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行动舞台对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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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行动舞台对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

微观行动舞台对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

第一节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标

本章的研究目的在于验证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行动舞台中的行动情境因素和个体心理因素对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外部变量对行动舞台变量的结构性调整。

具体的研究目标如下。

一是识别行动舞台中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各自的心理机制对相关治理绩效的影响。

二是识别行动舞台内以家庭和社区文化规范为主体的行动情境对个体男孩偏好的形成有怎样的影响，治理主体行动舞台内的组织情境对治理主体的偏好与行为有怎样的影响。

三是原始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中的外部变量对个体行为产生何种结构性调整。

通过综合考量个人、情境以及外部变量的因素，对治理对象的男孩偏好以及治理主体的工作满意度的形成机制进行微观视角的全面分析，以期深入挖掘影响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的微观机制。

二分析框架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的治理结果或绩效主要受到个体行动的影响，同时个体行动又受到外部变量的结构性调整。

其中，物质环境、共同体属性和应用规则作为影响个体行为选择的外生变量发挥作用，内生变量包括行动舞台内的行动情境和个人心理活动，而行动情境是行动者决定策略的内部机制。

本部分内容将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下，深入分析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偏好和行为选择倾向对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的影响。

就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而言，个体行动分别指生育主体的男孩偏好以及在此偏好影响下的行为倾向与选择，以及治理主体的工作评价及心理，既包括偏好心理，也包括行为倾向，同时考量制度情境以及宏观制度环境对两类行为主体的影响和结构性调整。

接下来将对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心理和行为偏好进行详细的阐释。

需要说明的是，对治理主体而言，其微观心理、行为机制对工作满意度的作用更为直接，而治理对象方面，其心理和行为机制则会较为直接地作用于男孩偏好。

（一）治理对象男孩偏好形成的微观影响机制

生育效用理论揭示，人们之所以形成男孩偏好，是出于对子女提供效用最大化的比较［229］，中国学者多数认为生育男孩的诱因在于男孩所具有的满足家庭经济需求、继嗣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功能远远大于女孩或者是女孩无法替代的［230-231］。

虽然贝克尔的生育效应理论从经济学角度解释生育问题的范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但是这种纯粹的理性假设下的理论解释视角也是存在缺陷的，首先，该理论产生并最初应用于西方国家，是以西方文化传统为研究对象的，在引入中国后，难以对中国复杂而深刻的传统文化给予强有力的解释；其次，纯粹的“经济人”假设仅仅考虑个人行为意愿选择的经济约束，忽视了其他因素，包括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对个人选择意愿的影响和调节，而这些制度要素是中国情境下的生育偏好选择的重要外部诱因所在。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水平长期偏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烈的性别偏好意识［232］，而性别偏好意识可以通过具体的行为得以表现，因此，在考察个体行为的影响时态度和行为都应该考虑。

男孩偏好在中国情境下其形成机制来自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当前的中国社会，人们在用成本-效用衡量孩子的价值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性别意识，在男孩价值明显高于女孩时，男孩偏好就成为理性个人的效用最大化选择。

同时，理性的生育性别选择还建立在对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途径和手段的难易判断基础上。

此外，生育性别偏好的压力从众论认为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经受更多的从众压力［233］，来自家庭和村居社区的生育男孩的舆论压力作为一种潜在的变量影响着生育主体的生育偏好与选择，也就是说生育主体在具有男孩偏好的场域环境中不断学习和实践会使自己的性别选择行为潜移默化为合理化的行为选择。

社会结构理论也认为以亲属关系网组成的家族制度和以生活场域所限定的社区文化制度都对人们的生育偏好形成了以家庭和社区为压力源的约束和规范。

因此，治理对象的个体行为选择包括个体的男孩偏好、男孩偏好选择倾向及由家庭规范和社区规范塑造的场域情境。

宏观层面，一方面，男孩偏好的制度文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有研究发现，以汉文化为主的地区往往男孩偏好较为强烈［234］。

因此，地区的文化差异也是影响男孩偏好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时，地区的物质环境和社会制度结构也对人们的生育性别偏好产生一定的影响。

杨雪燕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保证了生育性别偏好的持续减弱［235］。

在社会制度方面，也有研究［236-237］发现致力于影响生育性别偏好的规则设置，包括激励和约束规则对性别偏好起到调节和诱导作用。

整体而言，生育性别偏好影响因素来自两个层次：

一是微观个体的心理机制及个人特征对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二是微观层面因素对于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还受到宏观要素的结构性影响。

（二）治理主体工作满意度的微观影响机制

就治理主体而言，一方面，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对于职业工作成本-收益的评价是最主要的心理机制；另一方面，国内外的研究［238-239］均表明工作特性是影响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对于个体而言，任务实现的难易程度会影响其对工作满意度的评价，因此，出生性别比治理工作的难易感知便构成了治理主体又一维度的心理机制。

同时，由于个体是通过与外界的互动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的，成员行为受组织情境的影响，组织情境的不确定、复杂性以及资源的可利用程度都会影响组织内部行为［240］，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组织情境因素，包括领导支持、人际关系等［241-245］对满意度评价有重要影响。

对于出生性别比治理主体而言，组织领导对工作的支持以及单位成员间的人际关系是治理主体心理与行为发生最主要的组织情境。

此外，治理主体的个体行为同样会受到地区文化、物质环境、行为规则等结构性变量的调节。

由于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地域同质性，因此，地区文化、物质环境将采用相同的变量进行衡量，而行为规则有所区别，对于治理主体而言，组织面对工作职责所指定的奖惩制度是主要的行为规则，而对于治理对象而言，治理主体针对出生性别比治理问题的投入规则、奖惩规则是主要的行为规则变量。

本书的第三章将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划分为过程绩效和结果绩效两大类别，并进一步将结果绩效划分为出生性别比水平、男孩偏好和“适应性”效率三个维度，将过程绩效划分为治理的任务绩效即具体的工作落实绩效、工作满意度绩效和治理对象满意度绩效三个维度。

从理论意义上讲，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的个体心理和行为倾向对前述所有绩效维度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是个体心理和行为倾向作为心理层面的变量，对主观层面绩效的影响更为直接。

对治理对象而言，治理对象对子女性别的心理评价和偏好倾向是男孩偏好形成的直接动力；而对治理主体而言，对出生性别比治理工作的心理评价和行为偏好则会更为直接地影响其对工作满意度的评价。

因此，在这里，将男孩偏好和工作满意度分别作为治理对象、治理主体心理及行为偏好作用的因变量，提出致力于研究治理对象男孩偏好和治理主体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框架（见图4-1）。

在该框架中，生育性别偏好和工作满意度两个因变量受到两个层次的影响：

一是个体的理性心理行为以及调节个人理性行为的行动情境，即治理对象所面对的家庭规范和社区规范以及治理主体所置于其中的组织情境；二是以自然物质条件、地区文化和应用规则为外生变量的宏观层次的影响。

将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下，使得我们能够在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的心理博弈格局下深入剖析个体心理、行为机制对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的影响。

图4-1行动舞台对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影响的分析框架

三变量测量

（一）因变量

对出生性别比治理中的个体行为、治理结构和治理的制度环境对绩效影响的测量是本书重点研究的内容。

本章内容主要测量微观层面的自变量对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的影响。

本文第三章分析框架提出微观层面的自变量对绩效的影响分别表现为治理对象的个体行为对其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以及治理主体的个体行为对其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因此，在本章，生育性别偏好是要测量的因变量之一，由于在我国性别偏好主要表现为男孩偏好，所以本研究中的生育性别偏好主要指男孩偏好。

对于男孩偏好的测量采用治理对象调查问卷中的题项，具体测量内容为“如果没有儿子，将是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包括“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也不反对”“同意”“非常同意”五个级别的测量，为了便于分析，本书将五级测量合并为两类有序变量，即“不同意”和“同意”，分别赋值为0、1。

治理主体工作满意度是测量微观层次自变量对治理主体过程绩效的重要变量，本书的工作满意度主要是指治理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工作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对治理工作本身及工作环境、工作状态、工作方式、工作压力、挑战性、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等的感受和心理状态。

对治理主体工作满意度的测量采用治理工作人员调查问卷中的满意度评价来衡量，题项包括工资满意度、奖励满意度、晋升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和自我实现满意度五个方面，分别对应满意度得分为1～5分。

最后采用加权平均得到治理主体的综合满意度评价，得分越高，代表治理主体的工作满意度评价越高。

（二）自变量

对应上述两个维度的因变量，本章的自变量主要包括衡量治理对象个体行为的自变量和衡量治理主体行为的自变量两部分，主要指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各自的心理、行为偏好及倾向。

同时，按照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理论假设，个体心理和行为偏好是受到外生变量影响的，因此，影响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个体心理行为倾向的宏观层面变量也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

微观层次的自变量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治理对象心理及行为偏好：

包括男孩偏好收益-成本评价、性别选择难易程度感知和政策知晓度、家庭规范以及社区规范。

关于男孩偏好收益-成本的测量许多文献将男孩的经济效用、情感效用以及社会效用等作为测量内容，但是认为经济效用始终是导致男孩偏好的最根本效用，因此，这里选择男孩经济效用的题项进行测量，题项为“如果没有儿子，可能会在将来对家庭经济情况造成不好的影响”。

性别选择难易程度感知方面，考虑到性别选择必须借助B超和性别选择技术两种手段才能实现，故而这里使用两个题项测量性别选择难易程度，分别为B超的可及性难易程度感知和人工流产技术服务获得难易程度感知。

题项内容分别为“您认为您可以很容易知道胎儿的性别吗”和“您认为您或者您妻子可以很容易获得流产手术服务吗”。

政策知晓度方面，采用的题项为“禁止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是否知道”。

社区规范的测量，主要考虑到生育男孩的社会价值，采用的题项为“儿子可以让自己在社会上有面子”，而家庭规范主要采用的是关于父母对子女生育决策权的影响，“父母对您的生育决策的影响程度”。

以上题项均为五级测量，为了便于分析，将五级变量都处理为三分类变量，并分别赋值1、2、3。

此外，还包括三个控制变量，分别为个人收入、受教育水平和当前职业。

第二，治理主体心理及行为偏好：

包括工作收益-成本比较、任务难易感知、领导支持和人际关系。

关于工作收益-成本比较，采用的题项为“现在离职，并不会给我带来很大损失”；工作难易感知采用的题项为“面对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我依然感到无能为力”；组织情境中，对于领导支持的测量采用的题项为“工作中，单位领导能给我提供帮助”；人际关系采用的题项为“我单位中的成员待人都很真诚”。

以上题项均为五级测量，得分越高，满意度评价越高。

控制变量为个人收入和教育水平。

宏观层次的自变量整体上分为三大类，分别为自然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和应用规则。

其中治理对象层的自然物质条件用居住分布来测量，主要测量了户籍城乡分布。

治理主体方面，问卷中涉及自然物质条件的测度只有县区的地形条件，因此这里用县区地形条件测量自然物质条件。

共同体属性，将代表陕西省三类不同文化的地区类型作为衡量指标。

1为关中，主要代表周秦文化；2为陕北，代表黄河文化；3为陕南，代表巴蜀文化。

对于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来说，共同体属性是相同的。

应用规则，治理对象层面的测量包括奖励规则和约束规则，题项分别为“在国家规定的奖扶政策基础上，是否有提高奖励扶助标准的制度”和“县区是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