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治的六大败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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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统治的六大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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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统治的六大败笔

元朝（公元1271年~1368年），历十一帝98年。

其对中国的短暂统治，从总体上看，得分不高。

归纳起来，主要有六大败笔。

内斗频繁

至元十六年（1279年），陆秀夫背着8岁的幼帝赵昺投海殉国，标志南宋灭亡。

蒙元立国后，统治阶层出现了以许衡为首的儒臣派与以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派官员之争。

儒臣派认为国家应节省经费、减免税收。

理财派认为南人藏有大量财物，应予没收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忽必烈信任色目官员阿合马，设立尚书省解决财政问题。

而儒臣则以太子真金为核心形成一派，与阿合马抗衡。

结果阿合马被刺杀，而真金也于其后得病而死。

忽必烈仍任用理财派官员，榨取南人财物。

忽必烈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死，铁穆尔即位。

铁穆尔停止对外战争，罢征日本、安南，与长期敌对的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讲和，结束了西北的动乱局面。

专力整顿军政，减免江南部分赋税。

大德十一年（1307年），铁穆尔死，前太子真金之孙海山即位，是为元武宗。

并立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约定兄终弟及，同时又约定爱育黎拔力八达死后，帝位复归武宗之子。

至大四年（1311年），元仁宗即位，违背前约，改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

延祐七年（1320年），元仁宗死，硕德八剌即位，是为元英宗。

元英宗下令清除朝廷中铁木迭儿的势力，但随着清理的扩大，再加上朝廷中的蒙古保守势力对元英宗以儒治国的施政不满，导致铁木迭儿的义子铁失在至治三年（1323年）夏天趁格坚汗去上都避暑之机，在上都以南15公里一个名叫南坡的地方，刺杀了元英宗及宰相拜住等人，史称南坡之变。

元英宗被行刺后，镇守和林的晋王甘麻剌的长子，真金的长孙，也孙铁木儿率兵南下，杀掉行刺元英宗的叛臣后即位，是为元泰定帝。

泰定五年（1328年），元泰定帝死。

丞相倒剌沙在上都奉泰定帝之子阿剌吉八为帝，是为元天顺帝。

与此同时，元武宗旧部重臣燕帖木儿与河南行省丞相伯颜则分别秘密向漠北和江南遣使，同时迎接周王和世剌与其弟图贴睦儿。

结果，图贴睦儿先至大都，在天历元年（1328年）自立为帝，是为元文宗。

而和世剌抵达和林后，也宣布即位，是为元明宗。

元文宗表示愿意退位，奉兄为帝，两人遂相会于上都之南，元文宗毒死元明宗后称帝。

但元文宗在位期间，丞相燕帖木儿自恃有功，玩弄朝廷，导致大元朝政更加腐败。

元文宗于至顺三年（1332年）去世后，为洗刷他毒死哥哥的罪行，遗诏立年仅七岁的长兄次子懿璘质班为帝，是为元宁宗。

但元宁宗在位不到两个月即去世。

元宁宗的长子妥欢贴睦尔被札牙笃汗皇后从静江（广西桂林）召回并立为帝，是为元惠宗。

元惠宗

元惠宗在位之初，右丞相伯颜的势力很大，把持着朝政，一度不把元惠宗放在眼里。

元惠宗与伯颜的矛盾日益尖锐，后在伯颜之侄脱脱的帮助下，元惠宗废黜了伯颜。

随记：

“权力争夺”应该是一个中性概念，关键在于权力挣得后的作为。

纵观元帝国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我们很难认为元朝统治阶级争夺皇位的性质，是政治家对施展政治抱负的政治舞台的争夺，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像是狼群对猎物的争夺。

这样的争夺，无论谁胜谁负，于社会全无正面意义，相反，只会加剧社会矛盾，使苦难中的人民雪上加霜。

立国之始，百废待兴，统治阶级忙于争权夺位，罔顾民生是为必然，其统治根基可想而知。

元帝国早夭是必然结果。

民族歧视

元朝的统治者从立国之初就采取了民族歧视、压迫政策。

把国人分为四等：

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

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人，是最早被蒙古征服的。

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国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晚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及东北的高丽人。

南人指原南宋境内各族人民。

把臣民分出等级，有其实际意义。

蒙古西征，数十万“色目人”入籍中国

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农田连同汉人田主，像奴隶一样赏赐给皇亲国戚或功臣。

南宋灭亡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

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

汉人忽然间失去农田，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

蒙古人可以随意侵占农田，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第一任大汗铁木真即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色目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

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更甚。

1286年，为了明年进攻安南王国，征用全国马匹，色目人三匹马中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

蒙古帝国时期，从各千户、百户和部落中拣选士兵，组成精锐部队，在野战和攻打城堡时充当先锋，战事结束后驻扎镇戍于被征服地区，称为探马赤军。

等级制度在元朝渗透于各个领域。

如军队分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等。

职业、户籍等也进行分级，全国百姓等级为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十级，在这种分级体系下，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受尊敬的儒家沦落到连娼妓都不如的地步。

随记：

元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帝国。

从疆域的广阔度来说，连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也不能和蒙元帝国相提并论。

《元史·地理志》言元帝国的疆域是：

“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

蒙元统一后的疆域是：

北到北冰洋沿岸（包括西伯利亚大部），南到南海诸岛，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中亚，东北至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鄂霍次克海。

地域辽阔。

民族众多，统治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实现民族和解，促进民族融合，是为第一要务。

然而，元帝国却采取了激化民族矛盾，加深民族分裂的政策。

保护权贵，强化特权，依靠少数人，站在百姓敌对的立场上，定政策，办事情。

虽已立国，却仍坚持战争状态的思维，终其一朝，始终未能实现民族和解。

此酷似一叶扁舟在大海行驶，一旦风起浪涌，翻船是必然的。

动摇基础

在忽必烈统治时期，蒙古落后的游牧经济模式，成为摧毁经济基础的飓风。

大量的农田被占为牧场。

赵天麟上疏指出：

“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

在山东的一些蒙古军官，也“据民田为牧地”，“畋游无度，害稼病民”。

此其一。

二是屡次向民间括马，严重削弱了农业生产力。

仅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十五年（1288年）两次括马即达二十二万匹之多，还在一些地区下令不得把马和车用于拽碾耕作。

三是农民沦为奴隶或农奴。

元朝的“驱口”或“驱丁”是主人的私产，主人对他可以任意买卖。

元朝法律规定：

主人杀死无罪驱口杖八十七，良人打杀他人驱口杖一百七，和私宰牛马的刑罚几乎相等。

世祖、成宗时，叙州安抚使张庭瑞，家有“奴婢千指”，共种“上田五千亩”。

世祖攻占江南，元将阿里海牙把降民三千八百余家没为家奴，“岁责其租赋”。

元朝的土地分为官田和私田两种。

私田是蒙古贵族、汉族地主和一部分自耕农民私人占有的土地。

官田是政府掌有的土地，在北方主要是金朝屯田军遗留的田土，南方则包括南宋的官田、内府庄田和贾似道当权时掠夺民田而设置的公田。

元朝统一后，把这些官田的一部分作为军事屯田，一部分作为官吏的职田，一部分赏赐寺院的僧侣，一部分赐给蒙古王公贵族，剩余的由政府直接招人耕种。

四是土地过度集中。

蒙古贵族都广占田土，“诸赐田者”往往在各地“驰驿征租”。

在北方，占地四顷以上的地主比比皆是，“其军、站户富者，至有田亩连阡陌，家资累巨万，丁队列什伍”。

在江南，“富户每有出地，其余的百姓每无田地”，富户之中，“一年有收三二十万租子的，占着三二千户佃户”。

《元史·武宗纪》也记载：

“富室有蔽占王民役使之者，动至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而江浙寺院所占佃户竟达五十万家。

元朝灭宋时，许多汉族的官僚地主乘势侵占农民的土地。

范文虎在湖州、南浔一带强占了大量膏腴的田土，以海运起家的张瑄、朱清更是“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一般在职的官吏也纷纷夺占百姓的田产。

随记：

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使他们沦为奴隶，只得依附权贵才能生存，表面上看似壮大了权贵的实力，实则培养了敌对势力。

权贵们越是肆无忌惮，制造的敌人越多，为统治者掘的墓坑就越深。

元朝是以行钞为主，相传元世祖忽必烈建都上都城后，曾想仿效宋朝以铜钱为主要流通货币，但有大臣劝阻道：

“铜钱乃华夏阳明政权之用，我们起于北方草原地区，属于幽阴之地，不能和华夏阳明之区相比，我国适用纸币。

”忽必烈认为有理，便决定用纸钞而不用铜钱了。

其实，主要原因是元朝的历代皇帝从未停止过侵略和战争。

从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算起,南进中原,三次西征,到元世祖统一后的数百年间,年年用兵,“费糜巨万”。

这就有两个难点,一是战线漫长,铸钱运输困难;二是开支巨大,铸钱的材料无法保证,而使用纸币是唯一可行之路。

赋役过度

赋税制度，主要有税粮和科差两项。

税粮南北不同，北方分为丁税、地税；南方则沿袭南宋旧制，按地亩征收两税。

差役，按里甲户等编派，如坊正、里正、仓官及库子等。

又有修城、开河、筑堤、运输等力役。

差役极为繁重，给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

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

地主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

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后因无果禁令废除。

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碱土地作熟地充数。

“苛急烦扰”，民不堪命，时常激起农民反括田增租的斗争。

随记：

农民的土地、身份、权利、尊严均被剥夺，剩下的只有皮鞭、苦役和不断增加的赋役，他们干瘪的肚子里没多少粮食，却有很多怒气，仇恨在积聚，怒火在累加。

犹如把干柴置于毒日头下暴晒，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起大火，是时，权贵们津津乐道的特权、财富和颐指气使会在瞬间化为灰烬。

剥夺了众人的东西，就使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制度腐败

元朝时等级分层最为明显，特权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随处可见。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

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作佛事”。

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

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

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

据仁宗延佑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

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

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

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

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

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

“所属始参日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日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

觅得钱多日得手，除得州美日好地分，补得职近日好窠窟”，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

到了顺帝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

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王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

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随记：

个别的官员腐败，反映的是人品问题；大面积的官员腐败，折射的是制度腐败。

制度腐败靠惩治、宰杀贪腐官员以震慑，几无效果，只有决策者割除自己的私欲，从制度上、从根本上用猛药，才能收效。

而改进制度，触动的是庞大的、实力强悍的利益集团，非常药可医。

不仅需要魄力，更需要智慧和胆识。

元帝国的衰灭，是其立国之本决定的。

囚笼高压

元政府将每二十家编为一“甲”，“甲主”由蒙古人担任。

这二十家就是甲主的奴隶，其衣服、饮食，甲主可随意索取，女子、财产，也可随心所用。

在甲主控制下的汉人不能打猎、不能持有兵器、不得集会拜神、不得学习拳击武术、不得赶集、赶场，甚至夜间走路也被禁止；“喇嘛”、“番僧”在当时被赋予无上的特权。

元朝以喇嘛教为国教，僧侣不仅享有法律特权，甚至还干预司法。

元朝的寺庙是一种享有特权的经济实体，它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

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把宋朝皇帝和许多大臣的坟墓，全部挖掘以获取金银珠宝，至少有五十万户农民（约250万人）被编为寺院的农奴。

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掠走，留下妇女陪宿。

他们很少出钱买东西，都是直接掠夺。

如此统治和压迫，历代少见。

在元统治下不足百年的时间里，反抗斗争不绝史书，据记载，只江南地区，就有200余起。

元朝武士

为了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在全国遍驻军队。

“以蒙古军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探马赤军戍江、淮南，以尽南海，而新附军（原南宋的军队）亦间厕焉”。

此外，又有女真军、契丹军、高丽军、辽东的乣军、福建的畲军、云南的寸白军等，皆不出戍，称“乡兵”。

为了加强对边远地区的统治，元世祖又封诸子为王，分别镇戍和林、云南、回回、畏吾、河西、辽东等地。

随记：

纵观有元一朝，统治者始终把自己当做“外族”，把百姓视为敌人。

残酷压榨，高压监禁，敌视情绪始终增长。

这样的皇帝，百姓没人喊“万岁”；这样的江山，百姓没人去捍卫。

长久积聚的愤怒，等待着时机。

朱元璋的大明江山，与其说是打下来的，不如说是元朝统治者一点一点拱手送上的。

关汉卿位于“元曲四大家”之首

附名人语录

恩格斯指出：

“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地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

恩格斯：

《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周总理一次到崖山视察工作,总理看到《崖门览古诗》中的“万里穷何路，双崖壮此门，吁天惟决战，航海岂图存”时，转过身来与在场的群众评说这场海战，他说，我看，陆秀夫不应该跳海，他应该带兵到海南岛去，带兵到台湾去，在那里搞根据地，还可以再打嘛。

周总理站起来边走边指着海南岛和台湾岛的海面方面，说这些地方退可守，攻可扰，打下去是大有前途的。

当地干部向周总理讲述流传民间的南宋灭亡逸事，周总理听后动情地说：

“崖山这个地方的历史古迹是有意义的，宋朝虽然灭亡了，但当时许多人继续坚持抗元斗争，保持了民族气节。

”

鲁迅说：

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

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

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

“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满清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

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

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

”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我们不准备评论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备评论蒙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

我们只提醒苏共领导一下，当你们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

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

成吉思汗在一二一五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一二二三年侵入俄罗斯。

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一二四○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中国。

”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