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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组织管理模式的研究精品资料
体育赛事组织管理模式的研究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逻辑推理法等方法,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对我国承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管理模式进行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多重行政审批仍制约赛事发展、体育场馆管理体系和保障不足、办赛目的定位模糊、赛事商品价值认可程度不高等。
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建议提高赛事市场化和专业化,以提高我国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管理水平。
[关键词]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管理;市场
大型体育赛事作为城市营销、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城市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重要手段,备受国内外政企高度关注。
我国自1961年成功举办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来,开启了承举办世界赛事先河,之后成功举办了多项世界顶级体育赛事,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将我国承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推向了新的顶峰。
近年随着经济发展,国际知名体育赛事纷沓而至,承举办体育赛事不管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此厘清现阶段我国办赛组织管理模式发展历程,查找现阶段我国举办赛事存在的不足,对比欧美发达国家,探求符合我国国情的体育办赛管理模式,是当前体育赛事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一、我国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管理模式的历史沿革
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管理模式受政治体制、社会环境和经济体制的影响[1-3],我国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管理模式随着我国社会制度变迁和经济体育发展,不断发生转变。
建国初期,主要采用“举国体制”下的行政办赛组织管理模式,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的影响,体育赛事承举办采用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和行政指令相结合模式完成―――政府包办型办赛模式。
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和承办地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当地体育运动委员会(体育局)承办,运动单项协会和场地等单位协办,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作为赛事组委会组成部分,运用行政手段,完成赛事筹备和举办。
我国经济组织模式具有计划必然性、行政指令性的特征[4-5];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管理模式采用政府组织管理模式,以行政层级管理和指令管理为基本手段,政府作为管理主体和办赛主体,完成赛事承举办。
如以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为例[6],赛事受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周恩来、邓小平、贺龙、李富春、陆定一、罗瑞卿、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李维汉、陈叔通等中国领导人出席开幕式,贺龙元帅统筹管理,运用行政手段,完成赛事筹举办,这也开启了中国政府包办赛事先河。
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7],举全国之力,运用行政手段,充分调动各类资源,确保万无一失,完成重大赛事,展示国家形象。
同时大型体育赛事作为公共体育产品,政府承担赛事无限责任风险。
随着改革发展深入,我国由计划经济开始向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中国采取了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地方政府既是准市场主体和竞争主体,又是内公外私的产权组织[8];政府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资源调配,以达到短期何长期增长的目标[9]。
随着社会经济体制转变,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管理模式随着发生转变,由政府包办型办赛模式向政府主导型办赛模式转变,改革开放初期至北京奥运会举办,我国主要采取政府主导办赛模式。
如2004年F1大奖赛,北京网球大师赛、2004年中巴足球对抗赛等一系列国际赛事,是政府根据市场需要,申办并获取体育赛事资源,并再次进行二次分配,政府通过资源、资金以及政策支持,实现体育赛事蓬勃发展,并进一步推动体育经营法人实体化(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等),促进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
政府主导型办赛模式相较于政府包办型办赛模式具有了市场化的特点,并在这一阶段推动了体育单行协会实体化[10-11],单项协会实体化成为该阶段主要的特征,同时各级各类单项协会也成长为办赛的专业力量和市场推动动力。
政府申办体育赛事,作为申办主体承担着赛事承举办风险,财务风险等则逐步推向社会[11]。
随着社会经济改革破冰不断深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获得世界认同,形成了市场为基础调节,政府调控为辅、合理利益分配和全方位开放的经济体系[12]。
社会经济改革推动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管理模式改革和转变,办赛模式由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转变为市场主导型办赛模式,北京奥运会之后,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管理模式开始逐步向市场主导型办赛模式转型。
如2015年国际冠军杯由乐视体育引进中国并主办,2015年国际房车赛由星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引进并主办,企业为办赛主体,企业根据市场,向政府提出办赛申请,政府审批,企业向赛事所有方申请获取赛事举办权。
市场主导型赛事组织管理模式突出市场作用和地位,政府承担管理和监督责任,市场企业成为办赛主体,承担赛事财务、法律、竞赛等一系列风险。
二、我国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管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权利仍是赛事承举办的“绊脚石”
2014年4月,政协委员姚明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提出取消赛事行政审批,旨在让市场主体自由投资赛事,激活体育市场,带动体育产业和全民健身的发展,扭转国民体质下滑的趋势[13]。
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提出激发活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赛事审批。
2014年10月,《国家体育总局关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体政字〔2014〕124号)(以下简称《意见》)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赛事审批,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体育事业,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组织和承办体育赛事的积极性。
2015年赛事承举办并未出现“井喷”。
卢元镇认为,取消赛事审批是伪命题,指出《意见》将赛事分为四类,并发布《赛事名录》,《赛事名录》之外的商业赛事、群众赛事以及公益赛事取消审批,体育系统内赛事资源并未涉及,造成赛事资源不对等,难以驱动市场积极性[14]。
仅取消体育行政单位的赛事审批,办赛行政审批难度仍然很大。
大型体育赛事涉及体育部门、公安部门等数十个政府行政主管单位,仅取消体育行政审批显然不够。
意大利超级杯主办方认为,取消行政审批赛事成本仍居高不下,公安审批周期延长,赛事落地的不确定性增加,障碍犹存。
唐禹体育[15]直指《意见》出台后,办赛难度增加;《意见》出台后,赛事属于市场行为,难以获取赛事关联行政管理单位的许可,比赛器材、媒体器材、甚至运动员都无法进入中国。
”由此可见,《意见》出台后,办赛难度有增无减。
(二)体育场馆管理体系和保障不足
体育赛事举办离不开体育场馆,体育场馆硬件设施,服务管理对体育赛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体育场馆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提供公共服务。
通过调研发现,我国绝大多数体育场馆采用事业单位管理模式,受体制机制的束缚较多:
首先,经营行政化,事业单位仍属于计划性运作,市场对资源调配起到作用不强;其次,收支独立财务管理模式,场馆经营管理者积极性不高;再次,事业编制制约了人才的流动和竞争;最后,服务管理水平整体不高等制约了体育场馆管理服务水平的提高。
体育场馆对赛事承举办制约还体现在硬件整体水平不高,以承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为场馆建设契机,是我国场馆修建主要特征,如奥运会的北京鸟巢、全国六运会的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全国九运会的广州奥体中心等等,以满足单项体育赛事需求为导向的体育场馆建设,难以满足赛事市场多样化运作的需要。
体育场馆基础建设仍采用行政运作制度,更是难以满足赛事全方位的需求,如2016年7月,斯坦科维奇洲际篮球杯赛在北京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由于赛事需要网络高清直播,场馆无法提供满足赛事直播需求的网络服务,等等。
市场主导型办赛模式需要体育场馆的保障,制度对接显得尤为重要,而体育场馆事业单位管理模式不利于赛事市场运作。
(三)办赛目的定位模糊办赛目标
直接决定了赛事选择、筹办、举办以及传播等,为此明晰赛事办赛目标至关重要。
企业主体通过市场运作举办赛事,亘古不变的目标就是通过承举办赛事逐利,市场主导型办赛模式明确了赛事经济效益和市场效应。
相对市场而言,政府主体则以提供公共资源,满足人民体育消费需求,塑造城市名片等为主要目标。
企业主体与政府主体在办赛目的上的分歧,如何实现企业办赛目的与政府办赛目的一致,是赛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行政办赛和政府主导办赛历史悠久,造成了企业主体等、靠、要办赛习惯,期待通过政府资金、资源扶持,实现企业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形成企业依赖政府办赛模式。
企业主体无限放大赛事公共产品的属性和塑造城市品牌的能力,政府办赛目的作为企业主体的目的,换取政府资金和资源,造成赛事企业主体过分依赖政府,自身造血能力不强,市场运作能力没有全面释放,严重制约了赛事市场经营。
(四)赛事作为商品的价值认可程度不高
赛事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产销同时,转播权作为赛事价值实现一部分,可直接获取效益;还可以通过传播,增加其影响力,扩大赞助权益,获取赞助资源。
我国电视台属于事业单位,掌握着电视播出资源,控制终端。
企业主体举办赛事,为获取传播效益,免费将自身的赛事版权资源输送给电视播出主体,甚至需要付费给电视播出主体,尤其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掌握着我国最大的电视播出资源,赛事通过中央电视台播出往往需要支付昂贵的费用;同样纸媒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成为我国赛事市场化最大的绊脚石。
而在欧美等较为发达的体育产业市场,赛事版权是赛事收入的主要来源。
我国电视台属于事业单位,应该履行社会公益目的,为人民提供优质的节目,企业主体举办体育赛事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赛事观赏需求,电视台需要购买赛事版权,提供给人民群众。
现阶段电视台以掌握播出终端为条件,要求赛事版权拥有方支付播出费用,实际是用公权力和公共资源做交换条件,获取经济效益,阻碍了体育赛事发展。
赛事作为商品价值认可程度不高,还体现在“招待票”等无价值证券诉求,赛事主管单位通常要求组委会提供一定数量的无价值证券,满足观赛的需求。
基于赛事商品价值,这部分赛事门票没有实现自身商品价值,影响有价门票的销售,扰乱门票市场,使赛事价值更难实现。
三、国外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管理模式分析
分析国际同类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管理模式,如洛杉矶、巴塞罗那、东京、新加坡、悉尼等城市,了解其赛事组织管理模式和经验,借鉴和学习,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管理能力和办赛水平。
(一)美国―――以洛杉矶为代表
洛杉矶是美国文化娱乐中心,金融业和商业迅速发展,是美国仅次于纽约的金融中心。
洛杉矶体育赛事高度商业化,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启了奥运商业盈利模式,利用商业巨头竞争,增加广告收入,挖掘注意力关注点,高额转让电视转播权,开启了奥运会市场化运作的历史先河,也奠定了洛杉矶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管理的基础。
洛杉矶大型体育赛事纷呈,拥有多项国际性体育赛事、全美职业联赛等,赛事的规模大、影响广、级别高,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洛杉矶大型体育赛事办赛具体做法如下。
一是办赛市场化、社会化程度高。
洛杉矶采用授权给非政府组织的企业和组织运管管理赛事,财务收支和公益性是选择赛事核心影响因素。
洛杉矶体育赛事管理相对松散,不仅洛杉矶体育理事会申办和承举办各类赛事,当地组织(包括非体育的政府部门、场馆、体育协会、俱乐部、私人公司会自发地)也申办和运作赛事。
募集私人资金成立的非盈利性组织,如体育理事会、洛杉矶市体育与娱乐委员会是促进体育和体育赛事发展的主要力量。
二是办赛目的明确。
洛杉矶以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为办赛最终目标。
洛杉矶通过地方体育理事会和地方组织自行决定赛事申报,以赛事评估结果为依据,包括赛前评估和赛后评估,对于决定申办的赛事,会对其潜在效益和成本进行严格的评估,内容主要包括赛事对公众的吸引力、赛事的历史和表现、赛事的声望、赛事的经济效益、当地主办者举办赛事的成本、赛事与大型组织和赛事的联系,无论是洛杉矶体育理事会,还是洛杉矶市体育与娱乐委员会,对所申办的赛事都会进行赛后评估,并邀请第三方评估组织完成评估。
洛杉矶充分考虑和兼顾大加利福尼亚地区赛事举办,规避同类竞争。
(二)西班牙―――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第二大城市,是一个极具体育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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