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五四时期中国优秀知识分子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吴宏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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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五四时期中国优秀知识分子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吴宏亮
试论五四时期中国优秀知识分子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吴宏亮
摘要: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一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中国传统文
化的“忧患情结”是五四时期优秀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渊源,救亡图存背景下对革命理论的迫切需
要是根本动因,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正反两个方面启示着中国人甄别救国方案,是重要的国际因素,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是必备的思想条件和物质基础。
而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开展,
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从比较中鉴别,从实践中认识,从斗争中凝练,最终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一、传统士人的文化心理渊源
五四时期的优秀知识分子,是在“打到孔家店”的呐喊声
中走向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
受到良好儒家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共同
认为,在当时不倒孔就不能解放思想,就不能接受新的主义。
以自己所学的主义打倒支配自己的主义,这种看似矛盾情况
的出现,正是优秀知识分子长期接受儒家思想熏陶教育的结
果,心理就是在中国传统士人的头脑里流淌了两千多年的“忧患
情结”,其哲学基础则是儒家倡导的“修齐”、“治平”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国家民族的严重危机,传统士人的
忧患意识愈加显著。
正如毛泽东所语: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
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
五四时期的优秀知识分子继承了这种中华文化的精华,
他们怀着和历史上先辈们同样的忧患情结,以抵御外侮、人
民解放为己任,不断探索挽救民族危机的新方案
。
可见,五四时期
的优秀知识分子们都是怀着强烈的济世救民的忧患情结而
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忧患情结正是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
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因素。
二、近代中国国情的发展所致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情的主旋律是图存救亡,优秀分子
们为此付出了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了一个又一个方案,但
几代人的尝试均未成功,直到五四时期发现马克思主义。
马
克思主义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她能够为中国优秀知识分
子和中国人民所接受,根本上说,是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几代
人屡挫屡奋、接力不息的结果,是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
需要。
第一,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体用错位。
早在鸦片战争前
后,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就提出了“师夷
之长技以制夷”的国策。
20年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张终于
变成实践,一批封疆大吏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掀起了
一场洋务运动。
他们开办工矿铁路邮电事业和新式学堂,编
练新式海陆军,希望也一如西人“船坚炮利”,从此国家富强。
但无论是林则徐等人“睁眼看世界”,还是曾左李等人惊呼中
国正面临着几千年来的“大变局”,他们都没能摆脱封建“愚
忠”思想的羁绊,死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框,在封建
主义痼疾的躯壳内移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结果成了既不
想放脚却又想快跑的天大的矛盾,其良苦用心必化为泡影。
地主阶级改革派最终失败了,其失败不在于他们经济上的资
本主义变革,而在于它不愿触动封建主义的政体,是一种体
用上的错位。
这就给后来者一个教训,中国欲振兴图存,必
须推到封建专制。
第二,农民阶级小知识分子的理想破灭。
在近代中国人
民抗争国家命运的大舞台上,农民阶级是一个重要方面军。
但农民由于其传统的保守性和狭隘性,须有先进的思想作为
指导,否则难有作为,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太平天
国的领袖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等,是农民阶级出身的小知
识分子,在发动革命的过程中,受到西方基督教原始教义中
某些平等思想的影响,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农民平均主义愿
望相结合,组织“拜上帝会”,以此号召革命。
太平天国发布
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无人不饱
暖,无处不均匀”,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平等自由的向往。
然而
农民是小生产者,自身不可能产生新的科学的社会理想,建
立新的社会制度。
而他们借用的思想武器又是在西方相传
了两千年的古老的基督教,把基督教中的荒诞与封建主义的
糟粕相结合,实在是迂腐至极。
这样,太平天国运动就必败
无疑了。
试想在已经出现了工业文明的近代社会里,旧式的
农民战争若无科学思想指导,哪能战胜得了封建主义和帝国
主义联合起来的力量?
第三,资产阶级维新方案的转瞬即逝。
进入19世纪90
年代,中国甲午战败,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存亡系于
一旦,中国革命的接力棒轮交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手中。
康
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作为这个先进群体的代表,站在维新运
动的最前列,推动变法。
维新派的救国方案是用西方的社会
政治制度代替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发展民
族资本主义,希望中国以此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
这场运动
是中国近代知识阶层以整体形象改造社会的一次伟大实践,
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以往发展模式的标志。
但维新派在变法的推动上由于自身力量幼弱,又不敢去发动
民众,只靠“孤家寡人”的光绪皇帝,甚至到了最后关头还寄
希望于权臣袁世凯,如此维新运动简直是一幕宫廷变术,实
在苍白无力。
果然,维新变法到第一百零三天,慈禧太后仅
一纸圣谕便轻而易举地击垮了维新派,维新变法的救国蓝图
灰飞烟灭。
维新派的失败给后来者留下了两条教训:
其一就
是资产阶级民主救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其二如毛泽东所
言: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想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
[1](P559)在中国搞社会变革,离开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必为
无本之木,必将无果而终。
第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功败垂成。
20世纪初,八
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腐败透顶的清政府颓废为洋
人的朝廷。
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
了书写救国方略的舞台,他们高举民主革命旗帜,组织资产
阶级革命政党,开展了武装推翻清政府的斗争。
1911年辛亥
革命,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把近代中国人民的
爱国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
派力量的弱小,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干预下,革命果实
被北洋军阀所夺取,辛亥革命功败垂成。
辛亥革命后,革命
党又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发战争”,但都失败了,中国优秀
知识分子的救国尝试再一次曲终人散。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派的失败重覆了维新派的教训
三、面向世界的重要启示和收获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若无国际条件可假很难越万里
之遥而至中国。
所以,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们能够选择
马克思主义,与国际背景有很大关系,当时发生的第一次世
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五四学人的主义问题起到了重要
鉴戒和启示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丑恶,
以此为鉴戒,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弃置了西方民主主义的
方案。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重
新瓜分世界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厮杀。
场空前残酷的战争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浩劫,资
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被扯得粉碎,彻底暴露了帝国主
义的反动性。
而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分赃会议———巴黎
和会上的强权外交更是揭破了西方民主的虚伪嘴脸
对西方民主主义方案的幻想开始动摇。
[8](P1470-1471)这表明了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
文明的极大怀疑和失望,人们终于发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
的背后隐藏的是血腥的征服和掠夺,并由此感悟出中国不能
步西人的后尘,应该采纳一种更新的社会学说,创立一个更
加完善的社会。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树立了榜样,这是因为,
中俄两国具有较多相似性:
同样是大国;社会专制程度高;资
本主义发展水平较低;产业工人集中。
而苏俄政权成立后,
即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
等条约,放弃一切在华特权,主张援助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
这一切使中国人民备受鼓舞,看到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新航
向,发现了新的主义。
既然俄国国情和中国相近,俄国人民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能创建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共
和国,十月革命后,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救国方略开始移指马克思
主义。
特别是第三次斗争,事实上成了五四爱国运动的预演
已能自觉地担负起历史使命,充分表现了其革命性、先进性
和彻底性。
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和运动的发展,表明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已有了传播的实际价值,预示着这场旷日持久的革
命的接力棒将由无产阶级来承接,这就为优秀知识分子选择
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一个结合点。
诚如1919年2月李大钊讲
的那样:
“现代的劳工社会己竞渐渐觉醒。
”[17](P110)“要
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
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17](P146)
马克思主义和对各种主义、学说的比较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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