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服装变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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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服装变迁

中国近代服装变迁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灿烂历史的文明礼仪之邦，而服装作为一种礼仪标志，也是一种语言，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文化，它的变迁是以非文本的方式记载着社会与生活的变迁，并成为时代发展的一个永恒的烙印和缩影。

服装，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忠实映像，它有时会成为守旧传统的堡垒，有时会成为革命势力的旗帜，抑或两者交锋的导火线。

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很容易发现，社会形态的变革与生产、生活方式的演变，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类服装的衍化。

反过来，服装的变化又会加速人们变革社会形态的决心。

人们常这样形容中国近现代的服装，说是宛如一个服装博览会，前清的、民国的、西洋的、东洋的、国民党的、共产党的，代表着各种思想与文化的服装尽在这百年之中。

近代以来，一些有志于改革的人从这种传统理念出发来提倡变革。

如康有为为了给他的变法寻找社会基础，不止一次地上书，提出中国“守旧者固结甚深，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

”足见服装对造就中国人社会心理的影响之深。

在物资匮乏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穿新衣对普通人来说一直都是一种奢侈。

举国陷入了买布凭证的年代，要积攒够做一件新衣裳所需的布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那时候，计划生育还未普及——一个家庭少则一、两个孩子，多则达到六、七个孩子。

因此，为做一件新衣裳，父母亲们都会在心里及早提前算计一番，并对子女进行一次排队。

家家户户几乎都是：

一件新衣裳，今年老大穿了，明年老二穿，后年老三穿……在父母的心里，孩子大了，心眼也开了，知道“臭美”了，就要穿得尽量体面些，小屁孩就不一样了，懵懵懂懂，只要能吃饱穿暖，就会忘乎所以，衣裳新与旧就显得微不足道，根本顾不上样式过时不过时，大小合身不合身。

于是，在一个家里，老大孩子总是责任和干活最多，但也往往是穿新衣裳机会最多的一个。

然而，穿着打补丁的衣裳却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一种现象，以至于打补丁在农村一些妇女中也成了一门很吃香的手艺。

小孩子由于天生好动、贪玩等，以及一年四季除了冬季外，其它三季衣服基本上都是通用的缘故，衣服的膝盖和屁股往往是“补丁”最多的地方，大人们则在小孩“补丁”位置的基础上增加了肩膀，因为经常用扁担挑东西的缘故。

当时，大家在穿衣上可谓是半斤八两，谁也别笑话谁，却很少有人因为穿补丁衣服而觉得低人一等或在人前抬不起头。

当时的衣裳，布料以粗布为主，颜色以蓝、灰、黑、白为主色调，样式除了一些中老年妇女穿一些老式偏襟的衣服外，其余不论工人、农民，还是干部、知识分子，基本都穿起了“改良”的军便服，男女服装除了领口和衣袋等有所不同外，其它几乎没有什么差异，更谈不上个性色彩，后来，有人形象地称其为“全民皆兵”时代。

穿衣的变化节奏，见证着人们生活的改善和社会文明发展的步伐。

概说服饰变迁

（1）服装的色彩。

50年代的苏式服装，60年代的中山装、制服热，70年代的“绿色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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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票证经济”下形成了朴素、实用、色彩单一的着装风格。

折射出国家的物质水平和综合国力。

1954年，全国城乡开始凭布票供应棉布。

三年困难时期，棉毛衫裤、线衣、线毯、毛巾被、绒毯、浴巾、床单、毛巾、袜子、汗衫、背心、人造棉布、麻布、蚊帐、枕芯、枕套等纺织品，一律凭票供应。

靠票证维持社会经济稳定的政策，极大地限制了广大民众的生活消费。

与此相适应的形成了朴素、实用、色彩单一的着装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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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丁”服装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穿着上是以朴素为中心。

当衣服穿破时，常见的做法是在衣服的破损处打补丁，缝上一块颜色相宜的布，继续穿用。

这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人群和经济水平低下的国家来说，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情。

在20世纪中期，身着补丁还是思想革命与进步的象征，甚至也是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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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民众的服装沿着大中城市→中小城镇→广大乡村这一路径扩展，从而影响全国，成为中国服装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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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化对着装心理、审美观念的影响。

人们对理想服装形象的认同受中国文化内涵的制约。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非常讲究体面、传统，要求服装式样端庄、大方，不愿标新立异，色彩不求鲜艳跳跃，崇尚和谐含蓄之美。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一特点才有所突破，“时尚”、“个性化”才成为人们着装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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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服装的“革命”范式：

服装曾是革命的表征，是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服装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

改革开放之前的服装带有相当浓烈的“革命”色彩，与政治生活中的革命话语、革命范式等同一致。

苏式服装与中国传统服装相比，虽然有新异的成分，但更多是作为革命的象征、对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戴而形成的时尚。

“文革”十年，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旗袍、布拉吉、西装等成为封、资、修的象征，被军便服取代，这更明显地标明，服装是革命的表征，是革命的一部分。

清代服装?

　　满清是以满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机构，满族旗人的风俗习惯影响着中原地区。

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传统服制度，由于满族八旗兵的进关而遭到破坏。

可以说这种变革是历史上"胡服骑射"、"开放唐装"之后的第三次明显的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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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时数千年的宽袍大袖、拖裙盛冠、潇洒富丽、纤细柔弱，与衣身修长、衣袖短窄的满装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旗装以它用料节省，制作简便和服用方便，取代了古代的衣裙的繁复，这是后人易于接受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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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族的旗装，外轮廓呈长方形，马鞍形领掩颊护面，衣服上下不取腰身，衫不露外，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假袖二至三幅，马蹄袖盖手，镶滚工艺装饰，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马褂。

其造型完整严谨，呈封闭式盒状体，因此形象肃穆庄重，清高不凡，而独树一帜，突破了几千年来飘逸的塔形衣冠。

时至今日，它对现代服装也有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随时代发展，经过加工曲线突出修长秀丽的旗袍，已经形成了汉民族的服饰代表，显示了东方女性的温柔与内涵，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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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袍或短装有琵琶襟、大襟和对襟等几种不同形式。

与其相配的裙或裤，以满地印花、绣花和裥等工艺手段作装饰。

襟边、领边和袖边均以镶、滚、绣等为饰。

清初满　族妇女与男人的装扮相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穿耳梳髻，未嫁女垂辫。

满　族妇女不缠足、不穿裙，衣外坎肩与衫齐平，长衫之内有小衣，相当于汉族妇女的肚兜，衣外之衣又称"乌龙"。

近代服饰?

服装的样式和颜色在中国文化观念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中国古代的天人观，某一朝代的兴衰与某种颜色密切相关，而且这种颜色之间的变化是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运行的，是上天意志的体现。

衣服的式样、颜色和装饰的限制是区别人的贵贱的重要标志，最初的理想状态是要“见其物而知贵贱”。

官服自不待言，依其级别有不同的式样、颜色和装饰物的规定，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出。

据瞿同祖先生的考察：

虽然哪几种颜色被确定为上色要依那个朝代所尊崇的颜色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以颜色来指示衣者的身份，其意义则一。

有些上色是品官专用的，所以这几种颜色对于庶人便是禁忌，他们只能穿用这些上色以外的颜色。

做衣服的材料也有限制，人们并不是想穿什么就能穿什么。

就拿清代的规定来说，官员五品以下就不能用蟒缎、妆缎；八品以下不得用大花缎纱。

而一般老百姓做衣服，可以用丝、绫、罗、绸、绢、素纱，但不能用金绣。

妇女也不能裁制花样金线装饰。

辛亥革命后服饰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服制形式大变,清代的官吏衣着和顶戴都被淘汰。

最突出的就是剪辫,当时“剪”与“留”,已经成为革新和保守的分水岭。

剪辫的先行者是城市中的官吏和知识分子,偏远乡村仍不轻易接受。

当时旗人盛装虽然消失了,但是旗袍仍然存在,女学生中的“蓝布大褂”是领衔的式样，而后日渐流行起来。

民国服装

　　北伐以后,政府规定新服制,男子采用中山装和西装。

这两种服式均为外来式样,在官职人员和知识界比较多用,夏季选用白色,其他季节选用黑色或深色。

长袍马褂仍然是常服的一种。

立领、三袋七个扣子的学生装主要是高等学府的制服。

长袍外加坎肩、马甲使用也很普遍。

此外上衫下裤或外罩一条纻裙（围系式的或长或短的小裙）,是乡间男女的普遍装束。

女装在这个时期变化较大,有保留清式偏襟衣裤的;有上衣下裙仿效西式的；学堂中女学生多着偏大襟上衣底襟圆摆,齐肘中袖短衫,黑色绸裙。

社会妇女的常装仍以旗袍为主,民国廿年以后这种装束又普遍流行起来。

新装的总趋势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各种素色或者印花面料的曲线长旗袍,特点是在衣边加镶条、补花或衣外加套小马甲和丝质围巾,另一种是上衣下裙分开的衣裙式。

民国建立之后，随着旧的服装规定的废弃和当时复杂的社会风尚，中国人的服装穿着进入多元化时期，有的穿西服，有的长袍马褂，同时有西服中服混穿的。

民国初年，出现过一股强烈的服装崇西潮流，原因在于辛亥革命的整个制度构想是直接来源于西方，当时的革命党人大都有在西方生活的经历，因此在生活方式包括服装特色上都比较西方化，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时尚。

民国后的社会舆论强调：

“民国新建，亟应规定服制，以期整齐划一。

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

”但由于当时西式服装的主要原料是进口的，为了保护民族工业，民国政府在制定新的礼服式样时，保留了一款传统的中国服饰作为礼服，但传统帝国时期通过服装便可辨认身份的特征已经彻底消失了。

民国元年政府规定了男女礼服的形制，男子有大礼服和常礼服。

大礼服分昼礼服和晚礼服两种，均采用黑色衣裤和领结。

常礼服有西式和中式两种，中式即长袍马褂，女子礼服是身长齐膝，有领，对襟式，裙的前后有镜面，两侧做裥，两端有带结的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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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女子结婚采用头披白纱，身着丝织礼服，手持白色花束，举行"文明"结婚，农家女子仍然穿红袄戴珠冠，乘坐红轿，保持着旧式风俗。

民?

国初年，福建一些地区甚至还在延用着明代的婚装，女子头戴瓦楞帽或方巾，身披霞帔戴珠冠，男人头戴大礼帽，上缀红缎辫或红丝线，其男女二者的装束实不相称，与都市的距离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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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政府规定新服制，男子采用中山装和西装。

这两种服式均为外来式样，在官职人员和知识界比较多用。

夏季选用白色，其他季节选用黑色或深色。

长袍马褂仍然是常服的一种。

立领、三袋七个扣子的学生装主要是高等学府的制服。

长袍外加坎肩、马甲使用也很普遍。

此外上衫下裤或外罩一条裙（围系式的或长或短的小裙），是乡间男女的普遍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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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旗袍?

（一）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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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摩登的时代．当时的上海更是一个摩登?

的城市。

地处沿海的上海市，当时是中国也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工商业大城市。

人们有能力、有机会热切并趋之若鹜地挤向时尚前列。

这里的都市女性热衷游泳、骑马、打高尔夫球以及飞行，因此越来越崇尚西式服装的合体与便利。

正是建立在这种对时装的巨大需求基础上，从30年代起，沪上各大报纸杂志上开始出现琳琅满目的“服装专栏”；五颜六色的虹灯闪烁着化妆品的广告用语：

各大百货公司、纺织公司及服装公司纷纷举办各类明星参与的时装表演，月份牌上的时装美女画更是红极一时。

如1931年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的服装表演，有婚礼服、旗袍、泳装、晨装、晚礼服、西式裤装和披肩等，男女模特参加表演，观众达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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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人们在狂热地追求一切现代的、时新的事物，这种狂热很大程度体现在服装流行的速度上，而服装流行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又要看女装，尤其是改良旗袍的变化速度，充分显示出人们的时尚观。

说改良旗袍引领了30年代上海时装的发展并不为过。

（二）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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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改良旗袍在30年代的逐渐演变过程，可以在纷繁的款式中整理出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其不断时装化，不断创新并越来越凸显女性身材的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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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的基本形制虽然简单，却有着极大的变化空间。

进入30年代后，由于现代通信工具的发展和人员流动的频繁，旗袍的款式、色彩等流行周期变得相当短。

其他女装在这个时期变化也都较大，有保留清式偏襟衣裤的；有上衣下裙仿效西式的；学堂中女学生多着偏大襟上衣底襟圆摆，齐肘中袖短衫，黑色绸裙。

社会妇女的常装仍以旗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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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装的总趋势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各种素色或者印花面料的曲线长旗袍，特点是在衣边加镶条、补花或衣外加套小马甲和丝质围巾，另一种是上衣下裙分开的衣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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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服装的影响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外来商品的进入，西方生活习俗的渗透，国内大城市女子频繁地出入交际场所，使得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洋式衣裙还要配上眼镜和手表，遮阳伞握在手中，更显新潮和浪漫。

欧洲和东洋摩登时装，从短裙、内衣以及色彩等方面影响着国内的女子，仿效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还出现了模仿美国的简便装束，爱好运动的女士们多穿红色镶银边的百褶裙，并以胸罩代替旧时的肚兜（中国自古流传至今的一种用红布绣花，并加金银链，挂在颈部的护身衣），此外连衣裙也较为普遍。

在民国以后的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追其根源,我国古代传统服式就是上衣下裳的连衣形式,只不过由西方再度传入则更加简化和便于活动罢了。

裘衣仍盛行于富人之家。

反毛大衣外用是自古至今的贵重衣物。

清代的“端罩”也是一种反毛对襟式外衣,其区别在于不是翻领。

“斗篷”是一种外出常用的服式,着此装潇洒自如,风度翩翩,当时这种斗篷在上层人士的男子和老年女子中比较流行。

以上服式虽然只有几种类型,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区差异较大,所以众多地区的服式可从几种类型的服式中利用色彩、装饰、原料的不同,选择,变异出更多的服式品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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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日本留学生的"留海头"和"大和髻"是时髦女子模仿的一个目标。

窄而长的衣衫，黑裙无绣纹，手表和椭圆形有色眼镜，尖皮鞋、提包和伞，都是日本"东洋女"带进来的。

光绪末年在广州就已出现过这种装束，被人们称为"自由女"装束，这表示了她们开放的思想和行为。

西方服装对我国的影响,主要在二战后的时期。

我国女留学生有不少去瓯美名城寻求配偶,于是将东方的装饰艺术带向西方,同时又将瓯洲的服装、饰物和化妆品等带回我国,这些女性自然而然成为外国商品的推销者和消费者。

　　时装的兴起,也促进了童装的发展,迫使不利于儿童身体发育的紧窄小旗袍和短褂改变成适合身体发育的新式童装。

自乾隆之后,西洋商品日渐输入我国,制装的外来原材料大大吸引着国内的妇女们,于是在衣着家具上明显地出现了变化,形成崇尚“新式”、“西式”的风气。

影视服饰的影响

由于电影的出现,电影明星成为逐渐显赫的人物,上海成为中国女装的大本营,粤装、港装成为上海装的一个支派。

民国初年女子的生活起了变化,居住在大都市的摩登女子,受外来思潮影响，纷纷走出闺房，奔向社会，投身电影业、商业、手工艺业、做教员、舞女以至做官吏等,由于此类职业的要求，改装换容就成为必然之事。

城乡服饰差异

由于城市与外界交往频繁,因此服装的款式、材料变化快，而边远山区和农村，相比之下几乎相差　一百五十年。

比如当上海女子已经开始整烫头发,足着高跟鞋时,河北的三河县妇女头上还戴着三、四百年前的冠子,足下还缠着一双“三寸金莲”；当北平的贵族妇女已经着贴身旗袍之时,在甘肃还有三十年前上海时兴过的大镶滚袖衣。

民国元年政府规定了男女礼服的形制,男子有大礼服和常礼服。

大礼服分昼礼服和晚礼服两种,均采用黑色衣裤和领结。

常礼服有西式和中式两种,中式即长袍马褂,女子礼服是身长齐膝,有领,对襟式,裙的前后有镜面，两侧做裥,两端有带结的式样。

都市女子结婚采用头披白纱,身着丝织礼服,手持白色花束,举行"文明"结婚,农家女子仍然穿红袄戴珠冠,乘坐红轿,保持着旧式风俗。

民国初年,福建一些地区甚至还在延用着明代的婚装,女子头戴瓦楞帽或方巾,身披霞帔戴珠冠,男人头戴大礼帽,上缀红缎辫或红丝线,这男女二者的装束实不相称,与都市的距离也更大。

北伐以后,政府规定新服制,男子采用中山装和西装。

这两种服式均为外来式样,在官职人员和知识界比较多用,夏季选用白色,其他季节选用黑色或深色。

长袍马褂仍然是常服的一种。

立领、三袋七个扣子的学生装主要是高等学府的制服。

长袍外加坎肩、马甲使用也很普遍。

此外上衫下裤或外罩一条纻裙（围系式的或长或短的小裙）,是乡间男女的普遍装束。

女装在这个时期变化较大,有保留清式偏襟衣裤的;有上衣下裙仿效西式的；学堂中女学生多着偏大襟上衣底襟圆摆,齐肘中袖短衫,黑色绸裙。

社会妇女的常装仍以旗袍为主,民国廿年以后这种装束又普遍流行起来。

新装的总趋势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各种素色或者印花面料的曲线长旗袍,特点是在衣边加镶条、补花或衣外加套小马甲和丝质围巾,另一种是上衣下裙分开的衣裙式。

近代中国服装变迁图示

剪辫子－－解开一条封建锁链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与清初强迫汉人剃发相比较，辛亥革命也把头发看成是个人的政治宣言，独立各省很自然地把标志汉人臣服于满清朝廷的辫子作为革命目标，“剪辫子”立刻成为“革新”的标志。

一时间，剪辫子成了一股浪潮，这从当时坊间流传一句笑谈可以窥得一二一一“不剪发不算革命。

并且也不算时髦，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

”中国人留辫子的历史折腾了三百多年，到此终于落下了帷幕。

延安－－战乱中的红色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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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装－－中苏政治的衍生品

文明时装－－五四精神的时尚符号

1918年，从知识界传出了服装要归真的疾呼，提出了“男子去长衫，女子去裙子”的口号。

文明新装由此诞生。

所谓文明新装，就是头上不佩戴耳环、发箍等装饰物，手上不戴戒指，身上穿朴素的衣服，下面配不带花纹的黑色长裙。

这种装束由北京、上海两地的女学生最先提倡，之后蔓延至知识女性，不久连家庭妇女也摆脱了华丽的衣衫，换上了一身朴素。

到了五四期间，白色运动帽、宽大短袖的白布衫，过膝黑色长裙成为了全国各地女学生的标准装扮，不少学校还将它定为女生校服。

所以，这种“”文明新装也被称作是“文明学生装”。

穿旗袍－－一种玲珑婀娜之美

20年代最流行的女装就是旗袍。

旗袍原本是“旗人”，也就是满族人的传统服装，经过西方服装制作工艺的改良之后，在20年代风靡上海。

张爱玲，《更衣记》曾说过：

女人穿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

因此，新式旗袍的可以说是带有女权色彩的一场服装改革。

20至30年代，旗袍几乎成为了上海女人的标准装扮，工人学生、职业妇女、摩登女郎和明星名媛无不偏爱，热度蔓延全国。

张爱玲－－一张时代反转片

张爱玲的那个时代仍旧是旗袍当道的时候，她自己也爱穿，自己也改。

但大数时候他却要自己买布、设计，自己做裁缝。

她穿的“惊世骇俗”，再普通人的眼中，剔除了才情，她是喜欢传奇装炫人的刻薄女人。

她对衣服额的爱，是爱到骨子里了，就像爱胡兰成，就像爱刻薄一样。

似乎都是些解释不了由来与身俱有的习性。

在整个五十年代，服装的潮流都是北京来引领的，fashinonicon的角色也不在是电影明星，而是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干部。

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服装都是出自北京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厂（现更名为北京红都时装公司）裁缝之手，其中一位名叫田家桐的老师更是专职为毛泽东做衣服。

为了衬托出毛泽东的高大身材，田师傅特别将中山装的圆领子改成了新式尖角领，前阔和后背也被拉宽，腰部位置稍稍收敛，袖笼也做了提高的处理。

改良厚的板型穿在毛泽东身上，更显其伟岸的特质，因此深的毛泽东的喜爱外国媒体将这种改良自“中山装”的款式称作“毛式制服”，国内叫“人民装”。

布拉吉－－资本主义割了社会主义的尾巴

布拉吉本是前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上世纪50年代流传至中国。

此阶段，在中国大众的视野中，多是苏联画报、期刊和电影，那里面任务额着装和专门开辟的时装专栏间接地影响着中国大众，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则成了大众直接模仿的对象。

布拉吉一方面具有“进步”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又能够显示女性的身体美，它便捷、轻盈、活泼、经济，上至中央级的大演员，下至幼儿园的小女孩，都能穿，爱穿。

只几年的工夫，“布拉吉”就成为了汉语中一个最常用的外来词。

后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布拉吉的名称不用了，但“连衣裙”即布拉吉的意译名一直沿用下来。

带像章－－个人崇拜的集体狂欢

早在50年代，毛主席像章就已经出现了，只是数量有限，其中大部分被当做慰问品送到了抗美援朝志愿军的手中。

毛主席像章真正成为时尚流行起来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忠诚和敬意，人们开始对与之相关的所有物品趋之若鹜，主席像章就是其中之一。

受“越多越忠，越大越忠”思想的影响，当时的人们疯狂收集像章，有人甚至将它别在自己胸前的皮肉中，以表示自己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

据统计，当时全国共生产主席像章多达几十亿枚。

绿草军装－－文革中的“红色”时尚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十年浩劫中，中国的服装风格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狂风中，服装、发型、皮鞋都被扣上了阶级的帽子。

西装、旗袍和布拉吉统统不得幸免。

“西装是资产阶级的、布拉吉是修正主义的，旗袍是封建主义的。

”因为最初的红卫兵几乎都是来自北京的高干家庭，为了表示自己的造反精神是继承自上一代的革命精神，所以父辈穿过的旧军装风吹很快到了地方，“红五类”子弟紧接着也效仿开来，草绿色的军便装开始流行。

知识青年－－喜剧性的悲剧意味

知青一代与时尚的关系，体现出一种喜剧性的悲剧意味儿。

梁晓声在《似梦人生》中回忆当时知青所演绎的时尚时写道：

“少女穿男装，学生穿无章军装，消灭长辫子，全国“一刀齐”，更是风靡不衰。

实在难分究竟是文化的、政治的，还是物质的时尚。

或可以是集三者之大成的“综合时尚”塑料头绳替代了女孩儿们传统毛线头绳；塑料凉鞋将女孩们一向穿的布底扣跘鞋从商店柜台挤下去。

”

女特务－－变调的女性魅力启蒙人

虽然女特务的真实形象没有定说，但是反特题材的影视作品为女特务勾勒出的轮廓、眉眼对女性魅力的极致想象都灌注在这些人物的身上。

虽然是“反面人物”，虽然导演和演员极力要表现出他们心灵的凶残和肮脏，但广大观众仍然深深地被他们所吸引。

当年的观众中，至今还有一些人对这类女特务记忆犹新，在女性意识和原始魅力被压抑和忽略的年代里，女特务除了在电影中阻挠革命事业外，还扮演了那一代人对女性魅力感知的启蒙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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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发－－从头开始的时尚观

上世纪70年代，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烫头发，只有演员才可以凭证明烫发。

当县文工团里的女演员们烫起大波浪在轻音乐的伴奏下跳起西班牙舞时，这波烫发的风潮又吹起来。

和卷发一起流行起来的还是喇叭裤。

浪漫而活泼的卷发让女性从单调、呆板的发型束缚中解脱了出来。

年轻而好奇的国营理发店的店员们偷偷将店里省下来的烫发药水带回家，自己偷着烫，如果上班时候领导发现他们的头发是卷的，就谎称说是用吹风机吹卷的。

待到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到来，人们可以自由做些选择时，逢年过节烫发成为最时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