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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
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
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
孙秀林
原载《社会》2010年第1期
摘要:
在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来自乡村的移民进入城市,城市移民群体在城市社区中的社会融合与公共事务参与,对于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与社会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使用上海地区“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本文采用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实证地验证了社会网络对于城市移民政治参与的效果。
结果显示:
“拜年网”的规模对于城市居民(包括上海户籍与非上海户籍)的政治参与具有负向的效果:
“讨论网”的规模只对城市移民群体(非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社会参与网”
表现出了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城市移民群体的“社会参与网”比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更强的正向效果。
关键词:
城市移民;政治参与;社会网络
*作者:
孙秀林,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上海大学社会学系E-mail:
Xiulin.sun@
本文所称的移民是指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因制度障碍而不能获得城市户籍的城市常住人口。
一、导论
1978年之后,大量农村劳动力人口进入城市中的工作领域,中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
据统计,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约有2.25亿农民工,在这些农民工中,有超过一半的人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社区,进入城市社区生活甚至定居。
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他们被长期排挤于城市的主流社区之外,而只能在城市的底层生活,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区隔十分明显(柯兰君、李汉林,2001)。
近年来,第二代移民开始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与父辈相比,他们更疏远籍贯意义上的农村,而更渴望进入城市社会,因此,移民群体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合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研究议题,在诸多研究中,学者们特别关注社会网络对移民社会融合的促进作用(王春光,1999,赵延东、王奋宇,2002;张文宏、雷开春,2008)。
按照Gordon进行的划分,社会融合过程包括7个方面:
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婚姻同化、认同性融合、态度接受、行为接受和民主性融合(Gordon,1964),民主性融合是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维度。
但是,现有研究对于城市移民群体的关注,多侧重于心理、身份、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融合(张文宏、雷开春,2008),而对于城市移民群体的民主性融合与政治参与,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本文使用“2009年上海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对于城市移民群体的政治参与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本文采用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探讨社会网络是否能够有效地提高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对于城市移民群体而言,更广泛的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促进其政治参与?
二、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与民主政治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由布迪厄提出,并将之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成为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相并立的第三种资本形态。
布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成员或群体拥有的实际和潜在资源的累积,是由一个特定群体成员共享的集体财产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提供共有资源的支持(Bourdieu,1986:
2412258)。
科尔曼随后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他在定义中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认为信任关系、权威关系、信息网络与规范、地位等,都是社会资本的形成要素(Coleman,1990)。
R.S.博特最早把社会资本由个人层次延伸至企业层次,并提出了著名的“结构洞”理论,强调了企业家在开发关系稠密地带间的结构洞的重要性(Burt,1992)。
社会学研究中社会资本的定义更多地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把社会关系网络或特定的社会结构作为社会资本来看待,这种网络结构可以给网络结构中的个人提供信息和各种资源。
如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
他强调不能离开社会关系或者社会网络谈社会资本(Lin,2001)。
从这一框架逻辑出发,国内社会学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重点关注置身于某种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如何通过这种网络来获取各种政治的、经济的信息和资源,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周红云,2004;马得勇,2008;杨仕元、朱缜,2009)。
张文宏对于国内现有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的研究,进行了详尽的归纳,并将之分为五种分析角度:
一是对于不同阶层所拥有社会资本的研究;二是对于地位获得中的社会资本作用的研究;三是对于居民政治参与过程中社会资本作用的研究;四是对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五是对社会资本的负功能的实证研究(张文宏,2007)。
本文的研究思路在第三种分析研究取向上展开,即关注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对于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1993年帕特南(RobertPutnam)使用“社会资本”的概念分析了意大利南北地区政府治理绩效的差异问题,从此社会资本的概念开始运用在民主政治与政府治理的研究领域。
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通过分析意大利民主化以后南北部地方政府绩效产生差异的原因后得出结论:
是社会资本导致了南北地方政府绩效的差异。
相对于意大利的南部,在北部,社会资本建构比较好,市民热衷参与社团和公益事务,社会充满了互信和合作的风气,使得地方政府在政府的稳定、财政预算的制定、法律改革、社会服务的推行、工农业改革等方面都较南方地区要好(Putnam,1993;帕特南,2001)。
根据帕特南的界定,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帕特南,2001:
195)。
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下面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系网络,二是规范,三是信任。
在社会资本的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关系网络是最基础的,因为有了广泛的网络才可以形成普遍的互惠规范,才可以建立起广泛的社会信任。
帕特南将社会关系网络分为横向和垂直两种。
横向网络是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诸如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都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
垂直网络,则是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
帕特南认为,横向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一个共同体中,横向网络越密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
与此不同,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
对于参与横向网络对于社会资本的作用,帕特南列举了下面四种机制:
第一,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
在这种网络结构中,行动者之间博弈的重复性增加,而重复博弈可以降低行动者的“搭便车”行为。
第二,公民参与网络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
在社会网络中进行互动的行动者,因为社会规范的存在,可以加强互相之间的关系网络。
第三,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
这种信息的交流,可以降低社会活动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集体行动的困境。
第四,公民参与网络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
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在很多时候是将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混淆使用的,这一点也是他后来招致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1「社会资本理论提出后,也立刻受到了严厉的评判,如批评在讨论社会资本下降时,过多归咎于大众,而无视国家权力和精英的所作所为(Skocpol,1996),同时,这一理论没有将社会资本本身和社会资本的原因区分开来,比如,参加社团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表现,但同时,参加社团也被当作社会资本形成的原因来看待,是一种同语反复(Portes,1998),这导致实证研究结果相互矛盾(Ponthieux,2004)」。
梳理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从下图可以见其叙述逻辑(图1)。
在这一框架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
社会参与网络,可以显著提高投票率,由此,可以得到本文的核心假设:
社会网络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政治参与。
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提出之后,在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被给予了高度的期望,在这种研究范式中,认为社会资本能够实现政府机器和社会之间的良好共生关系,社会资本被认为可以减少冲突,增加妥协,增进公民对政治的、社会的参与,使民主制度运转良好,并全面提高一国的综合治理绩效,实现善治(Putnam,1995;马得勇、王正绪,2009)。
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得到了实证分析的验证。
如以美国各州为单位,对美国各州的社会资本与政府质量之间关系的分析表明,美国各州的社会资本对政府质量水平具有正面的影响(Putnam,2001;Knack,2002)。
在国家层次上,使用世界价值调查(WorldValuesSurvey)和国际协会联盟(UnionofInternationalAssociations)的46个国家的数据,Paxton(2002)考察了社会资本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她发现社会资本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民主,同时,民主程度会影响该国的社会资本水平。
马得勇和王正绪(2009)通过对全球69个国家的实证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社会资本能否对政府治理产生影响,依赖于一定的制度环境。
在民主制度建设不完善、民主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对政府治理并不能产生显著的影响;只有在民主发展水平比较高、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才能显著地促进政府治理绩效的提高。
而且,民主制度建设得越完善、越充分,社会资本对治理的正面促进作用就越大。
三、基层民主与政治参与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地区开始探讨基层民主的政治实践,而且,在1990年代后期之后,这种民主的实践开始在城市的基层社区推行。
农村地区的民主实践,发源于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的出现,是伴随着1970年代末农村基层政治组织的变迁而出现的。
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经营组织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农户与生产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像一种契约关系。
建国后长期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迅速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村庄一级的基层管理体制应采取何种形式,成为当时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在1982年12月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1条中,村民委员会获得了国家认可的法律地位,并作为一种新型的农村基层民主组织与管理制度,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在1987年11月24日,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试行的《村委会组织法(试行)》。
进入1990年代,村民自治突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全国各地的“试点”、“示范”、“经验”等层出不穷,同时国外的媒体与学者对于这一发源于中国草根的“民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在这喧哗背后,既有学者们对于这种民主政治萌芽的理想主义期望,也有官员们的功利主义态度(沈延生,2003)。
学者们希望这种发源于中国基层社会的草根民主可以获得继续成长的机会,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突破口,最终导向一种更大范围与更高层次的民主实践;官员们则发现,对于“村民自治”的大力宣传,可以冲淡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抨击,可以作为中国民主化政治改革承诺的一个“样板”(Kelliher,1997);对于“村民自治”
的最有力的推动部门,民政部不仅可以提高其在政治版图中的位置,也可以获得国外各种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出国机会等等(O‘BreinLi,2000)。
在各方面的共同推动下,1990年代,“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终于去掉了“试行”二字而修成正身。
在正式版本的《组织法》当中,不仅再次重申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地位,而且将过去十年中农村地区的各种民主自治实践也纳入其中。
自1998年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以后,全国各地方政府纷纷制定出了相应的实施办法,在1998年至2000年的三年间,几乎大陆所有的省都经历了一个“选举年”。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农民也利用这一时机,提出了自己朴实的政治诉求,并创作出了若干新颖的民主实践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是“村务公开”与“村干部选举”。
对于村务公开的要求,是村民对于原先由村干部所把持的集体财产使用与管理的经济利益诉求;而对于村干部由选举产生,则更进一步地表达了村民对于自己政治事务自己有权当家作主的政治利益诉求。
这两者,剥开那些华丽的装饰性辞藻,其实质一是“钱”,二是“权”,正好表达了村民对于村庄社区内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完整诉求。
在农村基层民主的推动下,1990年代后期,城市地区的基层民主也开始启动。
相对于农村地区的村民自治而言,以社区居民自治为核心的城市基层民主建设的启动工作起步较晚。
城市基层民主的启动,除了农村基层民主的示范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与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
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大量国有企业破产,下岗工人剧增,原有的单位体制面临解体,很多城市居民从“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同时,随着非公有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不再依靠国家生活,而是进入非公有经济部门。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基层社会政治结构必然要求发生相应的变革。
1999年,社区自治的试点开始进行,民政部制定的《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提出,要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培育和建立社区建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在26个城市的部分辖区开展了社区建设的试点和实验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在于上海进行了较大规模、较规范的选举试点。
自2000年起,广西开始在全自治区范围内推行城市社区的直接选举。
从2003年开始,社区直选逐渐在全国展开(李凡,2003)。
随着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实践的发展,对于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参与的研究,迅速成为一个热点课题,吸引了不少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的关注。
戴慕珍等人从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的角度,研究了对于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其结果显示,一个农村的工业结构、它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会影响本村选举、村民会议及村民代表会议的参与水平。
在村集体收入多的农村,因为村领导对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有意压制,并可能采取一些行动来限制或挫伤村民参与竞选的劲头,所以政治参与程度并不高;在人均拥有土地多的农村,因为农民所依赖的土地等资源深受村领导影响,村民显示出更高的政治热情,村民会议的开会次数就会提高。
同时,他们的研究也发现,政治参与水平随着村庄同外部经济联系的加强而降低。
当村民的个人利益维系于村外的时候,竞选的参与程度会降低;而在那些外出务工水平低的农村,由于村民都比较关心社区之内的公共事务,村民会议的参与率反而更高(OiRozelle,2000)。
同时,另外的一些学者则表示,中国农民对于政治事务的参与与关心,更多的是表示了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O‘Brien,2001)。
郭正林(2003)对于广东省26村的分析,支持了这种观点,即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开始呈现出非经济性的特征。
他对于农民参与选举的权利动机和价值取向的统计分析表明,在所有因素中,个人经济收入水平对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最微弱,甚至在统计上不相关,而政治面貌及社会经历的影响最强。
在对于基层民主政治参与的研究中,帕特南的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理论也逐渐得到使用。
如胡荣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考察了影响村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各个因素。
他尤其考察了村民选举制度对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正轨的选举制度设计,会有效地提高村民的政治参与;在激励的选举竞争中,候选人也会采取一些竞争手段,来吸引村民的参与,从而使自己在选举中胜出(胡荣,2001)。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胡荣运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测量了中国农村基层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情况,并据此分析探讨社会资本与村民政治参与及村级选举的关系。
发现只有社会资本中的社区认同因子和社团参与因子对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有积极影响,而社会资本中的其他因素,诸如信任、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不具统计显著性(胡荣,2006)。
基于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孙昕等人研究中国村民选举参与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分析村民对农村基层乡党委、政府的主观政治信任对村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同时还考察了村民之间的“社会信任”
以及村民社会网络所代表的社会资本对村民选举参与的影响。
结果发现,村民对基层政府“政治信任”越高,或者说其对乡镇政府在村庄社会、经济发展和村庄治理中所起作用(如对政府有多大能力、以何种方式介入乡村选举、选举出来的村领导有多大权力和自由度等)的评价越正面,那么其参与选举的倾向就可能会更高(孙昕、徐志刚、陶然、苏福兵,2007)。
虽然农村的村委会选举和政治参与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却是在近年才开始得到学者的关注。
胡荣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分析表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由抗争因子、利益表达因子和选举参与因子构成。
社会资本的各因素对居民的政治参与起积极的作用,在预测政治参与的模型中,无论是抗争因子,还是利益表达因子,或是选举参与因子,在加入社会资本的诸因素后,模型的解释力有了很大提高,这表明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
而在社会资本的各个因素中,社团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在回归模型的分析中,不同类型的社团参与都对三种政治参与方式或多或少产生积极的影响(胡荣,2008)。
四、实证分析策略
(一)实证假设
在我国,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选民登记的主要依据是户籍。
但是,由于大量外出务工人员的存在,使得这种做法在实际操作中遭遇越来越多的困境,因此,很多地方在实际操作中,流动人口参选一般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在户籍所在地参选、在现居住地参选和委托他人投票。
如《上海市区县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实施细则》第五章有关“选民登记”第15条第10款规定,“户籍在外省市原居住地、现居住在本市的人员,一般应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选举;取得户籍所在地的选民资格证明后,也可以在现居住地进行选民登记”。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回户籍地参选是一件非常高成本的事情,由于耗时长、费用高,很多外出务工人员不愿回户籍地参加选举;而如果要在现居住地参加选举,需要由户籍所在地选举委员会出具证明,很多人因为手续繁琐而放弃。
所以在实际选举过程中,流动人口的参选率是非常低的。
一项有关农民工参选人大代表的调查显示,多数人还是在户籍所在地投票,只有29.7%的人在务工所在地投票(程遥、徐良君、姚亚楠、孟凯锋,2008)。
可见,户籍制度,对于城市移民群体,已经构成了政治参与的一个严重障碍。
由此,得到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
户籍成为政治参与的严重阻碍,也就是说,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讲,在城市居住的移民群体(非户籍居民)的政治参与程度显著要低。
回顾前文的叙述,根据帕特南的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理论,以及现有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假设:
假设2:
社会网络可以提高居民的政治参与,也就是说,具有更多社会网络的居民,其政治参与程度要高。
假设3:
虽然户籍制度阻碍了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但是,社会网络也可以提高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
也就是说,户籍与社会网络的交互项,对于政治参与,也具有正向的符号。
(二)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2009年上海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数据包括上海12个区、47个居委会的952份问卷,因为问卷分甲、乙两种,只有一半的人回答有关于社会网络方面的题目,所以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为478份。
其中上海户籍(包括“本市非农户籍”与“本市农业户籍”)占89%,非上海户籍(包括“外地非农户籍”与“外地农业户籍”)占11%.本文所定义的“城市移民群体”,即指“非上海户籍”的常住人口。
在下文中,“城市移民”与“非上海户籍”不加区分。
(三)政治参与
随着上海市居委会选举“海选”的全面展开,以及民政部门的大力推动,在上海地区2009年的村/居委会换届选举中,全市居委会直选比例达80%,其中黄浦、卢湾两区直选比例达100%;同时,居民参选率的比例也非常之高,如崇明、青浦的参选率都达到99%左右(新民网,2009-07-19),宝山区260个居委会的参选率也在90%以上(人民城市网,2009-8-1)。
针对我国各地的高参选率,有学者指出,选民参选率虽然是衡量选举民主化程度的标志,但不是唯一标志。
从世界各国的比较情况来看,西方民主化国家的参选率也并不是很高。
在我国很多地方,高参选率并非出于公民的政治热情,而是通过动员体制或者各种变通方式等手段实现的(蔡定剑,2002)。
随着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虽然,目前中国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不是十分完善,基层的人大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但随着人大制度的完善,参与这一选举的选民越来越多(胡荣,2008)。
而且,有学者认为,未来城市基层民主的进一步实践,其可能的方向中,城市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
城市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改革,将会是进一步扩大城市基层民主的一个发展趋势,并会有助于城市基层治理的改善(李凡,2004)。
因此,本文选择“参加投票选举区人大代表”这一指标作为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测量指标。
前文讲到,户籍制度的存在,降低了移民群体在城市当中的政治参与。
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在参加投票选举区人大代表方面,户籍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在本文涉及的样本中,有66.2%的上海人或多或少参加过投票,而对于非上海户籍的居民来说,这一比例只有不到20%(见图2)。
(四)社会网络
对于社会网络的测量,本文采用现在社会学界常用的几种网络测量指标,包括社会活动参与网络、讨论网、拜年网三种不同的测量方式(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2009)。
1.社会参与网
在问卷中,被访者要求回答参加下列五项活动的频率:
“同乡、校友、战友聚会”、“居委/物业组织的会议/活动”、“宗教聚会”、“兴趣群体的聚会”、“志愿者活动”,按照其活动频率,给予0-5的分值,将这5项回答相加,生成一个测量“社会参与网”的指标。
2.讨论网
讨论网定义为被访者在“个人生活中遇到某些问题(例如工作、家庭、感情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找人商量”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人数。
3.拜年网
拜年网的指标使用被访者“在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不含手机短信)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朋友和相知”的人数。
从样本的回答情况来看,上海户籍居民的“社会参与网”的指标(6.9)要显著高于非上海户籍的居民(5.0);而其他两种社会网络如“讨论网”和“拜年网”的规模,非上海户籍居民的都要高于上海户籍居民,非上海户籍居民的讨论网规模(3.0)要稍微高于上海户籍居民(2.8),同时非上海户籍居民的拜年网规模(17.8)要远远高于上海户籍居民(11.6)(图3)。
(五)控制变量
除去最主要的户籍变量与社会网络变量之外,实证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为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婚姻状况、是否干部、是否党员、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年收入的平方、以及居委会的虚拟变量。
表1是一个所有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简单描述。
(六)模型
根据“参加投票选举区人大代表”这一变量的分布,即变量的取值为0、1、2、3、4、5这几个离散的整数,本文采用泊松回归(PoissonRegression)模型来进行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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