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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邵晋涵《尔雅正义》因声求义的训诂成就

本文通过《尔雅正义》的训诂实例分析认为：

因声求义作

为一种解释词义的方法，已在这部著作中得到比较成熟的运用。

邵晋涵借助“音同”、“音义同”、“声相近”、“声之转”等术语来明通假，探语源，考连语，系联同源词。

其因声求义的明确主张及广泛实践，开乾嘉学派以声音通训诂之先河，在中国训诂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李嘉翼（1965―），男，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字训诂与辞书学。

（浙江杭州310036）

本文系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文献整理类项目“邵晋涵集”（项目编号：

06WWJ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一字二云，号南江，浙江余姚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经学、史学并冠一时，久为海内共推。

”[1]《尔雅正义》是其经学代表作，邵氏殚虑精思

一年，三易其稿，于乾隆三十九年撰成，开清儒重新注疏《十三经》之先河，在清代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因声求义，顾名思义，指通过语音去探求词义，这是清儒研究词义的重要手段，也是其训诂成就远超前人的关键所在。

段玉裁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被公认为因声求义的典范，《说文解字注》、“高邮王氏四种”则是其因声求义研究成果的记录。

他们凭借娴熟的音韵学功底，在理论和实践上为这一学说做出了重要

贡献，引起了整个清代语言学的变革。

然而，任何一种成熟理论的形成不会是一朝一夕之功，因声求义作为一种科学、系统的训诂方法，同样有一个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过程。

早于《说文解字注》、“高邮王氏四种”出现的《尔雅正义》，是一部重要的语言学著作，邵晋涵新疏的主要成就在因声求义和辨释名物两方面。

邵晋涵对因声求义理论有所阐发，透过语音去考释词语也得到比较广泛的运用。

邵晋涵因声求义的明确主张，为王氏父子科学理论的形成作出了很好的过渡和铺垫，其功至巨。

然而历来的训诂学史论著对此不甚措意，很少提及，基于此，本文着重探讨邵晋涵《尔雅正义》因声求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成就。

、因声求义的理论

因声求义系统化、理论化是伴随着上古音韵系统完全明确才逐步形成的。

邵晋涵生于乾隆盛世，古音学还在探索之中，尚未昌明，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音义关系的认识和探讨。

耐人寻味的是，他对语言文字产生过程的理解和音义关系的主张，与段、王惊人的一致。

乾隆五十年，邵晋涵《尔雅正义》完成。

其《序》云：

“声音递转，文字日孳，声近之字，义存乎声。

自隶体变更，韵书割裂，古音渐失，因致古音渐湮。

今取声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说，因是以阐扬古训，辨识古义，远可依类以推，近可举隅而反，所以存古音也。

”[2]

乾隆四十九年，邵氏为洪亮吉所著《汉魏音》作序，

音宣而文字著焉，字日滋而声亦渐转，得其声始，则屡转而不离其宗，由是审音以定义，昭于制字之原，则互训、反训、辗转相训，亦屡变而不失其旨……学者由汉魏之音求声始以穷其转，能知‘三百篇'之比音协句，本于自然。

后世袭舛承伪，亦有所由致。

匡后世之舛伪，通古人之训诂，则六艺九家之传，皆文从字顺，而无诎屈之言。

”[3]（P74-77）

在这两段文字中，邵氏首先认为语音是发展变化的，古今数千年，文字日孳，语音屡变，变化的结果是古音不同于今音。

这与陈第“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语音史观是一致的。

这个道理今天看来浅显，似乎人人皆知，但乾嘉以前的古人却不尽然。

如顾炎武虽分出了古韵十部，但不懂得古韵与今韵的关系，他斥今韵不合古韵者为谬，要“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证沈氏、唐人之失”，他的《唐韵正》一书就是

辨沈氏分部之误，而一一以古音定之”[4]（P3）。

在这个问题上，邵晋涵比顾炎武高明，他懂得古今音的流变，认为汉音不同于魏晋六朝，汉儒郑玄、刘熙已注意到古音问题，在注释中离乎声，故义相贯通”。

而六朝以降，经学衰微，缘于古音湮废，后儒误以今音替代古音，致使训诂不明。

因此，说经解经者须树立语音历史发展的阶段论意识，以古还古，不要以今律古，这一见解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邵氏对文字形、音、义关系有较科学全面的认识。

形、音、义是一个字的三个方面，密不可分。

声音宣而文字著”，凡有声语言自出现之日起就是音义结合

是语义的载体，才是与语义直接结合的要素，因此要“审音以定义”。

再则，邵氏极力强调“明声”对于训诂的重要性，以声音通训诂，从音义结合关系去研究词义。

具体做法是“审音以定义”，以“声近之字”来推寻古义，阐扬古训，且“存古音”。

此外，邵氏还率先粗略提及“声近义通”现象与词语孳乳有关。

声音相同或相近的词为什么其义往往相通，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由于时代局限，包括段、王，都未能对“声近义通”现象产生原因作出合理解释。

邵氏的论述尽管失之简单笼统，但直接启发了章炳麟、黄侃、刘师培等后继学者对该问题的探讨以及同源词的研究[5]。

邵氏所谓“声近之字，义存乎声”，“取声近之字，阐扬古训”，“音声者，训诂之原”，鲜明地体现他的因声求义理论，道出了治《雅》学的训诂秘诀，段、王、章、黄因声求义理论主张与邵氏的观点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让我们来看看段、王等人的论述：

乾隆五十六年，段玉裁为《广雅疏证》作序云：

“小学有形、

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

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

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嘉庆元年，王念孙为《广雅疏证》所作的自序云：

“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

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

譬如

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

类，不限形体”[6]（P2）。

嘉庆二年王引之《经义述闻》成，其序云：

“凡字之相通，皆由于声之相近，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则窒矣。

”序又引家大人云：

“诂训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

中云：

“夫

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

”[7]（P2）章太炎在《文始叙例》

治小学者，在于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以得语言之本”。

黄侃在明声音。

字不明，则义之正假不能明；音不明，则训之流变不能明……丿惟声音文字，讲求纤悉，然后训诂之道，得其会归，惟诂训渐即?

]明，斯名物渐知实义[8]（P132）。

以上这些文字，为后代训诂研究著作频频引用。

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照录下来，无非是想把段、王、章、黄之说与邵说相互印证观照，在肯定段、王突破“重形不重音”的藩篱，将因声求义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功绩的同时，不应忽视邵晋涵的影响和作用。

邵氏尽管不像段、王有音韵学专著，但他并非不懂音韵，不谈音韵[9]，上面两序多少说明他对古音的认识和见解。

段、王成熟的理论体系构建有邵晋涵浸润的因素，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因声求义的实践

理论离不开实践的检验，因声求义这一训诂方法，在邵晋涵

尔雅正义》中得到比较广泛成熟的运用，具体体现在：

（一）破假借

通假即临时借用一个音同音近的字代替本字，这种临时替代

例子俯拾皆是，现择取几例。

邵晋涵正义：

《释诂》云：

“崇，充也。

”此篇又释桄、颖俱为充也。

《说文》云：

“桄，充也。

”义本《尔雅》。

《释文》云：

孙本作光。

”《尧典》云：

“光被四表。

”《周语》云：

“故

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

”皆言充也。

光通作横。

戴震曰：

记》：

‘号以立横。

'郑注：

‘横，充也。

'《孔子闲居篇》：

以横于天下。

'郑注：

‘横，充也。

'《尧典》古本必有作被四表'者，横被，广被也。

《淮南?

原道训》：

“横之而弥于四海。

”横、光声相近，故汉人称“横门”为“光门”，后世犹沿其旧矣。

此条邵氏先引例证，说明“光，充之训”，再引时贤戴震观

点，戴氏断言今《尚书?

尧典》“光被四表”古本作“横被四表”，纠正了自郑玄以来的误说。

但是“光”何以本作“横”，戴氏拘于字形立说，认为是“横”转写为“桄”，“桄”又脱误为

光”。

邵氏则认为是声近通假。

按古音[10]，光，见纽阳部；横，匣纽阳部，叠韵通转，声音相近，符合通假条件。

为证不诬，又举三个例子印证。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光被四表”条，

基本上照录邵氏观点。

后人往往叹服于王氏的发明[11]（P119-120），殊不知原创者为邵氏，这从一个方面也说明《尔雅正义》对王氏的影响。

又如《释诂》：

“豫、射，厌也。

”邵晋涵正义：

射者，《文选注》引《韩诗》云：

“在此无射。

”薛君云：

“射，厌也。

”

祭统》云：

“奔走无射。

”《屈原？

天问》云：

“皆归射鞫。

”

是也。

又郑注《乡射礼》云：

“豫，读如成周宣榭灾之榭。

”是豫读为射。

射通作?

尽?

狙滴?

厌，以声为义也。

射”为何有满足义，郭注未交代，邵氏认为“射”为通假

字，本字为“？

c”，“？

c”有满足义，故“射”的假借义为满足。

按古音，？

c,余纽铎部，射，船纽铎部，叠韵通假。

（二）探语源

所谓语源就是事物得名的由来。

清代学者在探求事物命名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原因是这个时期的古音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古音学与训诂研究的综合使语源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12]（P143-144）。

邵晋涵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他很重视名物词的训释工作，在《释山》“河南华”条下云：

“《尔雅》者，正名之书也。

”显然，辩名正物成为《尔雅正义》中的重要内容。

然而对事物本身的名号与实体进行分辨，决非易事，由于古今异称，未得实际目验，实难判知，再加上语音的古今变化，事物命名之由难解。

邵氏的处理方法，除了态度上实事求是，多闻阙疑外，主要是借助因声求义这个利器，探讨事物命名理据。

因此，

因声求义大量表现为求语源。

如《释草》：

“蘼，?

e冬。

”邵晋涵正义：

蘼一名?

e冬

今案门、满声之转，郭君所见《本草》有作满冬者，故注引之。

麦门冬为多年生草药，一物多名。

?

e冬为何又名门冬、满冬？

邵氏循声责义。

按古音，？

e、门俱为明纽文部，满，明纽元部，元文旁转。

?

e冬一曰门冬，二者音同为训；门冬又称满冬，

声近为训。

韵》以?

i为鳗，更无所据。

全祖望云：

“?

h鲥鱼也。

粤谚曰：

类篇》云：

“其生有时，吴人以为珍。

”

此条郭注未详，至今还是众说纷纭。

如徐朝华《尔雅今注》

认为?

f是鳗鱼，胡奇光撰《尔雅译注》则认为“?

f?

i”连属。

邵氏正义明确指出二者皆误，认为?

f、?

i、鲥音近为训。

案：

?

f

读梨，今广州、阳江话梨读lei,与?

i音相近，系方言分化结果。

[13]（P367）粤人称这种每年春季按时来到沿海的鲥鱼为三?

i、

三?

f。

《正字通？

鱼部》：

“鱼别名。

广州谓之三?

f之鱼。

”清

三?

f

？

f、？

i，同物异称，均为鲥鱼，鲥鱼之大者为当？

i。

（三）辨连语

清代，连语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黄生、王念孙父子、王国维等，为连语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尤其是王念孙谙熟古音，精于考据，长于总结和发现，在《读书杂志?

汉书十六?

连语》中纠正了前人误释的二十三个例子，完成了连语理论的构建工作。

王氏连语观尽管与今解有异，然其对连语特点、成因的说明大体是相同的[14]。

令人惊异的是，早于王氏父子的邵晋涵，对于连语的训释原则、性质，也作了探讨，许多结论与王氏如桴鼓相应，不谋而合，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连语研究。

如《释诂》：

“？

c？

p，？

离也。

”邵晋涵正义：

此释草木？

r密之异。

《说文》云：

“？

c,小见也。

”引《尔雅》曰：

“?

c?

P,弗离。

”案：

？

c?

P,?

离皆双声，凡双声之字，义存乎声……郭

云草木之丛茸翳荟，犹《孙子》云“葭苇山林翳荟”也。

“?

离?

h弥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