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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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一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

内容提要：

社区建设有行政推动模式与自治模式之争，本文认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应该遵循责名求实这一简单的路径，先将社区定位于居委会所辖区域，然后再求居委会自治组织角色之复位，这一定位与复位的过程便是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

而定位与复位又是在既有法律框架内的高效低耗的理性抉择。

关键词：

定位，复位，社区建设，社区组织，街区，居委会

1986年国家民政部首次提出开展社区服务工作，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策略。

1991年国家民政部又提出在城市开展社区建设的思路。

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对社区服务作了统一的倡导和规划。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革，单位制解体，老龄化社会到来，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城市人民的生活需求使城市社区建设日益迫切。

理论与实际工作者都对社区建设予以了诸多的关注。

一、我国城市社区的定位

那么我们所说的“社区”在我国城市中到底是指什么？

有人认为“一个街道办事处所辖的范围大致就是社区的地域空间，为了淡化其行政区划的色彩而突出社区特征，许多学者称之为街区”〔1〕；有人认为就是以街道和居委会为单元的基层社区〔2〕；还有人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社区已成为街道办事处以及居委会这些基层管理机构的代名词〔3〕；还有人指出“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城市社区指涉的是街道办事处所辖的范围”〔4〕；而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张明亮曾撰文指出“要按照便于服务管理、便于开发社区资源、便于社区自治的原则和地域性认同感等社区构成要素，对原有的街道、居委会规模作适当的调整，以调整后的居委会辖区作为城市社区的主导形式，形成社区地域”〔5〕。

可见目前对城市社区的在我国的具体所指还没有统一的意见，大多数人认为城市社区就是指街道办事处所辖区域，只有少数人认为城市社区应该指居委会所辖区域。

在我们思考社区的定位时，我们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要提出社区的概念，为什么要倡导社区建设，显然社区概念在我国的提出是有明确的背景和用意的，那就是我国的经济体制由由计划转向市场，计划经济破产，政府不再拥有支配所有社会资源的能力了，但政府承担的职能仍然是全能式的，在此状况下，政府不堪重负，社区概念的提出与社区建设的倡导就是政府想将自己担负的过多的职能还给社会，以减轻自己的负担，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

明白了这样的背景与用意，我们再来定位社区就明晰多了。

我认为在我国开展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将城市社区定位于居委会所辖区域而非定位于“街区”。

城市社区的具体定位问题不仅涉及社区的性质问题，更牵涉到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的主体问题，从而影响甚至决定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乃至最终的成败。

“社区”这一概念几经转译，至1955年就达94中之多〔6〕，人们难以对其达成一致意见，但其核心所指还是明白无误的大家基本公认的：

具有高度认同感的相互依存的自发性的地域共同体。

其主要特征有：

民间性、普遍参与、自治、高度认同、情感依赖等。

居委会所辖区域刚好在理论上符合社区的性质：

居委会在理论上是居民普遍参与的自治组织，非官方组织，居民由于日常生活聚居的原因，对所生活的居民区有某种自发的认同感，居民间也有一种相互的情感依赖。

将城市社区定位为居委会所辖区域就使居委会成为理所当然的社区建设主体，而居委会本来就是法定的自治组织，刚好契合。

而如果将城市社区定位于“街区”，则街道办事处必然成为城市社区建设的直接的最主要的主体，但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或不设区的市政府）的派出机关，它是代表政府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的监管与制控职能的（当然也还有服务职能），以它为主要主体的城市社区建设能否实现社区建设的普遍参与、自治、高度认同、情感依赖、民间性等目标和特征实在不容乐观。

有人认为将城市社区定位于街区可以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作用，发挥行政推动作用加速社区建设。

行政推动历来为我们崇拜，行政推动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必不可少，尤其是在社区建设刚起步时更是如此，但这种建设社区的方式极有可能会建设出“行政社区”即行政推动主导的模式因带有传统操作方式的色彩而极可能在实际工作中把社区重新变成一个行政化了的“大单位”从而影响政府的职能转换，使政府负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重新增加。

而我们的城市社区建设本意就是要推动社会自治减轻政府的行政负担，建设“行政社区”的思路与社区建设的逻辑背向而驰。

也就是说以行政推动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主导模式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社区建设启动后行政力量如何退出，它退出后又用什么力量再来推动城市社区的建设继续进行，又用什么力量推动行政力量在城市社区自治领域的退出？

而这样的退出又必将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同时这种退出过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建设过程，因此前此阶段的行政推动并未能真正开启实质意义上社区建设之路。

因此将社区定位于街区，即使社区建设能够进行，但其在过程中又不得不解决如何走出“行政社区”的困境，这就与政府提出社区建设的本意相悖。

而将社区定位于居委会（或者是适当调整后的居委会）所辖的区域相对而言就不会遇到此类困境。

二、社区组织的复位

解决了城市社区的定位后还必须解决社区组织的复位问题。

这里所说的社区组织主要是指以居民委员会为主导的社区自治组织也就是非盈利成员组织，其区别于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非盈利公益组织〔7〕。

所谓复位也就是让其回复其原来的位置，扮演其本来应该扮演的角色。

目前应该着力加以解决的就是居委会的行政化问题。

居委会这一社区的主导自治机构变成了基层政府的腿，在实际上成了政府的一部分，甚至全然丧失了自治的特征。

（在调查中大部分居委会成员认为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在实际上是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居委会日常工作中的70%左右来自街道办事处）当然居委会的行政化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和当前体制下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承认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决不能推演出容忍之、纵容之甚或发展之的结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基层社会永远只会处于国家的强行政控制之中，何谈社区建设。

社区建设的本意就是要使基层社会摆脱国家的强控制走向自治之路。

居委会的行政化首先表现于居委会组成人员的行政化。

居委会组成人员的产生、待遇都由街道办事处控制或决定。

虽然目前有些居委会实行了直选的试点，但选举之前有各种各样的反复做工作及各种组织保障措施，选中的也皆是原来的居委会成员也就是在选举前反复给居民做工作的街道办事处审定认可的候选人。

居委会成员的身份是“民选街聘”还有相当比例的人员属全民事业单位编制的专职干部。

既然居委会成员都是政府的雇员当然都有了干部的身份和替政府做事的义务了。

居委会的工作经费依赖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开展各项事业的经费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街道办事处筹集得来。

居委会的固定办公费用由街道办事处按年度统一拨付，但在具体使用上一般是“街管居用”，居委会用任何一笔经费都必须向街道办事处写报告申请报销。

居委会开展公益事业或公共服务的费用也经常向街道办事处求救，或由街道办事处协调由居委会辖区内的有关单位捐助，甚或以街道办事处的名义向本居委会辖区内有关单位或居民摊派集资。

街道办事处还通过频繁的评比、检查来控制影响居委会的工作。

居委会的工作也实行坐班制，已经和政府机关一样实行机关工作的各项制度了。

行政化后的居委会推行之工作便成了行政任务、硬性规定（例如硬性规定让居委会完成多少份若干种报纸、杂志等的征定任务），不得不去完成，而这些工作中很多属于政府的本职工作。

在现实中社区居民也都将居委会认作政府的一部分，居委会工作人员也被认为是政府干部，是基层政府在社区的代言人，认为找居委会干部反映了意见就是向政府反映了意见。

居委会本来应该代表社区与政府进行互动，作为社区的发言人向政府表达社区的利益和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制约基层政府的行为，从而达致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在实际中其角色完全颠倒了，它反而成了基层政府在社区的发言人，要协助政府对社区进行管制与控制了。

居委会既经行政化社区居民必然对其认同感不高，工作很难开展，很多居民“不给面子”。

于是，在现实中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

一方面“街道办事处的任何事情都需要通过居委会去落实”，而另一方面居委会的工作也需要街道办事处为其撑腰，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互相依赖的行政隶属关系。

因此社区建设首先就要让社区的主导组织复位，让社区建设的主体就位。

社区组织的复位的过程也就是行政权力退出社区自治事务领域的过程，也就是社区自治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是社区建设的表现。

强调居委会的角色复位，强调其摆脱街道办事处的行政强控制，并不必然导致居委会与政府的对立，那种认为只要脱离了政府行政强控制就会导致自治组织失控的观念实在是应该抛弃的未经证明的假设。

居委会如何复位呢？

其实要作到居委会的复位在理论上说起来也很容易，只要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即可，那上面对居委会的性质、职能、与政府的关系，居委会组成人员的产生、任免、待遇、身份，居委会的办公费用、举办公益事业、提供公共服务的经费的来源等都做了相应的规定，当然有些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执行性，但其基本精神确是明确无误的，其有些规定有待依其基本精神制定实施细则。

当然居委会的复位过程需要支持资源，这种支持资源不是政府部门组建什么“社区管理委员会”来“支持”之，（事实证明这样的“支持”迟早会演变为指挥与控制），而是政府部门（尤其是街道的党政部门）养成严格遵守《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意识，并切实将行政权力退出社区自治领域。

但在实践中这种复位面临诸多的困难，否则《城市居委会组织法》早就落到实处了，根本就不会有在此讨论居委会的复位问题了。

实践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居委会的行政化及其带来的居民对之的认同感不高的问题，行政化的问题如前所述主要表现为人员与经费的行政化。

对于目前这种居委会普遍行政化的现状，是努力尝试去改变以遵循《城市居委会组织法》呢？

还是应该修改法律来因应现实呢？

我认为如果我们承认居委会组织法立法的用意和精神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还是应当努力去改变现实以遵循法律，当然在这过程中也不可回避对居委会组织法的某些细节的修改。

要改变目前居委会普遍行政化的问题我们首先探求居委会行政化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居委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1949年到1954年）中52年以前主要是作为稳定社会秩序，改造旧社会城市基层的一种工具，其主要的任务就是传达政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防空、防特、防火、防盗等，并兼办一些居民的公益事务。

52年到54年各都市都开展了一场民主建政运动，基层居民组织开始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身份出现。

居委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954年到1958年），1954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居委会是“群众自治性居民组织”，至1958年，城市居民自治顺利发展，群众满意的称居委会为“自己的组织”。

〔8〕但从第三个阶段（1958年到1978年）开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的职能突然增多了，基层政府由于任务繁重，自身行政力量又不足，无法应付，在这种困境下他们发现可以利用居委会这样的自治组织来代理行政，因此他们就为了让居委会推行政府的有关职能任务，就出资支持居委会的建立和运转，由此居委会行政化的现象就造成了，在后来计划经济下政府的职能一直没有减少，居委会的行政化的状况就一直无从改变。

在我国确立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目标后，我国政府的职能才开始有所转变，但这种转变是从上层开始的，基层的政府的职能至今还没有多大的转变，基层政府仍然承担了大量的职能，这些职能仍然超越了基层政府的实际行政能力，基层政府仍然还不得不借助居委会这样的自治组织来行政。

由此看来要解决居委会行政化的问题首要的问题还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尤其是转变基层政府（尤其时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关的一级准政府街道办事处）的职能，规范街道办事处的财政收支。

在现实中街道办事处之所以行政能力不足不得不依赖居委会代理行政是因为其自身的财政资源不足，区或市政府拨付的款项仅仅发放人头费还不够，在这种短缺“财政”压力下，街道办事处的公共管理机构的职能被削弱和淡化，而蜕变得更象一个在市场中牟利的赢利组织，这个组织面临的最大压力就是资金的筹集，这种资金的筹集与汲取又都取决于其所属的企业的赢利状况，因此街道办事处的主要领导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所属的企业做决策、跑业务等，上海某区的一个街道办事处的主任亲口对笔者说他更象一个集体企业或国企的老总而不象一个街道办事处主任。

要解决街道办事处行政能力不足的问题必须合理的规范街道办事处的财政获取，使其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专心于公共管理，当然要提高街道办事处的行政能力还必须充实街道办事处的行政人员力量，提高其素质。

有学者提出的大城市管理进行“虚区实街”的模式（即虚化区政府而充实街道办事处）是加强城市基层行政力量的好思路。

只要切实转变了基层政府的职能，提高了其行政能力，那么街道办事处对居委会代理行政的需求就会降低。

在街道办事处转变了职能，提高了行政能力，降低了对居委会代理行政的需求后，就应该解决居委会的资金来源规范化合理化的问题。

目前居委会这种“财政”来源直接决定了居委会的性质。

如果经费及工资不是从街道直接获得，不是从政府（全部）获得，那么通过哪种方式筹集呢？

显然应该从社区筹集，怎样筹集呢，是否是要居委会再设立一个专门收取费用的机构呢？

经费和工资水平如何确定呢？

我的一种不成熟的想法是经费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居委会协助有关政府部门办理相关政府部门的有关事务的费用，这部分费用应该由政府拨付，另一部分是居委会办理社区自治事务的有关费用，这部分费用由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决定筹集。

相应的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的工资也分两部分分别由政府拨付和由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决定筹集。

当然这两部分费用具体如何分配要经过认真的研究和不断的调整。

居民（代表）大会决定筹集费用的数额后，如何保证征收又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在居民（代表）大会下设一专门收取费用的机构负责征收，当然这个问题需要通过立法来规定，这种经费或者说一种新的规费或税种的征收还需要相应的政府机构的协助与支持。

我认为这样一种设计能够体现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结合，并且通过“强制性的利益关联”解决了部分居民对居委会的冷漠与不关心，使社区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

考察一下我国城市和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不同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农村，普通的村民与村委会有着较强的利益关联度，具体表现为村委会拥有“代理收税人”的角色，掌握着可重新分配的承包田、宅基地等集体资源，因此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农村“海选”的出现，这就说明利益相关度可以决定社区事务的参与度。

而在城市，居委会没有掌握象村委会那样的集体资源，居委会的行为对普通的居民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居民对居委会的事务不予太多关注。

如果能够通过合理的设计一种适当的社区建设和社区组织运营的的资金筹措机制，使广大居民与居委会建立起“强制性的利益关联”，就能使社区真正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个别居委会成员再想行政化，也没有了什么支撑。

这样就可以通过居委会“财政”的规范化同时解决人员的行政化问题。

居委会的社区自治组织的角色复位后，就可以通过自身的运作来动员起社区内各种资源进行社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