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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发展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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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发展史
中国音乐发展史
中国音乐发展史
中国音乐发展史(上)
2009-07-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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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
中华民族音乐的启蒙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黄帝两千余年。
距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
这些原始的乐器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对乐音的审美能力。
新石器时代的骨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出土,长6~10厘米(图片/艺术数据网)
远古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
葛天氏氏族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
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
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还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相联系。
例如黄帝氏族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
关于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见《吕氏春秋》所记涂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
这首歌的歌词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
这便是音乐的萌芽,是一种孕而未化的语言。
夏、商时期
夏商两代是奴隶制社会时期。
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
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
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便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
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
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
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
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
他们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这种残酷的殉杀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而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
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
商代已经发现有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以及制作精良的脱胎于石桦犁的石磐。
青铜时代影响所及,商代还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它们大多为三枚一组。
各类打击乐器的出现体现了乐器史上打击乐器发展在前的特点。
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体鸣乐器陶埙从当时的单音孔、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发出十二个半音的音列。
根据陶埙发音推断,我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五声音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七声至少在商、殷时已经出现。
唐代宫乐图(图片/中国网)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
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
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
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
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
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
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
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
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中国音乐发展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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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
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
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
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
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
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
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等词牌形式。
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
南宋姜夔是既会作词,又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音乐家。
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
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
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古琴流派之先河。
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
在弓弦乐器的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
到了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
在乐学理论上宋代出现了燕乐音阶的记载。
同时,早期的工尺谱谱式也在张炎《词源》和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出现。
近代通行的一种工尺谱直接导源于此时。
宋代还是我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
它的标志是南宋时南戏的出现。
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其音乐丰富而自然。
最初是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
后来发展为曲牌体戏曲音乐时,还出现了组织不同曲牌的若干乐句构成一种新曲牌的“集曲”形式。
南戏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
传世的三种南戏剧本《张协状元》等见于《永乐大曲》。
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
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
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
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
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过场)构成。
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达五本二十折。
元杂剧对南方戏曲的影响,造成南戏(元明之际叫做传奇)的进一步成熟。
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作,如《拜月庭》、《琵琶记》等等。
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至今仍在上演。
当时南北曲的风格已经初步确立,以七声音阶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南曲柔婉。
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演唱理论的专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论》,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是北曲最早的韵书,他把北方语言分为十九个韵部,并且把字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
这对后世音韵学的研究以及戏曲说唱音乐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
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
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
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
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
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
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
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乾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
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
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
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少数民族也出现了一些说唱曲如蒙古说书、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时期歌舞音乐在各族人民中有较大的发展,如汉族的各种秧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等等。
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
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其中的昆山腔经由江苏太仓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字头、字腹、字尾而赢得人们的喜爱。
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
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
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
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
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
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
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
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
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茄十八拍》等广为流传。
琵琶乐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
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邻两个律(半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这一律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创。
近现代时期
这一时期始自清代末叶的鸦片战争,在历经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百多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交织着传统音乐和欧洲传入的西洋音乐,但音乐文化的发展是以民主,科学为主要潮流的。
传统音乐首先以革命民歌的发展为以热潮,如反映太平天国革命的《洪秀全起义》,抗议沙俄入侵的《迫迁歌》,“五四”时期痛斥军阀出卖祖国镇压百姓的城市小调《坚持到底》,《苦百姓》等,在红色根据地,边区,解放区,革命歌曲更具有优秀的传统,如《天心顺》,《绣金匾》等。
戏曲音乐中京剧的形成影响及于全国,出现了程长庚、谭鑫培以及后来的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一代名优。
各种地方小戏、评剧、越剧、楚剧等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民族器乐则以民间出现各种器乐演奏的社团为特点,如“天韵社”,“大同乐会”等等。
这反映出民族器乐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民间活动基础。
这种民族音乐民间活动的特点造就出许多卓越的民间艺人,其中华彦钧(瞎子阿炳)就是杰出的代表。
此外,各种琴谱、琵琶谱的编定、出版也多了起来。
西洋音乐的传入中国虽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影响于中国应当是清末民初的学堂民歌运动。
当时一些要求效法欧美,富国强兵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倡导了这一运动,如梁启超、沈心工、李书同等。
学堂乐歌作为学生音乐教材,以宣传爱国反帝,拥护共和,以及学习欧美科学文明为内容,如《中国男儿》,《体操——兵操》等,这些乐歌不仅流传于学校,而且广泛影响到社会各界。
这些乐歌多借用外来曲调填词,也有少数根据本国曲调填词,还有少数创作曲调。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我国开始兴起了传播西洋音乐,改进国乐的音乐活动,并建立了一些音乐社团,如“北大音乐研究社”、“中华美育社”、“国乐改进社”。
而专业音乐教育最初就是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建立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肖友梅又在上海创建国立音乐院,这是正规专业音乐教育的开始。
肖友梅呕心呖血,毕生献给了我国早期专业音乐教育事业。
“五四”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是我国早期专业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注意民族语言音调同歌曲音调的结合,善于吸收传统音乐中的营养,写出了《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流传至今的作品。
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则从学习西洋音乐中探索改进国乐的道路,创办了“国乐改进社”,写出了《光明行》、《空山鸟语》、《病中吟》等二胡独奏曲,并且把二胡纳入专业音乐教育课程。
黎锦晖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歌舞剧,如《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以及歌舞表演剧《可怜的秋香》等,这些作品也是我国新歌剧创作的的早期探索。
王光祈作为我国第一代音乐学家,在中国音乐史学以及比较音乐学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三十年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黄自对专业音乐教育的巩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
他培养出一批专业音乐工作者如刘雪庵,江定仙,贺绿汀等,他创作的《玫瑰三愿》、《南乡子》等艺术歌曲仍然回响在今天的音乐会舞台上。
他还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
这一时期,专业音乐的发展以歌曲为主要体裁,器乐曲相对来说较为薄弱。
但在器乐作品民族化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如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瞿维的钢琴曲《花鼓》,马思聪的小提琴曲《内蒙组曲》,马可的管弦乐曲《陕北组曲》,民族器乐曲如《春江花月夜》,以及华彦钧的《二泉映月》。
音乐发展史
中国音乐发展史
萌芽与初步繁荣期――夏、商、西周、春秋、战国
我国是世界上音乐文化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其可考历史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
据考古资料显示,1986-1987年先后在河南舞阳县发现七音孔和八音孔骨笛计18支,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一支七音孔骨笛用简单指法即可以吹奏像河北民歌《小白菜》这样的曲调,乐律学家推论当时在乐律上已经形成五声音阶。
根据10个墓葬的发现,均有骨笛作为陪葬物,说明音乐活动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经测定的骨笛年代为距今9000年。
由此,我们可以有科学根据地说,我国古代音乐文化已约有9000年可考的历史。
这些骨笛比1973年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氏族社会遗址发现的骨哨早1000年,说明在我国广大国土上古代音乐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发现一只距今约5000余年、有舞蹈图象的彩陶盆这是我国乐舞有悠长历史的确证,可与古籍上记载有关古乐舞的传说相印证。
原始音乐的形式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乐舞,其中歌唱和舞蹈具有重要地位,节奏因素较为突出。
根据史籍记载,从原始社会到夏商周时代,比较大型的乐舞有黄帝的《云门》;尧的《咸池》;舜的《韶》;夏的《大夏》;商的《大蒦》;周的《大武》。
自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形成了我国古代的专业音乐文化,有许多受到严格训练的专业乐师,进行传授、表演的音乐活动。
如“大师”、“小师”、“矒瞽”、“钟师”、“磬师”等。
西周初年形成了我国最早的音乐教育机构“大司乐”,规定十分严格。
春秋时期学术下移,私人办学中也有音乐科目,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办学中曾亲自教授音乐。
此外,西周“春官”的一些乐师也有“掌教”乐技任务。
至战国末年(前3世纪),歌唱在社会各阶层广泛流行。
从周初开始就有专门的“采风”制度,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乐师就不断搜集和整理各地的乐歌,直至春秋中期未尝中断,同时还有公卿列士献诗的活动。
我国第一部歌词集《诗经》里保存了当时采诗献诗的成果。
作品产生的地域主要在黄河流域,也有少数出于江汉流域。
其中可能有少数民族乐歌,只是歌词已改为汉语。
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集收入《楚辞》中,该书中大部分也是可唱的歌词,说明战国时代江汉楚地的音乐文化也是相当发达的。
根据考古发现和史籍记载,至此时为止,乐器已有70种,已有了系统化的乐器分类法,即按制造乐器的质料将乐器分为八类,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称为“八音”(见《周礼·春官》)。
器乐合奏相当发达,最重要的形式有以编钟、鼓为主体的“钟鼓之乐”。
“钟鼓之乐”到战国时期发展到较大规模。
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曾候乙墓出土的编钟(共65枚)、编磬、笙、排箫、琴、瑟、鼓等乐器共124件,估计大多数乐器可用来构成一个音响洪亮、音色多彩的大型乐队。
这时期一些乐器如琴、瑟、笙等发展成为可以独奏的乐器。
其中尤以琴的艺术水平最高,出现动人的琴曲。
如表现“高山”、“流水”志趣的琴曲。
近年来,乐律学家根据考古出土的商王武丁时期(公元前14世纪后期)五音孔陶埙测音,可能的发现陶埙能发十一个音,而且构成半音关系,显示出完整的七声音阶。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商代后期人们已经掌握了十二律的乐律知识。
公元前六世纪的周景王时已有十二律和五声、七声的名称(见《国语·周语》)。
“五声”、“七声”也称“五音”、“七音”。
五声音阶在传统音乐中占有主导地位。
这时期已形成调、调式、转调、固定音高、节奏、速度等古代乐理观念,并出现了计算乐律的三分损益法。
音乐声学发展到较高水平,可以铸出在一个钟体内演奏大三度或小三度的双音钟,并利用不同高度的大小三度构成半音(如曾候乙编钟)。
春秋末至战国时期,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相当发展,尤很高的理论水平。
诸子百家大都重视音乐问题。
儒墨两家显学在音乐观上针锋相对。
代表儒家学派的音乐哲学、音乐美学著作《乐记》成文于战国。
原始音乐经夏商周三代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以汉族音乐为主,包括许多少数民族音乐的中国音乐传统已经形成,以后又随着时代而不断地发展演进。
交流和融合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
短暂的秦王朝揭开了封建大一统的序幕。
它虽然在音乐文化的发展方面并未留下很多业绩,但统一思想,包括开水渠、修长城、统一文字、度量衡等力图规范化的政策措施,却给音乐思想和音乐文化的发展留下了印迹。
秦朝设立了音乐机构“乐府”。
汉承秦制,乐府也在汉代兴盛起来。
乐府是以采集、改编、表演民间音乐为主的音乐机构。
其兴旺发达是在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时期的乐府曾“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
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书·礼乐志》)。
它不仅将广搜民间歌谣的采诗之风加以发展,并由此呈现出更加兴旺发达的趋势。
乐府中重要的音乐家是李延年,他的主要成就是能够创作歌曲,即所谓“为之新声曲”。
“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
”(《晋书·乐志》)。
这是吸收西域音乐进行音乐创作的最早记载。
公元前7年,汉哀帝对乐府机构进行了裁减,使乐府由胜而衰。
作为音乐机构的乐府渐趋衰落,但封建政权建立类似机构的传统却存在的相当久远。
东汉时的“黄门鼓吹署”的职责就与乐府相同。
秦汉时期出现了多种音乐形式。
鼓吹乐是当时得名并发展起来的,是一种以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兼有歌唱的器乐合奏形式。
这是班壹在北方边地游牧生涯中吸收北方少数民族音乐元素草创的“鸣茄以和箫声”的音乐形式,传入西汉后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根据乐器配置和用乐场合的不同可分为马上所奏之横吹和作为仪仗音乐的鼓吹两种。
相和歌是汉代在北方兴起的一种歌曲形式,由民间没有伴奏的“徒歌”发展为“丝竹更相合,持节者歌”的较为复杂形式的“相和歌”,它不仅取一人唱,众人和的应答形式,而且加入乐器伴奏,演唱者还需敲打一种节奏乐器――节。
由此可知,相和歌有着深厚的民间音乐基础。
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记载:
“乐府相和歌,并汉世街陌讴谣之词”,反映出相和歌作为一种俗乐歌曲,它的内容和形式有着广泛的群众性。
它还是魏晋时兴盛起来的民间音乐――清商乐的先声。
相和歌的伴奏乐器有笙、笛、节、琴、瑟、琵琶、筝七种。
相和歌进一步发展,构成了汉魏时的相和大曲。
这是一种大型的歌舞套曲,其结构因素包括艳、解、趋、乱等。
汉代的百戏,是上承周秦的多种民间艺术的汇合。
它包括了角抵、杂技、魔术、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
其中像“鱼龙蔓延”、“总会仙倡”之类大、中型化妆歌舞中当有丝竹、钟鼓音乐伴奏。
另外,据四川成都天回山东汉墓出土的击鼓说唱俑可知说唱音乐在当时的民间艺术中已有反应。
秦汉时期,乐器的发展适应鼓吹、相和歌等俗乐形式发展的需要,乐器的发展已经脱离了上古时代凝重、质朴的特点,纤细柔婉的管弦乐器更多的代替了“以钜为美”的钟磬乐。
古琴、箜篌、琵琶等弦乐器的发展引人注目,吹管乐器以排箫、笛、羌笛、笳、角等更为突出。
在音乐理论方面,汉代成书的《礼记·投壶》篇保留了古代演奏的鼓谱,这当是最早的谱式记载。
《汉书·艺文志》中有“声曲折”与歌和歌诗相配合的记载。
据推断,这些声曲折当是歌或歌诗演唱时的曲谱。
在古代律学的发展中,汉代的京房曾提出六十律的理论。
他是在三分损益法的基础上继续推算将一个八度分成六十律。
他还最先提出用管定律与用弦定律性质的不同,即注意到了以管定律需要管口校正的问题。
在相和歌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相和三调的宫调理论。
经汉、魏、晋,到南北朝时期,相和三调又称清商三调,名异而实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音乐文化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首先体现了民族音乐大融合的特点。
战争造成的民族融合使大批中亚、西亚和印度人,包括乐舞艺人陆续进入中国。
前凉王张重华(346-353)时,天竺乐传到凉州;公元568年,北周武帝与突厥联姻,西域各地如龟兹、疏勒、康国都派艺人组成乐队随突厥皇后到长安。
乐队中还有著名的龟兹音乐家苏祗婆,擅长龟兹琵琶,并把西域乐律传授给长安音乐家郑译。
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得《摩诃兜勒》一曲,带回长安。
同时,汉以来乐器交流渐多。
区别于中国土生土长的直项圆形的秦琵琶、汉琵琶的另一种梨形音响的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约在公元350年前后,通过印度传入中国北方。
筚篥再在此前后,由西域传入内地。
这些史实构成了西域音乐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发展的篇章。
与此同时,中原音乐文化还经历着南北音乐文化的交流过程,使得北方的民歌、鼓吹乐,以及相和歌等艺术形式的南流为南方民族音乐注入新的发展因素。
清商乐就是在两晋时因战乱由北方传入南方的相和歌的基础上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发展起来的音乐形式。
北魏孝文帝时期,南方的清商乐又传到北方,在宫廷中作为“华夏正声”受到较大的重视,即如《魏书·乐志》所载,将“江左所传中原旧曲,------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称为清商。
”清商乐遂成为全国性民间音乐的总称。
从东汉末到东晋,古琴音乐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三国时期,出现了蔡邕、蔡琰、嵇康等一批文人琴家,并出现了解说琴曲标题的古琴艺术专著《琴操》(蔡邕著)。
在嵇康的《琴赋》中出现了关于琴徽的最早记载“徽以中山之玉”。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广陵散》、《猗兰操》、《酒狂》、《碣石调·幽兰》等一批著名琴曲。
琴曲《碣石调·幽兰》传自南朝梁代的丘明(493-590),现存谱式原件是唐人手写卷子谱,存日本京都西贺茂的神光院。
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琴谱,属于以文字记录弹奏手法的文字谱式。
这一时期的乐律学成果主要包括南朝何承天的新律,他是在三分损益法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创造出来的一种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律制,这是世界律学史上十分重要的成就。
在实践性律学研究中,还出现了晋代荀勖的笛律,其贡献在于注意到管口校正的问题。
高度繁荣时期――隋唐、五代时期
隋王朝自建立到灭亡只有37年时间,是我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
然而,隋朝的建立实现了南北的统一,它所建立的各方面体制和政策对后世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音乐文化的发展也从此步入极其辉煌的阶段。
隋朝统治者创立了“教坊”机构;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歌方面的音乐文化成果,建立起“七部乐”、“九部乐”的宫廷音乐体制,将音乐文化的发展建造在多民族音乐并存的基础上;民间散乐百戏的发展受到高度重视。
这些开放的文化政策,不论统治者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音乐文化朝着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世界性规模发展的作用,其历史意义显然是不容低估的。
唐袭隋制。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100多年间,唐王朝一度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稳定的朝代,同时也为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促使诗歌、音乐、绘画、书法、舞蹈、建筑等文化领域取得了全面的突破。
隋唐宫廷燕乐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的最高成就。
燕乐,又称宴乐,即宴饮之乐。
它来源于汉族传统音乐的不断积累和汉魏以来外族音乐的大规模输入,实质上是我国封建社会音乐文化的精华在长期积淀的基础上以及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催化下的必然产物。
隋朝建立不久就以法令形式颁布了“七部乐”的燕乐体制:
(1)国伎(即西凉伎,出于河西地区);
(2)清商伎(汉族民间音乐);(3)高丽伎(出于朝鲜);(4)天竺伎(出于印度);(5)安国伎(出于中亚布哈拉);(6)龟兹伎(出于新疆库车);(7)文康伎(又名礼毕,汉族的一种面具舞)。
隋炀帝时,又增加康国(乌兹别克境内的撒马尔罕)、疏勒(新疆疏勒、英吉沙)两个乐部,定位“九部乐”。
唐代宫廷燕乐起初完全承袭隋代燕乐体制,至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废除“礼毕”,十四年,又将“燕乐”列为首部,形成唐代的“九部乐”。
十六年,又将高昌乐(新疆吐鲁番)立为一部,形成“十部乐”。
隋代的“七部乐”、“九部乐”和唐代的“九部乐”、“十部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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