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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费孝通对美国的感受
(9)费孝通对美国的感受
《看历史》2012年8月刊,作者:
杜华,原题:
《仇视美国!
鄙视美国!
蔑视美国!
》
要么站在新政权一边,要么与美帝为伍。
费孝通选择了前者。
1946年7月,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一直生活在焦虑和担忧之中。
他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特务开始跟踪他。
11日,李公朴被暗杀。
费孝通家背后城墙上的短墙已被拆去--这意味着特务可以随时进来抓人。
四天后,闻一多倒在枪口下。
下一颗子弹的目标似乎就是自己。
这让费孝通异常惊恐。
当晚,他与潘光旦、张奚若等十几名知识分子携家人躲进美国领事馆。
28日,在得到安全保证之后,他们一行才离开。
费孝通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他与美国的这次“过命交情”竟成为他与美帝国主义交往的罪证。
他自己,将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对美国进行全面的谴责和控诉。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危难时刻获庇于美国,显示了当时的费孝通对美国的“爱慕和信托”。
在过去几年中,费孝通因在《观察》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文章,被《纽约时报》赞为“中国最优秀的专栏作家”。
他着墨最多的,就是美国。
1943年,32岁的费孝通受美国政府的邀请,访美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
在那一年中,他把对美国的感受以专栏形式发表在昆明的《生活导报》上。
这些文字后来集结为《初访美国》一书,风行一时。
在此书中,费孝通像当时的大多数国人一样,对美国这位盟友充满了赞美之情。
美国的繁荣首先给了他巨大的冲击,但他更欣赏美国文化的生机和活力。
他发现,崇尚平等、爱好自由、追求独立的精神才是美国的“骨骼”,大城市、大企业只是美国的“皮肤和肌肉”。
“美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不靠祖宗余荫,靠自己,不买账,拼命、刻苦创造出来的记录”,是“从贫穷中自己打出来的天下”。
他眼里的美国并不完美:
民主有被资本和财富劫持的危险。
美国文化一心向前看,不尊重老人、不敬畏天命。
即便如此,他仍对美国满怀信心。
因为美国人“眼睛望着上帝”,有勇气承认自己的缺点,“肯不惮其烦地想在人间创造天堂”。
新政以来的国家政策表明,美国的“平民世纪”已经拉开序幕。
内战后,费孝通曾一度寄望美国帮助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
随着马歇尔调停的失败和内战的爆发,全国范围的反美思潮开始兴起,费孝通也逐渐放弃了对美国的“爱慕和信托”。
从1947年开始,他不断撰文,批评美国在世界范围的政策。
尤其是华莱士1948年的落选让费孝通对美国民主制度失望。
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已经被资本家所挟持,“民主、民主,如果其内容被一一抽调,剩下的除了名字还有什么呢?
”
此时的费孝通,更像是一名时事评论员,怀着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以民族主义视角来观察和评论美国,但终究也还在独立、理性的范畴之中,其文风和逻辑,都与后来《白皮书的批判》一文形成鲜明对比。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公开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承认对华政策失败,但指责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是美国丢失中国大陆的关键所在,同时寄希望于“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
两周后,费孝通撰写《白皮书的批判》一文。
在此文中,他首次使用“美帝国主义”“人民的力量”“统治阶级”等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术语,谴责美国之前的对华政策“是要中国沦为美国的殖民地”。
“帝国主义与人民力量斗争的第一回合已见分晓,人民的力量胜利了,帝国主义摔了一跤”;“武松打虎,这是我们的景阳冈”。
这种毛泽东式的文风也首次出现在他的评论中。
文风转变的背后,是时代的巨大变革。
在费孝通撰文之前,毛泽东就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连续发表了五篇批判白皮书的社论。
他在批判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批评那些“对美国还存在幻想”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口头上拥护共产党,骨子里还想“看一看”,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是“美国所谓改组中国政府的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费孝通此文,可谓是对毛泽东和新政权的“表态”。
对美国的好感,实质上是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体制的推崇;对美国的批评,则意味着对共产主义和新政权的支持。
意识形态竞争是一场站队游戏,要么站在新政权一边,要么与美帝为伍。
费孝通选择了前者。
中共对美国态度的变化,与费孝通颇为类似。
抗战期间,作为中国的盟友,美国一度得到中共的极力称赞。
1944年,美国派出军事观察组到延安,中共与美国方面出现了一个密切合作的时期。
但是随着美国逐渐卷入中国内战,在调停中偏袒国民党政府,中共逐渐改变了抗战期间对美国的正面看法。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从此,在中共的话语中,美国从“友邦”变为“中国人民的死敌”。
新政权成立后,采用“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冷战的性质和国际环境的恶化,促使其新政权更加猛烈地批判美国。
此时反美教育的重点,是清除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情绪。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改变了事情发展的进程。
面对强大的外敌,统一广大民众的思想,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成为新政权的当务之急。
为了鼓舞全民士气,有效进行战争动员,新政权发动了一场全民范围的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指出时事宣传的两个基本内容:
一是美国扩大侵朝战争,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中国安全,中国不能置之不理;二是坚决清除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以“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
此时,费孝通正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副团长,在贵州考察民族问题。
当他在次年一月返回北京时,“三视”教育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在国家权力的极力推动下,抗美援朝运动甚至发展到偏远的广西苗区。
1951年11月,费孝通正在广西龙胜考察,他发现那里的群众也发动了控诉美帝、订爱国公约和捐献飞机大炮运动。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也迎来了高潮。
改造美国观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1951年初便已开始。
这一年的1月,费孝通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召开第一届第三次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开幕式上宣布: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改造知识分子的美国观是思想改造的重要内容。
1952年之前,思想改造还算是和风细雨,循序渐进。
之后,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五反”结合起来后,变成疾风骤雨之势。
当年出版的《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书中,刊登有费孝通的文章,题为“清洗自己,站进人民队伍”,标志着他的“初步过关”。
这其实是费孝通的第三篇检讨。
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全面“检讨”了自己对美国的看法。
他认为自己在初中时所读的教会学校是美国腐蚀中国年轻人的工具;清华大学则是美帝靠“掠夺了中国广大人民的血汗”建立的,其目的是“腐化、收买青年,为反动派服务”。
他把1943年受邀访美的经历解释为美国的阴谋,即美国以“盟国的面貌,以文化联络的名义”,收买为侵略中国计划服务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称好友费正清和费慰梅为美帝的御用文人;他检讨自己没有认识到美国民主的虚伪本质。
费孝通还着重检讨了昆明的美国领事馆避难一事:
“这个行为正给美帝带上了一个虚伪的面具,迷惑了群众,把敌人当作朋友,这个损失远过于少数民主人士的性命。
我为了自己的鲜血而牺牲了更多的人民的鲜血。
”
他的同事潘光旦则足足做了五次检讨才最终过关。
在3月29日的第四次检讨时,虽然潘光旦已经向费孝通那样,对自己的美国观进行了全面检讨。
仍有人在会上批判他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否认潘在对美认识和感情上已经彻底改造思想。
还有人甚至把潘光旦建国前后所写的反美文章竟然也说成是”站在美国立场讲话“。
几乎所有与美国有关联的知识分子都经过了一次或多次自我检讨,改变对美国的看法。
梁思成、金岳霖、茅以升、周培源、葛庭燧等知名知识分子无不撰文检讨自身的亲美、崇美情绪。
检讨的内容与费孝通大同小异,即承认美国民主的欺骗性和它的帝国主义本质,宣称美国文化的浅薄和生活方式的堕落,认清美国经济与军事力量的下降趋势。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费孝通发表《打开和平的大门》一文,充分体现了思想改造后的美国观。
他认为”美帝国主义卑鄙无耻,明攻吃了亏,就会打算暗算我们“,”我们要像爱国卫生运动打击细菌战一样,加强思想改造,使思想中的灰尘垃圾,天天清扫,不让有,有了不让它积累。
这就是明辨是非,站稳立场,经常检查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敌人无隙可乘“。
这是费孝通在改革开放之前最后一次公开表达对美国的看法。
这一年的《人民日报》则宣布,经过抗美援朝运动的洗礼之后,中国人民坚定地统一了对美帝国主义的看法:
和平的敌人、民主的敌人、文化的敌人、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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