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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农业起源透析
1996年3月3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了袁家荣教授撰写的《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一文,全面介绍了湖南道县玉蟾岩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出土文物情况。
1998年9月20日该报又发表了张镇洪教授等三人撰写的《英德牛栏洞史老墩遗址发掘有重要收获》一文,全面介绍了广东英德牛栏洞、史老墩两处古文化遗址出土文物情况。
1999年12月,《英德史前考古报告》与《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同时出版发行,详细介绍了牛栏洞、史老两处遗址研究结果,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研究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学者们更高度重视。
因为,玉蟾岩与牛栏洞距离较近,时代大体相同,稻作农业活动却又相异,原因何在?
本文仅就上述文献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初步探讨一下中国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几个方面,以求方家指正。
一玉蟾岩与牛栏洞、史老墩的时空位置玉蟾岩遗址的存在时间,参照其附近文化性质相同的三角岩遗存的碳14年代距今12060±120年,估计其年代当在12000年前。
据实际碳14测定三个数据公元前8327-7449年、公元前7911-6414年、公元前7042-6059年1,若加以树轮校正,也是12000-10000年之间。
牛栏洞遗址的存在时间,第一期为距今约12000-11000年;第二期为距今约11000-10000年;第三期前段为距今约10000-9000年;后段为距今约9000-8000年2。
由此可知,玉蟾岩基本上与牛栏洞同时而偏早,因为前者时间跨度仅2000年左右,后者时间跨度则有4000年之多。
玉蟾岩在牛栏洞的前半段时间内。
而牛栏洞的重要文化遗物出土于后半段时间内。
因此,可以认为玉蟾岩文化早于牛栏洞文化。
玉蟾岩遗址的空间位置在北纬25°30′,东经110°30′。
位于南岭山脉的北坡边缘地带。
牛栏洞遗址的空间位置则在北纬24°20′34″,东经113°27′10″,位于南岭山脉的南坡中央偏北,海拔500米左右,比玉蟾岩的海拔约高出一倍。
二者相差纬度1°9′66″,经度1°2′9″。
从英德沿连江而上溯,穿过九嶷山区,由江华、江永进入道县,南转宁远、临武、蓝山、嘉禾、桂阳一带湘南地区。
如果从英德沿北江而上溯,穿过骑田岭区,由宜章、桂阳、郴州、桂东、汝城一带湘南地区,再西往道县,也是比较方便的。
两地直线距离约200公里左右,曲线距离也不超过400公里。
按远古人类的步行速度,几天工夫即可到达。
相互之间的迁徙与往来,并不是难事。
二遗址堆积层对比分析玉蟾岩遗址堆积厚12~18米。
除上部有近代墓扰乱外,地层保存基本完好,文化性质比较单纯。
地层变化复杂,纵向剖面上多呈黑色烧灰土与白色灰土相间的层序。
横向平面上通常呈间断小块的交错土层堆积。
自然堆积层次近40层。
发掘了解到,遗址原始地貌西高东低,大石密布,人们最初进时,在参差的石缝间铺垫碎石,扩大有限的生活平面。
在以后的长期生活中,不断地局部铺垫灰白色、灰黄色石灰状堆积。
这种铺垫既可以平整地面,又可起到防潮作用。
清理的生活遗迹主要为烧灰堆。
这时无明显的灶坑,只有地面烧火的灰堆。
灰堆一般直径约40~50厘米,厚不足10厘米,富集炭屑和动物烧骨。
较大的灰堆厚度可达15厘米以上,往往伴有大量角砾碎块,可能作压火保留火种之用。
这种较大的灰堆一般位于巨石旁。
因遗址西高东低,堆积物也表现为西高东低的状况。
西部堆积物混杂,颜色斑驳,文化遗物、烧火遗迹及白灰土铺垫均集中于西部,说明西部是人们主要活动区。
东部地层多呈颜色单纯的斜平地层,富含碎骨,伴有较多的小螺,表现为伴有人工作用的自然沉积,局部积水。
说明东部不是人们主要生活区,仅个别层面具有短时活动的迹象。
玉蟾岩洞穴较现代地面高约5米,洞口部分呈一宽敞的洞厅,宽约12~15米,进深6~8米。
遗址堆积物主要分布在洞厅内。
洞口朝向东南,洞厅阳光充足,可同时容纳30人左右共同栖息。
洞厅北面有暗孔通往后面的大洞口,空气流通而寒凉。
洞前地势平坦开阔,适宜人类生息繁衍。
而其附近均为喀斯特山峰,溶洞很多,据道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告诉笔者,类似玉蟾岩的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全新世早期遗址还有上百个未发掘,它并不是孤立现象,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附近的三角岩遗存就是一证。
牛栏洞遗址揭露面积51平方米。
洞内堆积物很厚,最厚处达314米,可分8层。
有的胶结坚硬。
堆积层中含有炭屑、烧土及大量螺壳、蚌壳、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等,文化遗物有大量的石制品和少量骨器、蚌器、陶片,证明这里是一处古人类长时期活动、居住的遗址。
目前已经知道该洞总面积400平方米,地面状况狭窄。
但对比玉蟾岩的堆积层状况来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印象一玉蟾岩堆积厚12~18米,牛栏洞堆积厚314米,表明玉蟾岩内人类生息的时间短,牛栏洞内人类生息的时间长。
二玉蟾岩堆积分40层,牛栏洞堆积分8层,表明玉蟾岩内每次活动持续的时间短,迁徙的次数多;牛栏洞每次活动持续的时间长,迁徙次数少。
也就是说,玉蟾岩在2000年之内有40批人员进驻与迁出,每次约50年左右。
而牛栏洞在2万年左右的漫长时间内只有8批人员进驻与迁出,每次约2500年左右。
三玉蟾岩内有烧灰堆,大而厚。
牛栏洞内未发现大而厚的烧灰堆,只见烧土、炭屑。
表明玉蟾岩时代气候寒冷,必须日夜在洞内架篝火才能御寒去湿。
而洞内铺垫白灰土,也说明洞内阴冷潮湿,不防潮不能在地面睡眠。
而牛栏洞内不用铺垫白灰土,表明地面干燥温暖,洞内气温暖和。
即使是在玉蟾岩时代,这里也比玉蟾岩暖和,不需要日夜烧篝火取暖防寒防潮。
三出土石、骨器对比分析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品和骨、角、牙、蚌制品。
石制品全部打制,未见磨制。
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切割器、石刀、锄形器。
石器制作粗糙简陋,以中小型石器为主,缺乏细小石器。
加工技术简单,基本上为单面加工。
其石器工业风格与岭南全新世早期的黄岩洞、独石仔等洞穴石器相类似。
锄形石器是该遗址富有特征的工具,它采用一遍长形砾石为原料,在其一端及两侧单面打击成器,使用部位是端刃,可能绑在弯柄上用于掘土。
骨器有骨锥和骨铲。
此外还有用动物犬齿制作的牙饰,出现装饰品。
牛栏洞遗址出土石制品有800多件,其中成型的有200多件。
器类可分为陡刃器、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钻、砺石、斧形器、铲形器、凿形器等,还有少量磨制石器。
较典型的是平面略呈三角形的陡刃器和有一个长刃的砍砸器,刃部有多次打击成形后再加工修理的痕迹,说明此时人类加工石器的技术已相当成熟。
磨制石器仅5件,除一件为石斧外,余为磨刃切割器,反映出磨制石器的技术还没有被广泛使用。
骨器主要有铲、锥、针。
同时还发现磨制骨器的砺石,砺石器身留有多道磨制骨器后的磨槽。
经初步分析,牛栏洞遗址石器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石器加工简单、器类多;第二期已出现一些较成形的石器,少量打击加工较好,器类增加;第三期石器的数量大大增加,打击加工修理较好的石器增多,且出现磨制刃部的石器和陶片,但无装饰品。
这就是说,牛栏洞第三期石器相当于玉蟾岩时代的石器。
牛栏洞已出现磨制石器,玉蟾岩却尚未出现。
磨制石器为石斧与主要磨刃切割器,主要用于砍伐与切割,即砍伐树木或兽骨、切割兽肉之类,表明牛栏洞第三期居民的狩猎生活占的比重相当大。
或者说,狩猎生活占主导地位,这才会精心加工石斧与切割器。
而玉蟾岩没有磨制石器,也没有石斧与细小石器,狩猎生活并未占主导地位。
相反,它拥有锄形石器,可用于播种栽培,证实农耕文化已在这里萌芽。
所以,它的石器制作粗陋,不求精巧。
四出土动物化石的对比分析玉蟾岩遗址出土大量的动物残骸。
经初步观察,哺乳动物达20余种。
数量最多的是鹿科动物。
如水鹿、梅花鹿、赤鹿、小鹿等。
食肉类动物也很丰富。
如熊、鼬、水獭、猪獾、狗獾、貉、大灵猫、小灵猫、果子狸、椰子狸、野猫等。
以猪、牛、竹鼠、豪猪等常见。
此外还有猴、兔、羊、鼠、食虫类等动物。
由此可见,玉蟾岩人主要狩猎大型的食草动物和小型的食肉动物。
动物残骸中引人注目的是鸟禽类骨胳,其个体数量可达30以上,种类可达10种以上。
这在我国早期史前遗址中是少见的。
说明玉蟾岩人也将鸟禽类作为一种主要的捕猎对象,反映这一阶段狩猎技术和狩猎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狩猎大型与中小型动物转向空中飞鸟,扩展了食谱,促进了大脑的发育与智力的提高。
动物残骸中还有鲤、草、青等多种鱼类,和丰富的龟鳖、螺、蚌等水生动物,反映出冰后期新出现的洞穴螺蚌堆积特征。
牛栏洞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有水鹿、梅花鹿、赤鹿黄犭京、獐鹿、小鹿、巨羊、山羊等。
食肉类动物以中小型种类较多,如沙獾、貉、小灵猫、小野猫、果子狸、水獭、黄鼬、狐狸等,老虎、黑熊、豹等大型动物很少见,小型的啮齿类、翼手类、食虫类动物数量也不多。
灵长类也有发现,但亦很少。
犀牛化石和东方剑齿象化石在底部地层中虽有发现,但数量极少。
此外,龟、鳖、蛇化石和鱼类化石出土不少。
由此可见,当时云岭一带的生态环境适合于食草动物和小型兽类生活,而且周围水域面积颇为宽广,水生动物和贝类非常丰富,成为人类捕捞的主要对象。
从上述遗址出土动物化石的种类来看,陆地与水中动物都是一样,唯一区别在玉蟾岩有大量鸟禽类骨胳化石,而牛栏洞没有。
这就反映出玉蟾岩人比牛栏洞人的智商高了一个档次,用技巧发明捕鸟工具去捕捉鸟禽,由陆地与水中狩猎对象发展到猎取空中对象。
牛栏洞人尚做不到这一点。
玉蟾岩人思维领域比牛栏洞人前进了一大步。
五出土植物化石的对比分析玉蟾岩遗址通过对每层堆积物土样的浮选和筛选工作,收集植物种、核、茎、叶40余种,其中以朴树籽最为丰富。
这些植物标本为了解玉蟾岩人的生存环境及经济生活提供了重要证据。
同时还收集到丰富的微小的螺及昆虫等遗骸,为了解遗址不同部位堆积层的埋藏环境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最为重要的是在文化胶结堆积的层面中发现了水稻谷壳。
稻壳出土时颜色呈灰黄色,共有2枚,其中1枚形态完整。
此外还筛选出1枚14稻壳残片。
在层位上它们晚于1993年该遗址出土的稻壳。
1993年发掘的3个层位均有稻属的硅质体,进一步证明玉蟾岩存在水稻的事实。
中国农业大学张文绪教授对二次发掘出土的稻谷进行了初步电镜分析,共4枚,鉴定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大粒性"3。
显而易见,这一发现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到12000年前,对稻作农业起源时间与地点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牛栏洞遗址发掘过程中也采用了水浮选法与筛选法,发现极少量非籼非粳类型水稻硅质体,与各类植物孢粉、硅质体,未见籽实。
似乎表明牛栏洞人对植物果实与茎叶的采食与栽培均无兴趣。
或者说,占比重甚微。
他们完全或绝大部分靠肉食生存。
因为非籼非粳类型的水稻硅质体并不能肯定它是栽培稻或野生稻,必须出土了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古栽培稻实物,才能确认已有了稻作农业的萌芽。
非籼非粳类型水稻硅质体在牛栏洞中出现,数量又极少,很可能是牛栏洞人无意带入的遗物,并非有意栽培并长期食用的遗存。
牛栏洞中无朴树籽遗存,就可以证实牛栏洞人当时并不食用植物果实和茎叶。
这一点与玉蟾岩人有本质上的区别。
六出土陶片的对比分析七玉蟾岩遗址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原始的贴塑陶片。
整个遗址堆积层所含陶片甚少,仅在个别层位发现数片不足1厘米大小的碎片。
1993年在接近基底的地层中意外地发现了三块较大的原始陶片。
1995年又在附近发现了一堆约30×30厘米的陶片。
陶片呈黑褐色,火候很低,质地非常疏松,胎厚近2厘米,夹炭、夹粗砂。
陶片贴塑,可见交错层理。
陶片内外均饰纹样,似绳纹,但为编织印痕,有清晰的经编与纬编。
从陶片的形态判断,早于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8000年前的陶片。
牛栏洞遗址的陶片也很少,表面饰粗绳纹,无编织印痕,内壁加抹,表里呈褐色,厚110~2厘米。
早期夹炭,晚期不夹炭,只夹砂,纹理不明。
未见交错层理,显然不是采用贴塑法成型,可能为手捏法成型,与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的成型方法相类似。
烧制火候极低,易破碎,不能辨别器形。
对比之下,玉蟾岩人采用贴塑法成型,使用夹炭泥料,内外纹饰,且有编织印痕。
这四个特点,开了夹炭陶、贴塑法、内外纹饰、编织技术萌芽的先河。
夹炭陶与古栽培稻伴生出土,一直是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稻作农业地区的特点之一。
不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地方或遗址,往往没有夹炭陶,只有夹砂陶。
在距今10000-5000年前之间,这种现象特别突出。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江苏省7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器所含植物蛋白石分析中,有5个含有水稻植物蛋白石,2个没有。
5个遗址中有1个出土了炭化稻米,其余都没有4,可以证实这一点。
贴塑法成型亦是如此。
彭头山、贾湖、八十土当、皂市下层、河姆渡、独岭坳、大溪等距今9000-7000年前的出土炭化稻米与夹炭陶的文化遗址,所有陶器均为贴塑法成型。
因此,玉蟾岩的贴塑法成型工艺,可以认为是后代贴塑法工艺的开山鼻祖,也是稻作农业发祥的重要佐证材料之一。
玉蟾岩的编织印痕,表明玉蟾岩人已发明了编织技术,并已相当成熟。
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发明了网罟,用来捕捉鸟禽。
由于玉蟾岩与牛栏洞都未发现石镞,表明当时尚未发明弓箭。
于是,网罟就成了捕捉鸟禽的重要工具。
而大量鸟禽遗骸在玉蟾岩中出土,证实了这一点。
玉蟾岩四周没有大河大湖,无法发展渔猎生产,只有发展捕捉鸟禽活动。
八华南会成为稻作农业发祥地吗?
从以上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玉蟾岩出现了稻作农业与古栽培稻,而牛栏洞没有。
结合其附近的阳春独石仔距今14900±300年前左右、封开黄岩洞距今11930±200年前左右无陶片出现5的情况来看,广东与广西、海南三省区内尚未发现距今10000年前的稻作农业与古栽培稻谷遗存。
目前已知的华南地区最早的稻作农业与古栽培稻遗存的遗址是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公元前2900年~前2700年6与广西资源晓锦遗址距今约5000年~3200年左右7两处,其他各地尚未发现。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当北亚热带的北界收缩到华南一线时,生存压力自然随之而来,"边缘效应"也应开始在这一带发挥作用,于是在特定的气候期间内,先于其他地方发生栽培稻的起源,形成稻作农业。
以后,气候的回暖,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边缘效应"失去基础,于是中断了或断断续续地存在稻作农业,以致我们在距今10000~5000年前之间的考古发掘中找不到稻作农业的遗址?
或者说,只要遇到相宜的气候条件,如距今15000年~13000年前之间的间冰期,或者距今13000年~12600年前与12300年前左右的一些高温期,稻作的起源和栽培都有可能在一些不同的区域内发生,如华南、长江中、下游,甚至纬度更北的秦岭淮河以南?
于是有学者认为"华南在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过程中应该拥有它独特的、又与其他地区平等的地位,至少是水稻驯化与栽培发生的时间绝不会晚于其它地区,更不会晚于长江中、下游"8。
从逻辑上说,华南存在大量普通野生稻,具备了产生稻作农业的首要条件,应该容易形成稻作农业。
华南拥有良好的气候环境,也是一个重要条件。
特别是当北亚热带北界收缩到华南一线时,生存压力与"边缘效应"可能促使华南地区的古人类萌发栽培水稻的意愿与行动,创造稻作农业。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华南地区至今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有稻作农业的遗迹。
原因何在呢?
是不是还有更早的遗址或其他有稻作农业遗迹的遗址没有发掘出来?
还是以往的发掘工作做得不够细致,以致未能发现早期的稻作农业遗存?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华南地区发现与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文化遗址已经不少,如广东阳春独石仔下层9、广东翁源青塘吊珠岩10、广西柳州白莲洞一期11、广东封开罗髻岩12、广西来宾盖头洞13、广西灵山马鞍山14、广西武鸣苞桥洞、芭勋洞、腾翔洞、桂林洞、东岩洞、柳江陈家岩、崇左矮洞15等,加上现在的牛栏洞,总计达14处之多,学术界统称为"中石器时代",时间在距今10000年前以上,正好与玉蟾岩同时。
这些遗址中不少包含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有直接的承接关系。
在这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丝毫没有一点稻作农业萌发的痕迹,甚至连陶器都还未发明。
虽然这14处遗址不能代表以后还可能发现与发掘的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向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转化的新遗址的全部内涵,但至少可以透露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真实面貌的一些特征与迹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表明更早的遗址或尚未发现、发掘的遗址出现稻作农业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中石器时代的华南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无论是脊椎动物还是软体动物,几乎全部是现生种类16,这说明近万余年来华南地区的气候与生态都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变化。
而人们的渔猎与采集生活也就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变化。
其原因,自然与云贵高原和南岭、大庾岭、武夷山等山脉的屏障作用有关。
在这里既没有生存的压力,也没有"边缘效应",人们可以照老样子慢慢生存下去。
因此,就不必去栽培作物与创造农业,特别是最难侍候的稻作农业。
再次,华南地区考古,以往是比较粗放,近十几年来已逐渐精细了,筛选法与水浮选法已经常应用,甚至连孢粉、植物蛋白石都能发现,难道还发现不了稻谷、稻壳、稻草?
做了这样细致的工作,仍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或中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稻作农业遗存,只能说明华南地区确实是没有。
否则,多少会有所发现,有所报道。
九稻作农业起源的基本条件中国农业大学王象坤教授认为稻作农业起源发祥地必须具备四个前提条件1该地发现我国最古老的原始栽培稻;2该地同时发现栽培稻的野生祖先种--普通野生稻;3该地或其附近有驯化栽培稻的古人类群体及稻作生产工具;4该地当时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17。
这四个前提条件基本上是对的。
确认一个地方是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没有这四个物质条件是说不通的。
但是,具备了这四个物质条件的地方为什么就会产生稻作农业呢?
这就不是物质条件的问题,而是精神条件即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了。
因为原始栽培稻是人为改造、加工普通野生稻的产物,稻作生产工具也是如此。
存在234三个条件的地方,由于缺乏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出现不了原始栽培稻。
另外,当地普通野生稻已灭绝,但发现了最古老的原始栽培稻,并有驯化栽培稻古人类群体及稻作生产工具,当地也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的地方,只要当地的古人类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强,也可能成为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
因此,我认为还应该增加一个前提条件5该地古人类群体已具备驯化栽培稻的主观能动性,即智力与能力。
华南地区及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正是因为缺乏这个最主要的精神条件而未能形成稻作农业起源发祥地的。
迄今为止,它们都未发现最古老的原始栽培稻。
而贾湖的野生稻早已灭绝,却因为发现仅次于玉蟾岩、彭头山的原始栽培稻而受到世人的注目。
众所周知,广西、广东、云南都有野生稻,也有古人类群体在其中生息,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就是因为缺乏古人类群体驯化栽培稻的主观能动性即智力与能力,没有在12000年以前开展原始栽培稻生产,所以成不了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
古人类群体驯化栽培稻的主观能动性,即他们对普通野生稻习性的观察了解,在驯化栽培普通野生稻过程中掌握的程度,以及对稻米需求的重要程度等等。
简言之,就是主食谷物化的强度与驯化栽培技术的高低,决定了古人类驯化栽培水稻的主观能动性。
大量考古出土文物及古遗址证明,不是所有的古人类到了某一个历史时期就都能发明驯化栽培水稻的专门技术,形成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的。
恰恰相反,最初的稻作农业现象是在极个别地方和极个别古人类群体中产生的,以后逐渐传播出去才为多数人所掌握,并形成大范围种植的。
不少人群长期坚持渔猎与采集、游猎与畜牧,也一直繁衍生息到今天,他们从来不懂得栽培水稻,同样也可以稻米为主食之一。
华南地区的古人类就是这样。
他们一直坚持渔猎与采集为他们的基本生存方式,无论是洞穴遗址也好,贝丘遗址也好,山坡遗址也好,都证实了他们过的是渔猎与采集的生活。
只有到了大溪文化时代长江中下游居民向华南大迁徙的时候,才带来了稻作农业文化,即5000~6000年前左右的演化。
九玉蟾岩人的特殊智力与能力玉蟾岩遗址发现我国古老的原始栽培稻谷,附近又有江永普通野生稻存在,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又有驯化栽培稻的古人类群体及稻作生产工具石锄之类,而且时间最早,视其为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发祥地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为什么它能成为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而其他地方却不能呢?
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玉蟾岩人的特殊智力与能力使然。
玉蟾岩人的智商在当时的同时代各地人群中是最高的,否则就不可能创造稻作农业和发明水稻栽培技术。
从哪些事实上可以证明玉蟾岩人的智商是当时最高的呢?
一夹炭陶与贴塑法的出现。
以往各地出土的早于玉蟾岩或与之同时代的陶片,都是夹砂陶和手捏法制造的。
玉蟾岩人创造了夹炭陶和贴塑法制陶,不仅改进了陶料,而且改进了陶坯的结构,相对于夹砂陶与手捏法制陶来说是巨大的进步,也是智力发达的表现之一。
二编织技术的发明。
玉蟾岩陶片上的编织印痕,有清晰的经编与纬编,证明玉蟾岩人已掌握植物纤维的劈分与编织技术,走出了搓合术时代,进入了织造时代。
这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之一。
即使它还没有形成织布水平,也可以编织网罟用于捕鸟网鱼,也是了不起的发明。
以后各地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出现的网坠,不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吗?
三防潮意识的诞生。
玉蟾岩人在洞内铺垫灰白色、灰黄色石灰状堆积,既可以平整地面,又可以防潮,开了以后各地房屋建筑防潮意识的先河。
如彭头山遗址1大型地面建筑残存房基,填土一层厚5~10厘米,由黄色粘土掺合数量较多的粗砂构成,是以后三合土的萌芽形态。
四周大型柱洞下部填灰褐色土,上部中间填小颗粒红烧土渣,或下部填土中掺大量炭屑,目的也在于防潮防柱子腐朽18。
贾湖遗址3半地穴式建筑,穴内填土分上下两层,上层黄褐土,下层黑灰土。
填土中含大量草木灰、木炭屑、兽骨、鱼骨、夹砂红陶和褐陶片,也是为了防潮19。
其祖制均始于玉蟾岩。
四食物广谱化出现。
玉蟾岩人除猎食各种哺乳动物、水生动物、两栖动物、软体动物、昆虫外,还捕食鸟禽10余种,植物40余种。
这是其他同时期或早期遗址所没有的。
玉蟾岩人食物广谱化的结果,使食物营养成分极为复杂,人体吸入的微量元素和品种增加,导致大脑发育与进化更快,大大提高了古人类的智商水平。
特别是直接源于土壤的谷物野生稻与栽培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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