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屈原的评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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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屈原的评价

一、对屈原的社会评价

（一）前人评价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广泛推崇的伟大作家。

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屈原无端受到谗邪小人的中伤和昏庸的楚怀王的放逐深表同情。

屈原在流放过程中，又目睹了楚国的危难和“民生之多艰”，因而，带着满腔的愤懑投汨罗江自杀。

刘向所编的《楚辞》中收入的《九辩》，王逸认为是屈原弟子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之作。

他还认为，宋玉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

宋玉甚至幻想怀王看到《招魂》之后，会觉悟起来召回屈原。

请看这个宋玉岂不是古今少见的尊师典范？

真不理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话剧《屈原》剧本中把宋玉丑化为屈原的叛徒。

至于《卜居》和《渔父》，我认为也是屈原的后学悼念屈原之作。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

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淮南王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

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

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

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

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

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

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

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

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

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

”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

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

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

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

”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

“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　　

后汉的王逸则不满于班固这样的庸俗之见。

他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至于梁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宋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

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

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

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

“屈原，楚同姓也。

同姓无可去之义。

”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

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

“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

”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

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

因此他说：

“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

”（按：

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是我国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

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均有重要贡献。

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

朱熹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政治家，他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

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

（二）今人评价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一个爱国者的悲剧，一个改革家的悲剧，一个正义毁于邪恶的悲剧。

纵观他的一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失败了。

他的理想和事业永远为后人所惋惜。

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成功了。

他忧国忧民、行廉志洁的人品被誉为后世楷模，他气魄宏伟、辞章瑰丽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近代学者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

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

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

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

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

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

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出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及其势力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于祖国的决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

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

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

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

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

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

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

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二、重评屈原

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把屈原定性为：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事实上，屈原伟大吗？

他那种忠国存君的思想是否等同于爱国主义？

　　假如承认屈原的忠国存君的思想是爱国的、伟大的、崇高的，那么我们又如何评价秦始皇呢！

屈原要保存楚国，秦始皇要灭楚；屈原要保其国君（尽管已昏庸腐败得很），秦始皇要灭其国君，改朝换代。

　　秦始皇伟大吗？

他统一（或讲灭了）六国，结束诸侯分割的局面；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度，此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假如说六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民心所向，那么秦始皇是历史的功臣，是伟大的！

相反，屈原那种所谓的伟大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要保国存君，就是要维持诸侯割据的局面（曾提出很多联赵抗秦的提议），这岂不成了逆潮流的反动吗！

显得屈原不识大局、保守狭隘，甚至愚昧！

尤其是为了那个腐败昏庸的、早该产除的楚怀王而死，更是死得一钱不值。

　　张艺谋曾拍过一部电影叫《英雄》，里面的男主角（武功高强的流民）最终以“天下统一”为重，放弃了报私仇（杀秦始皇）的机会，看来屈原的思想境界比电影中那个流民武夫都不如，又怎能称得上崇高、伟大这样的称号呢！

　　但是，假如我们站在对人权、生命尊严的维护上看：

秦始皇确实以血流成河、生灵涂炭为代价取得天下的统一，确是值得声讨、谴责甚至否定。

　　是啊，有什么能比生命更宝贵呢，任何统治者都应该视生命高于一切，包括什么国家、民族的东西在生命面前都必须让步！

从这方面看，秦始皇是一个嗜血禽兽！

是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

相比之下，屈原反秦的思想则显得有其合理进步的一面。

但这并不能讲屈原就是爱国的，因为爱国应包含爱其国民。

　　前几年曾有人研讨：

“现今的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

”，结果得出：

“现今的知识分子最缺乏对平民大众的悲悯情怀和社会良知”。

假如把这个结论套在屈原身上，真的很合适，尽管《离骚》、《哀郢》等篇章也有一两句提及民生多难，但仅起烘托其对君王的忠心和自身的言志作用，根本就不是为民讲话，与杜甫《三别》、《三吏》、《兵车行》等相比，简直天壤之别。

屈原变革的目的是存君富国，当然亦会惠泽于民，但其变革目的不是以民为天，如果站在平民立场上看，屈原的境界只不过是一个忠心的封建士大夫境界而已，不见得高尚和伟大到哪。

　　当然，他为他那个阶级服务和发言，是他的自由，亦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的，是我们以太过崇高和伟大的标准去要求他，在一些人眼里，显得吹毛求疵，不合实际。

的确，现今的知识分子都缺乏的东西，却要求两千多年前的士大夫拥有和做到，真是显得可笑……更有点可怜可悲。

　　然而，从另一方面——艺术性来说，屈原的作品确是瑰丽无比，成为楚辞体重要和主要的代表；开浪漫主义诗风传统。

　　所以屈原在文学艺术上是伟大的，具有杰出成就的，但在思想人格上却是有局限的、有缺憾的。

他那种忠君存君的思想不能等同于爱国主义，作为教师在这点上是应该剖析给学生看，不能再误导学生了，我们的教育是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独立人格和思想的真人，不是培养封建士大夫。

三、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

潘啸龙

在我国古代哲人中，屈原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巨大影响，恐怕只有孔子这样的百代“素王”可与之相比。

孔子的影响，主要在他的思想。

不管后世的人们怎样崇扬他，也不管近代以来人们怎样企图打倒他，他所提出的社会思想，他所规范的伦理道德，毕竟笼盖了二千余年的中国历史，成为今天人们所不能不面对的巨大存在。

屈原则是一位行动者。

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除了《离骚》、《天问》等一篇篇回肠荡气的辉煌诗作外，他自身的遭际和在其中所显现的道德、人格，似乎更为人们所瞩目。

——他是作为一个为黑暗时代所埋葬的伟大悲剧人物出现在历史上，并震撼了整个民族心灵。

在许多时代人们的心目中，他似乎成了某种精神道德的体现者或楷模，高高屹立在苍黄翻覆的历史烟云之上，俯视着百代千秋。

有趣的是，屈、原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方式，又与孔子如此的不同——屈原的意义和价值，几乎在每一历史时代，都须经历激烈的争辩，才得到一部分的实现。

从汉代到明清，从“五四”时期到抗战阶段，以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新时期，每个时代几乎都有自己的“屈原问题”。

人们在探讨时代的命运和做人的规范时，往往把屈原作为一种历史参照进行比较，作出选择，从而对他的精神、人格实行再认识、再评价。

正是在这种不断被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历史中，屈原显示了精神风貌的左右偏移，并牢牢地保持了对一个民族的影响。

这种情况是由什么决定的？

对屈原的评价历史曾经有过些什么争议？

它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人们什么样的需要或心理？

这是颇有意义的课题，我们不妨作一简要的探讨。

一、屈原——投影于历史的双重精神

任何伟大人物能够对后世发生久远的影响，都是他们自身的功业或精神，给予历史以巨大投影的结果。

所以要探讨屈原如何影响于后世，须得考察在他的一生中，究竟有些什么功业或精神品格，足以震撼后人的心灵？

人们常常只把屈原视为诗人。

但据司马迁、刘向记载的屈原事迹，他在当时显然是作为一位非同寻常的辅弼之臣，而登上楚国的政治舞台的。

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一旦出现在楚朝廷中，便以卓绝的治国才华得到了楚怀王的倚重。

《史记》说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惜墨如金的史家笔下，这数十字的概述已完全足够证明，屈原早期在楚国政治生活中，具有怎样举足轻重的影响了。

但屈原在历史上却没有留下引人瞩目的功业——因为他不久就被贵族党人进谗诬陷，遭到了怀王的疏黜；接着而来的两次放逐，更把他远远地隔绝于政治生活之外。

一位有志于辅助楚王，成就五帝、三王之业的大贤，就这样论为流落江上的憔悴迁客。

在屈原被重用期间，楚王君臣曾励精图治、整刷朝政，迎来了称雄南天的短暂兴旺。

弃逐屈原以后，楚国之航船便在风雨飘摇中一再触礁搁浅，迅即降为睥睨天下的强秦之附庸。

数十年后，便以灭国之祸在历史上从此消失！

屈原的遭际，就这样与一个国家、民族（楚人）的兴衰联系在一起；而他沉身汨罗的悲壮一幕，似乎也成了泱泱雄楚一朝覆灭的历史悲剧的序幕。

倘若屈原退出政治舞台后，从此以屈从命运的达观“明哲”自命，颐养天年，默默地老死于山野荒村，他便不会给历史留下多少记忆。

但屈原却奋身抗争了——他忘不了曾寄予莫大期望的楚王，忘不了他曾为之奋斗的复兴楚国的梦想，更忘不了“筚路蓝缕”、经历了多少世纪艰难创业而终于自立于南方的楚民族的命运。

他虽已不再能为这个民族的兴旺贡献心力，却要用自己尚存的生命，为它的苦难凄怆呼号。

长长的十多年放逐生涯，由此成了屈原不屈不挠与党人群小斗争的延续。

在他身上两种最主要的精神品质，在这段最黯淡的生涯中，得到了最光彩耀眼的闪射——那就是对于恶势力所施加的压迫、摧残所表现的无畏抗争精神，和即使蒙受多大冤屈、遭受多大摧残，也决不背弃祖国、民族的忠贞精神。

屈原对恶势力的抗争，早在从政时期就有锋芒锐利的显露。

他亲眼目睹过朝中党人怎样狗苟蝇营地追逐于势利，“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竟不惜走那败国亡家的“幽昧”、“险隘”之路。

楚王呢，居然也“昌被”放纵，“无辔御而自载”、“背法度而心治”。

屈原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关注，不顾自身的安危，起而揭露党人的罪恶，并不怕触犯楚王之逆鳞——“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就是他拼将一身捐弃，也要与恶势力抗争的铮铮自白。

这种不屈的抗争精神，在屈原遭受两次放逐之中，表现得就更鲜明了。

黑暗的王朝满心以为，长期的放逐可以摧折这位耿直之臣的傲骨，迫使他噤若寒蝉，任凭党人们倒行逆施而缄默不言。

屈原的亲朋则出于对他命运的担忧，也纷纷劝告他折节改行、装聋作哑，免遭伯鲧那样“殀乎羽野”的杀身之祸。

屈原却毫不屈服——他回顾历史兴衰的教训，把抚平生奋斗的历程，对自己所追求的“美政”、所坚守的操节，充满了无悔无怨的自信。

面对着“瓦釜雷鸣”的黑暗王朝，和“邑犬群吠”的党人群小，他响亮地宣告，“阽余身以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在无法再参预朝政的情况下，屈原举起了自己的笔，用《天问》、《离骚》、《九章》等蓄满忿火的诗篇，向昏庸的楚王、嚣张的党人开战了。

这些诗作，正如恩格斯在称赞歌德时说的那样，“完成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

从民间传说的情况看，屈原的抗争遭致了楚王最严重的“逼逐”（《屈原外传》）。

而诗人则用了更激烈的反抗，来回答这种逼逐——那就是发生在汨罗江畔的最悲壮一幕：

屈原终于以自己的“忿怼激发”之举，实践了他早就立下的“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的誓言。

这赴身江涛的悲壮音响，从此成为屈原抗争黑暗的生命之音，成为屈原精神的浩然迸发，而久久地回荡在数千年历史的长流之中了。

不过倘若只是这一方面，屈原对一个民族的影响还不会如此深沉动人。

屈原之所以极大震撼人们身心的，更还在于这种不屈抗争中所交织着的，对于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那种万劫不移的忠贞精神。

谈到这种忠贞精神，人们似乎总要联想到“忠君”上去。

其实，“忠君”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没有形成为一种道德伦理的规范。

当时的一些哲人贤士在君臣关系上，倒是提出了一种相对的原则。

诸如“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君之视臣如土芥，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率友以违君”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屈原之于楚王，显然表现过非常的忠贞。

“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惜诵》），“何独乐斯之謇謇兮，愿荪美之可光，”（《抽思》），都表明了“忠君”在屈原思想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即使在屈原遭到楚王疏黜，以至横暴地再迁江南期间，他对君王的忠贞之情，似乎也还未改变。

《思美人》所呜咽诉说的“思美人兮，览涕而竚眙”，《哀郢》所凄凄叹息的“哀见君而不再得”，都说明他纵然对君王的狂悖之行已极度失望，但“忠君”之情仍还溢满胸际。

只是到了君王的昏愦已无可救药，楚国眼看就要断送在楚襄王这样的壅君手中时，屈原对君王的忠贞之思终于因绝望而幻灭。

当他在沉江前夕，怒斥楚王朝廷的“腥臊并御”、“阴阳易位”，并以激烈的言辞直斥楚王为“壅君”的时候，人们便很难想象，他此刻对楚王还怀有多少“忠”情了。

但是，屈原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民族的忠贞，却又不同——这种在楚民族长期独立发展中，在苦难和奋斗中养育和强化起来的乡国之思和民族感情，在屈原身上可以说是得到了最热烈、最动人的表现。

从屈原的青少年时代，对祖国的热爱便已在《桔颂》中，以“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动情诗句，作了明白无误的表述。

所以屈原从政后急于“奔走”于君王前后，大声召唤君王“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就决不只是希望个人的建功立业、留名后世，而更多是出于振兴楚国、把本民族引向“国富强以法立”的兴旺之路的素志。

现在的人们大约己很少能感受到，“楚国”对于屈原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义了，但屈原当年却很清楚这一点。

特别是当他遭受放逐，处在远离国都、身心交瘁的绝望、傍徨之中时，它便几乎成了维系屈原生命的唯一支柱。

《哀郢》描述他远放江南途中，一次次回首“龙门”，一次次噙泪“西思”，一次次对着“辽远”的“郢路”“侘傺而含慼。

”《离骚》描述他在绝望之中，忽生“去国远逝”的奇思，然而他那云旗龙驾、车仗雍容的出行，终竟只在故国“旧乡”的上空周游盘旋而已——“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他明知楚国已无人知己，他明知君王已“莫足与为美政”，按说应该对自己的祖国绝望了，按说可以满怀怨愤地象战国许多贤人志士那样去国离乡，去另觅个人的出路了（包括孔子、孟子也都曾如此）。

但屈原不能——“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这就是屈原对于祖国象征的郢都所发出的最凄怆的呼唤。

它唱出了一个被放逐、被摧折的伟大灵魂在诀别人世前夕，对自己祖国、乡土多么深切的眷恋之情。

至于他最后的自沉汨罗，更奏响了一支虽遭万劫，也不离弃祖国，宁肯将自己纯洁的生命葬于祖国江流之中的壮曲！

屈原的伟大也正在这里：

他无所畏惧地抗争黑暗，但这种对黑暗世道的不屈抗争，并没有导致他对祖国母亲的任何抱怨，更没有想过欲借他国之力来伤害自己深爱的祖国。

倒是可以这样说：

正因为他深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才有那样的勇气向祸国殃民的黑暗王朝抗争，才有那样不折不挠的韧性，支持了十数年孤苦绝望的放逐生涯。

他的死，既是不妥协抗争精神的最后迸发，也是对祖国忠贞不渝的精神的灿烂升华——这两者的交汇、激荡，才使屈原的死产生了震撼千年历史的大回响。

后世无数的志士仁人，难道不正是因了这才临流扼腕，痛惜于屈原的逝去；才衔泪含悲，“想见”于屈原之为人？

闻一多先生曾经指出：

“我们要注意，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老’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屈原问题》）。

通过上文的考察，我们无妨可以再引申一句：

在屈原身上，存在着两种看似矛盾而其实统一的“屈原精神”即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的“执争精神”和不为任何摧折而移易的“忠贞精神”。

所以，投影于历史的屈原精神，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

这双重的精神投影，对于不同时代、不同人们的利益和需要来说，无疑会有某种侧重并有所排斥。

正因为如此，屈原对后世的影响，才会经历意想不到的激烈争辩，才会发生一次次单向的改造或重塑。

二、从“怨怼狂狷”到“忠君爱国”——论封建时代对屈原精神的单向改塑

屈原对于历史的精神投影虽然是双重的，但在封建时代的评价中，却经历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单向选择和改塑过程。

最早对屈原给予高度评价的，是西汉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和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在《史记》本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的话，盛赞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于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

也许是由于距离屈原时代较近，对屈原精神的感受较为真切些吧，刘安、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显然还不算偏颇：

它既看到了屈原对君王、宗国那“死而不容自疏”的忠贞之志，又看到了他不与黑暗世道和“浊秽”同流的抗争精神和高洁之行。

在“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先可也”的热烈颂扬中，表达了对屈原双重精神的崇仰钦敬之情！

不过，司马迁还有一段评述，表明他对屈原精神有着深一层的认识：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这一评述，在肯定屈原“竭忠尽智”的同时，更强调了他的“怨”君色彩。

这就使屈原身上那富于“怨怼”抗争精神的一面，鲜明地凸现了出来。

这一点也为东汉史家班固强烈地感受到了。

所不同的是，为司马迁所深心理解的这种“怨怼”精神，却遭到了班固的猛烈抨击：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

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

忿怼不容，沉江而死。

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

人们常常指斥班固的这段评判有辱屈原。

其实，班固的评判恰恰抓住了屈原精神的重要侧面，即对于黑暗势力的不屈抗争精神。

就这一点说，班固并没有看错。

只是班固过于敏感，以为屈原的这种精神，对封建统治阶级颇有妨害、而采取了激烈排斥的立场。

这一立场在今天看来似乎很难理解，但在封建时代却曾得到过不少回响。

如北朝儒者颜之推，亦曾指斥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而将他置于“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的长长名单之首（《颜氏家训·文草篇》）。

唐代苦吟诗人孟郊，也不满意屈原的“怨怼”，作诗批评说：

“三绌有慑色，即非贤哲模”、“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

吟泽洁其身，忠节宁见输”（《旅次湘沅有怀灵均》）？

宋人葛立方，对屈原不从渔父之劝、忿怼沉江的激烈之行，更表示了极不赞同的意见：

“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于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

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鱼之腹。

知命者肯如是乎”（《韵语阳秋》）？

这些都足以证明，屈原最早所影响于历史的，不是所谓“忠着爱国”精神，而是那不与浊世同污的忿怼、抗争精神。

它在同样富于抗争精神的司马迁那里所得到的充分肯定，激起了正统儒者班固、颜之推等辈的严厉反驳，似乎已预告着屈原精神在封建时代的选择方向——它那富于抗争的一面将被排除，而对屈原精神的评价，只能在另一侧面（即“忠贞”）得到充分的展开。

东汉王逸，是首先以屈原的“忠贞”来对抗班固批评的著名大将。

他在《离骚后叙》中激烈反驳班固说：

“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

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

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这是将屈原投影于历史的双重精神，引向“忠君”方向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

它巧妙地化解了人们对屈原“忿怼”抗争之行所抱的疑惧心理，因此得到了唐、宋之际许多著名人士的热烈回应。

如魏征在《隋书·文李学传序》中，称赞屈原这样的“离谗放逐之臣”，是“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给了屈原以高度的评价。

就是唐太宗，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