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的魅力从逻辑到古文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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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魅力从逻辑到古文字
从追寻符号的魅力到探索中国古代文明
——李学勤访谈录
陈颖飞
陈颖飞:
李先生,《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委托我给您做个访谈,以便向学界介绍您的学术道路和贡献,我们现在能开始吗?
李先生:
可以。
一符号的魅力:
从逻辑学到甲骨文——步入学术殿堂
陈颖飞:
李先生,学术界都知道您学识渊博,在甲骨文、青铜器、战国文字、先秦乃至秦汉文献、先秦史、思想史等众多领域皆有杰出的贡献,那么,您小时候就爱读书吗?
李先生:
我小时候,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
那时候读书全凭兴趣,什么书都读,完全没什么文理科之分,爱读一些理科类书,也爱读哲学家培根、罗素以及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等的著作,还爱读侦探小说。
比如,《科学画报》这个杂志对我影响很大,我七八岁就开始读,每期必买,我的很多自然科学知识都来自这份杂志。
所以我对理科比较有兴趣,读中学时理科成绩还不错。
跑旧书店是我的一大乐趣,新书比较贵,不能总买新书。
当时,我家住北京的东城区,离东安市场较近,东安市场西部的“丹桂商场”聚集了不少书店、书摊,不过那里的书都比较贵。
“丹桂商场”东侧有条胡同,也有很多书摊,卖的书比较便宜。
另外,东安市场东部,杂耍场和润明楼饭庄附近的二、三道街,也有一些书摊。
我去得勤了,店主、摊主都熟了,称我“李学生”。
我想要什么书,他们都会帮我留心,《科学画报》的创刊号,就是一位摊主刘珣先生赠送给我的。
除了近处的东安市场外,我有时也去远处的隆福寺和琉璃厂,那是北京古旧书业的中心。
那时我没钱坐车,每次都是步行去,每次去琉璃厂都从西琉璃厂的商务印书馆开始,穿过东琉璃厂,直到杨梅斜街的中华书局,逐个书店看。
陈颖飞:
李先生,您少小时这些阅读,和您的研究领域没有直接关系,对你的工作有影响么?
李先生:
小时候的一些阅读兴趣我一直保持着,像是对科学、哲学的兴趣等等。
近年我还是继续看《科学画报》。
这些专业外的阅读激励和满足了我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视野也随之大开,其实,对我的工作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陈颖飞:
李先生,您理科成绩很好,那个年代又很推崇理工科,您有没有考虑学理工科呢?
李先生:
如果不是因为一个意外,我可能已经学了工科,成为厂长之类的人了。
我初中毕业后,曾经报考“国立北平高等工业学校”,这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前身,考进这个学校的学生后来很多留苏了。
当时我是电机系榜首,但入学体检时,却检测出有肺病。
当时肺病是很难治,很严重的,不能入学。
我便去另一个医院复查,才发现上一个检查是误诊,他们把X光片弄错了。
可是,经过这个风波,我便对这个学校没有兴趣了,就继续读高中、考大学。
陈颖飞:
李先生,您入大学时,应该有很多选择,当时您选了进清华大学哲学系,想学逻辑,为什么呢?
李先生:
我学逻辑,纯粹是个人兴趣。
我父亲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
我小时候,他和我母亲都希望我当医生,可是我不喜欢,我觉得自己不适合。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不懂的符号。
有一回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书,是英国人印的,样子像个皮夹,用非常好的羊皮包着,书里全是看不懂的符号,实际上还是英文,是本小说,只是把二十六个字母用键盘上的符号代换了,目的是练脑子。
我如获至宝,在书包里搁了很长时间。
逻辑学就是一种用符号建构的学科。
有一次,我读金岳霖先生写的《逻辑》,里面有一章叫“介绍一个新逻辑系统”,其实就是介绍数理逻辑,金岳霖先生是介绍数理逻辑这个学科到中国的第一人。
我一看,都是不认识的符号,这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决定以后学这个,然后就计划报考清华。
1951年,我顺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
陈颖飞:
李先生,既然读逻辑学是您自己的兴趣,那为什么仅仅一年之后您就放弃了这个学科,转而研究甲骨呢?
李先生:
1950年,也就是考入清华的前一年,甲骨文引发了我的浓厚的兴趣。
在我看来,甲骨文是另一类符号,也像逻辑符号一样,非常难懂,令我着迷。
我小时候读书有个特点,越看不懂就越有兴趣,也就越喜欢,数理逻辑是这样,甲骨文也是这样。
那时候,甲骨文的书很贵,我就常常骑自行车到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去学习甲骨文。
当时,北京图书馆查书很方便,通过查阅甲骨书刊,我结识了馆中负责金石资料的曾毅公先生。
曾先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不仅让我看已编目的书,还使我有机会看到不少馆中特藏的书籍、拓本,开阔了眼界。
二破解中国古代文明的谜团:
多领域的建树
研究轨迹
(一):
从甲骨文到思想史
陈颖飞:
您的第一部甲骨学成果是参与编著的《殷虚文字缀合》,这和您1952年离开清华大学而转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有关吗?
李先生:
有关系,我进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是因为要参与《殷虚文字缀合》这项工作。
当时,《殷虚文字乙编》出版,董作宾先生在这部书的序中提出,30年代第十三次殷墟发掘发现的YH127坑甲骨一部分是“文武丁卜辞”,并据此创立了将殷墟甲骨分为新旧两派的说法,这引发了学界对“文武丁卜辞”问题的争论。
国内的陈梦家先生和日本的贝塚茂树、伊藤道治先生反对这一说法,认为“文武丁卜辞”实际上就是武丁时候的卜辞。
他们的讨论也引起了我的兴趣。
当时《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的上辑与中辑已出版了,《殷虚文字乙编》的下辑还没有印,我就买了一部《殷虚文字乙编》的上辑与中辑,试图自己整理YH127坑甲骨,以便研究“文武丁卜辞”问题。
整理中,我发现很多片可以拼起来,就开始缀合,尤其注意“文武丁卜辞”的缀合。
恰好那时候,上海郭若愚先生将殷虚文字甲、乙编缀合的文稿送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
郭先生转交考古所,当时经过院系调整,陈梦家先生调到考古所,所长郑振铎征求陈先生的意见,陈先生看了后说,这书需要再补充,还有两个专门做缀合整理的人,一个老的,一个小的。
老的是曾毅公先生,他是外国甲骨文学者明义士(JamesMenzes)在齐鲁大学国学所的助手,专门拼缀甲骨文,有专著《甲骨缀合编》。
小的就是我。
那时候全国搞甲骨文的很少,谁做什么都知道。
考古所便邀曾毅公先生和我去参加这项工作。
就这样,我离开了清华大学。
当时正值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哲学系全部并到北大,我的同学还把我的一个箱子搬到北大去了,不过这时我已到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没在北大注册过,也没上过课,不是北大的学生。
从清华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是我学术道路的转折点,从此我正式开始研究古文字和古史。
陈颖飞:
《殷虚文字缀合》是您参与的第一个甲骨研究项目,进行了多长时间?
李先生:
这个工作从1952年到1953年末,进行了一年多,差不多两年,主要是修改原稿,并补充一部分,成果就是1955年出版的《殷虚文字缀合》。
陈颖飞:
《殷虚文字缀合》的工作完成不久,您就从考古所转到历史二所,研究领域也从甲骨文转到思想史,有的学者说,您在古文字、古史与古文献等众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的原因之一是您早年研究了思想史,您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吗?
李先生:
《殷虚文字缀合》编成之后,当时有个机会认识了侯外庐先生。
我认识侯先生很偶然。
那时我家里经济比较困难,一位外交部工作的先生介绍我教一位华侨古文。
这位先生认识侯先生,对他说有个小孩教人念古文,侯先生就把我找去,说要建立历史研究所,问我愿不愿意去。
那时候,中国科学院决定新成立两个历史所,一个古代的,一个中古的,加上原来的近代史研究所,叫历史研究所第一、二、三所,侯外庐先生任二所副所长。
后来一所、二所实际上没有分,并在一起叫历史研究所。
我征求考古所的意见,考古所也同意我去历史所,说以后再把我要过来。
1953年底,我到历史所报到,当时正在筹备,还没有开展工作。
1954年春,我正式报到上班,先后在资料室、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还没有研究室。
到了夏天,才有研究室,那时叫小组。
我就在侯先生领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组工作。
陈颖飞:
您调到历史研究所后,直到“文革”前,都是侯先生的助手之一,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在侯先生指导下研究中国思想史,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主要工作?
李先生:
1954年,我进入历史研究所,就开始在侯先生身边工作。
1964年去搞“四清”,两年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降临,就不可能做研究。
所以工作主要是做到1963年。
在这期间,我主要是在侯先生的指导下,研究中国思想史,陆续参加了一些工作。
1957年,《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唐宋元明)的编写启动,我执笔了部分章节。
这都是严格遵照侯先生指导撰写的,成稿后又经他反复修改。
1959年《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出版上册,1960年出版下册。
在参加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接触到很多学术课题,有的很希望继续研究,但没有机会,尤其是对朱子的研究,当时细读了很多他的著作,前些年读到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又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至今也没有能够。
这个阶段参与编写的书还有《中国哲学史略》、《中国历代大同理想》、《中国思想史纲》等等。
此外,我还发表了一些文章,比较集中的是对方以智的研究。
1957年,侯先生发表《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哲学家》,在国内首倡方以智研究,此前对他的研究很少。
我们也竭力收集方以智的各种资料,我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找到方以智侄子方中发的《白鹿山房诗集》,发现了方以智遭清廷迫害而死的隐秘真相,1961年、1962年的几篇方以智的文章论述了此事。
1962年,我还标点出版了方以智的未刊著作《东西均》。
我早年在思想史方面的工作主要就这些。
研究轨迹
(二):
从甲骨文到战国文字、青铜器
1、甲骨文
陈颖飞:
李先生,您在中国思想史组的这一时期,虽然主要研究思想史,但是在甲骨文、战国文字、青铜器等不同领域都有开拓性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甲骨学方面,您发表了不少对甲骨学影响深远的成果,例如,您出版了甲骨学专著《殷代地理简论》,率先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以及提出“非王卜辞”说等等。
您能谈一谈这一阶段您的甲骨学研究吗?
李先生:
《殷虚文字缀合》完成后,我做的一个工作是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
当时,我受了董作宾先生《殷历谱》排谱法的启发,尝试以地理为线索进行甲骨的排谱,1954年写成初稿,几经修改,1959年以《殷代地理简论》为题发表单行本。
另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工作是1956年发表的《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论证了西周甲骨,并意识到其与《周易》有关。
1957年,我继续围绕分期问题做了一些工作。
这一年,我发表了《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提出对甲骨分期的一些想法,认为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应该分开。
这一观点是由考古学原则推导来的,后来成为殷墟甲骨新的分期学说的基础。
我同期写成的另一篇文章《非王卜辞》是第二年发表的,在贝塚茂树等先生的研究基础上,提出“非王卜辞”的概念,并提出区别“王卜辞”与“非王卜辞”的一些标准。
近年来的一些新发现,已经证实了“非王卜辞”的存在。
另外,这一时期,我也继续做些缀合工作。
1957年发表了《论殷代亲族制度》,缀合了《库方》985和1106肋骨,论证商代日名是死后卜选。
这些研究之后,随后的几年没有时间专心研究甲骨。
陈颖飞:
从“文革”后直到近年,您在甲骨学方面仍然有不少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对甲骨学研究影响深远的历组卜辞早期说,您能否介绍您这一时期的甲骨学研究?
李先生: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的甲骨分期工作有得有失,有的说法是错误的,我将四期卜辞(我后称为历组)归入晚期就是错误的。
六十年代初的头三年,我也没有专门做甲骨方面的研究。
1963、1964这两年,我先后读了姚孝遂先生发表的一版甲骨以及邹衡先生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对于我五十年代将四期卜辞归入晚期的观点颇有不安,怀疑这组卜辞应该是早期的。
1977年,殷墟妇好墓发现,我发表《论妇好墓的年代与有关问题》,正式提出历组卜辞早期说。
当时支持新说的学者很少。
1980年《小屯南地甲骨》图版出版,第二年我利用这批材料撰写了《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一文,发展了新说。
其后,彭裕商先生、黄天树先生都对新说有所发展。
1996年,我和彭裕商先生合作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和两篇论文。
近十几年来,甲骨学的一些新资料发表,又有一些重要的新发现,如邢台西周甲骨、花园东地及大辛庄甲骨的发现等等,我也写了一些小文章。
陈颖飞:
李先生,除了上面谈到的甲骨缀合、分期与断代、历史地理、西周甲骨等方面的贡献外,您从八十年代开始曾多次前往欧美等地,搜集和整理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流散于海外的文物,甲骨文方面就有多部作品问世,为甲骨学界的研究贡献了新的资料,能否请您介绍一下?
李先生:
是的,我出过两部这方面的书,都是与齐文心、美国汉学家艾兰合编的,一部《英国所藏甲骨集》,有上、下两集,1986年、1992年分别出版,另一部是《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1999年出版。
另外,《四海寻珍》一书也有部分章节谈到了境外博物馆及私人所藏甲骨,这书是我的一部学术文集,1998年出版。
2、战国文字
陈颖飞: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研究思想史、甲骨文的同一时期,您还开始研究战国文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近几十年来,随着战国简的大量出土,战国文字成为古文字的独立分支,几成显学,学界公认您是这一领域的奠基者之一,我便看到有文章提到,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两篇文章《战国器物标年》和《战国题铭概述》,“将战国时代的金文、玺印、陶文、货币文字以及简帛等综合起来考察,导致了古文字学的一个新分支,即战国文字研究的出现。
”能否请您谈谈当时对这方面的研究?
李学勤:
其实战国文字的研究很早就有。
很多人,包括一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可能忘记了,最早发现、最早得到研究的古文字就是战国文字。
经过秦的焚书,汉代的人已经不能读六国古文。
汉景帝时发现孔壁中书,获得古文《尚书》等数十篇,此后,古文开始传习。
这些古文书籍,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战国文字。
所以早在汉代,战国文字已经发现并开始研究。
其后,古文之学一直流传,而古文书籍也仍有发现,西晋时就有著名的汲冢竹书发现,整理出了《纪年》、《穆天子传》等书籍。
但是,宋代以后,学者接触商周金文的数量超过前人,金石学兴盛,战国古文逐渐被忽视。
晚清时,战国文字材料比较多的出现,但注意的人还是不多。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现了一系列新的战国文字材料,我最早发表的学术论文就是研究这些新材料的,即《谈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战国文字材料》,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上。
同年六月,《战国器物标年》发表在历史所的内部刊物《历史学习》上。
1957年,我发表了《信阳楚墓中发现的战国竹书》,论证了这批简的性质,其中一些看法,我后期已有纠正。
1959年发表《战国题铭概述》,在王国维先生东土、西土两系说的基础上,提出齐、燕、三晋两周、楚、秦五系说。
这篇文章后来有些影响,很多朋友曾勉励我修改扩大,印成一本书,我未敢应命,现在回过头去再读它,许多地方已陈旧过时了。
不过,因常有友人询问我年轻时的作品,而我又苦于难以应命,便将早期的文章结集,2008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其中就包括这篇文章。
3、青铜器
陈颖飞:
李先生,您是青铜器研究的大家,成就卓越,这一领域的研究是什么时候展开?
李先生:
1957年前后,我发表了一些青铜器的文章,如《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郿县李家村铜器考》等。
1959年发表的《战国题铭概述》包括了战国金文材料,也可以算与此相关。
在这些研究中,虽然关注到青铜器的器种和形制,但主要的内容还是铭文。
我把研究重点放到青铜器上是七十年代以后。
陈颖飞:
您在纪念马承源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您早在1973年就曾去上海博物馆专门看一件商代的卣,那时候您是否已经在专门研究青铜器?
您为什么把研究重点放在青铜器上?
李先生:
我把研究重点放在青铜器上,始于六十年代,那时候自觉功力不足,需要从金文扩充到青铜器的其他因素。
七十年代,我开始有一些机会参观接触海内外青铜器,为我研究青铜器提供了客观条件。
1971年冬天,我调回北京参加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的修订。
当时,为了重写其中的商、西周部分,迫切需要搜集新的文物材料,马承源先生就曾给寄来小臣单觯的照片。
1973年,我去上海与杨宽先生讨论《中国史稿地图集》先秦部分的绘制,曾与杨宽先生去上海博物馆参观,马承源先生给我们看那件商代的卣就在这时候,还看了其他一些青铜器。
陈颖飞:
1975至1985这十年,您的青铜器研究尤为重要,发表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论文,对学界影响很大,也开启了此后您青铜器研究的一些端倪,您能否介绍一下情况?
李先生:
1975至1985这十年,青铜器研究是我的研究重点,发表的论文,可分为新出土或发表的材料和传世青铜器材料两类,前者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其中有的论点虽然已经过时了,但很多观点以及研究思路还是对的,在我后来的研究中也延续了。
当时,我特别注意青铜器的分期、分区、分国别的研究,这个集子里讨论的很多问题:
盘龙城与商代南土、妇好墓的年代、西周时期各国青铜器、东周时期中原以外一些地区的青铜器,都是这方面的。
研究青铜器分期时,强调并提出了一些标尺,如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等。
使用综合的系联法研究铭文,并以铭文材料研究当时的一些制度。
陈颖飞:
继《新出青铜器研究》之后,您还有一部名为《青铜器与古代史》的专著,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
这书里是您比较近的作品吗?
有什么特点呢?
李先生:
《青铜器与古代史》从交稿到出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这可能是因为造字排版等方面的困难。
这书着重于古代史方面,然后主要是以时代为序就夏商周秦汉的若干重要铜器及其铭文论析古代史的相关问题。
现在看,里面的想法,不少已经过时了。
近年青铜器有很多新的发现,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分别发表了,后来收在我的一些集子里。
陈颖飞:
除了以上提到的专著外,您还有两部青铜器概论的书:
1980年出版的《中国青铜器的奥秘》和1996年出版的《中国青铜器概说》,这两书都有英文版,在西方流行很广,对于传播中国青铜器文化,有很重要的作用。
您当时为什么考虑写这两部书呢?
李先生:
1979年,我应北京外文出版社之邀,写了TheWonderofChineseBronzes,1980年出版,这本小书当时配合“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览在美国巡回展出,美国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在EarlyChina发表书评,认为这书对专门研究青铜器的学者和一般有兴趣的读者都有裨益。
1987年,香港商务印书馆以《中国青铜器的奥秘》为题,印行了中文版。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已有很大发展,上一书的内容有不少需要修订,外文出版社邀我在此基础重编,这就是《中国青铜器概说》,1996年同时出了中文版和英、法、德文版,书中除了介绍青铜器研究的基本知识,还涵盖了当时的各种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
新的英文版ChineseBronzes:
AGeneralIntroduction,2007年出版。
陈颖飞:
青铜器研究方面,您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介绍海外流失的青铜器,尤其对于流失欧洲的青铜器,您编撰了《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专书,影响很大,能否请您简单谈谈这部书?
李先生:
《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是我和美国汉学家艾兰教授一起编撰的,1995年出版。
但工作很早就开始做了,早在我们和齐文心先生一起编撰《英国所藏甲骨集》将完成的时候,便想到要编写一部欧洲各国收藏的中国古代青铜器选集,所以书中大多数器物,是我们1986年在欧洲旅行访问各博物馆和藏家时选定的。
全书共收录各类青铜器210件,另附录7件,绝大部分我们都直接观察了原件。
陈颖飞:
您的青铜器研究硕果累累,您提出的很多观点,如从形制、纹饰、铭文、功能、工艺五个方面综合研究青铜器,青铜器分期断代的若干标尺,青铜器发展的两个高峰等等,已是学界共识,能否请您谈谈当前的青铜器研究最需要做到哪些?
李先生:
青铜器研究首先应该以考古学为基础,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
宋人开始的金石学,主要研究金文,对形制等不重视。
现代青铜器研究的标志,是郭沫若1931年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系统整理了两周金文,同时对青铜器的器形也作了开创性的研究,有划时代的意义。
继而全面研究青铜器的是容庚先生,他的《商周彝器通考》是全面系统研究青铜器的著作。
20世纪的30年代,国际上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出现了用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系统整理,着重研究青铜器的形制、纹饰等方面。
40年代末50年代初,陈梦家先生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青铜器研究的新局面。
但是,当时考古发掘的青铜器材料还很有限,做不到以考古材料作为青铜器研究的基础。
现在情况不同了。
近几十年新发现很多,虽然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传世的,但是完全可以以考古材料为基础,以传世品为补充,进一步建立青铜器研究的体系。
以考古学为基础研究青铜器,就不能仅研究金文,而要从多层面、多角度去研究。
毕竟青铜器和甲骨一样,都是考古遗物,首先应当用考古学的方法来整理研究,而整理的中心要求便是分期、分域。
关于分期,我曾有篇题为《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十个课题》的小文,建议“在分期的方法论上,应强调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放在首位,继之再以古文字学等去论证和细化。
同时,当了解青铜器的演变是多线的,分期必须与分域相结合,排出各个区域不同时期的谱系。
”
研究轨迹(三):
从马王堆帛书到清华简
陈颖飞:
上世纪50年代,您研究的领域涉及甲骨文、思想史、战国文字、青铜器,六十年代初期您主要研究思想史,七十年代初您参加《中国史稿》的修订,这之后,1974年,您开始参加新出土简帛的整理研究,至今,这方面研究仍是您工作的重点。
您是怎么开始研究简帛的呢?
李先生: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竹简。
第二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又出土了大量的简帛。
这两个墓都是汉代的,前一个是汉武帝早年的,后一个是汉文帝初年的。
这些简帛佚籍的发现,真是石破天惊,立即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的焦点。
当时,国家文物局专门组织人员整理研究这些简帛。
1974年,我开始参加这一工作。
1975年1月,我正式借调到国家文物局,专门从事简帛的整理。
当时我们主要在北大红楼工作,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曾暂时迁到紫禁城里的城隍庙。
直到1978年我调回历史所,我都在全力做简帛的研究工作。
陈颖飞:
1978年您回历史所之前,有一系列重要的简帛发现,包括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定县八角廊汉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阜阳双古堆汉简、大通上孙家寨汉简等,您参加或主持了其中一些的整理工作,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李先生:
这个阶段,我工作做得比较多的是马王堆帛书和睡虎地秦简。
1975年1月,我调到文物局,进的就是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
我主要拼复了一些医书和阴阳五行类的书,包括《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刑德》、《阴阳五行》等;此外唐兰先生拼复的《春秋事语》一种,我也拼了一份,我们的成果基本一致。
1975年冬天,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的竹简,当时我直接到现场去,看到满满一棺材都是竹简。
这是第一次看到用墨笔书写的秦人手迹,主要是秦代的法律。
随后整理工作就开始了,我做了较多整理注释工作。
其他一些简,如1973年发现的定县八角廊汉简、1978年发现的大通上孙家寨汉简等,我参加了部分整理工作,有的是我主持的。
陈颖飞:
1978年回历史所之后,您的竹简工作并没有停止,还主持了张家山汉简的整理吧?
李先生:
是的。
1978年后我回到历史所工作,只是回去上班,竹简的整理工作还是在继续做,当然就不像1974—1978年那样全部时间的做。
1983年有一个重大发现,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了大量的竹简,主要是汉初吕后时代的法律,还有一些兵书、遣册。
这批简的整理报告已经出版了。
这批简是近年学界的研究的热点之一,已经有不少成果。
陈颖飞:
据您刚才所说,您专职做简帛研究,始于秦汉简帛,而且始于整理工作,那么,除了整理工作外,您还有其他不少对秦汉简帛的专门研究吧?
李先生:
是的。
整理秦汉简帛时,这些简帛佚籍太吸引我了,当时就写了若干篇小论文,后来将其中的一部分补充修改,收入《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这个集子,1994年先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以繁体字出版,2001年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了简体本。
《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所收的文章,除了以上谈到的我亲身参与整理的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简、张家山汉简等秦汉简帛外,还包括了我未参加整理工作的楚帛书、长台关楚简和其他汉简的研究。
这本小书当时取名为“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是希望将最“物质”的考古学同最“精神”的学术史相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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