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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美学精神与审美特征
中华文化的美学精神与审美特征
周来祥:
同学们好。
我大概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接触“美学”的。
就是58年,提出了“关于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不平衡的问题”。
也就是一个“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能不能和谐”的问题,当时马克思说:
“不平衡是一个绝对规律”。
那么我就根据中国的情况,提出说:
马克思这个规律已经不适合了,我提出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艺术生产应该是和谐规律。
《文艺报》当时就登了,全国的“党报”,文艺界的“党报”,绝对权威,他们加了整整一页的文章,在全国引起一个很大的讨论。
当时是58年,我28岁。
我从这个观念出发,60年到63、64年,到北京编书,教育部、中宣部,高校给大学生统编文科教材,中间有一本书就叫《美学》,在61年讨论“美的本质”的时候,我提出了“美是和谐”,这是第一次。
我说:
美是主体和客体,人与对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目的与和公益的”,“自由和必然”的一种和谐的统一。
提出这么一个观点,有的同意,也有的不赞成。
这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我们都遭殃了,我那时候才30来岁呀,我也成了什么“反对权威”,“牛鬼蛇神”,都在横扫之列。
“文革”以后,80年代开始把“美学”的问题扩大到“文化”。
当时山东大学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中国传统文化讨论会”,当时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专制主义”,有的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我在会上就提出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综合主义,就是和谐主义”。
我说整个传统文化根本的精神是“和谐”。
另外黑格尔曾经也是从哲学理论上说:
“古希腊是一个美的时代,古希腊人是一个没有分化的,是一个美的人。
”也就是古希腊的人,他的感性和理性还没有像后来一样发展到对立,那么古希腊人创造的历史和文化也就是一个没有分化的,处于一个美的阶段的文化。
我感觉逐渐、逐渐研究到了,我就说:
“既然古希腊的文化是美的文化,中华文化是比古希腊这个美的文化更为典型、更为准确、更为纯粹、更为理想的一种美的文化”。
我就开始和我的学生们合作,从95年开始到现在,写了一个七件本的《中华审美文化史》,现在第一本已经开始出了,其中就把“中华文化”看作一种“审美文化”来进行研究。
这样我就从“美学哲学”向“文化”发展。
最近中央提出了“和谐社会”,我的感触是最深的。
因为我从60年代初期,提出“和谐美学”以后,包括我的学生,也写公开文章,批判我的,我赞成,我第一届博士生入学以后,有一个学生就写了一个《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那是对着我来的,因为有人说我是“中国的黑格尔”。
我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里面,从黑格尔的“美学哲学”里面吸收了很多东西,这个我是承认的。
另外,好多人都在怀疑我这个“和谐美学”是没有的,是没有根的。
我自己也感觉到40多年来,我在学术上也是处于一种漂浮状态。
虽然我觉得在理论上,我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我的“中国文化”是在“哲学史”上和“艺术史”上是有充分根据的。
但是我觉得在“社会”这个根上,这个最根本的根上,我是在漂着的。
可是各位同学“和谐社会”的《决议》,就是那七个《决议》的精神就是“和谐”。
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以后,我在社会存在的一个侧面,主要从“唯物史观”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社会存在”这个阶段我有了根据,我觉得我的“美学”找到了“根”。
这是我第一个感触。
第二个感触就是“和谐社会”的提出,接着“和谐世界”的提出,最近又提出“和谐文化”,最近“十六大六中全会”对“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难题,这一“题”在哲学上,在文学上,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上都要起着大变化。
我的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拿给我看,我说:
“你呀,你虽然在讲和谐社会,但是你没有联系和谐社会”。
他说:
“和谐社会是个志士,政治我不去搞它,政治的我不搞”,我说:
“你错了,这不仅是个政治问题,更深刻的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
“美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是文化的一部分,美学、哲学、文化、伦理学、逻辑学、文化学所有认为是和谐的学科,我说都要起一个大变化。
我追求的是真理,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理。
我从60年代就主张“美学和谐”,到现在我没变,我的学术关系从50年代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观点没有变。
是不断,不断地系统化,体系化和学科化,原来是从搞“美”的哲学,然后搞到“文艺学”,搞到“中西比较美学”,“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然后现在搞“中国文化史”,一步一步地扩大,每一个都有一些体系,但是我这个“根”,美是和谐的这个根是没有变的,都是从这一句话里面升华出来的,我搞“一一观”,这个“一”就是和谐,就是“美”是和谐,都是从这些升华的。
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打一枪,明天打一枪,我想这不能是学术。
德里达的解构体系我说他纯是个悖论,你既然不承认体系,不承认可以解构,觉得一切都在解构,德里达你做好了吗,你在自己说的时候,不同时就是在解构自己嘛,德里达在西方这么时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嘛,本身就是违反逻辑的嘛,我说“辩证法”,哲学的精髓是“辩证法”。
“辩证法”从古代就形成了,整个中国的古代形态哲学可以说是一个“束缚的辩证法”。
整个概括起来,从《易经》开始,一直到清末,整个的哲学这个圈啊,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束缚辩证”,或者是一种“束缚和谐”。
所谓“和谐”就是一种辩证思维。
西方的古代,从毕达哥拉斯,特别是伯拉图,伯拉图是一个典型的“束缚辩证法”,虽然是理念内的辩证,他有一些对话,讲辩证法讲得非常的好。
特别是一直到后来,到康德、黑格尔,但是到康德,黑格尔开始有一个大的变化,西方的辩证法虽然强调了有一些对立的因素,但是更主要的是“和谐”,你看一看伯拉图就明白了,看伯拉图的哲学理念更多地还是和谐因素,就是说他一切事物,他认为都是“爱情关系”。
他举了一个例子:
“男人和女人原来就是一个人,阴阳人,他的前面是男人,她的后面是女人。
就因为他犯了《天条》,宙斯把这个人从中间锯开了,前头这个是男人,后头这个是女人,原来就是一个人。
”原来“和谐”就是“合为一”的,后来把他们两个锯开了,锯开以后,男人就去找女人,女人就去找男人,这是一个符号,并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而是哲学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
哲学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事物的两面。
就是说这一个事物的两面是一个“爱情关系”,就像男人和女人的爱情关系,是谁也离不开谁,他们俩是情和理,就是找在一起的,重新恢复到和谐的状态,“一”的状态。
这个辩证法讲得多好!
这个和谐的观念讲得多好,在西方还没有人超过伯拉图的这个例子。
所以整个的西方,可以说笛卡尔以前,也是“和谐主义”,从笛卡尔开始,才开始二元对接,宇宙是两个,二元的。
这个二元是不能合在一起的。
康德想把它合在一起,到后来就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了,合不到一起。
它的现象都是二元悖反的,你在追求有限的时候,他出现的是无限的;你在追求无限的时候,他出现的是有限的悖反。
所以有限和无限是二元悖反状态。
黑格尔也想把两个调在一起,特别是在黑格尔的“古典”里面两个合在一起了,但是在内容、形式相对不充分之下调和在一起的,主体和客体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调和在一起的。
而且黑格尔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在“逻辑学”里面提出了“对立”。
这个问题在古典的变法里是不清楚的。
黑格尔对立概念的提出,反映了社会由封建向资本转化的对立情况的出现。
可以说它是社会矛盾的一个哲学概念的表述,黑格尔《对立》这本书是非常精彩的,是非常深刻的,是非常具有时代的转折意义的。
过去认为这是黑格尔“概念化”的精髓,说列宁改革是对立的统一,列宁在谈他的“辩证法”问题时说:
“我们是继承了黑格尔的事业”,是“对立的统一”,这把“辩证法”推进到一个近代形态。
但是这个对立促进了西方二元对立的发展。
所以西方虽然有黑格尔,甚至后来又有了马克思,但是西方的发展依旧仍然沿着经验和理性的对立发展,20世纪就出现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
“人文主义”从“尼采”、“叔本华”、“伯格森”、“弗洛伊德”一层一层进入,一层一层地发展。
“科学主义”也都存在着,西方科学主义处于非常盛行,人文主义处于弱势,所以“工具理性”在西方是奴役着人们的,所以它后来有了“精神无家可归”这个问题,才出现了《漂泊的流浪儿》。
那么“哲学”就进入了对立、矛盾、冲突、尖锐化这个状态,说斗争性,斗争的绝对性提出来了,对立的绝对性提出来的。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对立是普遍存在的,斗争是事物发展唯一的动力,不斗争,事物是不能前进,这些都是黑格尔的。
特别是黑格尔讲“悲剧”的时候,斗争性的问题已经讲得很明显了。
但是看黑格尔《悲剧》的问题就知道这一点了。
这是一个形态,这个形态已经远远离开了中国传统的和谐文化。
这是个“近代形态”。
“和谐社会”提出以后,这个近代形态,有好多人已经感觉到越来越分离。
到存在主义、生态主义。
生态主义说老实话就是要自然不要人;激进的生态主义者提出来:
“为荒野而荒野”,驳斥自然的原生态,反对人与自然的这个生态,激进的生态主义就是典型的生态主义。
存在主义这个词儿“人”,还原为人与人,他是想解决这个二元对立的问题,但是存在主义者,他并没有解决这个“二元对立”,而且把“二元对立”在某些方面上更加发展了。
生态主义能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吗?
它排斥了人,人的生存都不能,“为荒野而荒野”有什么意义。
所以在西方,这个“对立”越来越厉害。
而这个“对立”是在马克思讲了以后,马克思本来在《资本论》里面,在《经济学手稿》里面,在《人与本质的异化和回归》里面,特别在《资本论》里面讲到了,实现了彻底的自然主义就等于完成了“人本主义”,实现了“人本主义”就等于彻底地“人”。
这是人与对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象化和怎么确定这一系列矛盾的根本解决,这是意识之谜的最终的回答。
马克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所做的一个哲学概念。
但是为什么马克思已经讲了这个问题,西方哲学仍然按照原来的轨道走路,这就是因为,解决这个“二元”对立的问题没有社会基础,“辩证和谐的问题”,“和谐文化的问题”,“和谐美学的问题”,“和谐哲学的问题”没有社会根基,也就是没有社会意识,“和谐社会”的构建就不可能彻底解决二元对立。
也就不可能彻底反映“和谐文化的问题”,这是“唯物史观”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所以“和谐社会”的基础,就要使得整个哲学,整个的文化有对立的,斗争的近代形态,发展到一个新的“和谐主义”,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变化。
其二,有人说后现代是最前锋的,最前沿的。
我说“和谐文化”是对“后现代”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是最前沿,最有学术眼光的,最有时代眼光的。
而且否定“后现代”这一条很对立的东西,确实是不容易的,现在好多同志,后现代的东西,看得不少,但是从后现代里面抽不出来,反思不出来,我接触过好多青年,包括我自己的学生,我有的时候和他们辩论一个上午。
我觉得应该是跳出来的时候,现在历史提供了条件。
现在可以说彻底结束“二元对立”的时代到来了,新的“和谐时代”开端了。
要是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搞学术就看不远了!
我就说“和谐社会”关于“和谐文化”的提出,对于我们每一个从事“文学艺术”的,不管你是画画的,不管你是搞音乐的,不管你是搞电影的,搞舞蹈的,搞工艺的,最根上你要回到这里来啊!
你回不到这里来,你就站不到时代的前头去,你就代表不了时代前沿的主流。
你可以是小家碧玉,你可以有个人鲜明的特色,但是你成不了这个时代的“大师”。
我讲这个正题前,实际上就是讲了讲我在探讨“和谐”到“和谐文化”。
“和谐文化”在历史上发展了三个阶段,“和谐文化”发展到现在提出来,他在学术上,在哲学上,在文化上的意义。
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讲“中华文化的和谐精神、美学精神的一个前提,一个学术背景”。
有些人可能觉得我这个讲法是不是太政治化了,我不怕,我认为,假如说我是政治化的问题,那我就是一个学术的政治化,学术是离不开这个的。
离开了时代的政治,这个学术是体现不了时代精神的,只能是“边缘”,“边缘”也有存在的意义,但不会有人愿意永远停留在边缘。
这是我探索这个问题一点非常简略,非常简略的一个“序”。
我今天讲的正题是“中华文化的美学精神和审美特征”。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
从我个人来说,就是构建和谐文化,构建和谐哲学,和谐美学,和谐艺术学,和谐审美文化学。
“构建”的根就是“中华审美文化”,或者说“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之根。
那么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呢?
我说中华文化贯穿几千年的,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字“和”,和谐的“和”。
这个“和谐”的出现,最早建于文字的是《史记》,《史记》的开篇就是《黄帝本纪》,《黄帝本纪》里面就记载着那个时候就有了“谐和万邦”的思想,“万邦”就是很多的小群落。
这个思想当然不是“黄帝”提出来的,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这种思想。
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研究“太极图”的,就是“阴阳鱼”。
它表现着和谐的思想。
它发源河母渡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大概在公元前六、七千年。
最早鉴于文字记载的是《易经》所说的周文王。
再有文字记载就是《尚书》,《尚书》是我们保存最早古籍史料的一本书,虽然后人可能有增删,但是这些历史资料基本上是确实的。
在《尚书》的序言里面,已经明确地讲了“八音和谐,人神一和”。
“舜”的时候,也有明确地讲了“八音和谐”,八音就是用八种质料做成的乐器,就是用皮做得鼓,用陶土做得埙,用丝竹做的笛子,就是八种乐器,八种质料做成的乐器,也就相当于一个交响乐了,非常谐和。
“和谐”这个概念最早就是从音乐来了。
这个音乐调解人和神的关系。
因为在古代,在夏商周的时候,包括周朝,商以前,基本上是有“巫风”盛行的时候,万物皆有神,祭天、祭地、祭神、祭船、祭风、祭吏、祭神,什么都祭,万物如神。
人在自然的控制之下。
这说“人神一和”其实转移到人和自然的关系了,就是希望“神”来保佑“人”,使得人在自然里面能够安全地生存。
《楚辞》里面的“九歌”就是祭神,是人和神谈恋爱,特别是讲“女神”,人和神有爱情关系,是一种非常和谐的关系。
到了商代,出现甲骨文,甲骨文中的“和”是“一个手按乐器”;但是也有人说“和”是调酒器。
不管调酒也好,调乐也好,都是调“和”的核心。
从字源上来讲,甲骨文的“和”,也是调和,和谐的意思。
到了西周初年就出现了《周易》,出现了《易经》,特别是“经传”,不是传,是“经”的一部分。
传是后来对“经”的解释,“经”这一部分是西周出现的。
《周易》里面实际上是讲“阴阳、动静、刚柔”这六个概念,“阴和阳”是一对,“刚和柔”是一对,“动静”是一对。
“阴阳、刚柔、动静”后来对美学,对艺术影响甚远,大家要不懂得“阴阳、刚柔、动静”的话,对中国的绘画、音乐、舞蹈、书法根本没法理解。
它就用这个概念,阐述宇宙的产生,人文的发生,社会的发展,整个宇宙、社会、人文生生不息地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
《易经》实际上是一部哲学,一部中国的“宇宙论”,中国宇宙的一种“人文论”,一种中国的辩证法,一部中国的和谐哲学的第一个成文字的版本。
《易经》里边的根本精神就是“阴阳之和”、“刚柔之和”、“动静之和”,阴阳相对,阴阳互补;刚柔相结合。
有刚有柔,以刚为轴。
动静,东中有静,静中有动,以静制动。
这一套规律,在艺术文化里面,在美学里面,在哲学里面,影响甚远。
在《乾卦》里面明确地说了“保和太和,乃利贞。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在后来故宫三大殿:
保和殿、太和殿、中和殿,这里就讲了两殿。
清代“和”的思想非常重要,这个“和”的思想体现在故宫的整个建筑。
不了解这个,怎么知道建筑啊?
说“保和、太和,乃利贞”。
有了“和”才有万事、万物的发展,才“首出庶物”,就是演化出整个世界,才“万国咸宁”,整个天下、世界,社会才出现安宁和平的环境啊!
再看《诗经》,过去《诗经》这个问题被忽略了。
最近由于我搞《中华文化审美》把《诗经》又通读了一遍,《诗经》里面其实是一个“和”的经典,是一个“和谐文化”的诗歌形式的经典。
它期盼着一种和谐的审美,人民期盼着一种和谐的生活。
特别是周文王、周武王,是最讲“和”的一个典型。
为什么“文王”后来捧得这么高呢,就是“文王”是以“和”与“德”治天下。
大家去读《诗经》重读会有不同的看法。
到了春秋,中国发生了“和通之变”。
“和”和“通”,这个“和通之变”包括史伯、晏子、单慕公这些人,这个很重要。
“和通之变”就把“和”的思想提高到哲学的高度,这个“和”原来是一半的一个概念,一半的一个用词儿,到“和通之变”的时候,也就把这个“和”的概念提高到一个哲学的概念。
什么是“和”呢?
史伯说:
“以他平他谓之和”。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众多的“他”平衡协调一切,就是“和”。
他当时觉得“和”的意思,就是“调五味”才能出“和味”,最好的美味,“和”也就是“美味”。
原来讲“和”是音乐,现在“和”也到了味里面去了,到了“味觉”上去了。
中国很特殊。
中国这个“美”发生的味觉和西方关系不一样。
西方是发生在诗歌上,它最早是发生在女生的身体美,体形美,最早的感官是眼睛。
中国最早发展的是耳朵和舌头。
“和五味”的这是美味。
“美味”这种东西没有说是纯咸、纯甜的。
到了孔子的时期,他提出了“仁”这个概念。
什么是“仁”?
二人为“仁”。
“仁者爱人”这个“仁”就是两个人相互爱,这是了不起的一个思想。
但是这个“仁”的概念,在《诗经》里面就不大出现了;在《尚书》里面有;在《周易》里也不明显,所以“以仁视礼”是孔子一大贡献。
这是由“巫风”,由“敬神”转改成“爱人”,这是划时代的文化大战。
我写了一篇文章,考证《乐记》的时间,我是从思维方式上来说,我说《乐记》和《孙子兵法》基本上一个思维模式,既然肯定《孙子兵法》是这个时候的了,那么《乐记》也是这个时候。
这个文章是在《中国音乐》上发表的,80年或者81年的时候。
我说公孙尼子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他大概是早于伯拉图50多年,也就是这个《乐记》早于《史学》50多年。
国内外叫做“乐记是中国美学的奠基石”,它是最系统地阐述了。
既然公孙尼子是孔子的再传弟子,那么他正好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再发展。
《乐记》里面提出来了“礼变异,乐和同”。
提出了乐就是和,乐等于和。
它是分长幼,老少,等级,尊贵卑贱的,《乐》是和的。
把这个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长的,幼的,高贵的、卑贱的,都和在一起了,这就是“礼乐之国”,就是辩证法,就是“礼乐之国”。
一方面规定,你是一个伯爵,你是一个大夫,你是一个老百姓,一方面规定你有时候不和谐,大家共处在一个社会地位,各行其道,各安其分,相互尊重,相互和谐,这是儒家,是中国古代社会和谐的一个进步。
他这里面有“和”这个概念,区分出来“雅乐”和“音乐”。
说“音乐”就是“不和”的乐,就是过分的乐,“和”就是不过分的,就是恰如其分。
“乐”对于“和”的思想,这个时候的“乐”,包括舞蹈,包括诗歌。
所以《乐记》也可以说是艺术论,音乐的本质,实际上也就可以说是艺术的本质。
“和”是音乐的本质,实际上也就是说“和”是艺术的本质,艺术的生命本质就是“和”。
当然《乐记》讲的方面很多,不光是研究音乐的要学,学绘画的,学书法的,甚至包括最新的电视电影都应该学,因为没有这个“学”就没有根啊!
到孟子,就更推进一步了。
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他把“人和”已经摆在“天时地利”之上了。
那么说到这里呢,回过头来说一说“中”。
相传孔子的孙子子思做《中庸》。
朱熹特别讲,“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针对儒家思想的哲学。
《中庸》里边就讲,“喜怒哀乐未发之为中,发而则知中节之为和”,“中”是人生之大悲,“和”是天下之大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也,”这一段话了不起。
什么意思呢?
提出了中国整个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哲学。
它的意思是说:
心里面的激情在里面,在我们心中,是中,就叫“中”,一直到第一次“中”和“和”合在一起呀。
以前都是讲“和”的,我有一篇文章专门讲“和”、“中”、“和中”这三个概念在历史上的发展。
这个“中和”这两个字联在一起,就是从《中庸》的这段话开始的。
在最前这个“中”和“和”是分开的。
在甲骨文里面这个“中”是个什么呢?
“中”原来最早可能是“旗子”的样子。
为什么这个旗子是“中”呢?
这个可能是古代的时候,有人考证插在部落中间,标志这个部落的存在。
也有人讲“中”是一个鼓,讲法很多。
但是“中”真正出现就是在《易经》里面,说“中心与正”,“中”和“正”连在一起了,说人心的“中”就是人心的“正”。
到荀子,还有“中心”的这个思想,就说这个思想还在延续。
“中心”这句话在荀子里面也出现了。
那么在《周易》里面,《礼记》里面,“中”和“和”是并列的,“中”是中,“和”是和,是并列的。
但是到了《中庸》,出现“中”和“和”合在一起了。
“中”是内在的,“和”是表现出来的。
“中”是人的大本,是最根本的;“和”是天下的大道。
天下并不是只是指自然,说天下太平是指整个社会,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
说“致中和”,达到“中和”的话,天地就非常和谐,“万物育焉”,因为天地自然和谐,万物也就自然生长和谐,共生共荣,一片和谐境界。
这段话就是中国儒家的世界观,是“由人及物,”,“由中及外”,“由人及宇宙”,“由人及社会”。
所以有了这个“中”才有了这个“和”,有了“人”的“大根”,才有天下的“和”的规律。
有了人的“中”,有了外的“和”,天地才能在其位,才能和谐;天下才能太平,才能和谐。
所以他是亲本体,人的内在是本体,他生发出来的,由他推进,“由中及外”,“由人及物”,由他突出宇宙,所以这个天人合一,是以人为本的。
是天和于人,不是人和于天。
天意是人意的表现。
没有人意就没有天意,说:
“天并不是任自由,在人之外的”,这个和西方不一样。
西方的柏拉图的理念是完全外在的,他相信有一个理念的实体,外在的。
那么由这个理念转化出来自然界,由自然界转化出有神灵,转换成人了,然后人再回过头,你看看柏拉图涉及美的层次,首先人是具体实物美的美,也是一个马的美,一个贪官的美,一个女人的美,一个抒情的美,然后衍生一个制度的美,由制度的美衍生到知识的美,一层一层的上去,最后才认识到“理念的美”。
回到理念美的时候,人是达到最高的美。
这个最高的美丽衍生出来的,就是最高的人。
柏拉图说人总是由理念控制的东西,人是理念衍生出来的。
黑格尔也是这样。
在黑格尔的字典里面是没有美的。
他的绝对精神,衍发出来,从普遍的一般演化出一个特殊来,又演化出自然界来。
自然界从无机物开始,到了有机物,从有机物发展出生物,由生物发展出人类,有了人类就有了艺术,这又返回去了,开始了意识的形成,就是所谓精神的发展史。
精神的发展史又分成三个阶段,绝对精神又发展成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艺术阶段,是艺术审美,放到最低的层次,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感性认识。
他没有突破感性就进入宗教,说宗教比艺术高了一层,更接近理念。
最后一层才是哲学。
哲学是由自身的形式认识自身。
就是用概念的形式,用理性的形式来认识理性这就到了绝对了。
所以“人”是黑格尔“绝对精神”发展中的一个环。
他们就是走的这么一条路,而我们的“中庸”是走的另一条路。
所以“中庸”这一篇,话虽然不长,但是思想非常深刻。
孟子是主张“与民同乐”的。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个与民同乐的思想在中国古代也是非常传统的,非常好的思想。
过去说:
名君、名主都主张与民同乐。
都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与民同乐。
“与民同乐”就是“和谐”的思想,就是与民和谐。
儒家发展到荀子是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对立的因素。
这里就是说人性的问题,他在儒家有一个发展。
人是从动物来的,古代有很多东西,都是人和物是合体的。
这个说明动物在人的眼里边比自己还高。
自己愿意,借动物那一种力量,显示自己的力量。
人和动物还没有分开,人还没有自觉到自己的力量。
孟子讲“性本善”,孔子没讲“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孔子说:
“人上有人”,这里面一定包含着“人”,当然孔子又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但是他没有明确“人性”是什么。
说人还没有自觉到人心和动物心,有什么区别,没有自觉到这一点。
孟子在讲“人性善”的时候,也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人和动物究竟有什么区别,说:
“侧隐之心人皆有之”,他认为人生下来就是善的,那么,动物性说,人的动物心也都是善的,说人和自然还没分界。
所以孔子、孟子那里,充实而又光辉之为大,“充实之为美”,就是人的本性充分发挥出来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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