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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和经营策略（doc27页）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和经营策略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和经营策略

黄宪熊福平论文提交时间：

2004/12/0

武汉大学商学院

发表于《金融研究》2005年2期

摘要：

本文根据外资银行跨国经营的理论，对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阶段、动机和经营策略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并着重考察了中国加入WTO后在华外资银行经营行为的变化和调整，意在探讨隐藏在这些变化后的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的整体策略。

关键词：

外资银行经营策略

引言

中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对我国银行业的挑战和竞争，以及我国应该采取的应对策略一直是金融理论界和实务界高度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但这些研究基本是以外资银行在母国的经营策略和方式来推断它们在中国的经营方式和竞争策略。

我们研究的出发点认为，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业，无论从动机到经营手段和竞争策略都应该是一个理性的和不断调整的过程，它基本上应该与跨国银行投资理论和理念吻合。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进程和程度，研究外资银行在华经营

作为企业，银行经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必要的利润回报，实现银行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这也是外资银行进入他国市场的必然要求。

尽管目的相同，但诱发外资银行进入的直接因素却不尽相同，主要有如下因素：

东道国和银行经营所在国经济关联程度的提高

东道国和银行经营所在国经济一体程度的提高，分别体现在两国间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上。

一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离不开必要的贸易融资条件的支撑以及足够的金融资本的扶持。

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如果母国企业和银行间存在着比较固定的良好合作关系，会极大地提高企业的对外竞争力。

因而，国际性企业向境外的扩张，经常伴随着其伙伴银行的业务同时向境外扩张。

国际学术界对银行伴随跨国企业经营的研究较多。

早期的研究主要有Grubel和Gray（1977）、Gray（1981）以及Kindleberger（1983）等。

他们认为，国际银行往往跟随本国非金融企业的投资，而进入他国市场，并以这些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

经济学家们使用了不同的经济变量来反映两国间的经济关联程度，主要考虑的变量包括两国间的地理位置、两国双边贸易量和双边直接投资量。

对两国间经济关联程度和银行业与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都较多的表明，两者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例如，Goldberg和Saunders（1980和1981），Goldberg和Johnson（1990），Brealey和Kaplanis（1996），Yamori（1998）等使用双边贸易量、非金融部门直接投资量等作为经济关联程度的衡量标准，而Ball和Tschoegl（1982），Grosse和Goldberg（1991）则将两国地理位置纳入了考虑经济关联的因素分析变量。

这些研究的结论都证明，外资银行的进入与国家间贸易、资本往来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

Esperanca和Gulamhussen（2001）的实证结果还表明，国际性银行进行跨国投资活动不仅追随公司客户，而且追随着诸如永久移民或非公民永久居住者这样的非公司客户。

尽管“跟随客户动机论”获得学术界了广泛的认可，但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两国间经济关联程度与银行业进入正相关并不一定说明银行是伴随着跨国企业活动的，也理解为是银行业的跨国经营反过来为其客户的扩张创造了积极条件，还有可能是其他的经济因素的变化同时促进了跨国企业和银行的发展。

Seth，Nolle，和Mohanty（1998）针对在美国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做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银行的大部分贷款客户都是非母国的企业。

Miller和Parkhe（1998）所做的另外一项研究表明，主要的美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所做的直接投资同两国间经济贸易往来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

东道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多的市场获利机遇

近期的许多研究表明，许多外国银行很大程度上是受东道国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丰富获利机会和较大的发展空间吸引而进入东道国市场的。

Claessens，Demirgüç-Kunt，和Huizinga（2001）收集了1988-1995年间80多个国家的数据分析表明，税率较低和人均拥有资本量较高的市场环境以及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预期对国外银行有较大的吸引力。

Focarelli和Pozzolo（2001）采集了涉及28个国家143家银行的更详细的数据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

另外一个对外资银行进入能否获取必要回报的重要因素是国内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

事实上，上述实证研究还表明，在外资银行进入广泛的地方，其本地银行往往经营成本较高而利润率较低，处于相对的经营无效率状态。

这种情况基本上印证了生产折衷理论的观点，因为外资银行正是利用自身经营上的制度优越性和技术先进性，在不断地重新整合低效率的当地金融机构，并在这个金融体系转变过程中和完成以后，可以获取比较优厚的利润回报。

第三、东道国相对宽松的金融管制环境

东道国的金融管制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十分直接：

外资银行更偏好于管制宽松的金融市场。

不同国家根据自身金融体系健全和发展程度的不同，往往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做出不同的规定。

发达国家限制很少，发展中国家则出于保护国内脆弱的金融机构的目的，往往对实力强大的外来银行设置严格的准入限制和业务经营上的广泛管制。

例如，在历史上，美国为了促进银行业的竞争，曾经长期实行单一银行制度，国内银行的业务经营受到严格的地域限制，而与此同时进入美国市场的外资银行并没有受到同样法令的管制，所以在美国金融市场上曾经出现过外资银行相对于国内银行经营空间更大，更占优势的局面。

Goldberg和Grosse（1994）研究了美国实行不同的金融管制条令的各州情况表明，在金融制度较为自由的州，外资银行的活动明显活跃。

国际上也是如此。

凡是外资银行构成金融体系重要部分的国家，如阿根廷、智利等都是市场准入自由的国家，而对外资银行进入设立较多限制的如埃及、韩国等，其金融市场仍然为国内金融机构所控制。

（二）对外资银行的进入形式和业务竞争策略的研究

通常，外资银行进入别国市场的机构设置可以采取四种形式：

代表处、分支行和控股银行子公司和合资银行。

在设立何种金融机构形式的选择上，Wengel（1995）认为规模经济效应是国际银行在东道国进行选择的主要因素。

从现实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实际情况是外资银行以设立分支行和建立子公司两种情况为主，分行更多的是由来自于母国较大的银行所建立，参股控股子公司则更多的出现在资本流动比较自由且人均收入较高的东道国。

Miller与Parkhe（1998）实证研究了影响美国银行进行国际扩张的组织形式，该研究发现，美国银行在东道国所提供的银行服务水平依赖于其组织形式的不同，以子公司形式出现的跨国银行的比重受进入壁垒、东道国是否允许混业经营、直接投资规模、银行体系的发展状况、差别税率以及东道国工业化和发展水平不同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

Parkhe与Miller（1998）研究了美国银行在22个不同东道国内的组织形式偏好，发现东道国银行体制的发展水平和银行监管水平与美国银行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国际扩张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偏好之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国际大行倾向于在银行体系发展完善的东道国执行子公司导向战略，而是否执行产品多样化的战略取决于东道国市场的监管情况。

在业务竞争策略方面，Grubel（1977）的研究认为首先应将银行金融市场业务细分为三个子市场，即批发市场、零售市场和服务市场（中间业务市场）。

Tschoegl（1982）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由于零售银行业务需要银行与顾客存在紧密的实际距离和很小的文化差异，所以一般国际性银行不会轻易介入零售银行业务，即使介入，也往往通过兼并和收购的方式进入东道国的零售市场。

Fung，Bain，Onto和Harper（2002）对专门从事于执行跨国收购战略，将跨国银行业务集中于零售银行业务的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的竞争策略进行了研究，其分析结论也支持了上述观点。

类似的研究还有Buch（2001）和Williams（2003）分别对在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外资银行的分析。

Calomiris，Carey（1994）和Kraus（1995）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在批发市场，外资银行也偏好于通过兼并已有的东道国金融机构来争取业务，而较少自行开发新的客户。

在国内，关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研究近年来比较多，也逐步深入。

2000年中美达成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之际，不少学者都认为外资银行的业务重点将集中在中间业务和面向企业的批发业务上，同时由于其经营网点的劣势，对于零售业务的竞争，主要将依靠其在业务创新和高科技服务手段上的优势，在网上银行业务和信用卡这两个零售市场上向中资银行发起有力的挑战。

宗良（2000）和谢康（2001）、陈景超（2002）分别撰文分析了这两个市场上未来可能的激烈竞争。

在批发业务上，国内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外资银行将加强对优质客户的争夺，包括跨国集团在中国的分支企业、中外合资和合作经营企业、国内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外向型企业、大型加工贸易企业集团及高新科技企业等。

吴成颂（2004）认为，外资银行的主要竞争手段是依靠其成熟完善的服务体系和全面多样的金融产品以及强大的产品创新能力来满足客户的需要。

中间业务方面，这方面的研究结论比较集中，普遍认为，外资银行同国内银行相比，中间业务是其最大的优势所在。

也有个别不同的意见认为限于国内的市场条件，外资银行中间业务在短期内仍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如耿同劲（2004）。

二、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阶段

1979年，我国批准第一家外资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

1981年，中国批准设立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外资银行分行——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

1985年，有关部门允许在厦门、珠海、深圳、汕头和海南经济特区设立外资银行。

1990年，配合浦东开发，批准上海对外资银行开放。

1992年，又批准沿海七个城市对外资银行开放。

1998年7月，中国宣布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机构的地域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在任何城市设立机构。

截止到2004年4月，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64家外资银行在华设立了192家营业性机构，其中88家已经获准从事人民币业务。

另外，外资银行还在国内设立了209个代表处，分支机构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

截止到2003年底，外资银行在华资产总额已经达到3969亿元（人民币），占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1.4%，在我国金融体系中重要性日显突出。

外资银行在华设立机构的发展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一外资银行在华机构设立的时间分布（单位：

家）

年份

代表处

分行

支行

合计

1980

1

1

1981

8

1

9

1982

7

1

8

1983

3

3

1984

4

1

5

1985

8

6

14

1986

5

7

12

1987

3

3

6

1988

1

2

3

1989

5

1

6

1990

8

2

1

11

1991

4

11

15

1992

8

15

23

1993

14

27

1

42

1994

18

14

32

1995

25

17

42

1996

17

14

2

33

1997

14

15

3

32

1998

11

11

1

23

1999

16

7

23

2000

6

4

10

2001

8

2

1

11

2002

18

1

19

资料来源：

根据《2003年中国金融年鉴》中的数据整理

图一：

外资银行每年新增营业性机构的发展阶段和时间分布

历史地看，受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和政策影响，并为了适应当时的市场条件变化，外资银行的进入及其市场策略明显地带有阶段性。

具体地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见图一）：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起步阶段

这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末。

1982年，中国政府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四个经济特区设立营业性金融机构，从此开始了中国金融业实质性的开放。

但限于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许多政策制定都是实验性质，引进外资银行是为了配合沿海经济特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所以，这一阶段进入大陆的外资银行基本上是香港银行及少数传统上经营大陆业务的日本和欧美银行，尤其是同沿海经济特区发展加工贸易往来的香港金融机构。

最明显的特点是，外资金融机构凡是设立营业性分行的，都在直接贸易往来密集的区域，如深圳、厦门等，而凡是设立代表处的，绝大部分都选择在北京，较少例外。

表明了这一时期外资银行更大程度上对中国市场持摸索和观望态度，没有进行成规模的资本投入。

外资银行在华扩张阶段

从1991年到1997年是外资银行在国内迅速发展扩张的时期，每年新开业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都有十几家以上，最多的一年更是达到了42家，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分支机构中营业性的分行占了很大比重。

外资银行在华快速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上十年的历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外资机构对中国市场的前景明显看好的必然结果。

同时，1990年9月，为了促进上海浦东开发区的建设，经国务院批准，上海成为经济特区以外首先获准引进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的城市。

此项将中国国内最强大的地区经济体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的政策，使外资银行的目光纷纷从北京转向了上海。

1990年12月19日和1991年7月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正式开业，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和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决策公布之后，国务院决定再开放广州、天津、大连、福建、青岛、宁波和南京七个沿海城市。

1994年7月，又批准杭州、武汉等10个大城市成为可以引进外资营业性金融机构的首批内地城市。

1995年，北京也获得了同样的批准。

除了这些政策因素，上世纪90年代初也正是我国历史上对外贸易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时期。

外资企业旺盛的融资需求无疑是外资银行得以迅速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而且，过热的中国经济发展使国内利率水平相对国际市场居高不下，这一方面吸引着大量的国外资本通过外资金融机构的运作到中国市场进行套利，另一方面使得外资银行的资金较国内银行有较大的成本优势，这客观上也导致外资企业有较强的偏好向外资金融机构寻求资金来源。

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的收缩阶段

从1997年开始，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经历了三年的收缩时期，其在华总资产额也出现了负增长，从1997年的379.2亿美元下降到了1999年的317.9亿美元。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地区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其中涉及到的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就有韩国和日本等。

日本和韩国的不少银行出现大量坏账，不得不清理其在华投资，重组资产，在随后的一年里，这类银行关闭了部分在华办事处和营业机构。

同年，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出现信用危机并最终破产，促使外资金融机构开始正视中国不健全的金融体制下蕴涵的市场风险，采取了较为谨慎的市场策略，不再片面强调资产扩张。

同时，金融危机也使东南亚国家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货币贬值，使其出口竞争力有了较大提升，而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产品之间存在较大程度的替代性，导致我国的对外贸易在1998年度首次出现负增长。

中国对外贸易的小挫，加上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贸易伙伴国国内经济的严重损失，使在华的外资银行市场空间受到了不小的挤压。

另外，从1998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的供大于求的状况。

为了刺激经济需求，我国中央银行在几年时间里连续9次降息，但这一举措使得外资银行不再具有资金成本优势，导致许多三资企业纷纷削减资金成本相对较高且有升值预期压力的外币贷款，转向中资银行进行人民币融资。

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了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的整体下降。

外资银行发展的新阶段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并且承诺入世两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入世五年内取消所有地域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

2002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人民银行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外资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

从此在华的包括银行在内的外资金融机构有了明确的管理条例和法规，外资银行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然而，伴随着经营政策空间的扩大，外资银行并没有出现人们担心和预计的大举占领市场的局面，反而较以往收敛了许多。

种种迹象表明，外资银行对在中国的业务布局、发展战略等各方面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

三、当前外资银行在华经营战略的变化和特点

经历了十几年的摸索期，外资银行对中国市场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也逐渐形成了清晰完整的经营战略。

来自不同国家的外资银行根据其资金规模、业务优势、企业文化等的不同，其在华经营战略也有着各自的特点。

尽管外资金融机构很少宣扬其经营战略上的变化和特点，我们仍可从近年来市场上渐渐发生的各种变化中认识了解其经营战略的调整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从机构地域布局转向追求利润

外资银行对中国加入WTO的反应最初是很平淡的，同上世纪90年代的外资银行大举抢滩中国比起来，这几年外资银行新增的分支机构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大部分都是非营业性质的代表处。

考虑到2001年6月，台湾宣布允许部分金融机构赴大陆建立办事处这个因素（导致2002年申请设立的代表处数目增长较大，仅台湾银行代表处就有7家），外资银行近年来的机构设置就更少。

而且，近几年所有在中国所设立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大都是一些处于国际中游水平的跨国银行，或者是同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周边国家银行，而居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银行几乎没有任何机构增设动作。

但是，国际著名银行在华设立的分支机构的战略意图是清晰的，即着眼中国经济增长的中财富积聚最快的地区，强调设置机构的效益。

它们的机构设置稳定地布局在中国沿海大中城市，基本覆盖了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区。

表二所列的都是在全球最活跃的国际著名银行，它们在华分支机构的设立可以清晰地看清楚它们实施的是“2：

8黄金分割率”区域布局战略。

从国际活跃银行的在华机构设置和它们近年来不再进行机构扩张的行为可以看出，这些最主要的外资银行在华的地域布局战略已经初步完成。

今后若干年内，可能还会有新的外国银行进入中国，或现有的外资银行也会增加其分支机构设置，但可以预料这种机构设置在数量上将是极为有限的。

表二国际活跃银行在华机构分布情况

国际活跃银行

分行

代表处

汇丰银行

上海、深圳、北京、大连、广州、青岛、天津、武汉、厦门

重庆、成都

花旗银行

上海、深圳、北京、广州、天津

上海、成都、厦门

摩根大通银行

北京、天津、上海

北京、深圳、上海

美洲银行

北京、上海、广州

大连

法国巴黎银行

上海、深圳、北京、广州、天津

成都、大连

德意志银行

广州、上海

北京

东京三菱银行

上海、深圳、北京、天津、大连

成都、广州、无锡

恒生银行

上海、广州、深圳、福州、南京

北京、厦门

渣打银行

上海、深圳、北京、珠海、天津、厦门、南京

上海、成都、广州、青岛、杭州、宁波、大连

资料来源：

《银行家》杂志2004年第5、6期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逐步兑现加入WTO的承诺和市场环境的不断改善，外资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也越来越强调在华机构成长为新的利润中心，业务的盈利状况也开始大幅好转。

天津外资银行已于2001年扭转前几年整体亏损的局面，实现整体盈利1786万美元。

2002年在沪外资银行普遍盈利，年末账面利润以达近亿美元，2003年上海29家外资银行本外币业务实现税后利润8300万美元，同比增长6.4％，其中，超过一半的利润来源于人民币业务。

截至年末，上海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达到275亿美元，较上年增加了35.7％。

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一些主要的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的盈利水平已经非常接近其全球范围的平均水平。

以2001－2003年连续三年被《金融亚洲》评为“中国最佳外资银行”的汇丰银行为例，其2003年度全球平均资产收益率（ROA）为1.03%，内地分行总资产为人民币322亿元，利润为人民币3.247亿元，较上一年度增长了108％，内地业务ROA水平约为1.01%，已经基本达到其在全球的水平。

尤其需注意的是，这个绩效是在我国对外资银行业务仍有若干限制条件下取得的，因而更显示了外资银行强大的盈利潜力。

随着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限制的逐步放开，人民币业务发展非常迅速。

以中国金融开放的前沿城市上海为例，从盈利结构来看，外资银行人民币税前利润占总税前利润的比重，已从2001年的15.56%增长至2003年的52.12%。

外资银行还推出了很多人民币业务的新品种，为客户提供多样的服务。

随着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机构数量和经营地域的不断扩大，人民币业务将成为未来外资银行盈利的一条主渠道。

（二）从强调竞争转向强调同中资银行的战略合作以弥补其劣势

在大举扩张的上世纪90年代，无论是在经营指导思想还是实际市场运作上，外资银行的确是强调同国内银行进行市场竞争。

国内金融界、理论界曾一度也对中资银行竞争的劣势十分担忧。

中国加入WTO后更是让中国银行业格外忧虑外资银行的巨大竞争压力，“狼的真来了”的喊声一时此起彼伏。

然而，入世后至今，除了国际贸易融资中的中间业务份额下降较快和“爱立信”倒戈花旗银行事件一度使中资银行感受到压力之外，中资银行仍然没有切实体验到真正的冲击。

外资银行同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首的中资银行进行市场竞争时，其主要劣势在于难于参与零售业务和没有可靠的人民币资金来源。

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相当规模的零售网络，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外资银行不可能在零售业务上同中资银行较量的理由所在。

国际银行业的发展经验表明，零售业务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欧美银行业经历了上世纪末期的一段艰难的调整期，在本土已经转型为混业经营、利用信息技术大力发展网络银行、大力减少人员和分支机构的新型金融机构。

外资银行正在把完成转型后的业务战略理念和技术引入到中国市场上的争夺上来。

但是就目前看来，这种争夺主要是通过同中资银行在具体业务上的合作、参股、设立中外合资银行等形式来实现的。

这是现实的选择，其目的是为了弥补其自身的劣势。

表三外资参股中资银行情况

银行名称

外资参股方

参股份额

备注

光大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1.9%

已完成

上海银行

汇丰银行、IFC、香港上海商业银行

18%

已完成

南京市商业银行

IFC

15%

已完成

浦东发展银行

花旗银行

5%

已完成

西安市商业银行

加拿大丰业银行、IFC

24.9％

已签协议

兴业银行

恒生银行、IFC、新加坡直接投资公司（GIC）

24.98%

已签协议

深圳发展银行

新桥投资公司

17.89%

已获批

上表反映了已经完成的外资机构参股中资银行的基本情况。

此外，比较引人注目的中外银行的合作还有：

2004年2月，中国建设银行与德国施威比豪尔住房储蓄银行合作建立中德住房储蓄银行正式营业；2003年11月，中国工商银行将其持有的上海巴黎国际银行50%的股份转让给合资方法国巴黎银行；建设银行股份将引入花旗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等。

外资之所以参股中资银行，一方面是出于长期经营的战略思考，另一方面也有着明显的短期目的，就是要借中资银行不受政策限制和其地域网点设置完善之力，介入零售市场。

例如，汇丰银行和上海银行的合作，直接催生了2004年1月申卡国际信用卡的发行。

2004年2月，花旗银行和上海浦发银行也联手推出了花旗参与管理和技术合作、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双币种信用卡。

外资银行正是通过这种途径，绕开了人民币业务对象和地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