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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篇深度经典
新中国60篇“深度”经典
刘婧婷
评语: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作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国家,我们总需要一些能给人震撼、发人深省的东西!
”
所谓深者,当然应该是一些“厚实”的作品(当然不仅是文本或者篇幅意义上的厚实,而且短平快的也未必就不厚重、踏实、深刻),特别是你所说的应该是“那些读罢让人有种沉甸甸感觉的东西”,也就是“这些记者行文的理念和他们的作品带给人们的思考”。
确实,在深度问题上跟你持一样想法的,“大有人在”。
譬如刘老师我就是如此,也喜欢读些有深度的东西。
我相信,李老师和不少关心国家命运和民众疾苦的人,也是如此
作为清华学子,以及未来社会的栋梁和我们国家的建设者,在此谨以李老师反复强调的职业荣誉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相慰勉,继续努力吧!
从小开始,我在读报纸、杂志的时候总有一个特点:
对待“消息”类的文章,往往只扫一下标题,顶多看下导语,明白它在说些什么事件就好,因为我觉得即使把它从头到尾看完,似乎它也不能告诉我更多的事情。
然而,每每吸引我眼球,让我耐下心来品读的,往往是那些“大块头“的文章,似乎越长的文章我就越喜欢,也说不清为什么。
只觉得这样的文章读起来生动、过瘾、有滋味,让我能够深入地了解很多我想知道的事件。
渐渐大了一些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些让我痴迷的文章往往都是一些通讯、特写、报告文学或是深度报道。
他们虽然在分类划分上,可能属于不同的文体,但在他们中间有一点是一脉相承的——有“深度”。
这里我所说的“深度”和文章中将要列举的“深度”经典,并非是狭义的新闻学中所说的“深度报道”,而是包含通讯、特写甚至是一些报告文学在内的“厚实”的作品,那些读罢让人有种沉甸甸感觉的东西。
对于这些作品来说,文体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记者行文的理念和他们的作品带给人们的思考。
在我眼中,能写出这些作品的人,都是记者中“极品”——有着犀利的双眼、深邃的思想和凌厉的笔锋。
他们与奔波在现实压力之下、“纠结”于出稿量的记者不同,在他们的记录之外,更多的是探索和反思,给时人和后人都能留下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也是基于这点,我这次的论文就定下了这样一个研究的命题。
我认为,这样的新闻作品才是真正能够影响人和打动人的。
就我个人而言,即使是现在,我选择买一份报纸和一本杂志的时候,更多的也是看它有没有“深度”,它的“深度”做得如何。
相信跟我持一样想法的,也一定大有人在。
一、新中国60篇“深度”经典列表(按时间顺序)
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发表时间
发表机构
1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杨刚
1949年10月6日
《大公报》
2
《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
1950年11月26日
《人民日报》
3
《复仇的火焰》
李庄
1950年12月20日
《人民日报》
4
《访上海资本家荣毅仁》
徐中尼
1956年1月20日
新华社
5
《当你们熟睡的时候》
新华社记者
1956年7月22日
新华社
6
《本报内部消息》
刘宾雁
1956年
《人民文学》
7
《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
郭超人
1960年
新华社
8
《为了61个阶级弟兄》
中青报记者
1960年2月28日
《中国青年报》
9
《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
甄为民
佟希文
雷润明
1963年2月7日
《人民日报》
10
《“一厘钱”精神》
李峰、余辉音
1963年3月24日
《人民日报》
11
《大庆精神大庆人》
袁木、范荣康
1964年4月20日
《人民日报》
12
《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
穆青、冯健
周原
1966年2月7日
《人民日报》
13
《延安调查》
冯森龄
1978年
内部刊物
14
《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揭穿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二月逆流”重大政治事件的真相》
纪希晨
1979年2月26日
《人民日报》
15
《王府井停车场见闻》
1979年9月12日
《新闻联播》
16
《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
陈骥、牛凤和
1980年7月22日
《工人日报》
17
《在被告席上》
郭超人
1980年11月21日
新华社
18
《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李耐因
1980年12月6日
《人民日报》
19
《中南海的春天》
冯健、曾建徽
1981年创刊号
《瞭望》
20
《敲开世界冠军的大门——中国女子排球队纪事》
鲁光
1981年11月19日
《中国青年报》
21
《揭开面纱观奇容——20年来金星考察获重大成果》
文有仁
1982年4月7日
《人民日报》
22
《深圳见闻》
林里
1983年1月
《人民日报》
23
《生命的支柱——
张海迪之歌》
郭梅尼
徐家良
1983年3月1日
《中国青年报》
24
《抢菜记》
王赤兵
1983年8月20日
《丹东日报》
25
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
1983—1984年
中央电视台
26
广播通讯《“田三万”分家》
李守芝
吴功勋
1984年7月10日
中央台《各地台编排的节目》
27
《一个普通的灵魂能走多远》
郭梅尼
1984年11月10日
《中国青年报》
28
《大学生毕业成才追踪记》
张建伟
1985年
《中国青年报》
29
《唐山大地震》
钱刚
1986年
《解放军文艺》
30
《第五代》
张建伟、左志
1986年5月24日
《中国青年报》
31
《关广梅现象》
庞廷福、杨洁谢振江
1987年6月13日
《经济日报》
32
“三色”报道——
《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
雷收麦
李伟中、叶妍
贾永
1987年6月24日至7月4日
《中国青年报》
33
《两个最好学的汉字》
1987年7月14日
《经济参考》
34
《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
罗荣兴、祝华新、曹焕荣
1987年10月6日
《人民日报》
35
《社会公平的讨论》
艾丰
1988年7月12日
《人民日报》
36
电视政论片《河殇》
夏骏等
1988年
中央电视台
37
《商业部长买鞋上当记》
陈芸
1990年9月11日
新华社
38
《战火映红巴格达夜空》
郑若麟
1991年1月18日
《文汇报》
39
《“斗鸡”上海滩——这是一场意义在胜负之外的竞争》
钱培坚
李浩明
1991年9月22日
《工人日报》
40
《红场易旗纪实》
周象光
1991年12月25日
《人民日报》
41
《东方时空》、《焦点访谈》
《新闻调查》
1993年、1994年
1996年
中央电视台
42
《菜价追踪》
苏会志
1994年4月12日
新华社
43
《北京最后的粪桶》
王伟群
1995年1月1日
《中国青年报》
44
《寻找时传祥》
孙德宏
1995年5月17日
《工人日报》
45
电视新闻专题片
《西古县村纪事》
张洁等
1996年录制
后作为内部资料
中央电视台
《新闻调查》
46
《北京有个李素丽——21路公共汽车1333号车跟车记》
郭萍、吴晓向
1996年10月4日
《工人日报》
47
《别了,不列颠尼亚》
周树春等
1997年7月1日
新华社
48
《历史将铭记这一刻——
中英两国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纪实》
何平
张宿堂
吴明
1997年7月1日
新华社
49
《面对歹徒》
金东、赵海燕张利杰
1999年1月9日
中央电视台
《东方时空》
50
《簰洲湾溃口“淹”出
7000多人》
雷祖兵
1999年2月27日
《长江日报》
51
《我亲历中国使馆被炸》
吕岩松
1999年5月9日
《环球时报》
52
《中国市场:
人人都想分享的蛋糕》
吴晓东
1999年第17期
《三联
生活周刊》
53
《广西南丹矿区事故
扑朔迷离》
庞革平
2001年7月31日
人民网
54
《矿难如麻》
长江
2003年第4期
《当代》
55
电视新闻专题片
《“非典”突袭人民医院》
柴静等
2003年
中央电视台
《新闻调查》
56
《中国农民调查》
陈桂棣、春桃
2003年第6期
首发于《当代》
57
《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记优秀共产党员、木里县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
张严平
2005年
新华社
58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献给汶川灾区的父老乡亲》
张严平、刘大江、张丽娜
2008年6月2日
新华社
59
《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简光洲
2008年9月11日
《东方早报》
60
《SARS六周年:
被遗忘的SARS后遗症人群》
2009年6月11日
《南方周末》
二、选取作品的的过程和原则
2.1选取的过程
初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说实话真的觉得有点无从下手。
其一,新中国60年来,新闻有千千万万,新闻作品更是浩如烟海,从中选取60篇佳作更是难上加难。
无论怎样筛选,肯定都会有诸多的遗漏和偏颇存在,这个任务在我当时看来颇有点MissionImpossible的意思。
其二,我们也都是89或90后生人,只经历过新中国60年历程的三分之一,而这其中,我们对于新闻有记忆和感悟的时间可能还要更少。
所以,在筛选新闻的过程中,我们很多时候也只是凭着对历史的了解和在专业课上的学习所得,凭直觉来挑出我们心中的经典的。
这样一种挑选方式,必然会使得挑选的结果在体系上和科学性上有所欠缺。
此外,还有一个资料的问题。
虽然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查找资料,但是有些问题的确是客观存在的。
比如,相关的书籍,几乎都垂青于《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作品,而其它报纸的作品几乎鲜有人问津。
而如果查找原始资料的话,远的几乎都是《人民日报》之类的存刊,一枝独秀却也无比落寞;而近的又太过于繁杂,琳琅满目,却也颇有些眼花缭乱、无从下手之感。
在准备论文的过程中,我在图书馆借了许多相关的书籍,包括“新闻传播精品导读系列”、一些佳作评析类的书籍和一些新闻写作的丛书,不一而足,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此外,图书馆的过刊阅览室和数据库的电子资源也帮了我很大的忙。
当然,一些基本的认识和灵感还是来源于新闻史的课程。
总之,在大学的一年半的时间中,这是第一篇让我有点勉为其难之感的论文。
思前想后,我准备从“深度”这个略小一点的切口研究这个问题,当然,其中个人兴趣的成分也比较大。
但由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我的这种挑选也只能说是依据我现在能够接触到的资料和现阶段的分析能力,做的一点初步的尝试吧。
2.2选取的原则
既然是对于“深度”经典的选取,那么“深度”自然就是很重要的了,其中既要包括记者对于事件本身的挖掘,又要包括作品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对读者和社会的影响。
当然,作品本身的谋篇布局也同样重要。
具体来说,我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作品要能反映当时时代的主题和历史的进程。
这考验的就是作者的敏锐性和挖掘能力了。
好的作品必然都有着很强的时代感和历史感,这样的作品才“深”得下来,“广”得出去。
比如,冯森龄的《延安调查》,把延安的今昔对比,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其中揭示的“农民”“温饱”“腐败”的问题,即使是在今天看也能让人思考良多,一句“谁都想念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可能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此外,像《话说长江》《别了,不列颠尼亚》等作品,也都是其中很好的典范。
总之,不管是对于社会问题还是新闻事件本身,“深度”作品反映的都是当时生活中需要引起关注的倾向性问题,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者在选材时,往往跳出一人一事的窠臼,进入到更广阔的时空领域。
即使是对于某个人的“特写”,着眼点也是通过其人其事去透视他的背后。
其次,选择的作品要能反映出不同时期“深度”作品的特征及新闻领域的变化。
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具体分析,在这儿就不多做赘述了。
第三,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讲,要有很强的可读性,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可读性”是对于记者写作基本功的一个要求,但这个标准也不是谁都能够企及的。
一个好的记者要有文学家的功力,还要有史学家的笔法。
可读性既来自作者入木三分的观察和思考,也来自纵横捭阖的恣肆行文,同时也来源于作者热情如火的叙事语言。
好的文笔加上锐利的眼光和深入的剖析,作品自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这其中比较经典的例子就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三色报道”以及《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三、不同时期“深度”作品特征分析
谈了选取作品的原则,下面我再结合一些具体的篇目,谈一下我在整理作品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吧,主要是关于不同时期“深度”作品特征的一点儿体会。
3.11949-1966年:
“深度”贫瘠,“典型”突显
从49到66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初步建设的17年,也是在新中国的话语范围内,新闻事业的起步阶段。
大家也都在探索一种属于“社会主义式”的新闻事业和报道风格。
这一时期,新闻报道与政治性高度结合,更多地被当成一种“工具”。
因而,在很多时候,可能很难有适宜“深度”生长的土壤和气候,记者也很难写出带有自己风格和思考的“深度”。
但杰出的新闻人是永远都存在的,他们把自己的感悟和“深度”,更多地融汇在了通讯这种以写人记事见长的文体中,用细腻的笔触去打动读者。
这些被记录的人和事,几乎都是正面典型,结合长通讯的表现形式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动员效果。
在《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在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迎着夜幕继续向顶峰进发的同时,刘连满正躺在一块避风的大石头旁休息。
严重的缺氧是他的两耳在嗡嗡发响,眼前白一阵黑一阵地迸散着“金花”,他开始进入一种半昏迷的状态。
不过他的心里还非常明白,他正在被人们称为“死亡地带”的高度上,窒息的危险随时都会发生。
他习惯地拉过身旁的氧气筒,气压表上的红针表明还剩下最后几十个压力的氧气。
但是,他的眼前出现了正在向顶峰冲击的战友的背影。
他知道他的战友们从顶峰胜利归来时,将比他更需要氧气的支援。
他决定宁愿自己忍受窒息的痛苦甚至死亡的威胁,这最后一点氧气也必须留给战友。
他毅然地把氧气筒放回原来的地方,自己昏昏地睡去……”
毫无疑问,刘连满是文中树立的一个“舍己为人”的典型形象。
但本文比同一时期其它作品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用细节去感染人、感动人。
纵观全篇,这样的细节比比皆是,表现了对登山队员们深深地崇敬和炽热的赞美。
这一时期的其它经典作品,比如《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复仇的火焰》、《为了61个阶级弟兄》和《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也都是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笔法来进行写作的。
一样是塑造典型形象,但这种方式却远比“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之类的光环更能打动人,也更能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
3.21966-1978年:
“深度”空窗,高度政治
在“文革”十年和“徘徊”的两年中,新闻事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一样,必然也免不了受到当时主体风气的影响。
新闻更多地和“政治事件”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上传下达”“指哪儿打哪儿”的勤务兵,“深度”进入到了一个漫长的“空窗”历史时期。
3.31978-1989年:
“深度”繁荣,直击问题
这一时期,“深度”蓬勃发展,异常繁荣,主要表现为“深度报道”的形式。
什么是深度报道?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教授门彻尔曾提出如下的三层报道的概念:
“第一层报道——即实时性的直截了当的报道,第二层报道——即发掘表面现象背后的实质的调查性报道,第三层报道——即在事实性和调查性报道的基础上所作的解释性和分析性的报道。
”
这一时期的“深度”,在满足了上述特点的同时,又有着浓厚的“中国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政论”的色彩,记者直击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反思和“启蒙”读者。
比如艾丰的《社会公平的讨论》,而其中的集大成者就是《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
这样的“深度”一般没有多少新的建构,但却都有着浓厚的“问题”意识。
拿我个人比较欣赏的《红色的咏叹》中的一段来说:
“5月6日下午,漠河县委那栋高高的灰楼里,县常委会正开在兴头上。
‘噢,怎么远处腾起团团的雾?
’‘是不是山上着火了?
’大家一时议论纷纷。
县委一位领导操起电话向县防火办询问,回答是,河湾林场着了一把火。
‘好了,集中精力继续开会!
’会场恢复了平静……
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发现古莲林场方向也腾起烟雾。
‘怎么搞的,又着了一把火?
’终于——会议原议程不变,只是移到防火办开。
边听火情边开会,两不误。
会议照常进行……”
不长的篇幅,却直击导致特大火灾的一个尖锐问题——官僚主义。
而张建伟在《大学生毕业成才追踪记》中的议论则更为直接:
“喝水的不是掘井的!
摘桃的不是种树的……‘权力学’与‘关系学’比‘科学’更吃香,‘沽名钓誉’践踏了起码的科研道德!
”
80年代的深度报道因为选材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剖析事理,切中时弊,直逼要害,所以往往能够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这也使得深度报道一出现,就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虽然,这一时期的深度报道受当时时代的影响,无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认为,80年代的深度报道是新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文体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而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一些“深度”,虽在行文和内容上与80年代的深度报道大不相同,但在核心的新闻理念上,二者之间却有着一种隐秘的传承关系。
3.41989-1999:
“深度”转型,舆论监督
进入90年代以后,80年代的“深度报道”不再像先前那样大红大紫,但也没有完全被冷落,许多记者仍在追求报道的深度上继续前行。
总体来讲,这个时期的“深度”进入了一个转型期,要比80年代更加的多元化和平和化。
当然,这也和整个90年代的时代心理是大致吻合的。
而所谓多元化,说的是报道的形式和内容。
从形式上看,电视迅速崛起,报纸、电视、广播异彩纷呈。
从内容上看,既有延续80年代的问题揭露型报道,如《“斗鸡”上海滩——这是一场意义在胜负之外的竞争》、《菜价追踪》、《寻找时传祥》;又有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事件解读”,如反映苏联解体的《红场易旗纪实》,反映香港回归的《别了,不列颠尼亚》以及反映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的《我亲历中国使馆被炸》;还有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冰点”题材的尝试,如《北京最后的粪桶》。
所谓平和化,说的是一种报道的语态。
经过了激荡的80年代,这一时期,媒体的语态和大众的心态一样都渐趋平和。
“深度”中少了“政论”,多了“事实”;少了“急躁”,多了“平和”;少了“政治”的色彩,多了几抹“人情”的温暖,新闻报道的语态基本趋于成熟。
比如,在《北京最后的粪桶》中描写掏粪工人在大冷天的工作场景的一段:
“化粪池的盖子冻上了,樊用石头砸了半天,再用铁杆把井盖挑开,上面一层是黑色的硬块,用铁杆捅半天,把硬块捣碎,然后用粪杓把它们要到粪桶里,背桶的人下蹲,把背带背上肩,右脚一使劲站起来,桶就上肩了。
粪杓有点长,难免吧粪泼到桶的外面,它们的衣服头发上就都溅上一些黄的黑的污点,鞋子上就更免不了。
它们穿着一种已经不太多见的大头棉鞋。
樊说,就这还是争取了半天才争取到的,我们的工作服一年就一身。
我问为什么没有口罩,他说原来有,后来就不发了,不戴口罩还喘粗气,戴上就别呼吸了。
”
不需要太多的议论,只要看了这些文字,每个人都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今天掏粪工人的工作环境有多恶劣,待遇有多差劲、社会地位有多低。
此外,比较经典的还有《别了,不列颠尼亚》的最后: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还上去。
”
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这是一篇消息。
但就是这篇不长的消息,其深度却可能是洋洋洒洒的长通讯也无法企及的。
因此,我也把它选入了我“深度”经典之中。
尤其是最后一句,更是言有尽而意无穷,颇有历史的沧桑之感。
而这一时期的最大的变化或者说转型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舆论监督”的明确提出和央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栏目的相继出现。
《东方时空》是中国最早的电视新闻杂志;《新闻调查》调查“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着眼“探寻事实真相”;而焦点访谈更是受到“三不”总理朱镕基的赠言:
“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可以说,这三个节目,尤其是后两者,开启了整个社会的舆论监督之风。
这一时期舆论监督的兴起与90年代市场化的背景下,诸如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的现象是分不开的。
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一种媒体人的专业自觉和专业精神。
但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在有政府背景的支持下,创办一系列的舆论监督节目,这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少见的。
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
在西方,政府不会要求CNN或BBC成为一个舆论监督性的机构,更不会要求他们对自己的官员进行调查。
奥巴马也不会到CBS感谢他们对政府进行了调查性报道,指出了他们的弊端。
而在中国,三代总理视察《焦点访谈》,希望他们帮助政府监督社会,对社会问题进行批评,这种现象的确是一种“中国制造”。
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新闻调查》第一期开拍的节目《西古县村纪事》。
片子涉及三个主题:
一个是村干部贪污30多万斤粮食事关腐败;二是村民要求重新选举村干部,涉及民主;三是县乡干部压制群众民主要求,有很强的矛盾冲突。
这样一个片子,在当时来讲还是比较震撼的。
它被“尘封”而转为“内部资料”的命运,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这种舆论监督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要承受的压力和它多舛的命运。
3.52000年以后至今:
“深度”多样,主体繁杂
进入21世纪,我们的世界更加的多元,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也迅速崛起,势不可挡。
网络以其极高的参与度和比报纸电视更加迅速的反应能力,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的青睐。
网络的加入,让“深度”的主体更加多样:
从某种程度上讲,人人似乎都可以写“深度”,当网络写手,当新闻的“采写”者,只要你愿意。
这使得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了解到世界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件。
这种及时性和快捷性让一贯不以时效性见长的“深度”有点措手不及。
“文化快餐”的时代,似乎让“深度”失去了用武之地。
当然,这种现象虽然是一种时代的潮流,但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尤其是对于“深度”来讲。
在网络时代,新闻似乎是以一个个“词语”的形式在我们生活中一闪即逝的:
“躲猫猫”“打酱油”“俯卧撑”“艳照门”“邓玉娇”“曾哥”“春哥”“蜗居”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词语,在一定时期内,在网络乃至社会上引起热议,而其中的一些讨论似乎也很“深度”。
但“快餐”的消耗速度也快,没过多久,一个主题就被另一个主题取代,旧的主题很快就“冷”了下去。
这与之前,可以长久地盘踞在人们脑海中的“深度”是大不相同的。
这一时期,报纸或者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深度”虽多种多样,信息爆炸,但真正能让人过目不忘的“深度”却是少之又少。
当然,在这种大背景下,优秀的“深度”也还是存在的,比如最早见诸网络的《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非典时期《新闻调查》的特别节目《“非典”突袭人民医院》还有09年《南方周末》的《SARS六周年:
被遗忘的SARS后遗症人群》。
这三个“深度”一经出炉,也都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反响,即使到现在,这些“深度”依旧鼎鼎大名。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柴静主持的《“非典”突袭人民医院》。
节目中,急诊科朱继红主任的一句“我们靠精神防护,是肉搏”,让我唏嘘不已。
而另一个场景更让我直至现在依然记忆犹新。
在采访的最后,柴静问他,“如果我们再一次遭遇SARS的话,你有没有信心打赢?
”朱继红回答说:
“如果要是这个样子,SARS再来我们还是会失败。
”这种直指政府卫生应急机制的报道,是整个“非典”时期都不曾有过的,它深深地震撼了我,也开启了人们对于“非典”的深层反思。
而之所以选择《SARS六周年:
被遗忘的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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