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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经典二十六个案例分析
二十六个微观经济学案例分析
案例1:
价格到底谁说了算
2003年7月15日,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在北京举行。
虽然此次听证会受非典影响延期两个多月,但社会对它的关注丝毫没减。
值得回味的是,中国的改革就是从价格改革入手的。
问题是,为什么改革这些多年,我们还停留在要由政府出面,为民航这样的垄断行业扩价格听证会的阶段,而不能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呢?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政府为了把垄断行业推向竞争的市场,是做了不少工作的。
1999年底,中国电信一分为四;民航也早就各路诸侯分治,航空公司林立。
于是乎,真的竞争来了,为打折打得头破血流。
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一片叫好;经济学家也喜出望外:
总算与市场接轨了,该来个优胜劣汰了。
可这时,“婆婆”忍不住出面了——都是国有资产嘛,手心手背都是肉,干吗非拼个你死我活呢!
在政府的倡导下,民航各路诸侯今日歃血,明日盟誓,又是“生死合约”,又是价格联盟,但结果总是拧不过市场法则的“大腿”,该打折还是打折,该降价还是降价,只不过“明火执仗”变成了“暗度陈仓”。
结果,竞争总是深入不下去,该死的死不掉,该长的长不大,市场真的“失灵”了。
价格成了苦孩子,打折变成了瞎折腾;政府总“舍不得”放手让市场来裁决价格,苦孩子也永远不能长大成人。
经济学家常说,市场具有比任何权力更绝对的权威。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国营企业应该民营化。
过去十几年来,经营不善的国企转为民营已经成为世界潮流。
美国将邮政民营化了;英国在撒切尔零售价当政期间,就将原来由政府经营的航天、汽车、电子通讯甚至铁路移转为民营,成效显著。
我们的民航、铁路、电力等为什么就不能姓“民”?
为会么不能像食品、家电、服装等行业,取消政府管制,取消那么多的“局”、“部”呢?
案例分析:
我们经济生活中有两种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
市场机制和命令经济。
所谓市场机制是指这样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即单个消费者和企业通过市场相互发生作用,来决定经济组织的三个中心问题:
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
所谓命令经济是指这样一各制度,其资源的分配由政府来决定,命令个人和企业按照国家经济计划行事。
亚当·斯密把市场机制比喻为“看不见的手”。
所谓“看不见的手”,是指当每个人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时,他好像被子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最好的公共福利。
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引导着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政府和其他机构根本不需要干预社会资源的配置,“看不见的手”就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政府有什么作用呢?
根据微观经济学,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提高效率;二是促进公平。
在提高效率方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政府有必要利用法律手段维持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二是解决外部性问题,如污染,政府可通过环境保护来增加经济福利;三是提供公共物品,如国防及法治、支持纯科学和公众健康等。
在促进公平方面,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再分配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再分配政策包括:
一是累进税制,即收入越高,税率也越高;二是转移支付制度,如失业保险制度、对低收入阶层给予消费补贴,如提供食品券、经济适用房等等。
案例2:
主机与附件的不同弹性
1987年,福建省某机械厂进口一套设备。
据调查,当时有6个国家能够生产这种设备,价格在800~1,200万美元。
该厂首先找日本一家企业谈判,开价800万,争取1,000万成交。
岂知,第一次谈判,日商就满口答应,并表示可以立即签订合同。
厂长心里直打鼓:
“日本人这么好说话?
其中必定有‘鬼’!
”但想来想去,货真价实,无可挑剔,便拍板敲定。
设备到货使用一年以后,许多易损零部件需要更换,厂长便请日商按合同供货。
日商表示可以,但价格提高一倍(合同并未规定日后供应零部件价格)。
厂长心想这是“敲竹杠”,便设法向其他生产同类设备的国家购买,但由于不配套,最后被迫以高价向日商购买这些专用零部件。
几年下来,这比当初花1,200万买还贵。
厂长气愤地骂道:
“日本人就是‘鬼’!
”
最近,这位厂长有机会学到需求价格弹性,方才恍然大悟:
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成套设备的主机极富弹性,而专用零配件几乎完全无弹性。
因此,日商的销售策略是先在主机上让价,把你套住以后再在零配件上提价,这叫“堤内损失堤外补”。
厂长深有感慨地说:
“这本是经销ABC,不能说日本人鬼,只能怪自己笨——无知!
”因此,在购买外国产品、引进成套设备时,由于它们富有价格弹性,在谈判中应力争主动,以最有利的价格购进。
对一些必需的附件等,尽量与主机同时一次购入,并在合同中详细写明销后服务项目。
在销售产品时,也可以适当降低主机和成套设备的利润率,以扩大需求,占领市场,而与这些主机有关联的附件等,则可适当提高利润等,以求较好的综合经济效益。
案例3:
垃圾中的边际效用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强大的国家,人均消费商品数量居世界第一,人均垃圾量也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
美国的垃圾不但包括各种废弃物,也包括各种用旧了的家具、地毯、鞋子、炊具,乃至电视机和冰箱。
美国是一个提供消费的社会,它的生产力巨大,产品积压常常成为主要的经济问题。
如果每个人将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更精确地讲,是生产出来的价值)全部消费掉,经济则正常运转。
如果生产旺盛,消费不足,或者说,居民由于富裕而增加了储蓄,产品就会积压。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医治经济萧条的主要措施是鼓励消费。
在美国旧东西有几条出路:
或举办“后院拍卖”,或捐赠给教堂,中捐赠给旧货商店,或当垃圾仍掉。
旧东西在美国很不值钱,你可以在后院拍卖中买到1美元一个的电熨斗,在教堂拍卖中买到10美元一套的百科全书(20本)和5美元一套的西装。
相反,旧东西在中国就值钱多了。
在大城市,经常看到有人在收购各种旧的生活用品,然后运到贫穷、偏僻的农村地区以几倍的价格卖出。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
相对穷的中国人,却愿意花几倍于相对富的美国人愿意出的价钱去买这些旧东西。
但这个现象可以用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来解释。
即商品价格的高低与商品所提供的边际效用的大小成正比。
富人用一块钱要比穷人用一块钱轻率,或者说,富人的钱的边际效用低。
人们越富裕,就越有钱来购买奢侈品。
举例说,在美国最便宜的剃须刀是10美分一把,最豪华的剃须刀大约要100美元,二者相差达千倍。
豪华剃须刀虽然更美观,更安全,更经用,但它的基本功能也只限于剃胡子,它提供的附加效用非常有限。
廉价手表和豪华手表的价钱也可相差千倍。
过去我国比较穷,奢侈品没有市场,现在人们钱多起来,情况正在变化。
由于中美两国富裕程度的差别而形成的效用评价的差别,提供了巨大的贸易机会。
即中国可以用极低的价格进口某些旧用品,其代价主要是收集、分类及运输的成本。
如旧汽车是值得进口的。
在美国由于人力昂贵,修理费用高,所以报费的标准比较高。
案例4:
运用边际效用均等法则进行检查准备工作
某汽车配件厂厂长胡宇光:
暑假,我于7月11日回到厂里,设备科就告诉我:
突然接到通知,省设备动力检查组要在7月16日到我厂进行检查,可是资料整理、图纸描绘和报表工作尚未完成,仅一个备品备件明细表就得集中全科人员干一天半,不管怎么安排也难以在五天内完成检查的准备工作。
我听了以后,想起刚刚学过的“边际效用均等法则”,就根据检查标准与这个科逐项研究现有设备管理、动力管理、润滑管理所能获得的分数,并粗估集中全科力量突击三项管理所能增加的分数,列出下列边际分数表:
天数
设备管理
动力管理
润滑管理
分数
边际分数
分数
边际分数
分数
边际分数
0
40
3
2
1
1
0
20
6
4
3
1
1
1
3
2
1
1
0
1
43
26
4
2
45
30
6
3
46
33
7
4
47
34
8
5
47
35
8
根据上表,运用边际效用均等法则,选择边际分数均为3分作为安排工作依据,就能获得最高检查分数。
于是,我们决定用3天准备动力管理,各用1天准备设备管理和润滑管理,并给每人规定了工作量和进度。
我们原来预计:
如果什么准备工作也不做,仅凭原来的工作基础,可得61分;运用边际效用均等法则进行突击准备,可得80分。
实际检查结果,我们得到76分,比预计少4分,但比不准备增加15分。
案例5:
生产过程中的分工
案例内容:
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根据他对一个扣针厂的参观描述了一个例子。
斯密所看到的工人之间的专业化和引起的规模经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写道:
"一个人抽铁丝,另一个人拉直,第三个人截断,第四个人削尖,第五个人磨光顶端以便安装圆头;做圆头要求有两三道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是一项专门的业务,把针涂白是另一项;甚至将扣针装进纸盒中也是一门职业。
斯密说,由于这种专业化,扣针厂每个工人每天生产几千枚针。
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工人选择分开工作,而不是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团队,"那他们肯定不能每人每天制造出20枚扣针,或许连一枚也造不出来"。
换句话说,由于专业化,大扣针厂可以比小扣针厂实现更高人均产量和每枚扣针更低的平均成本。
斯密在扣针厂观察到的专业化在现在经济中普遍存在。
例如,如果你想盖一个房子,你可以自己努力去做每一件事。
但大多数人找建筑商,建筑商又雇佣木匠、瓦匠、电工、油漆工和许多其他类型工人。
这些工人专门从事某种工作,而且,这使他们比作为通用型工人时做得更好。
实际上,运用专业化实现规模经济是现代社会像现在一样繁荣的一个原因。
案例评析:
分工理论对于生产是非常重要的,毫无疑问,正确的分工会带来生产效率的快速增长。
斯密的《国富论》就是从分工开始论述的。
斯密认为,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第一个决定因素是分工,他把分工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国民财富的一个重要途径。
分工之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因为分工促使劳动专门化,提高工人的熟练程度;分工可以节省因工种转换而损失的时间;分工使专门从事某项作业的劳动者有利于改良工具和发明机械。
案例6:
边际实物报酬是怎样递减的
某电工机械厂厂长王钧:
现以转盘生产为例,具体说明边际实物报酬是怎样递减的。
转盘是我厂大型连续卷管机400多种零件中的关键件之一,用4台机床进行加工。
开始时,我们用4名工人加工,一人一台机床。
由于每个人既要操作机床,又要做些必要的辅助工作(如卡零件,借用工具,相互传递,打扫卫生等),使机床的生产效率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结果日总产量为32件,人均产量只有8件。
当增加一个人后,就可以有一个人做辅助工作,其他4个人能够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机床上,日总产量增加到41件,人均产量为8.2件,边际产量为9件。
再增加一个人后,就能将绝大部分辅助工作担当起来,有4人盯住机床上,充分发挥了设备的效率,日总产量又增加到54件,人均产量为9件,边际产量为13件。
这就是边际实际报酬的递增阶段,总产量以递增的速度增加。
当增加到7个人时,由于新投入的第三个人只能担负一部分辅助工作,有一部分时间没活干,因此总产量虽然增加到63件,平均产量保持不变,边际产量反而下降。
此后,随着投入的劳动力进一步增加,不但剩余时间越来越多,而且互相干扰,废品率也相应上升,结果平均产量不断下降,边际产量下降更快。
直到总劳动力为10人时,总产量达到最大,平均产量从递增到递减,边际产量从最大到0。
这就是边际实物报酬递减阶段,总产量以递减的速度增加。
在这以后,当劳动力增加到10人以上时,便人浮于事,人多手杂,职责不清,互相扯皮,废品率进一步增加,导致边际产量为负,平均产量继续下降,总产量也开始下降。
这就出现了负报酬阶段。
中国有句古话:
一个和尚挑水唱,两个和尚抬水唱,三个和尚没水唱。
”看来人多未必是好事。
由此可见,边际实物报酬递减法则,是生产中的一条客观规律,我们应该学好它,用好它,以求最大的经济效益。
案例7:
波音747的短期成本的测量
波音747是一种载客量较大的飞机。
1975年,该飞机航行距离不同,载客量不同情况下的成本(单位:
美发/人·英里),见下表。
波音747飞机载客成本表
载客量/人
1,200英里航程
2,500英里航程
250
4.3
3.4
300
3.8
3.0
350
3.5
2.7
问题:
(1)当载客量为250到300人之间时,航程为1,200英里的航班多载一名乘客的边际成本是多少?
(2)当载客量为300人,航程为1,200到2,500英里时,多航行一英里的边际成本是多少?
(3)1975年,航程为2,500英里的经济舱票价为156.6美元。
如果载客量为300人,是否可收回劳动成本?
(4)表中数据是否同样适用于1985年的情况?
分析:
(1)当载客250人,航程为1,200英里时,总营运成本为1,200×250×4.3美分=12,900美元;载客300人,航程为1,200英里时,总营运成本为1,200×300×3.8美分=13,680美元。
因此,增加50人增加的成本为13,680-12,900=780美元,从而增加一名乘客的边际成本为780÷50=15.6美元。
(2)当载客300人,航程1,200英里时,总运营成本为:
1,200×300×3.8美分=13,680美元
航程2,500英里的总营运成本为:
2,500×300×3.0美分=22,500美元
因此,增加1,300英里航程增加的成本为:
22,500-13,680=8,820美元
从而增加一英里航程的边际成本为8,820÷1,300=6.78美元。
(3)当票价为156.6美元时,每个乘客的总营运成本为:
2,500×3.0美分=75美元
它显然低于156.6美元。
(4)1985年同1975年相比,价格、成本情况会有很大不同,比如20世纪70年代后,油料价格猛涨,机务人员的工资也不大相同。
案例8:
农村春联市场:
完全竞争的缩影
案例内容:
去年临近春节,我有机会对某村农贸市场的春联销售进行了调查,该农贸市场主要供应周围7个村5000余农户的日用品需求。
贴春联是中国民间的一大传统,春节临近,春联市场红红火火,而在农村,此种风味更浓。
在该春联市场中,需求者有5000多农户,供给者为70多家零售商,市场中存在许多买者和卖者;供应商的进货渠道大致相同,且产品的差异性很小,产品具有高度同质性(春联所用纸张、制作工艺相同,区别仅在于春联所书写内容的不同);供给者进入退出没有限制;农民购买春联时的习惯是逐个询价,最终决定购买,信息充分;供应商的零售价格水平相近,提价基本上销售量为零,降价会引起利润损失。
原来,我国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春联,其销售市场结构竟是一个高度近似的完全竞争市场。
供应商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都不愿意单方面降价。
春联是农村过年的必需品,购买春联的支出在购买年货的支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因此其需求弹性较小。
某些供应商为增加销售量,扩大利润而采取的低于同行价格的竞争方法,反而会使消费者认为其所经营的产品存在瑕疵(例如:
上年库存,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等),反而不愿买。
该农村集贸市场条件简陋,春联商品习惯性席地摆放,大部分供应商都将春联放入透明的塑料袋中以防尘保持产品质量。
而少部分供应商则更愿意损失少部分产品暴露于阳光下、寒风中,以此展示产品。
因此就产生了产品之间的鲜明对照。
暴露在阳光下的春联更鲜艳,更能吸引消费者目光、刺激购买欲望,在同等价格下,该供应商销量必定高于其他同行。
由此可见,在价格竞争达到极限时,价格外的营销竞争对企业利润的贡献不可小视。
在商品种类上,例如“金鸡满架”一类小条幅,批发价为0.03元/副,零售价为0.3元/副;小号春联批发价为0.36元/副,零售价为0.50元/副。
因小条幅在春联中最为便宜且为春联中的必需品,统一价格保持5、6年不变,因此消费者不对此讨价还价。
小条幅春联共7类,消费者平均购买量为3到4类,总利润可达1.08元,并且人工成本较低。
而小号春联相对价格较高,在春联支出中占比重较大,讨价还价较易发生;由此,价格降低和浪费的时间成本会造成较大利润损失,对小号春联需求量较大的顾客也不过购买7到8副,总利润至多1.12元。
因此,我们不难明白浙江的小小纽扣风靡全国、使一大批人致富的原因;也提醒我们,在落后地区发展劳动密集、技术水平低、生产成本低的小商品生产不失为一种快速而行之有效的至富方法。
春联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时间性很强,仅在年前存在10天左右,供应商只有一次批发购进货物的机会。
供应商对于该年购入货物的数量主要基于上年销售量和对新进入者的预期分析。
如果供应商总体预期正确,则该春联市场总体商品供应量与需求量大致相同,则价格相对稳定。
一旦出现供应商总体预期偏差,价格机制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将会出现暴利或者亏损。
综上可见,小小的农村春联市场竟是完全竞争市场的缩影与体现,横跨经济与管理两大学科。
这也就不难明白经济学家为何总爱将问题简化研究,就象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总喜欢以简单的保姆公司为例得出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这也许真的有效。
案例评析:
完全竞争是指有无数的买者和买者组成的、无任何外在力量控制或人为因素干扰的市场结构。
在这种市场上,既没有政府的直接干预和控制,也没有厂商的相互勾结或集体行动。
完全竞争的市场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产品同质。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各个厂商提供的产品完全相同,没有任何差别。
各厂商提供的产品,从原材料、加工工艺到包装、服务,都完全一样,可以相互替代。
如果消费者购买不同厂商的产品,不会给消费者产生效用上的差别。
2、厂商无数。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有无数多个买者和买者。
每个买者的购买量和每个卖者的销售量只占市场交易量的很少一部分。
个体的行为不可能影响市场的供求关系和价格。
产品的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
买者和卖者只能接受既定的市场价格,是价格的接受者。
3、要素自由进出。
生产要素不受任何限制,可以自由地流动,即厂商可以自由地进入或者退出完全竞争行业,不会遇到任何行业壁垒或人为因素的干扰,因此,竞争非常激烈。
4、信息充分。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所有的顾客和厂商都掌握了充分的市场信息。
消费者完全知道所有厂商提供的产品的现在和未来的市场价格,厂商掌握了各种生产技术和有关要素、产品的价格信息,要素的所有者知道要素的各种用途及其相应的收益。
任何买者都不可能以高于或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任何卖者也不可能以高于市场的价格销售自己的产品。
显然,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理想的市场状态,是一种极端的市场情况,在现实经济中是不存在的。
只有金融市场和农副产品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虽然在现实经济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但是完全竞争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其结论可以作为我们观察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一个参照系,可以使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得以简化。
就案例中所提到农村春联市场来看,从春联产品的同质性、厂商进入与退出市场没有障碍、买卖双方的数量很多以及信息的充分说明春联市场接近于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
这种竞争的充分性主要来源于产品的同质性即产品之间的完全替代,而厂商的无数个保证单个厂商不能控制产品的价格,在模型中要求参与者数量是无数个,他们的经济行为对价格没有影响。
在现实中,尽管厂商和消费者的数量很大,但总是有限的,也就不能满足个体行为对价格没有影响的条件。
从信息的充分与对称性来看,忽略了获取信息是有成本的,人们对与信息的搜寻与获取也是建立在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之上而做出决策,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根据经验来做出产品相关性质的判断,所以在一些外观形状、颜色等较容易判断的低级产品上容易产生接近于完全竞争性质的市场,而在一些个体化的、对产品和服务需要更多信息的高级产品以及需要相关制度安排来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的产品和劳务就不太容易形成接近于完全竞争性质的市场。
在自由进出市场上,政府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似乎可以从政府是不是促进厂商之间,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的充分竞争来判断政府的社会价值是不是从效率出发,如果人为规定某个领域不能让某几类性质厂商进入,那么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政府一定有经济效率之外的考虑即并没有完全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案例9:
泛美航空公司的终结
1991年12月4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日子,世界著名的泛美国际航空公司寿终正寝。
这家公司自1927年投入飞行以来,数十年中一直保持国际航空巨子的骄人业绩。
有人甚至认为,泛美公司的白底蓝字徽记(PANAM)可能是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企业标识。
但是对于了解内情的人来说,这个巨人的死亡算不上什么令人吃惊的新闻。
1980~1991年,除一年外,泛美公司年年亏损,总额接近20亿美元之巨。
1991年1月,该公司正式宣布破产。
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这个日子同公司关闭之日相距将近一年。
究意是什么力量支持垂死的巨人又多活了一段时间?
而且,就在1980年出现首次亏损后,为什么不马上停止这家公司的业务?
又是什么因素使这家公司得以连续亏损经营长达12年之久?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以市场供求曲线为基础的企业进出(市场)模式作用的结果。
可变成本是随生产规模变化而变化的成本。
按照企业进出模式,只要企业的平均成本高于平均销售价格,必将导致企业亏损。
但只要该企业的平均可变成本不高于平均销售价格,这个企业的经营就算是有经济意义的,也就可以继续存在。
当然,企业要想在亏损情况下继续经营,必须通过出售其原有资产来维持。
泛美公司在几十年的成功经营中积累了巨大的资产财富,足够它出售好一段时间的。
自80年代起,这家公司先后卖掉了不少大型财产,包括以4亿美元将泛美大厦卖给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国际饭店子公司卖了5亿美元,向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出售太平洋和伦敦航线,还把位于日本东京的房地产转手。
到1991年末,泛美已准备将自己缩减成以迈阿密为基地的小型航空公司,主要经营拉美地区的航线,而把其余全部航线卖给三角洲航空公司。
换言之,在整个80年代,尽管泛美公司仍然坚持飞行,但同时已开始逐步撤出国际航空市场。
其实,在现实世界里,“企业进出模式”中的“撤出”通常就意味着缩减规模。
至于市场经济是否应该加速企业撤出的问题,经济学家之间也是争论不休。
从泛美公司的例子来看,撤出是一种渐进过程。
工人们可以多安心工作一段时间,晚一点再考虑转换工作的事情。
然而泛美的股票持有者不这么看。
他们的利益全在公司多年积累的家当上,当然不同意公司出售资产维持经营。
也许他们并不了解实情,仍然抱有一线希望,以为公司只要变卖一些家产就可以渡过难关,否则肯定会设法迫使它早些关门。
案例10:
垄断形成的原因——专利、知识产权
几年前,滚轴冰刀开始流行。
这是一种新型溜冰鞋,四个轮子沿纵向排成一线,外形更接近于滑冰用的冰刀。
至于它为什么会流行,人们的看法不一。
有人认为它的滑行速度比传统滚轴溜冰鞋快得多,而大多数人只是觉得这种新玩意儿看上去很“酷”。
然而,这种冰刀的问世过程至今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1980年,美国冰球运动员斯科特·奥森开了一家“滚轴冰刀公司”。
他的设想是生产一种新型轴向式溜冰鞋,其原型可以追溯到18世纪。
但是,他很快发现轴向式滑冰用具的专利届于“芝加哥滚轴冰鞋公司”所有,值得庆幸的是该公司的轴向式产品的销显很小。
于是奥森决定向这家公司购买轴向式滑冰用具的专利,同他的兄弟布里南一道对溜冰鞋的式样作了改进,取名为“滚轴冰刀”。
产品问世的头几年,销路并不太好、顾客以冰球运动员为主,原因是他们需要一种可以在冰场外练习的用具,以降低训练费用。
直到1987年、滚轴冰刀才突然成为美国一大热门的商品,18岁~35岁年龄段的人们不分男女几乎都花一夜之间爱上了这种新式溜冰鞋。
然而奥森的好景不长,因为轴向式滑冰用具的专利早在1985年就已到期,滚轴冰刀公司失去了专属生产的权利。
于是,眼红的厂商们纷纷拥入这个刚刚打开的滚轴冰刀市场,企图分而享之。
到1990年,奥森的公司对市场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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