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眼中的蒙古征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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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眼中的蒙古征服

中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眼中的“蒙古征服”

黄秋迪

2013-1-110:

24:

42　　来源：

《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6期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哈尔滨150018）

　　[摘　要]  蒙古人在罗斯进行了200多年的统治,中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对此做出独特的理解和认识,含蓄否认国家独立丧失,回避论及同鞑靼人敏感的、耻辱的政治关系。

这种认识既同基辅罗斯以来的传统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背景的反映。

　　[关键词] 中世纪;俄国学者;蒙古征服

　　[中图分类号] K512.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0961（2006）06-0085-04

　　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指出蒙古枷锁“……从1237年持续到1462年,长达两个世纪。

这种枷锁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心灵。

”

　　蒙古的征服宛如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俄国社会千层巨浪,也引发了中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层面上的思索和回应。

面对着从天而降的异族入侵的巨大灾难,作为俄国社会文化的捍卫者和思想体现者的知识分子在震惊、困惑之际,也面临着如何从思想意识领域来应对社会变革这一重大难题。

在中世纪,宗教是权威的化身,它最大限度地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用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运动。

因而,当信奉基督教的民族遭遇到外来入侵时,习惯性地把“征服”置身于天意的理论中,承认被征服是上帝的旨意,认为这是万能的上帝运用异教徒来惩罚刚愎自用的信徒,而当基督教徒悔过自新后,上帝就会来拯救他们。

一切困惑似乎在宗教中得到了合理回答。

中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在给蒙古征服以理论上的阐述时,同样也无法摆脱宗教的苑囿,把罗斯和蒙古之间的斗争装饰上了宗教的色彩,但是俄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像其他民族从宗教的合理性上解释蒙古征服,他们的表现和反映是独特的:

俄国知识分子含蓄地否定征服已经发生,通过拒绝从主权角度看待罗斯和蒙古关系,来回避蒙古统治罗斯这一危险话题,解决了思想意识领域的困窘。

　　一、中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关于“蒙古征服”的论述

　　一种思想内涵可以从其同时代文化载体中得到最好体现。

13—16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撰写了许多反映蒙古入侵和人民反抗的历史作品、军事纪实小说及编年史。

在这些作品中,俄国知识分子关于“蒙古征服”的思想通过细腻的笔触汩汩流淌。

根据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对词汇的巧妙使用,来模糊罗斯已丧失主权的事实

　　在关于1237—1240年间蒙古人再次出现的描述中,当蒙古人占领一座城市或一个公国时,俄国知识分子经常使用的词汇是“vziali”和“plenili”。

“vziali”是明显的普通术语,意指军事上的“夺取”（take）,并不意味夺取后加以占有。

“pleniti”现在必须译成“征服”,但在罗斯词典里具有多种词义,词根“plen”意味着“捕获”或“捕获物”,因而“pleni-ki”是“战争中的囚犯”之意。

无论是已经被“攻占”（captured）的城市,抑或是已经被“夺取”（take）的城市,都能够被控制或放弃。

在蒙古人攻占又“放弃”情况下,“plenili”一个更好的解释将是“抢劫”或“劫掠”（plunder）[1]65。

　　《拔都毁灭梁赞纪实》是一部广为流传的作品。

在这部书中,作者描述鞑靼是“夺取”（take）和“掠夺”（plunder）梁赞、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的土地。

类似情况实际上充斥了中世纪俄国几乎所有作品中,知识分子们用“夺取”（take）和“掠夺”（plunder）而不是“征服”（conquer或conquest）词汇来描述蒙古入侵,就是在暗示罗斯主权没有改变,否认罗斯已被征服的事实。

另一方面,在基辅罗斯时期,知识分子们在描述吉世纪游牧民族劫掠时也是使用这些词汇。

中世纪俄国知识分子通过对相同词汇的运用,来暗示今天所发生的事件和历史上是一样的,即波洛夫齐人劫掠基辅后就走了,蒙古人亦是如此。

直到16世纪中叶,在各种编年史中,“夺取”和“掠夺”之类的词汇一直频繁使用。

有意思的是,在谈到各公国之间互相争斗时,却使用了“征服”的词汇,如1375年莫斯科“征服”了特维尔或诺夫哥罗德下级军官“征服”了一些波雅尔的村庄。

（二）通过强调宗教斗争,来弱化蒙古和罗斯的政治依附关系

　　在《米哈伊尔·契尔尼戈夫传》中讲述了这样的事情:

1240年蒙古战役之后,鞑靼人在罗斯城市中“坐”了一段时间,进行人口调查,开始收取贡物。

当米哈伊尔从国外返回时,鞑靼使者告诉他,如果他不屈服拔都,是不适合生活在可汗土地上的。

米哈伊尔领会了其中的意思,随后去参见了拔都,却拒绝在两堆火之间接受萨满教的“火净礼”,并宣称“我屈服于你,因为上帝已经给予你‘沙皇’头衔或世界的荣耀”,但是不能接受异教洗礼来违背他的宗教信仰。

结果,米哈伊尔被蒙古人处死,后被俄国东正教会视为圣者。

这个传记的作者旨在通过这件事情来阐述蒙古入侵罗斯是出于宗教上的目的,是要把萨满教或伊斯兰教强加给罗斯王公和民众,实施宗教征服和压迫。

实际上,米哈伊尔被处死不是因为他不接受萨满教洗礼,而是因为他意图反抗蒙古人的意志。

这部传记把拔都和米哈伊尔变为宗教而非政治竞争对手,他们的对抗源自米哈伊尔对基督教的虔诚,米哈伊尔变成了宗教殉道者。

由此,蒙古和罗斯之间的矛盾关系被归结为宗教信仰对抗,而非政治上的对抗。

　　在弗拉基米尔大主教斯拉潘（Serapion）雄辩的说教中,发出对蒙古统治下的罗斯深刻的召唤:

罗斯城市已经被“夺取”（take）和“掠夺”（plunder）、被“破坏”（destroy）和“袭击”（raid）,“异教徒的压迫继续着”,基督徒生活在悲惨世界中[1]68。

他痛斥蒙古的压迫,但是谴责它是宗教和道义上的而非政治上的压迫。

文中所提到的“奴役”是演说修辞,而不是政治地位的描述。

在这里,罗斯人政治从属地位好像是其他地位的附加品,这样两国政治上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从属与被从属关系隐藏在宗教表象背后。

　　（三）不解释事件间的因果联系,有意忽略蒙古和罗斯之间的宗主国和藩属关系

　　在东北罗斯的编年史中,记述了各种各样的罗斯大公为了他们的世袭财产前往萨莱或花剌子模的事件。

这些王公接受了封诰,并被赐予保有公国土地、财产权利,但文中并没有解释罗斯王公为什么需要从蒙古那儿获取特权以保持自己的地位。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那就是“鞑靼已经征服了俄国”,但作者绝口不提这合乎逻辑的因果联系。

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传》中,拔都对涅夫斯基说了这样的话:

“上帝已经使许多民族臣服于我,独独你不希望服从我的权力吗?

如果你希望我保护你的土地,请来萨莱,目睹我帝国的威严。

”涅夫斯基去觐见了可汗,并获得了巨大荣誉。

后来,他的弟弟安德烈大公与可汗发生矛盾,可汗派军队劫掠了安德烈大公的封地苏兹达尔。

后来,涅夫斯基重建了苏兹达尔,并用礼物和外交手段转移了鞑靼汗的愤怒。

　　同一时期,在加里奇—沃伦公国的编年史中,记述了丹尼尔大公对蒙古的臣服。

关于这两个王公臣服事件的描述,作者们都没有解释为什么罗斯王公要接受蒙古汗“册封”,为什么拒绝去萨莱觐见大汗等于政治上“自杀”。

既不否认拔都拥有罗斯最高权力,同时也不明确承认罗斯主权的归属,这就是中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对待该问题的态度。

实际上,早在涅夫斯基的父亲雅罗斯拉夫时,诺夫哥罗德就已经确立了对蒙古人的忠诚。

　　（四）通过对鞑靼“图谋侵略”的指控,拒绝承认蒙古征服罗斯的既定事实

　　1380年的库里科沃战役被认为是罗斯人试图打破鞑靼奴役的最伟大的胜利,但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并没有赋予它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

对该战役的描述里,充斥着鞑靼“图谋”侵犯罗斯的字眼,仿佛罗斯从来没有被征服过。

描写库里科沃战役最著名的作品当属《顿河之滨》。

作者以诗一般的语言展现了气势磅礴的战争画卷,迸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但文中也这样写道:

“鞑靼人的土地开始呻吟了,它为灾难和忧愁所笼罩。

他们沙皇觊觎俄罗斯土地的野心和狂傲无礼不见了……邪恶的马麦,你为什么蓄意要侵犯俄罗斯土地?

”[2]从这些语言中不难看出库里科沃战役是在鞑靼图谋“侵犯”罗斯的背景下发生的。

描写库里科沃战役的又一名作《马麦大战记》记叙了金帐汗马麦企图统治罗斯的野心。

马麦除了“打算仿效”拔都掠夺罗斯土地,还想让他的鞑靼人“坐”在城市中并统治城市。

1389年的罗斯编年史家也指出,马麦“打算”在罗斯建立“八思哈”制度,并把伊斯兰教强加给罗斯人。

　　1480年,伊凡大帝和金帐汗国军队在乌格拉河相遇,通常被认为是罗斯解放运动的决定性事件。

关于这个事件最著名的文献《给乌格拉河的信》中,金帐汗艾哈迈德被描述成“土匪般的、野蛮的”人,他“试图”像拔都一样“劫掠”罗斯所有正统的基督教徒。

俄国知识分子反复提及鞑靼人“图谋侵略”,实际上在暗示国家独立尚未失去。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即使在描述鞑靼野心时,俄国知识分子也被局限在13世纪所定下的狭小的框架内去行文,没有使用“征服”字样,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对罗斯主权尚在、亦不曾失去的一种肯定。

因而,在否认罗斯主权丧失的情况下,罗斯民族解放运动的真正性质无法定位,其历史意义自然也无法昭示。

　　二、关于中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对“蒙古征服”认识的理性思考

　　中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关于“蒙古征服”的认识是对时代特征的错误反映,我们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具体的剖析。

（一）蒙古和罗斯是宗主国同藩属国的关系

　　蒙古入侵罗斯后,进行了正式的管辖和统治,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一是册封,保存原来各个公国,承认各王公的统治权,但必须宣誓效忠金帐汗国,向大汗称臣纳贡,接受大汗册封和诏令,同时需要为大汗提供军役义务,如派兵出征,为驿站服役等;二是直接委派官吏,调查户口,征收捐税,派官兵镇守。

其中强制推行的“八思哈”制度是最能体现蒙古统治本质的。

“八思哈”系蒙古语“达鲁花赤”,是一种军事和行政管理相结合的组织,由首领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组成。

金帐汗按此形式组建军队,各级官长多由蒙古人担当,吸收少部分罗斯人,这种军队驻扎在罗斯各地,负责监督税收和稽查等事务,“八思哈”则实际上成为罗斯的太上皇[3]。

到14世纪初,由于罗斯人民反抗,金帐汗不得不放弃了“八思哈”制度。

废除“八思哈”制度后,为了方便对罗斯进行统治和收税,金帐汗任命一个罗斯王公负责全罗斯贡赋的征缴,这一王公被封为“弗拉基米尔和全俄罗斯大公”。

虽然蒙古不再直接统治和管理罗斯,但双方之间的政治从属关系早就通过彼此的权利义务明确下来,蒙古征服和统治罗斯是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

（二）蒙古推行宗教宽容政策

　　宗教宽容是蒙古统治者一直遵循的原则。

“对各宗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

”[4]蒙古的宗教宽容政策决定了它不可能为了宗教利益同罗斯斗争,也不会迫使罗斯人改变其东正教信仰来接受伊斯兰教或萨满教。

而且,当时的鞑靼官吏是“不干涉修道院长、修道僧、神甫以及拜奉圣母神像和圣僧的人”[5],表现了其对俄国人东正教信仰的认可。

因而,中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把蒙古和罗斯之间斗争归结为宗教层面的争端,背离了当时实际情况,目的在于淡化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进而否认蒙古统治和征服罗斯的真实性。

　　（三）蒙古进攻罗斯是第二次西征的既定步骤

　　1223年,蒙古军第一次出现在东欧平原上,这是他们在征服花剌子模后的一次偶然行动,是一次武装侦察。

1235年,蒙古举行会议,讨论出兵欧洲问题。

1236年,拔都率军开始第二次西征。

1237年,大规模侵入罗斯,这是蒙古第二次西征的既定计划和步骤,是其有目的地完成帝国征服的侵略性行为。

蒙古第一次和第二次进攻具有不同本质,而俄国知识分子在他们著作中却根据基辅罗斯时期的对外交往经验、借用其语言词汇,简单地认为蒙古人很快就会像波洛夫齐人一样离开罗斯,否认蒙古会长期统治罗斯。

即便当蒙古人已经在事实上征服罗斯,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抱有不切实际的看法,显而易见对蒙古帝国征服统治其他民族的侵略本性缺乏正确认识,其记述当然就偏离了历史事实。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包括编年史家、圣徒传记作家、讲道者在记录“蒙古征服”这一巨大事变时,除了在表现手法和论述方式上存在微小差异外,都在演绎着一个共同的思想,那就是没有承认蒙古征服和统治罗斯的事实。

这个思想一直回荡在13—16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著作中,如同一种思维定式般主宰着他们的头脑。

直到16世纪中叶,在新的社会关系已经呼之欲出之际,俄国知识分子对“蒙古征服”的认识才开始突破传统樊篱,以一种真实的状态去正视民族和国家的历史。

　　中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对“蒙古征服”的认识是一个时代思想意识的浓缩,这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并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

　　1.蒙古统治方式作用的结果

　　金帐汗国在统治之初曾委派官吏进入罗斯各地区行使政治、经济和军事职能。

《元史·宪宗纪》记载,1257年蒙古大汗派乞“镇守斡罗思”,授权乞全权进行人口调查,征收贡赋并将贡赋解送汗廷,有权在当地征集军队。

后来由于所占领地区日益广大,蒙古无法对所有地区进行直接有效管辖,于是改变统治策略,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管理。

《多桑蒙古史》说:

“先树立傀儡政权,使俄罗斯诸王互争,以巩固蒙古人的统治,继而用专横残暴的方式对待俄罗斯人。

”具体来说就是“因其俗而柔其民”,册封一个“全俄罗斯及符拉基米尔大公”负责收缴全罗斯贡赋,这样一来,管理全罗斯的权力实际上落在当地王公手里。

　　此外,蒙古人在征服罗斯诸公国后并未长期占领,而是很快退回了草原,“从远方统治俄罗斯”[6],极少有蒙古人住在冰天雪地的罗斯土地上。

各个公国在接受大汗“封诰”后,也继续做各自公国的主宰。

因而,这样的统治方式使人产生一种错觉:

土地还是罗斯的土地,生活在上面的还是罗斯人,管理者还是原先的王公,鞑靼的奴役是很遥远的,仿佛蒙古人只是为了劫掠而来,一切又如从前一样。

这为俄国知识分子错误叙述“蒙古征服”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

　　2.对基辅叙事传统的秉承

　　现实往往有历史的根基。

对中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来说,在骤然变革的年代,当他们措手不及来应对时,遵循传统便是其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便利途径。

翻开基辅罗斯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罗斯人皈依基督教起,他们的编年史家就遗漏了罗斯人同游牧民族像波洛夫齐人、佩切涅格人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记录,相反,罗斯人仅仅记录了与上述民族有关的“军事活动”、“战争”、“袭击”,并将此表述为宗教而非政治上的冲突。

根据编年史的记载,罗斯王公从来没有为保护财产单独同游牧民族做斗争,而是将自己视为真理的守护者,为从异教徒的宗教仇恨中拯救基督而斗争。

　　这种基辅罗斯时期形成的知识框架模式支配着中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撰写“蒙古入侵”的历史,考虑罗斯同游牧民族的关系。

他们学会了如何对某些问题避而不谈,学会了将斗争宗教化以此弱化政治斗争,学会了用特殊的书面规则来保卫俄国社会中的基督教思想体系。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中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对俄蒙关系的缄默不是一种忽视,也非一种胆怯,而是一种书写习惯的沿承、一种思想观点的延续、一种应对复杂问题的手段。

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中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摆脱”了被一个野蛮、落后民族征服的屈辱,从而解决了思想意识领域的难题。

　　参考文献:

　　[1]CharlesJ.Halperin.RussiaandGoldenHorde,theMongolImpactonMedievalRussianHistory[M].Bloomington:

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7.　　

　　[2][俄]伊戈尔远征记[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61.

　　[3]徐景学.俄国史稿[M].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

33.

　　[4]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M].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29.

　　[5][苏]B.T.帕舒托.蒙古统治时期的俄国史略:

上册[M].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8:

78.

　　[6][苏]B.格列科夫,A.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

212.

　　[责任编辑:

初　祥]

　　作者简介:

黄秋迪（197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

副研究员,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俄国史和欧洲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