!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荡荡乎!
民无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泰伯》18)
孔子提倡政治民主: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阳货》9)
孔子没有君权神圣之说。
对事君,“勿欺也,而犯之。
”《宪问》他反对愚忠,主张不与昏君、暴君合作,甚至可以弃之而去。
如: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先进》24)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
”(《卫灵公》17)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这种政治民主的思想。
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孟子·尽心下》
“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孟子·离娄上》
孟子甚至主张起来推翻暴政: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
《孟子·梁惠王下》并引《尚书》为证: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
孟子还将“为民作主”的思想具体化为“与民同乐”的主张:
“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
”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孟子·梁惠王下》
《诗大序》作者亦承此精神,倡导“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
《诗》中亦有不少篇目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
如:
“谋之其臧,则具是违。
”(《小雅·小旻》)
“家父作诵,以究王凶。
”(《小雅·节南山》)
“非面命之,言提其耳。
”(《大雅·抑》)
《小雅·大东》一诗称:
“大东小东,杼柚其空。
”则反映了被周人征服了的殷、奄等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恨心情。
这也表明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大道既隐”之后家天下的政治局面的保留态度。
二、实现小康
这是孔子在有生之年内打算为之奋斗的现实的政治目标,其性质是和平变革,其途径是复礼正名。
是维新,还是革命,不可一概而论,应当“可以行则行,可以止则止”,要看时代条件如何。
和平变革如果行得通,就可减轻损失,人民群众也可少受一些战乱痛苦,对统治者则更为有利。
但如果当权者因太顽固而不肯变通的话,社会矛盾就会达到某一临界点,那就必然引发革命,也就是说只能采取革命一途了。
“复礼”不是全面复辟周礼,而是有所“损益”,是“旧瓶装新酒”。
“正名”也不是单争一个空头名义,而是循名责实,以此来整顿社会秩序。
子路曰: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
“必也正名乎!
”其理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子路》3)
在政治体制上,孔子主张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礼乐征伐应“自天子出”,有类联邦制形式。
各诸侯国内也应名实相符,大夫要守大夫的本分,不能架空国君,更不能弑君篡位。
鲁国季氏所为,诸如“八佾舞于庭”、“旅于泰山”、“三家者以《雍》撤”(皆见《八佾》篇)等行为就越出了自己的名分。
如能各守名分,就能保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稳定局面。
任何社会的统治者要想维持社会的安定局面,都得有一套统治秩序,都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名分”;不能朝令夕改,随意违背,否则就无法维持社会秩序,导致“国将不国”。
同样,在一个家族之内,父慈子孝,兄友弟悌。
在某一社会圈子内,在某一地区范围内“讲信修睦”,整个社会秩序就会好转。
人人循名责实,尽其本分,就会达到王道一统,天下太平。
三、为政以德
孔子提倡以德治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为政》1)主张“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孔子提倡富民政策,主张藏富于民。
“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
“富之。
”(《子路》9)而不仅仅是解决温饱。
要富民首先得反对横征暴敛: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
子曰:
‘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先进》17)
其次要爱惜民力,施惠于民,做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5);“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亦惠而不费乎?
”(《尧曰》2)
孔子主张把人当人看待。
对待人民,应重在教育而非重在刑罚。
他认为: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为政》3)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
孔子对曰:
“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颜渊》18)
“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颜渊》19)
孔子还反对不进行军事训练就驱使人民打仗的做法,他认为: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子路》30)他的主张是: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从戎矣。
”(《子路》29)
四、为政在人
孔子认为仁政的实现,必须依靠仁人志士,亦即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
“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中庸》)
要想形成良好的政治局面,就得“选贤举能”。
故孔子有言:
“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子路》2)“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为政》19)
孔子主张贤人政治,反对贵族世袭制: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先进》1)这就打破了血统、门第观念,突破了周礼用人“举亲故”的传统,为新时代士阶层人士登上政治舞台开辟了道路。
再如:
“雍也可使南面。
”(《雍也》1)
“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雍也》6)
孔子主张:
从君主到各级官员,都要克制私欲,恪守礼法,为民众作出榜样。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路》)
“子张问政。
子曰:
‘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颜渊》14)
“子路问政。
子曰:
“先之,劳之。
”(《子路》)即官员要走在前面,为民表率。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
‘政者,正也。
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颜渊》17)
子曰: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礼,则民莫敢不用情。
”(《子路》4)
统治者不过分贪婪,人民就不会铤而走险。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
孔子对曰:
‘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颜渊》18)
对人民不能搞政治高压。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
‘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对曰:
‘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之矣。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偃。
’”(《颜渊》19)
第四节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在“三十而立”之年创办私学,一生从未间断过。
他政治上失意,但教育上成功。
孔子本想在政治上有所为,而结果却只是以教书育人的形象展现在后人面前。
一、教育对象
其办学方针为“有教无类”(《卫灵公》39)。
东汉马融称:
“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
”
意即不分贵族和平民,不分华夏与蛮夷,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力。
这就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格局,扩大了教育的对象,使教育普及于平民。
孔子弟子绝大多数“贫且贱焉”,颜渊箪瓢屡空,樊迟学稼为圃,闵子骞芦衣推车,仲弓为贱民之子,原宪摄敝衣冠,子张为鄙家子弟,子夏衣若悬鹑,公冶长身陷冤狱。
《荀子·大略》:
“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下宝。
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
”
二、教育作用
孔子极为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他认为: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为政》3)
即认为道德教育是一种政策法令更为重要的统治手段,它能起到政策法令所不能起的感化作用,是一个社会长治久安所不可或缺的东西。
孔子也重视教育对个人的培养作用。
他认为: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阳货》2)因而主张早期教育:
“少习若天性,习惯之为常。
”(《大戴礼记·保傅》)
子贡、季路由“鄙人”进而为“天下列士”,即可证明教育作用之大。
人的先天素质差别甚小,后天人性及知识水准的差距主要是由教育和环境的不同造成的。
孔子也不是教育万能论者,他对“困而不学”者,亦即智力欠缺而又不肯受教的人是无能为力的: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倥控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泰伯》16)
三、教育目的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能“修己以安百姓”的士君子。
这种人德才兼备,既能弘道、志于道,又能治千乘之国,长万室之邑。
他们能做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泰伯》13)孔子培养的高足弟子大多能如此行事。
孔子以前,君子本为封君之子,即贵族子弟;士为国士,即贵族中的下层人士。
孔子将平民出身为弟子造就为士君子,实为进步之举,意义非同小可。
孔子理想的培养目标,则是具有完美人格的“成人”。
子路问成人。
子曰: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宪问》12)
四、教学方法
孔子从“学而知之”的认识论出发,重视闻见之学。
其学知过程也大体可分为学、思、习、行这四个环节。
这些都为孔子的教学思想奠定了牢靠的理论基础。
其教学方法论,重点介绍因材施教与启发诱导两条。
(一)、因材施教
朱熹有言: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
”(见《论语集注》)孔子以此法教人,亦有其原因。
一是社会需要各种专才;二是生源复杂,性格智力等差异很大;三是孔子对施教对象了解甚深,故可人使用此法教人。
孔子善于观察: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
”(《为政》10)他了解教育对象:
“贤哉,回也!
”(《雍也》11)“孝哉,闵子骞!
”(《先进》15)“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谚。
”(《先进》18)“师也过,商也不及。
”(《先进》16)“求也退,由也兼人。
”(《先进》22)故能进行因材施教。
子路问:
“闻斯行诸?
”子曰:
“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
“闻斯行诸?
”子曰:
“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
“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赤也惑,敢问。
”子曰:
“求也退,故进之。
由也兼人,故退之。
”(《先进》22)
(二)、启发诱导
孔子是启发式教学法的首创者。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述而》8)此法施教,以对子贡和颜渊最为典型:
子贡曰: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
“可也。
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其斯之谓与?
”子曰:
“赐也。
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学而》15)
颜渊喟然叹曰: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
虽欲从之,未由也已。
”(《子罕》11)
孔子教学,善用形象的说法。
要人珍惜光阴,不搞抽象说教,而是“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子罕》17)作气节教育时,不说“时穷节乃见”,而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罕》28)
五、德育思想
孔子特别重视德育。
其德育内容包括仁、孝、悌、慈、忠、义、智、勇、温、良、恭、俭、让、宽、信、敏、惠等伦理道德规范。
根据孔子的教育实践及知行观,可将其德育过程分为以下三阶段:
1、道德认识阶段
首先应晓之以理,使学生确立道德信念,然后才能以此为准绳去评价自己和别人的行为。
为此,孔子要求学生掌握整套较完整的道德概念,并且不厌其烦地答其弟子问。
2、道德情感阶段
然后动之以情,使学生知荣辱,明爱憎,分美丑,别善恶,从而道德责任感和义务感。
孔子还将诗与乐作为培养道德情感的材料。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泰伯》8)
3、道德行为阶段
最后则导之以行,在道德认识与道德情感的基础上付诸行动,方能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孔子的德育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慎言敏行。
“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14)“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里仁》24)“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宪问27》)
2、改过迁善
“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述而》31)“过,则勿惮改。
”(《学而》8)“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卫灵公》30)
3、以友辅仁
“友其士之仁者。
”(《卫灵公》10)“忠告而善道之。
”(《颜渊》23)“益者三友,损者三友。
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季氏》4)
4、严以律己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卫灵公》15)“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路》6)“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子路》13)
第五节孔子的文艺思想
《论语》中有些基本概念需要明确。
如:
1、“文”,大体相当于现汉“文化”之义。
如: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罕》5)朱熹注:
“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
”
凡著之于竹帛者皆谓之“文”。
“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
”(《述而》25)皇侃义疏引李充曰:
“其典籍辞义谓之文。
”再如“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雍也》27)“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学而》6)所谓“学文”,即学习文献典籍。
2、“文章”。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泰伯》19)朱熹注:
“文章,礼乐法度也。
”“子贡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
”朱熹认为“威仪文辞,兼六艺典籍与音容笑貌而言”。
皆为广义之概念。
狭义的“文章”单指文辞,其用法在《汉书》时才出现。
3、“文学”。
孔门四科中,“文学:
子游、子夏。
”(《先进》3)实则指治经的儒者。
《荀子·性恶》:
“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
”则指学问。
4、“文艺”。
《论语》中有“文”有“艺”,但未连称。
如“游于艺”(《述而》)、“求也艺”(《宪问》),皆指才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之属。
“文艺”连称见于《逸周书·官人》:
“隐于文艺。
”其意则指言辞文饰,也不同于今义。
孔子的文艺思想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文质兼备
“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雍也》18)皇侃义疏:
“质,实也。
文,华也。
”朱注:
“彬彬,物相杂而适均之貌。
”亦即文采与实质配合得当,形式与内容结合适宜之意。
文、质密切相关。
没有质,文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有质而无文,也体现不出质的价值与特征。
因为“文益其质,故人生而学,非学不入。
“(《国语·晋语四》)
《论语》中,“棘子成曰:
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
”(《颜渊》8)子桑伯子“无乃太简乎”。
(《雍也》2)老子、庄子亦赞同有质无文之说。
《老子》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庄子·缮性》则认为:
“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
另一极端则是文胜过质,这以周之卿大夫及史官为代表,繁文缛节,文多而质不足。
二、尽善尽美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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