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OC唐宋诗词人文解读部分答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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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唐宋诗词人文解读部分答案

MOOC唐宋诗词人文解读部分答案（上海交通大学李康化老师）

HIT一剪寒梅

唐宋的精神精神气度不同的地方在于：

唐朝开放、主动外向；宋朝内敛，含蓄内向。

唐朝国力强盛，推崇对外开放的理念和政策。

国力的强盛是唐朝人们自信自尊的重要根基，而这样的文化氛围使得唐代人很容易包容和接纳。

这样的精神气度，才有李白的狂傲不羁“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才有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才有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些大气凌然的绝句。

而宋朝“积贫积弱”，宋人普遍心理为“守旧、求静与懦弱”，他们少有唐人开拓性的思维观点，与唐人明显不同的地方在于，宋人较少关注外部世界，他们更加关注人的内心世界。

因此在宋人的词的创作方面会更加地婉约，有一种柔美的风味。

宋词比唐诗更有一种“女性化”的倾向。

盛唐诗歌“风骨声律兼备”，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唐诗达到全盛的重要标志。

盛唐诗歌时期与“盛唐社会”时期并不完全相对应。

虽然盛唐诗歌也有描写盛唐社会的恢宏繁荣局面，但也有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的抒发。

提到盛唐诗歌，就联想到“盛唐气象”一词，若以“盛唐气象”论诗，那么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诗歌的韵度风貌，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所共同体现的盛唐文化气度。

而不是单纯的以社会时期、诗歌内容等进行划分研读。

关于盛唐诗歌的特点，严羽曾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提到：

“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

可见，“雄壮”与“浑厚”，是盛唐诗歌的主要特征。

“宏大壮美”更多在诗人文豪李白中得到体现，而盛唐诗人的另一代表杜甫，更多的是“雄浑悲怆”。

正如大家所言，李白与杜甫风格迥异，其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他们的关注点并不同一，但他们与许多盛唐诗人一样，虽然诗中有悲，有愁，有愤懑，但他们并不消极。

他们心态乐观，在经历安史之乱后，并没有被击垮，而是积极通过披露、批判等方式，希望大唐能够再次恢复它的繁荣昌盛，心中的“大唐梦”并未褪色。

李杜二人，都有着豪迈的心态，否则，杜甫怎能道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李白怎会狂言“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他们的诗，便是他们自信姿态、阔达胸怀的表现。

盛唐诗歌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

前期诗歌最要描述了大唐江山的美好，文人们对政治的跃跃欲试，积极入世，自尊自强自信的心态。

而后期主要关注政治上的黑暗腐败，以忧国忧民的态度，表达自己强大的国家责任感。

宋代的词并不全然婉约，豪放派亦有大家。

但词的女性化相比于豪放派而言，能寻到的踪迹更多更多。

宋词女性化特点突出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社会政治因素。

虽然宋词也曾出现豪放派大家——苏轼，但婉约的“女性化”更多地出现在宋词之中。

这种现象，与宋朝国力不无关系。

宋朝最大的特点就是“积贫积弱”，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国民自信心大大削弱。

形成了宋人保守、懦弱的特点，这在词的创作之中便“婉约”之味重于“豪放”。

第二，词自身的特点是宋词“女性化”的重要因素。

古人往往将词看做是“难等大雅之堂”的俗物，词最初的形成和发展是因为享乐文化氛围的浓厚。

词作为一种俗物，为了娱乐大众，一般出现在歌妓表演的舞台上。

歌妓作为词的演唱者，词需要“女音化”才能更加适合歌妓所用，才能更加符合享乐场景的需求。

而词相较于诗来说，它没有严格的规范化，词更适用于私密情爱的表达，香艳淫靡的内容，或者歌妓自身的经历，往往更拥有吸引力，也更容易唱得“走心”。

由此可见，词在产生原因、写作内容、表演者上，都与女性密切相关，因此才显得如此“女性化”。

第三，环境的影响。

宋朝南移，南方清新秀丽的自然环境也是宋词“女性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大量的文人南移，他们所见的南方山水，并不同与北方的粗犷，南方的“柔”，恰好点中了他们好静、守旧以及儒弱的性格，因此以词抒发胸臆的时候，往往带有不同于男性“奔放豪情”的特点。

他们的词风更多的是香艳、纯情、唯美与柔媚。

晏几道所作之词，“梦”是他最大的特色。

探究小山词中梦之广、梦之凄婉的原因在于他的一生中。

晏几道原是富家子弟，在父亲晏殊去世后，家道中落的他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自由自在，意气风发的日子。

他孤傲、清高的性格，没能帮助他在极度困窘之际向亲朋好友求助。

或许他也曾向这悲惨的经历低头，但面对曾因反对新政被拘的“朝廷罪人”，大多数人都默然地采取了各扫门前雪的态度。

经历这一切的晏几道感到世态炎凉，对仕途存有的那一丝渴望也被湮灭。

他愈感悲伤，于是投靠朋友，流连于酒席舞宴上。

试图通过日复一日的“一笑”，生活在自己构筑的梦中。

在这里，梦，是他选择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通过它，便可以回忆往昔，倒转时间。

在小山的《鹧鹄天》中：

彩袖殷勤捧玉钟。

当年拚却醉颜红。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

几回魂梦与君同。

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上片通过回忆初次相逢时一见钟情，歌舞尽兴，恋人们纵情狂欢的美好时光，溢出的欢乐情感感染读者。

但下片笔锋一转，却是离别后无尽思念的折磨与伤痛，过往的美好，更突出了思念的苦痛。

晏几道词的内容，梦与男女间的情爱都占了很大部分。

这些内容不仅吐露自己身世的苦闷，更是道出他与歌妓们的情感。

仔细观察晏几道的词，梦中的恋人可以跨越时空，开追寻他们的意中人。

这种跨越，是晏几道内心热切希望有一种途径，可以让他跨越目前的困境。

也是他希望与莲、鸿、蘋、云这几位歌妓再有相遇的那一刻。

在晏几道失意的日子里，歌妓们便是他最好的精神支柱，晏几道由于自身经历，有着更好的人生感悟。

在《皖溪沙》中：

日日双眉斗画长。

行云飞絮共轻狂。

不将心嫁冶游郎。

溅酒滴残歌扇字，弄花熏得舞衣香。

一春弹泪说凄凉。

一句“不将心嫁冶游郎”道出了歌妓其实如普通女子一样，希望能够“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她们与普通人一样，有着尊严和追求美好日子的愿望，只是这一切，现实起来要比寻常人难。

正因为晏几道一直都无法走出这种悲伤地氛围中，因此梦的结局往往也是悲伤的。

那些可以跨越的时空，最终也无法帮助恋人重逢相聚。

可能晏几道一生都认为“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吧。

柳永与歌妓之间，并不是流连忘返便是情真意切。

若说柳永与歌妓之间存在的是爱情，倒不如说这只是一种更为亲密的合作关系。

何为合作？

且听我道来。

首先，柳永对于歌妓的态度，是矛盾的。

他既折服于歌妓的美貌与才华，但也无法跨越世俗对歌妓地位的鄙夷。

在他的词中，不乏有咏颂歌妓的相貌之美，才华之盛的。

如：

身材儿、早是妖娆。

算风措、实难描。

一个肌肤浑似玉，更都来、占了千娇。

妍歌艳 舞，莺惭巧舌，柳妒纤腰。

自相逢，便觉韩娥价减，飞燕声消。

这是风情万种姿态，谁人不为之倾倒？

再如《瑞鹧鸪宝髻瑶簪》的“一曲阳春定价，何啻值千金。

倾听处，王孙帝子，鹤盖成阴”。

其技艺之高超，令其羡慕。

而封建社会固有的“男尊女卑”思想，男子再佩服一个女子，也绝不会将她的低位与自己等同。

而宋代享乐主义盛行，歌妓作为一个娱乐行业，在其中的女子所担任的角色只是服务于男性。

因此，柳永也曾有过“莫道千金酬一笑,便明珠、万斛须邀”的念头，认为歌妓只是为男人所把玩的工具。

其次，柳永在仕途上的坎坷，使他流落到青楼歌妓中，为其填词以讨生计。

而歌妓因柳永的才华，填词之精妙所折服。

两者这在方面，是赤裸裸的合作关系，互利关系。

再者，柳永对于庙堂之事的热衷，怎会因一时的挫折而断绝。

不被重用的他，若有朝一日重新再次被启用，他一定不会“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因为在古代，庙堂之事才是男子间的重要之事，而这也是男性社会地位的象征。

且词在宋代被认为是俗物，填词只是柳永为生计的权宜之计。

而对于歌妓的怜悯，也只是因为自己刚好身处的环境也如她们那般不堪，低微。

在这种环境下，两者更容易相互体谅、相互怜悯。

柳永与歌妓之间的爱情，其实与太监与婢女之间存在的“对食”，在性质上是一样的。

柳永与歌妓之间的感情，正是一种参杂着怜悯、同情的隔靴搔痒的取暖而已。

3.1李贺

3.2隋朝

3.3行卷

3.4钱起

3.5213

3.6岑参

3.7晏殊

3.8张籍

3.9进士及第的人数

3.10入幕

3.11节度使

3.12张籍

3.13虞世南

对于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韩愈的两首诗来说这件事，韩愈的《永贞行》和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

因为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在政治思想上始终存在着隔阂，韩愈对柳宗元、刘禹锡的文学成就应该说是逐步加以肯定的，但是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在人格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韩愈作于永贞元年（805年）九月的《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七员外翰林三学士》这首诗歌曾经追叙过自己被贬官阳山令的一个原因。

其中特别提到说，韩愈以为自己贬官的原因是上疏言事以及刘禹锡、柳宗元的泄密，他所上的这三个学士就是王涯、李建和李程。

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

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

下陈畿甸内，根本理宜优。

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

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

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

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

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雠。

韩愈在贞元十九年（803年）就贬到阳山了，远离朝端，因此说韩愈跟永贞革新其实不应发生关系，但是韩愈的诗文中，却有多篇涉及到永贞革新，而且对王叔文集团是大肆地诋毁。

贞元十九年前后，志在革新的王叔文开始关注到御史台，当时的御史台中丞是武元衡，监察御史有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愈、李程等等，这一批人跟王叔文集团都发生了或大或小、或正或反的关系。

韩愈之所以没有加入王叔文集团，并对永贞革新颇多偏见，成为反对派，有几个原因。

第一，韩愈自称韩昌黎，是要提高自己的郡望，说明自己出生高门啊，不屑于出生寒门的东南文士合作。

第二，韩愈长兄韩会，因为元载结党，以至于身败名裂，时在大历十二年（777），韩愈颇吸取其教训，在用永贞革新中持保守态度。

第三，韩愈与宦官关系微妙。

永贞革新前后，贞元年间，韩愈一直站在宦官俱文珍一边而未尝动摇过。

韩愈在董晋的宣武节度使做幕僚，任观察推官，而当时俱文珍就是监军，可见二个人的人事关系是非常好的。

后来俱文珍将要赴京师的时候，韩愈还作了一首诗《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送给他，对俱文珍是吹捧备至，这种吹捧显然的是出于私心。

官迷韩愈还是出于自己仕途的考虑比较多。

韩愈贬官是在贞元十九年（803年）。

而作《永贞行》的时候已经过去三年了，这个时候韩愈重提旧怨，显然的有几个方面的考虑。

宪宗即位之后，一反旧政，韩愈可能觉得这个时候有出头的希望，但是要想回朝就必须得到宪宗，也就是旧派人物的欢心。

而要得到这些旧派人物的欢心，最简便而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大骂永贞革新集团，其中李程是受王叔文集团排斥之人。

因此在诗中特别提到刘禹锡、柳宗元这二个人。

因为韩愈跟李程、柳宗元、刘禹锡在贞元十九年的时候，都曾经任过监察御史，其后分道扬镳。

这个时候李程是翰林学士，身居要职，韩愈写诗寄给他，目的也是想通过他来引荐入官。

所以他在诗中特别写到刘禹锡、柳宗元，是想表明我韩愈跟刘禹锡、跟柳宗元是划清界限的。

这个时候刘禹锡由屯田员外郎贬连州刺史，在被贬的途中又改为朗州司马，经过江陵的时候，刘禹锡跟韩愈曾经相会过。

此时刘禹锡是罪臣，跟刘禹锡的交往会产生一定的政治风险，所以韩愈这个时候写诗，明显的是要为自己洗刷清白。

韩愈跟刘禹锡江陵相遇的时候，曾经当面说“以不幸相悲”，但是到了他作《永贞行》的时候又背后指责，我们可以发现韩愈这个人其实颇为表里不一，因此从韩愈写的这首《永贞行》可以发现韩愈跟刘禹锡、柳宗元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

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

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

狐鸣枭噪争署置，睗睒跳踉相妩媚。

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

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

元臣故老不敢语，昼卧涕泣何汍澜！

我们再来看韩愈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就是《柳子厚墓志铭》。

之前说到韩愈因为反对迎佛骨而被贬到潮州，其实后来过了一年，即元和十五年，韩愈又被量移袁州。

《柳子厚墓志铭》就是韩愈在量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在这个地方做刺史的时候写的。

韩愈在《祭柳子厚文》里面说：

凡今之交，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子托。

非我知子，子实命我；犹有鬼神，宁敢遗堕。

我不是真心要给柳宗元写墓志铭，但是你命我，我也没办法。

可见韩愈自己也没有把柳宗元看作是知己。

所以刘禹锡请求韩愈为柳宗元撰写墓志铭，对韩愈来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不过韩愈终究是写了。

《柳子厚墓志铭》主要写柳宗元的三个方面，前面写政事、中间写友情、最后写文学。

在政事方面，韩愈对柳宗元的政治活动是一概否定。

在这篇文章里面，韩愈有一段有名的感慨，对世道人情剖析可谓鞭辟入里：

呜呼！

士穷乃见节义。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不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

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

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但是这种人生感慨似乎不应处于韩愈之手。

因为韩愈所批评的这种现象正是他自己所作所为。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韩愈随裴度去平定淮西，回朝之后因为功劳授刑部侍郎，可谓大权在握。

第二年正月大赦，刘禹锡就上书请他施以援手，韩愈没有丝毫反应。

到了长庆二年（822年），刘禹锡任夔州刺史，赴任途中写诗寄给任兵部侍郎的韩愈和中书舍人的白居易，但也没有什么结果，由此可见“落陷阱不一引手救”的人，非韩愈而谁啊？

正是韩愈还有，韩愈写《永贞行》的时候，刘禹锡、柳宗元正在被贬。

一月之中，由掌权的朝臣贬为刺史，再贬为司马，政治打击异常巨大，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给予安慰，这不是作为旧友应该做的事情吗？

可是刘禹锡赴任途中，专门拜会韩愈，以其旧日同在风宪之故。

可是此时韩愈不但不加以同情，反而写《永贞行》来谩骂他们，这不是“反挤之又下石焉”又是什么呢？

韩愈不就是做“落井下石”的事吗？

所以说，韩愈虽然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文起八代之衰但人品方面的的确确也有很多的不足。

贬谪固然是人生不如意之事，但唐代这些文人的贬谪，在客观上造就了南方文学的繁荣，也映射出有一些文士的内心的阴暗心理。

主观题：

陶渊明,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先生”（死后由朋友私下起的,并非朝廷颁布,故称私谥）,浔阳柴桑（今九江市）人,出身于没落仕宦家庭.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52年）.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自做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有《陶渊明集》.被称为“千古隐逸之宗”。

《饮酒》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隐者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悠然自在,无拘无束,平静祥和得。

主观题：

《虞美人》，此词大约作于李煜归宋后的第三年。

词中流露了不加掩饰的故国之思，据说是促使宋太宗下令毒死李煜的原因之一。

那么，它等于是李煜的绝命词了。

全词以问起，以答结；由问天、问人而到自问，通过凄楚中不无激越的音调和曲折回旋、流走自如的艺术结构，使作者沛然莫御的愁思贯穿始终，形成沁人心脾的美感效应。

诚然，李煜的故国之思也许并不值得同情，他所眷念的往事离不开“雕栏玉砌”的帝王生活和朝暮私情的宫闱秘事。

但这首脍炙人口的名作，在艺术上确有独到之处：

“春花秋月”人多以美好，作者却殷切企盼它早日“了”却；小楼“东风”带来春天的信息，却反而引起作者“不堪回首”的嗟叹，因为它们都勾发了作者物是人非的枨触，跌衬出他的囚居异邦之愁，用以描写由珠围翠绕，烹金馔玉的江南国主一变而为长歌当哭的阶下囚的作者的心境，是真切而又深刻的。

结句“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以水喻愁的名句，含蓄地显示出愁思的长流不断，无穷无尽。

同它相比，刘禹锡的《竹枝调》“水流无限似侬愁”，稍嫌直率，而秦观《江城子》“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则又说得过尽，反而削弱了感人的力量。

可以说，李煜此词所以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在很大程度上，正有赖于结句以富有感染力和向征性的比喻，将愁思写得既形象化，又抽象化：

作者并没有明确写出其愁思的真实内涵——怀念昔日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而仅仅展示了它的外部形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样人们就很容易从中取得某种心灵上的呼应，并借用它来抒发自已类似的情感。

因为人们的愁思虽然内涵各异，却都可以具有“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外部形态。

由于“形象往往大于思想”，李煜此词便能在广泛的范围内产生共鸣而得以千古传诵了。

客观题：

25

5.2怀旧物

5.3时间性

5.4杜牧

5.5时间意识

5.6金陵

5.7对今昔变化的感慨

5.8骊山

5.9章碣《焚书坑》

5.10历代将军

5.11严华夷之辨

5.12一代倾城逐浪花

5.13《虞美人》

《论语》曾记载孔子与其弟子围绕管仲是否应该自杀、不自杀是否合于仁德等问题的讨论。

管仲和召忽都是公子纠的师傅，当公子纠被其兄齐桓公杀害后，召忽自杀，这体现了对于君主的忠诚，是符合当时所要求的君臣之义的道德行为。

但是管仲不但没有自杀，反而还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帮助齐桓公成就了称霸诸侯、一匡天下的大业。

对此，子路和子贡都提出了疑问，认为管仲没有仁德，而孔子的回答是：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

”又说：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在孔子看来，管仲帮助和辅佐齐桓公得以不用武力而多次召集诸侯盟会，同时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百姓一直蒙受到他的好处和恩惠，而没有“被发左衽”沦为夷狄，这些都是管仲的仁德，我们不能要求他像普通男女那样讲求小节小信，自杀于山沟之中。

可见，在生死面前究竟何去何从，选择生还是选择死，关键是看其目的和效果，如果选择生是为了大众百姓，是为了成就更大的仁，那么这种选择就是值得肯定的。

因此，孔子对于管仲没有选择自杀轻生的行为和不做无谓牺牲的人生态度不仅没有加以指责，而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称其“如其仁，如其仁”。

　　正是基于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关爱和珍惜的理念，儒家注重养生，主张通过修身养性，达到益寿延年的目的。

《尚书·洪范》把长寿作为人生五大幸福之首，而把不得善终作为人生六大不幸之一。

孔子曾提出“君子有三戒”，即“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这里，孔子根据不同年龄段人们的不同特点，提出了修身养性的不同要求。

以正确的态度面对生活，不可以伤害身体，更不能危及生命，这是人们进行道德修养，达到君子的理想人格所必须要做到的，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身体基础和前提。

儒家主张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以身殉道。

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儒家重生慎死，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同时对死又持一种慷慨凛然、泰然处之的态度。

在孔子看来，人生在世的所作所为要符合“仁”的原则，那么，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也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

所以孔子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一味地贪生，而在于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追求仁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

孔子还把“见危授命”视为“成人”必备的一种品德和素质，他说：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在孔子看来，见到利益便能想到义的要求，见到危险能够献出生命，长久处于贫困仍不忘记平日的诺言，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品德完备的人了。

他还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在生死关头，当生命和仁德“二者不可得兼”的时侯，决不能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而应当义无反顾，舍生取死。

　　孔子说：

“见义不为，无勇也。

”这里，孔子以“见义不为”为“无勇”，认为见到该做的事，即使面临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舍生取义，才是真正的勇、最大的勇。

荀子也把“重死持义”视为“士君子之勇”，他说：

“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与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主张相一致，孔子把对于真理的追求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他主张以身殉道，提出“仁以为己任”，并说：

“朝闻道，夕死可矣。

”认为为了真理（道）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也是无怨无悔的。

朱熹的话也表达了这个意思：

“人受天所赋许多道理，自然完备无欠阙。

须尽得这道理无欠阙，到那死时，乃是生理已尽，安于死而无隗。

”

孟子在谈到生死问题时也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体现了儒家在生死问题上的崇高气节。

孟子还说：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在应该挺身而出的时侯，决不能怯懦退缩，袖手旁观，否则就是贪生怕死，不仁不义；为了坚持道义，就应该无私无畏，勇往直前，乃至视死如归。

“人生如梦”的本质是一种虚无主义思想框架下价值体系的诠释，虽然是形而上学的片面“人生”概括，存在偏执性和独断性，但在文学作品中却是崭露头角，甚至因此衍生出无赖派、唯美派、颓废文学等文学流派，对于文学乃至哲学的贡献自然是可圈可点的。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点睛之笔,如何理解它是能否正确认识词旨的又一关键.关于其评价,众口一词：

抒写了诗人“心灰意冷”的消极人生思想.这几成定评.但笔者仔细揣摩,以为它张扬的是作者高尚的人生理想,给人以积极的感奋力量.

　　“人生如梦”其“人生”实指“仕途”.词中纵观历史,谈的是“千古风流人物”在仕途上的功勋业绩：

思考现实,忆的是自己宦海生涯的苦难,亦是仕途,苏轼因所谓讪谤朝政,险掉了性命,故不用“仕途”、“宦海”而用“人生”,以免涉及议政,而再次大祸临头,苏轼入狱受审,浩劫余生,待罪困居黄州,他回顾自己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咀嚼仕途况味,借佛家“六如”（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的观点,表达了他对功业理想的意义和价值的怀疑和思考,并以之扬弃曾执著追求的功业理想,其仕途上的虚幻意识异常沉重,又加之以“一尊还酹江月”与之相承,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其表层意蕴上,不结合苏轼其人去分析它,那么说它厌世、混世、享乐思想俱全,说它反映了诗人悲观颓丧的消极人生观,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作品形象的意蕴,是从作家心理深层迸发出来的火花,是潜存于个人、社会、历史、宇宙多种基因的染色体,是客观形象的情绪化,其根源并不在于客观形象自身,而在于作者的主体思想感情.而东坡的大部分词是表现主体意识,塑造自我形象,表达独特的人生体验,抒发自我人生理想.诚如元好问所说：

“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乐府引》近人龙沐勋也注意到这点.他的《两宋词风转变论》说苏轼“悍然不顾一切,假斯体以表现自我人格与性格抱负”.（《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那么要发掘“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意蕴的真正指向,我们就不能仅就其形象而言其义,更重要的是把握诗人的主体思想感情.孟子云：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论述的就是这个道理.

　　毋庸讳言,“人生如梦”确有苏轼在仕途上的“政治退避”的消极一面,我们不必为所爱拔高其作品的思想性,但我们也不能因词中流露了消极情绪就作简单否定.在精神痛苦中,诗人确含有藉此排遣内心郁积的真实方面,可它又不是其精神世界的全部.“仕途如梦”并不意味着诗人整个人生态度消沉了,他并没有像前人由此发展到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其落脚点不是从前人的“政治的退避”变而对“社会的退避”,而陷入消极的泥潭不能自拔.苏轼在以佛老思想排忧解愁时,就告诫自己：

”学佛老者,本期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答毕仲举书》）他对佛家的懒散和老庄的放逸有所警惕,这说明他的人生追求是积极的,其居黄州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