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对青铜器的收藏和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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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对青铜器的收藏和研究
宋代对古代青铜器的收藏和研究,一方面是审美情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还寄托了士大夫阶层“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
古器物学在上层与礼制改革相结合,逐渐渗入礼学传统之中,改变着士大夫对“古”的认识,导致徽宗和高宗两朝大规模的复古运动,最终使古器形制成为国家祀典用器的标准。
同时,古器物学的成果也向民间扩散,并与民间固有的工艺传统相结合,创造出一批独特的仿古器物。
在制作仿古器物时,必须有具体的“样本”根据,当时人称之为“样制”、“样式”或“图样”。
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究竟从何而来,如何逐步形成固定的制度,古器作为“样本”如何在仿古制作中发挥作用,这些都是本文着重讨论的问题。
一从《三礼图》到《博古图》
北宋时期,朝廷制作礼器的样本是宋初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
聂氏《三礼图》继承了汉唐经师对于“三礼”名物制度的认识,其特点是从文献出发,通过经文和历代注疏来复原上古礼器。
这样就难免出现很多望文生义的想像,以今人的眼光看来,其中荒谬可笑之处比比皆是。
宋初将《三礼图》定为朝廷礼乐制作的范本,并图绘于国子监讲堂之壁,享有权威地位,但学者范围内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息。
《三礼图》的问题,在传统经学体系内是无法解决的,必须求助于新的知识背景。
宋代金石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更新传统礼学的任务。
宋代古器物学的先驱刘敞就是一位礼学专家,“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焉”;他收藏先秦彝鼎数十件,经常说:
“我死,子孙以此蒸尝我。
”他在《先秦古器图》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礼家明其制度”应是古器研究的目标之一。
刘敞之后最重要的古器物学家吕大临,是理学家程颐的弟子。
他博学多识,“通六经,尤邃于《礼》,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
他曾“集诸家之说补《仪礼》”,又在家庙祭礼中使用古器,穿着古礼服。
可见他的古器研究更是与复兴古礼的实践相结合。
吕大临的《考古图》虽然没有直接批评《三礼图》的错误,但是他确立了根据器物“自名”来为古器定名的原则,实际上已经在很多方面否定了《三礼图》,在当时的学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着崇古之风的盛行和古器物学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直接对《三礼图》提出质疑。
比刘敞稍后的沈括,就已根据出土的“黄目彝”、“谷璧”、“蒲璧”等物,指出“《礼图》亦未可为据”。
受学于王安石的陆佃,撰写了《礼象》十五卷,“以改旧图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遗物,与聂图大异。
”可见在徽宗改制之前,士大夫中间已经出现了摒弃《三礼图》,根据古器实物来绘制新《礼图》的尝试。
有了近百年古器物学传统的支撑,众家古器图的导夫先路,以及士大夫阶层高涨的复古热情,才有徽宗朝规模空前的礼乐制作。
大观元年(1107),徽宗于尚书省设置议礼局,作为推行礼制改革的专门机构。
二年十一月,议礼局详议官薛昂上奏:
“‘臣窃见有司所用礼器如尊、爵、簠、簋之类与大夫家所藏古器不同,盖古器多出于墟墓之间,无虑千数百年,其规制必有所受,非伪为也。
……今朝廷欲订正礼文,则苟可以备稽考者,宜博访而取资焉。
臣愚欲乞下州县,委守令访问士大夫或民间有收藏古礼器者,遣人往诣所藏之家,图其形制,点检无差误,申送尚书省议礼局。
其采绘物料,并从官给,不得令人供借及有骚扰。
……’奉圣旨依所奏。
”
当时使用的礼器仍然依照《三礼图》制作,要制作新礼器必须有新的样本,但是除《三礼图》之外,朝廷手中并无其他图样。
北宋朝廷收藏的古器,虽然早在皇祐三年(1051)就已有图录编辑,但规模毕竟有限。
此后半个多世纪中,皇家藏器始终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和研究,更没有刻意去搜集民间古器。
李公麟、吕大临诸家《考古图》收录的器形,虽然可供士大夫赏鉴考究,但器类并不完整,无法与礼书完全对应;摹绘刻印也比较粗劣,器形失真较大。
为了给新礼器提供可靠的样本,编纂一部高质量的“古器全集”就成为当务之急。
徽宗一方面采纳薛昂的建议,派人到收藏古器之家摹绘图形;另一方面,将皇家收藏的古器编绘为《宣和殿博古图》,即后来《重修宣和博古图》的前身。
因此,《博古图》修撰的初衷,应该是为改造礼器提供一部“图样”集;在后来的实践中,它也的确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随后,出于收藏鉴赏和制礼作乐的双重需要,徽宗开始大规模从民间搜集古器。
到政和年间,内府藏器增加到六千余件,宣和年间更是“累数至万余”。
从传世品和历代著录的铭文看来,徽宗朝的仿古礼器主要集中在政和四年至七年之间,这与古器“样本”的大量增加是分不开的。
随着大批新制礼器被用于祀典,《三礼图》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
政和五年六月,校书郎贾安宅上言:
“‘崇义图义皆诸儒臆说,于经无据。
国子监三礼堂实存图绘,下至郡县学间亦有之,不足示学者。
宜诏儒臣编次方今礼乐新制,器用仪绘于图,著其义具,后成书颁焉诏。
’《三礼图》及郡县学绘画图象并改正,旧所绘两壁《三礼图》并毁去。
”
此前,议礼局于政和三年(1113)编成《政和五礼新仪》,颁降于地方州军,取代了奉行多年的旧礼。
但由于当时大规模的礼器改造尚未展开,《五礼新仪》中并未包括新的礼器图样。
在贾安宅的建议下,《三礼图》被彻底废弃,国子监及地方州县学墙壁上所绘的图样都被毁掉。
但是,他提出的将新礼器图样编纂成书的要求,却迟迟没有实现。
直到宣和元年(1119),大多数地方州军仍然没有得到新的礼器图样。
《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七○:
“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永兴军路安抚使董正封言:
‘窃惟朝廷讲明祀事,颁降五礼,规矩仪式具备。
然而祠祭所用樽俎笾豆簠簋之类,或有未应法式去处。
如臣前任知郓州及今来永兴军,释奠祭祀所用礼器一切损弊。
及臣前任知杭州日,蒙朝廷降式样制造上件礼器,与今来逐处见用全然大小不同,恐失朝廷奉祀之意。
望下有司彩画式样,降付逐路制造,以供祭祀,所贵上尊朝廷奉祀之礼意。
’诏送礼制局绘图颁降,令诸路州军依图制造,内有铜器者,以漆木为之。
”
据董正封所言,当时个别州军(如杭州)曾得到朝廷颁降的“式样”,并依样制造了新礼器,这或许就是贾安宅上书的效果。
董正封上言之后,朝廷曾有诏命礼制局绘制礼器图样,颁降诸路州军。
不过从以后的事实看来,这次下诏恐怕并没有造成广泛影响,甚至朝廷有没有将新礼器图样编辑成书都不无疑问。
如果徽宗朝已经有编辑成书的新礼图,或者地方已普遍得到新图样,那么高宗初年制造礼器时,就不会因为无图可依而被迫沿用《三礼图》的旧样了。
徽宗朝在大规模改造礼器之后,为什么没有用新的《礼器图》来取代《三礼图》呢?
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
第一,根据大观二年薛昂箚子,当时派画工到收藏古器之家摹绘图样,用的是彩绘;而据宣和元年董正封上言,朝廷颁降地方的新礼器图样,用的也是彩绘。
由此可知,《宣和博古图》的原本,应该也是彩色绘制的。
之所以用彩绘,应该是为了更真切的传达古器的形象,在彩色照相技术发明之前,这是最高级的方法。
但是当时的印刷技术无法实现彩色套印,这就决定了《博古图》和新礼器图样不能用雕版印刷的方法大批复制。
朝廷手中大概只有少量手工绘制的副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普遍颁降于地方。
第二,徽宗制礼作乐的重心是郊祀明堂等国家大典,而在中央,《博古图》已经很好的起到礼器图样的作用。
至于地方礼器的滞后,朝廷并不急于解决,也就没有刻印新礼图的迫切需要。
徽宗没有想到,他费尽心血搜集的古器物,制礼作乐的辉煌成果,都在靖康之难中毁于一旦。
由于政和、宣和年间没有及时将新礼器图样编辑成书,使得高宗朝重建礼乐制度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二高宗朝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
高宗即位于兵革之际,急需通过国家祀典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建炎二年(1128)八月,“诏令东京所属搬取起发祭器、大乐、礼神真玉、朝祭服、仪仗法物,赴扬州行在,应副郊祀大礼。
”这次大典,使用的是东京搬来的金人劫余之物;这些礼器多是徽宗时改作的产品,南宋人称之为“新成礼器”。
建炎三年金兵南下,高宗仓皇渡江,礼器仪仗尽皆抛弃。
待到绍兴元年(1131)举行明堂大礼时,所有祭器只能重新制造。
此时朝廷手中甚至没有任何“新成礼器”的图样,不得已只好重新搬出《三礼图》。
经过徽宗朝轰轰烈烈的复古运动,却又回到《三礼图》的老路上,这是皇帝和士大夫都无法接受的。
于是,千方百计搜寻“新成礼器”样本,就成为高宗朝礼制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
绍兴四年(1134),又值举行明堂大礼之年。
四月,礼部侍郎陈与义等上奏:
“‘今来明堂大礼所用祭器,系令太常寺画样,令临安府下诸县制造。
本寺契勘新成礼器,昨除兵火后常州缴纳到簠并壶尊、山、牺罍各一外,其余尊罍笾豆爵坫并簠之类,并无样制,亦无考古图册照据。
今来未敢便依绍兴元年明堂大礼例,画竹木祭器样制。
’诏依绍兴元年明堂大礼所用《三礼图》样制造。
”
可见,当时南宋朝廷已经致力于从民间搜集流散的“新成礼器”,但数量极为有限。
陈与义等提到的“样制”,应该是指“新成礼器”的图样;而“考古图册”指的应是古器图录,尤其是《宣和博古图》。
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的确将《博古图》等图录当作礼器图样来使用。
这次明堂大礼仍然和绍兴元年一样,依《三礼图》样用陶瓷竹木制造祭器,这也是因陋就简的权宜之计。
不过国子监丞王普等人还是对当时的礼器样制提出了批评:
“按祭器实仿聂崇义《三礼图》制度,如爵为爵形,负盏于背,则不可以反坫;簠簋如桶,其上为龟,则不可以却盖。
此类甚多,盖出于臆度而未尝亲见古器也。
自刘敞著《先秦古器记》,欧阳修著《集古录》,李公麟著《古器图》,吕大临著《考古图》,乃亲得三代之器,验其款识,可以为据。
政和新成礼器制度皆出于此。
其用铜者,尝有诏外州以漆木为之。
至主上受命于应天,郊祀于维扬,皆用新成礼器,初未尝废止。
缘渡江散失,无有存者。
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器制度为定。
其簠簋尊罍之属,仍以漆木代铜,庶几易得成就。
”
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在百余年来《三礼图》与金石学的较量中,后者最终获得了胜利。
经过徽宗一朝的复古运动,《三礼图》在士大夫心中已经完全丧失了权威性。
他们所推崇的,是仿照古器制造的“新成礼器”。
在他们看来,形制合于“古器制度”是第一位的,至于材质是用铜还是漆木则是次要问题,可以根据条件权宜处置。
王普的建议由于朝廷没有“《博古图》本”而被搁置,但以他为代表的声音却在不断推动朝廷向着政和新礼的方向回归。
绍兴九年(1139)八月,高宗就曾诏命东京留守搜集残余的“新成礼器”。
是年十月,太常寺提出了改造铜爵的建议:
“今遵依指挥讨论祭祀服用,欲且遵依绍兴四年已得指挥外,其所用爵以木为爵形,而背上负尊。
按《郊庙奉祀礼文》谓许氏说“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
昨来臣僚看详,以谓不应古制,欲仿古刻为爵形,凿其背以实酒,以应《说文》“中有鬯酒”之义。
又考《礼象》铜爵之制,有首、有尾、有柱、有足、有柄,正得古制。
兼昨来政和年间,已曾依此改正铸造,缘渡江之后,类皆散失。
兼昨绍兴七年明堂大礼,御前降到古铜爵,依得《礼象》制度。
今来合将木爵并行改正,用铜制造。
欲乞送工部下文思院,依样制造铜爵并坫。
”
据此段史料,绍兴七年明堂大礼曾使用“御前降到古铜爵”。
《郊庙奉祀礼文》为神宗元丰年间太常陈襄等人所详定,陆佃亦曾参与其事。
有趣的是,这次礼官在论证古爵形制时,还参考了陆佃《礼象》中的图样。
在朝廷缺乏新礼器图的情况下,私家撰述的礼图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这次讨论能够将文献、礼图、古器实物相结合,说明古器物学已经深深的渗入到礼学的传统中。
绍兴十年(1140)七月丙寅,太常寺奏大礼祭服事,高宗表示:
“朕尝考三代礼器皆有义,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义。
朕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令复古。
”此后,南宋朝廷终于访求到《宣和博古图》,使复兴“政和礼器”成为可能。
绍兴十三年(1143)二月,礼部上奏:
“窃闻朝廷已求得《宣和博古图》本,欲乞颁之太常,俾礼官讨论改造,将来大礼祭器悉从古制,以称主上昭事神祇祖考之意。
”其后皇帝下诏,由秘书省现管的三部《宣和博古图》中“给降”一部。
从此,《宣和博古图》就成为南宋改造礼器最重要的依据。
绍兴十四年(1144)七月,高宗命给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鈇、内侍王晋锡等人主管改造礼器事宜,同时还成立了专门机构——礼器局。
十五年(1145)八月,高宗手诏命有司讨论修整南郊大礼所用祭器。
十月,太常寺上奏:
“今检会政和六年臣僚家庙所用祭器,系礼制局制造。
取旨以次给赐臣僚之家,令将逐色祭器内各取一件缴赴所在州军,限目下差人管押赴寺,以凭照应讨论施行,用毕给还。
”政和年间制造的“新成礼器”除大批用于国家祀典以外,还曾赏赐给重臣作为家庙祭器,蔡京、童贯等权臣都曾得赐。
这些家庙祭器完整保存了“新成礼器”的组合原貌,因此成为重要的“样本”资源。
十一月十一日尚书省箚子:
“契勘参知政事翟汝文曾任礼制局官,其家以古器、制度、文字并图样甚多,乞下翟耆老尽数检寻,时踅发赴礼器局参照讨论,候了毕给还。
”翟汝文是徽宗时参与制礼作乐的骨干,史称其“好古博雅,精于篆籀”;政和礼器的很多铭文都是出于他的手笔,他还曾自制仿古铜器。
此时翟汝文虽已去世,但其家中仍藏有很多古器、图样和铭文拓本,很可能还包括政和礼器的图样,此时也命其子翟耆年尽数上交。
经过多年来不遗余力的搜寻,南宋朝廷终于积累了足够的礼器样本。
十一月,段拂、王鈇等人汇报了他们制定的改造方案。
从这一方案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改造礼器的最高标准是《博古图》和“新成礼器”。
凡是《博古图》“该载”的,如著尊、著罍、壶尊等器物,均以《博古图》为样本来制造,同时参考“新成礼器”样式。
《博古图》没有“该载”,但有“新成礼器”可以依据的,如山尊、铏鼎等器,就仿照“新成礼器”来制造。
《博古图》不“该载”,又无“新成礼器”可供仿照者,如概尊等器,就参考“秘书省见管古器”来制造。
实在没有样本可以依据,而又无关紧要者,比如“太庙俎案”,仍然按照《三礼图》改造(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所有礼器的材质均严格按照礼书规定的制度,除圆坛正配位祭器依礼仍用陶瓷器外,其他此前权用陶瓷漆木器代替者,均改用铜器。
当然,此时南宋政府的实力已经足以支持如此大规模的制作了。
通观南宋朝廷恢复“政和礼器”制度的过程,主要的“样本”来源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一《宣和博古图》
这是最重要的“样本”依据,绍兴初年几次改作礼器的动议都因没有《博古图》而作罢。
直到绍兴十三年太常获得《博古图》之后,大规模的改作才得以展开。
二政和“新成礼器”
“新成礼器”包括国家祀典用器和颁赐臣僚的家庙祭器。
前者有一部分被金人掳走,劫余者被高宗搬到扬州,用于建炎二年的郊祀大礼,又在渡江逃难途中散失。
其后陆续搜集到的“新成礼器”,据《玉海》卷六十九记载,仅存五件,可能包括陈与义等提到常州缴纳的“簠并壶尊、山、牺罍各一”,以及段拂等所言太常从街市收买的一件山尊。
绍兴十五年下诏从臣僚家收来的家庙祭器,也许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三朝廷所藏古器
包括内府和馆阁的收藏。
《绍兴稽古录》一书的编纂,可能与《宣和博古图》一样,都是为制造新礼器提供样本。
四私人收藏的古器和图样
主要从翟耆年处获得。
这批资料与“政和礼器”有密切关系,可能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五私人撰述的新礼图
绍兴九年改造爵坫,依据的是陆佃《礼象》的图样。
六《三礼图》
《博古图》不载,而又无“新成礼器”及古器可仿照者,仍依《三礼图》旧样。
这部分礼器为数极少。
为了恢复政和礼制改革的成果,南宋朝廷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君臣上下意见高度一致,可见政和新制是如何深入人心。
绍兴年间为改造礼器搜集“样本”的过程,将北宋时期古器物学和礼学的研究成果汇集到一起,并且力求最大限度的忠实于“新成礼器”的原貌。
绍兴十五年改造礼器的同时,还曾将新礼器图样编绘成书,是为《绍兴制造礼器图》。
能够取代《三礼图》的全新《礼器图》终于诞生了,而且可以镂版印刷,这使得新礼器图样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
政和“新成礼器”至此得到全面复兴和巩固,《三礼图》的旧样最终退出了国家一级的祀典。
三南宋民间仿古制作的“样本”来源
虽然新礼器已用于国家祀典,新的《礼器图》也已成书,但是要推广到地方,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还需要一个过程。
光宗绍熙初年,朱熹在一份申状中指出:
“淳熙颁降仪式并依聂崇义《三礼图》样式。
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
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以其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
今州县既无此本,而所颁降仪式印本,尚仍聂氏旧图之陋,恐未为得。
欲乞行下所属,别行图画镂板颁行,令州县依准制造。
其用铜者,许以铅锡杂铸。
收还旧本,悉行毁弃,更不行用。
”
绍兴十五年(1145)奉圣旨“开说印造”的,应该就是《绍兴制造礼器图》。
印制此图,除了方便朝廷使用外,更重要的是“颁付州县遵用”,将新礼器向地方推广。
但不知为何,这次的圣旨与徽宗时一样,未能贯彻实施,州县仍未得到新图样。
早在孝宗淳熙六年(1179)以前,朱熹就请求朝廷将“《政和五礼新仪》内外县臣民合行礼制,镂版行下诸路州军,其坛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画图本,详著大小高低广狭深浅尺寸行下,以凭遵守。
”但是淳熙六年编纂的祭祀仪式参考的却是“大中祥符颁降州县释奠祭器制度”,祭器仍用《三礼图》样式。
在朱熹的要求下,绍熙五年(1194),太常寺将改正后的州县释奠仪式“行下临安府镂板,同《绍兴制造礼器图》印造,装背作册,颁降施行”。
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绍熙州县释奠仪图》,通过它,我们仍能窥见《绍兴礼器图》的部分原貌。
《绍熙州县释奠仪图》颁降于地方,使新礼器样式得以普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新礼器向地方扩散的另一个途径是家庙祭器的颁赐。
绍兴十六年(1146),新礼器大部造成之后,高宗还命礼器局依政和年间旧制,为太师秦桧制造家庙祭器。
此后,重臣由朝廷颁赐家庙祭器遂成定例,韦渊、吴益、杨存中、吴璘、虞允文等人都享受过这种殊荣。
但是,由于铸钱所需的铜资源匮乏,从绍兴二十八年(1158)开始,朝廷多次收缴销毁铜器,并厉行禁止民间私铸。
这样一来,颁赐祭器的定例也无法顺利执行。
淳熙六年(1179),朝廷命工部文思院为中兴功臣韩世忠制造家庙祭器,但有司却提出了缺乏铜料、工匠等困难。
此后,一些大臣多次就此事上书,反对和支持的意见不相上下。
直到淳熙八年(1181)十月,才有了最终的解决方案:
由文思院制造木爵、木勺各一,其余祭器由太常彩画式样,一同颁赐,“听其自造,并用竹木”。
此后,多数大臣的家庙祭器大概都是由朝廷颁赐图样,自行制造。
太常彩绘的图样,与印刷本《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相比,应该会更加精致准确。
而图样的传播要比实物更容易,这样一来,也促进了新礼器在民间的扩散。
与此同时,金石学传统仍然在向前发展,北宋时期的金石著作得到更广泛的流传。
据翟耆年《籀史》记述,他有一次偶然造访叶梦得的书斋,发现案头摆放着吕大临的《考古图》。
从《考古图》在当时的影响看来,很可能已经有刻本流传。
而据李邴为王俅《啸堂集古录》所作序言,当时《宣和博古图》“流传人间者才一二见而已”。
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博古图》,由于原本是手工彩绘,且深藏于皇宫秘府,其在民间的流传范围远远不如《考古图》等私家著作。
直到元明时期,《博古图》印本普及之后,它才成为民间仿造古铜器的“样本”宝库。
南宋时期,民间的铜器制造业虽然屡遭禁止,却仍然相当兴盛。
建康府句容县自唐代以来就以出产铜器闻名,北宋以来,在收藏古物之风的带动下,开始制造仿古铜器。
绍兴十年(1140),文思院承旨改造铜爵坫,因“本院全阙铸工匠”,“询问得建康府句容县多有铜匠,造作古铜器货卖,制作精致。
乞朝廷指挥建康府下句容县计置,依样铸造。
”可见,当时句容的仿古铜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致朝廷制作礼器不得不求助于当地工匠。
而这些民间工匠在为朝廷效力的同时,也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古器和图样,把这些“样式”带回民间。
此后,无论地方州县制作庙堂礼器,还是官僚世家制作家庙祭器,都要借助这些民间匠人。
绍兴新礼器的“样式”也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民间的工艺传统中。
因此,南宋时期民间仿古制作的“样本”来源是异常复杂的。
其中有刊刻流传的各种古器图录,有朝廷颁降地方的礼器图样,有官僚世代相传的家庙祭器,也有士大夫家收藏的古器实物。
这些因素在传世和考古发掘的实物中都有所反映。
下面,我们就结合1996年四川彭州南宋铜器窖藏出土的器物来做一下具体分析。
该窖藏所出铜器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仿古铜器,比如琮、甗、鼎、尊、盘、蒜头扁壶等;第二类是仿照当时的生活用器,尤其是瓷器,比如执壶、长颈壶、瓶(包括八棱瓶,“组合式”瓶)等;第三类是将古器造型与日常用器相融合的产物,比如三足壶、鬲形瓶。
这批器物的一大特点是多“组合式”器,也就是整器分成两个可拆卸的部分,这可能是由于制作工艺的限制;同时也说明,这些器物大多不是实用器,而是仪式所用的陈设。
多数器物是靠锤揲成形而不是铸造,而且是各部件分别成形后再焊接成一体,导致很多本应有耳的器物(鼎、甗)将耳省去了,仅有一件甗有靠铆钉连接的附耳。
器物的纹饰多采用錾刻和锤揲工艺,说明当时的铜器制作工艺已经与古代有天壤之别,而且受到了金银器的很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器物中甗的数量很多(完整器共有6件,另有不成套的鬲形足两件,器口4件),但甗并不是国家祀典中规定使用的器类。
其中体形最大的一件甗在颈部和腰部都有附耳,形制与吕大临《考古图》卷二收录的“圆篆甗”非常相似(47)。
一件鬲形足的内底有阳线篆书铭文:
“圆篆甗汉□男平永宝用”,“圆篆甗”这个名称显然是从《考古图》搬来,而本器顶部平面的纹饰与《考古图》所描绘的“圆篆甗”甑底部隔箅的形状一模一样。
另外一件残存的甗甑部,其方唇、外鼓的圆肩也与“圆篆甗”如出一辙。
甗的足部都是用铜片弯曲而成,而且多外撇,其侧视效果与《考古图》中缺乏立体感的图像非常相似。
纹饰中的兽面纹、云雷纹等都有很大变形,如云雷纹多是僵硬的圆形、回形,与《考古图》也很接近。
因此,《考古图》应是这些器物的主要“样本”来源。
而且制造者基本不了解“样本”的原有意义,只求外观相似,于是省去了原本具有特定功能的部分,却在某些细节上一味模仿。
该窖藏还出有一件“组合式”尊,仅存上半部分,也就是商周时期“三段式”尊从器口到肩部以上的一段,其形制、花纹与故宫博物院所藏宣和三年山尊极其相似。
经对比可以发现,纹饰的细节几乎一模一样,仅颈部龙纹的排列方向与宣和山尊相反。
可见本器的“样本”应该就是宣和山尊。
如果制作者参考的是图样,不太可能达到如此精确的程度,他们应该看到了实物或高精度复制品。
这件器物很可能是仿照朝廷颁赐的家庙祭器来制作的。
前文提到,绍兴十五年段拂等人改造礼器时,有一件从街市收买的山尊被当作“样本”。
因此,南宋时期的“山尊”很可能是由宣和山尊一脉相传而来。
这批器物的纹饰除了取自铜器的兽面纹、云雷纹、蝉纹、乳钉纹等,还有来自金银器和瓷器的窗棂纹、缠枝纹、花瓣纹,而且这些来源不同的纹饰往往呈带状交错安排在同一件器物上。
蝉纹均被安排在纹饰带的顶层或底层,兽面纹一般在中心的显著位置,这些都遵循了铜器纹样的传统。
但乳钉纹出现在甗上则是青铜器中没有的现象,和三足壶和鬲形瓶的造型一样,可以说是制造者的大胆创造。
我们推测,这批器物可能是士大夫阶层家庙中使用的礼器,应该出自民间工匠之手。
器物的主人大概没有资格享受朝廷颁赐祭器的待遇,出于仰慕攀比的心理而制作了这些器物;为了避免“僭越”,他有意回避了国家祀典规定的器类。
因此,多数仿古器物不是按照朝廷颁降的礼器图式,而是参照《考古图》来制造的。
另一些器物则模仿当时常见的金银器和瓷器。
只有那件“仿宣和山尊”显示出制造者曾见过朝廷颁降的祭器。
多年来,四川地区曾陆续发现一些南宋仿古铜器,出于窖藏的可能是家庙祭器,出于墓葬的可能是墓主生前收藏的“古玩”。
其“样本”有些明显取自古器图录,有些可能是仿照民间收藏的古器,基本看不到朝廷礼器的影响。
虽然同是崇古风尚和金石学影响下的产物,南宋时期仿古制作的民间传统与官方传统之间却有相当大的区别。
官方传统带有复古改制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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