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一个精心打造的天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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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一个精心打造的天才

徐志摩：

一个精心打造的天才

徐志摩：

一个精心打造的天才

（2011-08-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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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之世，说某人是个天才，未见得全是夸赞，然而，对于徐志摩，却只能这么说，否则你解释不了，一个原来没有想到写诗的人，会在短短十年间，成为

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诗人；更无法解释，好些名人因多角婚恋而身败名裂，至少也是声名受损，独有徐志摩却是，每经过一次婚恋，增加人生的一重光彩。

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一个女人显示着他的一个优异的侧面。

纵然是他遗弃了的女人，到老也还是深深地爱着他。

他的第一任夫人张幼仪，晚年就说过：

“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说不定我最爱他。

”

　　一个著名的诗人，一个优秀的男人，这样理解徐志摩，还远远不够，深入研究，你会发现，他的形象，比我们原来的了解，要伟岸的多，也光辉的多。

几乎可以说，毕其一生，他的志向和努力，都在改良中国的社会，尽快地走向民主；提高国民的素质，尽快地自尊自强。

这一心志，在他最后一本诗集《猛虎集》的序里，说的很是透彻：

“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

”——汉密尔顿，美国华盛顿时代的政治家，对美国的建国方略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这样一个天才人物，却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他的父亲，一位精明的中国商人精心打造成的。

　　徐申如，他的父亲，清末民初时期，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首富，也是该镇商会的会长。

徐先生一生最大的贡献，该是联合本县乡绅，将拟定要经过桐乡县的沪杭铁路，拐了一个不小的弯儿，经过他的家乡硖石镇，为家乡人民谋了多少辈子的福祉（海宁县城后来迁到硖石镇），同时也让他自己由一镇的首富成为一县的首富。

有人去浙江旅行，留心一下该会发现，这个弯儿，现在还在那儿硬硬地拐着。

　　改善投资环境，才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精明的徐申如先生，将这一经商方略用于独生儿子的培养，不期然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上最好的学校，不用说了。

正常的念书之外，还给他聘请最好的老师。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到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且看徐先生为儿子聘请的是什么样的课外老师。

小学毕业，为了让儿子的毛笔字有所长进，父亲领着儿子到上海，投师于名声最响的书法家郑孝胥名下，其时郑孝胥还没有去东北当他的伪满州国总理，还在上海作寓公鬻字为生。

此事在《郑孝胥日记》中有记载。

上大学上了北京大学，仍不满足，为了儿子将来能跻身上流社会，又以一千大洋的贽礼，让儿子拜在梁启超门下，成为声名显赫的梁任公的入室弟子。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进的都是第一流的大学。

北京大学上预科而不上本科，是因为预科乃清末编译馆的底子，更注重外语的运用。

包括学法律而不学什么国学，都是为了尽快地放洋。

果然预科毕业一年后，便赴美留学。

初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继而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获硕士学位。

旋即渡海赴英，在伦敦大学混了半年，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研习政治经济学。

课余时间，还参加英国工党的选举活动。

　　在英国两年，上的是一流大学，结交的也都是一流的人物。

罗素，哈代，曼斯菲尔德，狄更生。

正是这位狄更生先生，将他介绍进剑桥大学王家学院。

且看他送给狄先生的礼品是什么，一套雕版印制的《唐诗别裁集》，扉页上写着这样的话：

“书虽凋蠹，实我家藏，客居无以为赆，幸先生莞尔纳此，荣宠深矣。

”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加上天生的聪明伶俐，也就难怪，不长的时间，这个中国年轻的留学生，便成为剑桥大学的名人。

连王家学院的门房先生，多年后，都还记得那个和气而又阔绰的徐先生。

再后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位去英国留学的大陆学者，写过一篇文章，说一个世纪以来，成年后去欧美留学的中国人，很难融入欧美社会。

当他对徐志摩的情况做过一番研究后，不得不修订自己的看法，说，就他所知，徐志摩是唯一的例外。

　　按徐志摩的心性，依徐申如的期望，徐志摩本来还可以在英国和欧陆混下去，弄个博士不是难事。

然而，当林徽因的倩影在眼前一晃，又倏忽而逝的时候，这位富裕的浪荡子，在多雾的英伦再也待不下去了。

于是便收拾行装，匆匆回国。

他的这一轻率的行动，后来曾被他的一位学哲学的朋友嘲笑，此人叫金岳霖，晚年人都糊涂了，还记得徐志摩离开伦敦时唱了两句戏词，前一句他忘了，后一句是：

“销魂今日进燕京！

”实际上前一句是很好配的，“快马加鞭往前行，销魂今日进燕京”，如何？

　　林徽因不过是个诱饵，实则国内，有伟大的事业在等着这个不世出的天才。

　　出国前已拜在梁启超门下，一九二二年十月，徐志摩回到上海，双脚一离开轮船的甲板，即踏入中国上流社会的厅堂。

到了北京，就住在梁启超当馆长的松坡图书馆里。

松坡者，再造共和之名将蔡锷也。

　　历史老人，像是预先安排好了似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此后几年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将要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

　　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也就需要一个非常人物来呼风唤雨，叱咤风云。

　　徐申如先生的长期投资，又来了一个丰厚的回报。

如果说沪杭铁路拐的那个弯儿，只是造福桑梓，对邻县却有损害的话，那么这一次的回报，造福的乃是中化民族世世代代的子孙。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骤变的时期。

一件一件的史实不必缕述，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社团与流派，历来是推动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古今中外，概莫有外。

为了推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长足发展，在徐志摩回国前，已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一九二一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七月在东京成立，很快就移师上海的创造社。

这两个文学社团，可说都是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

成立之初，都起过相当的作用，文学研究会的广结人缘，创造社的骁勇善战，都是不可抹杀的功绩。

然而，毕竟有着它们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文学研究会以国产作家学者为主，敦厚有余而魄力不足，难当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大任。

创造社清一色的留日学生，人人英雄，个个好汉，只是气量狭窄，格局太小，难孚众望。

真正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披，建树卓著的，还要数一九二三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这个新月社。

而新月社的成立，起初只能说如同儿戏。

　　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尔来华访问，先到上海，再到北京。

知道泰戈尔到了北京，定然要来松坡图书馆访谈，其时居住在馆内的徐志摩，为了讨老诗人喜欢，便在他住所的门外，挂了一个小小的木牌，用毛笔写了三个不会很大的墨字：

“新月社”。

想来该是个正午，人们都休息的时分，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悄悄地挂上这个小木牌后，定然还羞怯地四下看看。

　　然而，就是这一挂，一个以留学英美为知识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团体，就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

真正显示它的群体威力，还要等到一九二七年，多数成员啸聚上海，成立新月书店，创办《新月》月刊之后。

初成立的这三四年间，它的主要功能是联络同道，蓄积力量。

这期间，最具风采，最见业绩的，是徐志摩个人的南征北战，东拼西杀。

算学事件，圈点事件，观剧事件，音乐事件，一个接一个的论战，不管赢了还是输了，得到的都是名声。

确也是把好手，且有梁启超的情面，徐志摩很快便执掌了《晨报副刊》的编辑权。

几个回合下来，便将这个“研究系”的报纸副刊，办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坚固阵地。

在有限的版面上，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最有名的该是“仇友赤白”、“闲话事件”两次大论战。

在对世界趋势与中国国情的认识上，连胡适都逊他一筹。

　　一九二七年七月，胡适离开北京，取道莫斯科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途中给一位朋友写了几封信，谈他对莫斯科的印象，对苏联教育的成就大加赞扬。

这位朋友将胡适的信转给徐志摩，徐将两人的信件同时发表，且加了长长的按语，对胡适的看法提出质疑与批驳。

在徐志摩看来，胡适太天真了也太糊涂了，“这是可惊的美国式的乐观态度……这不是等于说由俄国式的共产主义过渡到英国的工党，或是由列宁过渡到麦克唐诺尔德吗？

”胡适所以会犯这样低级的判断错误，徐志摩的分析是，一是他过分注重实干精神，而不分是什么样的实干，再就是他这几年没有出过国，“自从留学归来已做了将近十年的中国人”。

　　和胡适相比，徐志摩毕竟是哥伦比亚政治学的硕士，且前一年趁赴欧之便，刚去苏联做过考察。

而胡适，不光多年没有出过国，也没有经过政治学方面的专业训练。

　　一九二七年春天，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段，功绩卓著的文学团体，非上海的“新月派”莫属。

当年在北京的新月社人马，几乎齐集上海，相继办起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

尤其是《新月》月刊，其贡献不限于文学作品的发表，还引发了一系社会问题的讨论，比如以胡适为主，发起的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争。

文学与政治的契合，终于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新月派”。

　　这一时期的新月派，与前些年徐志摩在北京成立的新月社的关系，梁实秋有不同的看法。

梁先生认为，上海时期的新月派，与北京时期的新月社没有任何关系。

想来这是因为，梁实秋回国迟，基本上没有参与北京时期的活动，而在上海时期，他却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

不承认前后“新月”的关联，并不等于否认徐志摩的功绩。

　　这个刻薄的批评家，晚年回忆起年轻时的朋友，不无深情地说，“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

又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是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

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仅此一点，也足以证明徐志摩与新月派的关系。

可以说，有了徐志摩，才有了新月派。

　　尤可骇怪的是，谁都说徐志摩是位杰出的诗人，梁实秋，不独梁实秋，还有叶公超、温源宁、杨振声，几乎他同时期的所有朋友，却都说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超过了诗歌。

不要忘了，现代文学诸名家中，梁实秋留美多年，专门研修文学批评，在这方面，他有足够的自负。

“只要一读志摩的文章，就不知不觉的非站在他的朋友的地位上不可。

”这是多高的评价！

　　一个年轻人，回国不到十年的时间，接连几起婚恋风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却还能闹中取静，静中发力，跃马挥枪，几个回合下来，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顶级的诗人，又是几个回合，便组建起一个功绩卓著的文学社团，开书店，办刊物，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

这样的人，不是上苍着意怜爱的天才，又是什么？

　　天才云云，不过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

公允地说，徐志摩是二十世纪之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交合鼓荡下产生的一个宁馨儿。

最终受惠的，还是他苦难的家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