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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社会还是市场性社会
市场社会还是市场性社会?
——基于对波兰尼与诺斯争辩的分析
刘拥华
2012-07-1210:
42:
01 来源:
《社会学研究》2011年4期
【内容提要】就对工业革命的理解而言,卡尔·波兰尼和道格拉斯·诺斯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立。
前者从互惠、再分配和市场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市场社会的形成,而后者则关注交易成本与制度变迁之于工业革命的核心价值。
本研究试图通过阐释两人的理解来重新发现现代社会的蕴涵,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现代自由意识。
【关键词】市场社会市场性社会国家意识形态自由
一、经济史中的工业革命:
波兰尼与诺斯
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正如布洛克所言,属于“有些书是挥之不去”的范畴。
在此书中,波兰尼承接了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经典社会理论对社会的关注,但更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波兰尼基于人类学与经济史的视角对重商主义以来的市场社会的精当分析。
这构成了经济史分析的典范,亦可称为经济人类学。
波兰尼的核心观点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行为的获利动机并不常见,交换和贸易也都是零星的,且都无法独自获得道德的正当性。
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占支配地位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互惠和再分配,它们都嵌入(embedded)在社会当中。
而肇始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自我调节市场得以形成,市场从人类社会关系中脱嵌出来,成为支配性的资源配置方式。
这直接导致了其后社会世界的巨大悲剧。
波兰尼将此种市场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态称为市场社会,它是一种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逐利动机排除了生存动机而成为支配性的动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破坏了社会的实质,社会被边缘化。
这一类型社会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大转型或者说巨变。
近30年后,新经济史学家诺斯对波兰尼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针对波兰尼的论断,诺斯的疑惑本身就很有意思,他问道:
被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所忽视的波兰尼,却在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中备受推崇,这是为什么呢?
①1977年,诺斯针对波兰尼的《大转型》写了一篇文章,正面回应波兰尼对古典经济学的挑战,而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和1981年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都以更为系统的方式进一步深化了他对波兰尼观点的分析。
在诺斯看来,就如何理解发生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他和波兰尼之间存在根本的分歧。
诺斯对工业革命的理解是基于交易成本与组织制度的概念。
“大多数有关产业革命的文献则误入歧途,即其侧重点是从技术变化到工厂体制,而不是从中心车间到管理,到更大程度的专业化,到更好的对投入贡献的考核和到技术变化。
交易费用与技术当然是密不可分的,它增加了专业化从而导致组织创新,组织创新又导致了技术变化,技术变化进而需要组织创新去实现新技术的潜力”(诺思,1994:
190)。
因此,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种“有效率”是指它们对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以及它们对个人行为的激励②,因此,组织和制度是新经济史研究的核心,“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速率。
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体制是经济史的核心”(诺思,1994:
17)。
就对工业革命的理解而言,强调制度因素的诺斯与强调市场自我调节的波兰尼之间的区别到底应如何理解呢?
在诺斯看来,市场效率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是基于明晰的产权制度和组织变迁所导致的交易成本降低;工业革命不但不是技术原因造成的,相反,技术变革本身就是合适的组织制度安排的结果。
“正是较充分界定的产权(与自由放任不同)改善了我们在前章所述的要素和产品市场。
其结果,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
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
”(诺思,1994:
180)波兰尼则认为,工业革命的实质在于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他认为,一旦商品社会运用精致的机器和工厂来生产,有关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观点就必然会形成(波兰尼,2007:
35)。
这样一来,实际上波兰尼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建立在逐利动机和技术因素以及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上。
而诺斯认为,交易费用与组织变迁是理解工业革命的核心观念,这与从自我调节市场来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强调制度因素的诺斯是试图将经济纳入到规范制度框架中去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这实际上意味着经济是嵌入在社会中的。
诺斯并不认为工业革命造成了市场社会,或者说形式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实现,相反,他认为工业革命如果没有市场外的因素的支撑,就无法得到扩展。
进而言之,波兰尼和诺斯都承认,一种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乌托邦,是不可能存在的虚构。
但正是在这里,两人存在着核心区别。
波兰尼始终认为市场体系自发地要求自我调节,而诺斯则认为,市场的不完善需要制度安排来予以逐渐弥补,市场的效率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国家对产权的界定和有效保护。
在波兰尼那里,19世纪后半期对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反抗,或者说社会的反向保护运动,本身是与市场体系不相容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原则,双向运动最终的结局是社会的崩溃。
而诺斯意识到,社会的反向保护运动是与市场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在于,通过这种双向运动,经由正当性的政治程序,实现缓慢的制度变迁和结构转换,从而可以规避市场给社会带来的风险。
换句话说,市场体系的运作内在性地要求国家和社会适度参与。
这种参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市场经济当中的竞争和价格机制予以限制,以避免社会在完全竞争中自行走向毁灭。
因此,它并不外在于市场,更不会导致对市场对社会的威胁。
这也导致了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博弈与调适,市场、政治国家和社会三方的良好关系是社会整体良性运作的深层基础。
进而言之,这一方面表现为市场体系本身并不存在完全的自我调节行为,有效率的市场需要国家的参与,市场是一个比自由放任更为复杂的事实;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实际上存在着诸多对市场体系的替代性方案。
诺斯认为,如何确切地理解与市场体系相对的社会保护或者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是问题的关键,在这里,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的出场就是必要的。
在波兰尼那里的互惠/再分配/市场的分析框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工业革命,而交易费用作为新的分析框架则能够比较恰适地阐释工业革命。
在阐述这一分析框架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什么是市场。
二、神圣性与社会性:
如何重新理解市场?
一直以来,市场是作为交换发生场所而存在的,它的历史非常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存在初期的历史。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市场是具体的空间和场域,并不是抽象和空洞的存在。
这样的市场往往就是一个集市,具有明确的地理区域;重点不在于市场交换和价格,而在于生产;市场是一个利益相遇且能达或共识的所在。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大多认为,是生产而不是其他因素决定着价格,与生产相比,市场的重要性是有限的。
亚当·斯密认为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价格,分别是“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自然价格基于劳动量而形成,而市场价格则受偶然因素的影响,但市场价格始终围绕自然价格上下波动。
这实际上意味着,价格的形成并不完全基于劳动量,但价格则始终围绕着自然价格而波动,各种偶然因素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③“这种均衡价格就是这样一种价格,在该价格下,有可能在长期内使每种商品的供给量等于该价格下的‘有效需求’量。
同时这种均衡价格也是在长期内刚好能补偿生产费用的价格”(熊彼特,1996:
474)。
这说明,即使在亚当·斯密那里,市场和竞争机制的作用依然是有限的。
转变发生在19世纪,这个世纪的市场变成了抽象的并且作为价格决定和资源配置机制而存在。
古诺提出:
“按照市场经济学家的方法它可以很容易地被理解,市场并不是一个单纯进行买和卖的某个场所,而是一个完整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人们通过各种自由的商业关系联合起来,价格能够自由而迅速地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同的水平上。
”(转引自斯威德伯格,2005:
81)这样的市场,是一个存在广泛商品交易的任何场所,也即是“完全市场”所涵括的意义。
“市场变成了经验的空洞的概念,在那里,交换可以无须代价地发生。
法律体系和政府被降级为较远的背景”(Demsetz,1982:
6)。
经济越来越以市场为中心,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支配性机制,各种市场之间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19世纪的市场是一种神圣市场的观念。
布洛克认为,市场神圣这一观念自亚当·斯密以来就开始确立,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在李嘉图的体系中才真正得到确认。
神圣市场的确切涵义,就是指其自我调节的运作方式,其中关键的是价格形成和竞争机制。
这种传统认为,经济是一个由相互联锁的市场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供给与需求,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自我调节市场是指:
“在这一模式中,所有商品——包括劳动力和资本——都是在竞争性市场上进行买卖,因此价格变化将使供求达到平衡。
许许多多交易通过价格机制媒介,达致一般经济均衡,其中所有资源都会按照可能采取的最有效率的方式得到利用。
”众所周知,这种模式的吸引力在于经由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做出的及时反应能力,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利用。
“自我调节使经济成为一种天衣无缝的网络;在经济体系的一个部分对市场原则的任何偏离,都将对别的部分造成影响”(布洛克,2001:
152)。
在经济学家那里,这种规律性被当作自然法来对待,违背自然法就必然导致社会紊乱;而对社会紊乱的分析,也往往追溯到自然法则上去。
在波兰尼看来,这种市场神圣性的观念是19世纪的产物,在这个世纪晚期,劳动力、土地和货币都成为市场要素,可以任意买卖;资本主义的胜利标志着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规律,属人的社会被非人的法则所控制。
因此,工业革命是神圣市场观念的伴生物。
波兰尼认为,“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市场总是自我调节的,因为市场倾向于产生一个能够使市场出清的价格;不过这对于所有类型的市场来说都是正确的,无论它是不是自由市场”(波兰尼,2007:
171)。
工业革命是在人类的逐利动机以及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为这种唯物主义的逐利信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自我调节,国家的作用需要被严格地限制,以免影响市场的自发运作。
市场神圣的涵义在这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就是世俗社会的自然法则,自然法则是不能随意更改的。
“‘市场体系’这个简单的术语所描述的意义,正是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制度模式。
这一体系的最惊人的特性在于:
它一旦建立,就自发地产生作用而不容外界干涉。
利润没有任何保证,但是商人必须通过市场获取利润。
价格必须被允许自我调节。
这样一种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就是我们所指的市场经济”(波兰尼,2007:
36)。
熊彼特认为,这是一种类似于“自动机制”的现象,“人们认为,如果让这一机制发生作用,如果各方面的情况不受到重大干扰,那么从长期看,该机制将使各个国家的货币存量、物价水平、收入和利率等等之间保持均衡关系”(熊彼特,1996:
555)。
这样一种自然法观念,充分体现在19世纪政治科学与社会的发现当中。
波兰尼甚至断言,工业的核心推动力量,并非技术等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的发现,类似于自然法则的经济原则的发现急速地推动了社会的转型和市场体系的建立。
不属于19世纪的亚当·斯密依然认为经济领域还无法脱离国家等因素,并且,这样一个领域自身也无法提供善恶的准则。
但到了19世纪的李嘉图和黑格尔时代,他们“从相反的角度发现了一个社会的存在,这个社会不是受国家法律支配的,而是恰恰相反,社会使国家服从它的法律”(波兰尼,2007:
96)。
他们极力想在社会当中发现类似于支配自然界一样的规律,他们的出发点是人的动物性,“从动物性方面来探讨人类共同体,汤森绕开了本来被认为无法避开的、关于政府统治的基础的问题;并且由此将一个关于人类事务法则的全新概念引进来了,那就是自然法则”(波兰尼,2007:
98)。
自然法则,比如恐惧、饥饿、自利等支配着人类社会,正是在这些自然法则的指引下,一种基本的平衡达致了。
在波兰尼的论述中,18世纪初步浮现的经济社会正好与上述自然法则支配的观点吻合,这种秩序必然是非政治性的,一个经济社会在政治国家之外独立地出现了。
“由于这个正在浮现的社会其实就是市场体系,所以,人类社会现在就被置于一种危险之中,因为它的原有基础,即部分地由从前的政治机体所构造的道德世界,很可能被一种完全陌生的东西置换掉”(波兰尼,2007:
100)。
对社会的其他想象被这种市场组织原则或者自然法则所窒息,这种原则本质上是自然主义的。
波兰尼认为,正是基于这种原则和设想,工业革命破坏着原有的传统、邻里关系和行会组织,将嵌入在社会当中的经济脱嵌,从而必将导致无比巨大的社会混乱。
在诺斯那里,对工业革命的市场理解,更多的是用“市场规模的扩大”这样比较中性的概念予以说明的。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意味着一个由诸多市场组成的自发调节的系统;用稍稍技术化一些的术语来说,它是一种由市场价格引导并且仅由市场价格引导的经济。
这种能够在没有外界帮助或干预的情况下组织整个经济生活的系统当然值得被称作自发调节”(波兰尼,2007:
37)。
波兰尼对市场的理解无疑引发了诺斯的不满,在后者看来,市场是一种交易费用比较高昂的制度安排。
“市场价格体制之所以代价高昂,是因为起初确定交易的货物或劳务规模和然后实施交换的条款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诺思,1994:
36)。
诺斯认为,市场规模的扩大离不开制度创新,制度是“一系列用来确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与法律规则”,它们是应经济增长的需要而产生的。
“市场的扩大迫使人们用较好地确定的习惯法来约束企业家以取代中世纪的城堡约束。
市场规模的扩大也诱发了组织的变化,组织从诸如家庭和手工业生产的纵向一体化走向专业化”(诺思,1994:
188)。
换句话说,市场效率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如果仅仅依赖于市场的自发调节,依赖于完全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这种交易成本高昂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不可能取得经济效率的。
而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在于激励人类行为的制度安排和组织安排。
19世纪的事实,不是“自我调节市场”占据支配地位,市场的运作依然受制于诸多市场外因素的影响与限定。
作为一种经济机制,市场的作用是与相关因素一起运作的,比如国家、组织、产权、意识形态等,离开对上述因素尤其是国家的考量,我们就无法理解市场运作的逻辑。
诺斯试图通过对定价市场概念的分析来说明上述观点。
这里的关键环节是对“市场”与“定价市场”的分析,以及基于这一分析而对市场的相关制度因素的分析。
诺斯认为,波兰尼的错误在于,“他把庞大的、多样的契约性安排看作是对市场精髓的概括性的刻画,而这里并不存在市场定价”(诺思,1994:
44)。
在波兰尼那里,自我调节市场的定义即是定价市场,通过市场对产品自动定价来实现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
这一观点的致命性错误在于将市场与定价市场同义。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它的历史要早于市场定价体系的出现。
而市场定价体系的存在,始终要受到产权清晰界定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换言之,市场定价并不能够支配整个经济体系(North,1977)。
19世纪之前是如此,19世纪也是如此。
一旦市场与定价市场不相一致,波兰尼从定价市场出发所导出的有关“自我调节”的观点,显然也就无法成立。
波兰尼的市场与定价市场同义,我们来看看波兰尼的定价市场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以商定价格进行的交换(bargainedrates),与市场交换或‘作为整合形式的交换’是一致的。
这种交换本身被限定为一种特定类型的市场制度,即定价(price-making)市场”(博兰尼,2001:
59)。
诺斯亦认为,波兰尼本人对定价市场有一个特定而严格的定义,这些定价市场存在着大量的买卖人,充足的物品,共同认可的交换媒介,一系列确定的财产所有权。
一切商品都在市场上买卖,一切收入形式都源于销售产品和服务。
市场以商定的交换率进行交换,经由定价市场,个人交换行为最终会影响价格波动,交易双方具有获利的空间。
然而,如果市场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交换则很难发生。
市场存在的条件没有这么苛刻,这是市场与定价市场相区别的地方。
诺斯随即指出,“市场定价需要明确界定产权和行使产权,这就必须使对物品和劳务数量的度量成为可能,而且随之产生的权利必须是排他性的,以及必须存在一种实施机制去维持物品的交换。
参加交换的人数不多,机会主义的可能性,以及由于缺乏明确的产权或不能预测交换契约在有效期内的情况变更而出现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会导致产生旨在减少相应的交易或降低生产成本的替代性契约安排”(诺思,1994:
44-45)。
这样的契约安排,主要就是指人格化的互惠和再分配体系。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由于缺乏定价市场,因此交换和商业都是免于价格风险的。
在“库拉圈”交易中,参与交换的人并不在乎利润或损失,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参与,参与(participation)本身就是目的。
与19世纪的历史相区别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以往的社会很难存在定价市场体系(Dalton,1971:
119)。
虽然诺斯认为定价市场体系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存在过,但诺斯并不认为它是占支配地位的资源配置方式。
波兰尼所分析的互惠等传统交易模式当中的“价格”采取的是等价形式,并且相当固定,这种价格建立在传统习俗、法规和声明的权威之上。
但这并不影响交易,因为交易并不依赖于价格差(Polanyi,1957)。
在这里,长期一致性的同意(long-termagreements)被设定,以便降低风险,同时也意味着某些垄断性的产品不能形成价格优势和市场垄断。
正如诺斯所言,定价市场的存在,需要相关的制度性安排。
最基本的是需要对交换的物品或者服务,存在着界定清晰的财产所有权。
而在今天,也包括在19世纪,对诸多物品和服务而言,并不存在这样的条件。
这样的条件,在有记载的历史当中亦十分缺少。
“这种所有权的创立、规定和实施是有代价的,在一定程度上受技术和组织状况的影响。
当私人收益的潜在增长超过交易费用时,便会为建立这种所有权进行种种尝试”(诺思、托马斯,1999:
13)。
而国家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在确定和实施所有权方面,国家具有规模效应。
界定和强化财产所有权所需的交易成本一旦超出利润,就像在波兰尼所分析的社会所出现的那样,则基于定价市场的资源配置就不会存在,非价格定向的配置形式就会流行。
在这其中,虽然技术水平会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但在古式社会中,确定和强化财产权力的归属依然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因此,直到公元前6世纪,定价市场才开始出现。
进而言之,有效率的市场并不是基于竞争,而是基于稳妥的制度安排。
波兰尼与汤因比对市场与工业革命的理解相一致,都认为产业革命的实质是用竞争取代中世纪财富分配的法则。
而诺斯则指出,“自由放任”是有局限的,有效率的市场并不能仅仅基于“自由放任”,特别重要的是对产品和劳务较好地界定和行使产权。
“自由放任意味着没有限制,有效率的市场意味着充分界定和行使产权,它意味着创造一套促进生产率提高的约束变量。
约束的变化扩大了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差距,因而常常需要政府积极的行动。
我们所看到的政府是导向于这样的发展的英国革命的产物”(诺思,1994:
188)。
这是诺斯对产业革命的全新理解,亦是他对市场的重新阐释。
这使我们充分意识到,市场的效率离不开产权界定与政府作为。
波兰尼对制度安排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诺斯就认为,波兰尼缺乏基本的国家理论,而如果离开国家所导向的制度安排,我们是无法理解工业革命的。
波兰尼对国家的理解,更多的是在道德层面进行,而这是无法理解国家以及国家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复杂关联的。
在诺斯看来,波兰尼对一些基本的经济原则的把握是有问题的,他所选取的古代社会的材料也是有选择性的,同时,在波兰尼的通篇论述中,他竟然无视对市场的通识定义。
诺斯的努力则在于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取代波兰尼的分析框架,去重新解释工业革命,尤其是长时段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这构成了诺斯经济史分析的主线。
而重建分析框架,也是新经济史直面波兰尼挑战的方式(North,1977)。
三、替代性的分析框架:
从自我调节市场到交易费用
波兰尼所定义的定价市场之所以难以成立,因为他那里的市场交易费用为零。
而诺斯对于工业革命的理解在于,他认为所谓革命的涵义是指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了交易费用的激增,这进一步要求经济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迁,以反过来降低技术变化的费用。
“专业化和分工程度越高,从最初生产到最终消费者的整个生产环节也就越多,考核(考核必然在每一个环节上存在)费用也就越多。
组织形式的选择将受到产品或劳务特性以及特定的考核技术的影响”(诺思,1994:
43)。
这里的核心是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以及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高波、张志鹏,2008:
15)。
在科斯1937年《企业的性质》这篇经典论文中,就已经涉及“交易费用”的概念,它指的是为了避免利用市场所产生的成本而创设企业,在市场当中,搜集信息、订立合同、监督等都需要耗费成本。
“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
这些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科斯,1994:
20)。
而对交易费用正式给予定义的是威廉姆森,“起草、谈判和防护一项协议的事前成本,更特别的是适应不良和调整等事后成本,这里的适应不良和调整是在合同执行因歧异、误差、遗漏和不可预期的干扰而发生偏移时产生的;以及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Williamson,1991:
103)。
交易费用的存在说明,古典经济学所预设的“无摩擦”的市场经济过程是不存在的,完全竞争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和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也是成问题的。
诺斯追随科斯和威廉姆森等人的看法,认为组织的选择标准、制度变迁的方向就是交易费用的节约。
为了论证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诺斯开始注意并接受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
他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是制度存在和起作用的原因。
在交易费用存在的情况下,制度的差别是解释经济增长业绩悬殊的关键性因素。
换句话说,交易费用耗费掉人们可能从交易中获取的交易剩余,阻碍一些获利性交易的发生,最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因此,诺斯趋向于认为,制度变迁的目的在于节约交易费用,从而提高人们相互交易的效率,于是,交易费用成为衡量制度效率的标准(李建标、曹利群,2003)。
所以,正是因为存在交易费用,理想化的古典经济学预设不能成立,对产权的不同界定将直接决定交易费用的高低走向,因此,制度才显得十分重要。
诺斯进一步指出,是制度安排和组织设置,而不是技术和发明导致了工业革命,促使了经济增长。
技术和发明本身就是制度安排和组织设置的结果而非原因。
因此,制度对于经济效率是关键的,这也可以解释不同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命运的原因。
这是波兰尼以及古典经济学所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地方。
而诺斯则认为,关键性的地方正在这里。
因此,一个国家能否确立适应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制度,能否为合适制度的确立提供良性的环境,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尤其是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国家主导的制度设计变得十分关键。
这一思路与古典经济学有重大的区别,在古典主义的假设中,激励结构的存在是最为基本的,即个人创新和努力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相等。
但在诺斯看来,产权被充分界定是需要成本的,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其分析模式,就是假定产权界定的交易费用为零。
但“这样的条件从未有过。
通观历史,今天许多资源更近似于公共财产而不是排他性的所有”(诺思,1994:
5)。
进而,诺斯指出,在古典经济学中,基于价格变动的信号会引发具体的行动变化,但是这里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需求的初始变动不一定会引发市场价格的上升,因为生产调整过程需要成本,市场信息传播也需要成本;第二,即使意识到市场的变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也不会单独采取行动,“新古典式的个人会绕道行走而让别人去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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