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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
面对严酷的生态危机现实,人类开始对工业文明以来自己的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
1962年,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的问世,使全世界还都沉溺在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活便利的人们开始注意到生态危机的存在。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使人们的环境意识进一步觉醒。
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思维和价值观念,认识到人类再也不能为所欲为地成为大自然的主人,人类必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成为大自然的朋友。
1987年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人类第二次环境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文件。
各国普遍认识到:
人类社会要生存下去,必须彻底改变靠无限制地消耗自然资源同时又破坏生态环境而维持发展的传统生产方式,人类必须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融洽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作为一种新的伦理价值观,生态文明的概念开始产生。
一、什么是生态文明
1、生态文明的基本概念
对于“生态文明”概念,有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见解。
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四种角度:
(1)广义的角度。
生态文明是人类的一个发展阶段。
如陈瑞清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中提到的的定义。
这种观点认为,人类至今已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在对自身发展与自然关系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人类即将迈入生态文明阶段。
广义的生态文明包括多层含义。
第一,在文化价值上,树立符合自然规律的价值需求、规范和目标,使生态意识、生态道德、生态文化成为具有广泛基础的文化意识。
第二,在生活方式上,以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他人需求为目标,践行可持续消费。
第三,在社会结构上,生态化渗入到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追求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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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狭义的角度。
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
如余谋昌在《生态文明是人类的第四文明》中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的第四种文明。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这“四个文明”一起,共同支撑和谐社会大厦。
其中,物质文明为和谐社会奠定雄厚的物质保障,政治文明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精神文明为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生态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体系的基础。
狭义的生态文明要求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用文明和理智的态度对待自然,反对粗放利用资源,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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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文明是一种发展理念。
这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与“野蛮”相对,指的是在工业文明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用更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拒绝对大自然进行野蛮与粗暴的掠夺,积极建设和认真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与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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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度属性的角度。
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潘岳在“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生态问题实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更大的社会问题。
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它不可能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
因此,生态文明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体现,只有社会主义才会自觉承担起改善与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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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它是人类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教训中总结出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的价值观,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的一种新的文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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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据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儒家观点:
中国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性,尽心知性而知天,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
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儒家通过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通过家庭、社会进一步将伦理原则扩展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
正如《中庸》里说: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儒家的生态伦理,反映了它一种对宽容和谐的理想社会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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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观点:
中国道家的生态智慧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空灵智慧,通过敬畏万物来完善自我生命。
道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
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庄子把一种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境界称为“物化”,也是主客体的相融。
这种追求超越物欲,肯定物我之间同体相合的生态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与现代环境友好意识相通,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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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观点:
中国佛教的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在爱护万物中追求解脱,它启发人们通过参悟万物的本真来完成认知,提升生命。
佛家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
《涅盘经》中说:
“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
”认为一切生命既是其自身,又包含他物,善待他物即是善待自身。
佛教正是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生态实践成为觉悟成佛的具体手段,这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的慈悲为怀的生态伦理精神,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通过利他主义来实现自身价值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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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观点:
常有人用《周易》中“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来表述中华文明精神。
这与生态文明的内涵一致。
中华文明精神是解决生态危机、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
一些西方生态学家提出生态伦理应该进行“东方转向”。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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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文明都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的人类劳动创造的结果,因此,我们探讨文明和生态文明就应该从劳动这一原点出发。
马克思将人类劳动活动规定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劳动规定为一种人类既向自然提取所需之物而又供养自然的双向过程,尤其是将生产和消费所排放出的废弃物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后果也考虑在劳动之内,因此马克思所确证的人类劳动不再是人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单向度的劳动,更不是现代性社会中对自然物加以占有而仅仅满足人类生存或满足追逐利润的劳动,而是既有益于人类存在又有益于自然环境存在的劳动,是既向自然环境提取又向自然环境反馈的双向度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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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通过劳动这一中介在人与自然之间实现物质变换,意味着人类劳动的过程:
一方面是人类向自然环境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材料以供养自身;另一方面是向自然环境反馈人自身的能量以供养自然环境。
不论是农业劳动还是工业劳动,都不能生成生态文明,因为它们都不是生态劳动。
不论是人类屈从于自然界,还是人类主宰自然;不论是人类做自然界的奴隶,还是人类做自然界的主人,都不是生态文明的表现。
生态文明是从生态劳动中生成出来,所以生态文明应该包含并呈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特性。
也就是说,生态文明何以文明?
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回答:
在人类的生产活动方面真正实现了物质变换,在伦理道德方面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秩序,生态文明就会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自动呈现出来。
也就是说“合理地调节”、“共同地控制”、“最适合于人类本性地”进行物质变换,就达成了生产的生态文明。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不仅规范了人类的生产活动,使其向生态文明生成,还内在地蕴含着在人与自然之间实现权利义务公平交换的伦理要求,使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呈现出公平正义的文明秩序。
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仅是人必须履行的基本道义,更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权利义务交换的公平正义性。
当我们说人与自然之间实现权利义务的公平交换时,并不意味着自然界本身拥有权利或义务,而是通过人对自然世界的权利义务合理地推论出自然世界拥有权利和义务。
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是公平统一的。
当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公平正义秩序,就达成了伦理上的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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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根据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我们可以指证,只有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实现物质循环,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公平正义秩序,生态文明才能得以生成。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视角和系统性思维方式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具有其独特优势。
马克思主义的全人类视野、群众立场、实践观点、辩证方法和未来向度对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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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
1、生态破坏的主要因素
“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下人类对技术的滥用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
“人类中心主义”是对人与世界关系,首先是人与自然界关系及其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理性概括,它把人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唯一出发点和目的的一种伦理价值观。
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下,技术被认为是人类在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和手段,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人类自身处于危险的边缘。
构建生态文明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人类在危机面前反思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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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价值观下,技术活动作为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和利用的工具和手段作用,越来越被人类淋漓尽致地运用,而且丝毫不计后果。
比如,为了能更多地生产粮食,在农业上大量使用DDT和其他农药,结果杀死了大量害虫,挽救了农作物的同时,也毁灭了野生动物和鸟类,使百花吐艳、百鸟争鸣的春天即将沦为“寂静的春天”;冶炼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高炉冒出的滚滚浓烟却严重导致了空气污染;化工产业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工业产品的同时,所排放的有毒物质和废水却污染了湖泊和河流;越来越多的汽车、小轿车的生产和使用,大大节约了人们的时间,方便了生活,带来了舒适和安逸,然而汽车尾气却使大街上弥漫着有毒的烟雾和气体,同时进一步加剧了能源危机;核能的开发和利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能源危机,然而核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祸及子孙后代。
空气污染、河流湖泊干涸、能源短缺、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退化、气候变暖,大自然在向人类敲响警钟的同时加快了报复的步伐。
由此可见,生态危机的确与科学技术的运用有关。
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伦理观下,人类把自然作为征服的对象,把技术作为征服自然的手段,过度索取自然资源和毫无顾及环境的承载能力,其结果是技术成了人类的“帮凶”,从而导致全球性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可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支配下人类对技术的滥用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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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破坏的现实后果
联合国一份最新也最悲观的环境报告显示,到2050年,北极冰川消融,非洲赤野千里,北美风暴肆虐,亚洲一片汪洋。
亚洲地区有九成可能于2050年前发生河水泛滥,食水严重短缺,传染病散播和饥荒等灾难。
在中国长江出口、越南红河和印度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三角洲等人口密集地带,面临河水泛滥、蚊患,霍乱和疟疾等灾难威胁。
另据联合国有关机构估计,全球每年砍伐森林1300万公顷,沙漠化迅速扩大,全球60亿人口有将近1/5受到荒漠化的直接或间接的威胁。
全球44%的死亡事件与污染有关,全世界80%的疾病,50%的儿童死亡是由饮用被污染的水造成的。
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2007年10月6日发布报告称,全球从即日起开始进入生态红色警戒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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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情况也同样面临严峻的问题。
(1)资源能源难以支撑
我国的资源总量和人均资源都严重不足,而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却十分惊人。
在资源总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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