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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廿四节气教案
一九九八廿四节气
一、教学要求
通过阅读,体会作者优美的文笔和细腻的观察力;
结合自己对节气的认识,形成自己的感悟;
体会作者对自然的深挚之爱。
二、学习要点
学习作者观察生活、记录生活的能力。
通过学习本文,体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谐的重要性。
三、作者生平
苇岸,1960年1月生于北京市昌平县北小营村,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2年在《丑小鸭》发表第一首诗歌《秋分》,1986年结识诗人海子,1988年开始写作开放性系列散文作品《大地上的事情》,成为新生代散文的代表性作品。
1998年,为写《一九九八廿四节气》,苇岸在家附近选择了一块农地,在每一节气的同一时间、地点,观察、拍照、记录,最后形成一段笔记。
1999年在病中写出最后一则《廿四节气:
谷雨》,5月19日因肝癌医治无效谢世,享年39岁。
按照苇岸自己的意愿,他的亲友将他的骨灰伴着花瓣撒在故乡的麦田、树林与河水中。
苇岸一生文字很少,不足二十万字。
生前只留下一部《大地上的事情》,在病榻上编就了自己的第二本书《太阳升起以后》,在诗人林莽的奔波下,于2000年5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苇岸:
一个人的道路——我的自述
我于一九六○年一月七日,出生在北京市昌平县北小营村。
据祖父讲,我们祖先是最早来这里定居的人家之一。
这座村庄,位于我所称的华北大平原开始的地方。
它的西部和北部是波浪起伏的环形远山,即壮美的燕山山脉外缘。
每天日落时分,我都幻想跑到山顶上,看看太阳最后降在了什么地方。
我曾认定,太阳落山后,是从山外绕回到东方去的。
而我那时的山外,就是外国。
这个大平原的开端,给了我全部的童年和少年。
与所有乡村的孩子一样,它们是由贫匮、欢乐、幻想、游戏、故事、冒险、恐惧、憧憬、农事等等构成的。
我时常缅想它们,但我还从未将它们写进我的散文。
当我看到华兹华斯“童年是男性人的父亲”的说法时,我对他的这句话感触很深。
那时村子东西都有河。
村里的井也很多,一到夏天,有的只用一根扁担就能把水打上来。
每年,麻雀都选择井壁的缝隙,做窝生育。
雏雀成长中,总有失足掉入井里的。
此时如果挑着水桶的大人出现,这个不幸的小生灵便还有获救的可能。
我从小就非常心软,甚至有些极端。
我不能看屠宰牲畜,或杀一只鸡。
我的这种心地,与血缘有关。
至今我仍认为,我的四姑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最善良的人。
这个根本,使我后来对非暴力主义一见倾心。
我的散文《四姑》和《上帝之子》,实际从血缘与信念两个方面,间接讲了我自己。
我的乡村童年和少年时代,读物是匮乏的,我现在已全然想不起那时读过什么书了。
关于文化,最早给我留下印象的是电影《马兰花》和《人参娃娃》。
在故事方面,先是叔祖母的民间故事,后是四姑的古典小说。
在文学上,四姑是我的启蒙者。
而我的祖父,一个秉性鲜明、极重尊严、与所有家庭成员都保持距离的人,给了我另一种精神:
从我懂事起,直到一年前,年过八十的老人突然瘫痪,他从未间断每晚睡前的日记。
我对使用文字,很早就有兴趣。
中学时,我曾尝试写过小说,一个乡村少年的故事:
顽皮,但好心;为了老师午休,试图赶走树上所有的蝉……我这篇唯一的小说,并未写完。
我还模仿写了一些动物寓言,它们其实说明了我那时即开始的“文以载道”倾向。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使我稍后得以走进大学的校门。
带着喜悦、骄傲和未知,我从乡村中学来到了都市的大学校园。
这是一个新的天地,她对我的最大意义,不是课堂,而是视野、志同道合的友谊和图书馆的书籍。
“朦胧诗”——一种新鲜的、具有本义色彩的诗歌——在校园的传播,使我的文学热情有了定位。
我开始读诗,抄诗,尝试写诗,崇敬诗人,与诗人交往。
长久以来,在我的意识里,诗人与诗歌不分。
即使是今天,如果我为诗人或作家做了什么,我仍认为,我不是或不单是帮助了他们,而是帮助了文学本身。
我的诗歌时期,对我的散文写作,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除了一种根本的诗人特有的纯粹精神,恰如布罗茨基所讲,散文作家可以向诗歌学到:
借助词语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产生的特定含义和力量;集中的思路;省略去不言自明的赘语。
的确,“如果散文作家缺少诗歌创作的经验,他的作品难免累赘冗长和华而不实的弊端”。
对我来说,我努力去做的,即是将散文作为诗歌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来写作。
我的第一篇散文《去看白桦林》,写于一九八八年初。
最终导致我从诗歌转向散文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
当我初读这本举世无双的书时,我幸福地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
此时我已经有了一个令我满意的工作:
与社会可以保持必要的距离,夜晚授课、而将上午——每日官能最清澈的时刻——献给阅读和写作。
我的每年暑假的自费旅行,也已进行。
到一九九○年,我已走了黄河以北几乎全部省区。
我喜爱的、对我影响较大的、确立了我的信仰、塑造了我写作面貌的作家和诗人,主要有:
梭罗、列夫·托尔斯泰、泰戈尔、惠特曼、爱默生、纪伯伦、安徒生、雅姆、布莱克、黑塞、普里什文、谢尔古年科夫等。
这里我想惭愧地说,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一直未能进入我的视野。
一个推崇李敖、夸耀曾拧下过一只麻雀脑袋的人,曾多次向我推荐《厚黑学》,但我从未读过一页。
而伟大的《红楼梦》,今天对我依然陌生。
不是缺少时间,而是缺少动力和心情。
在中国文学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切:
聪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艺、个人恩怨、明哲保身等等,唯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
海子曾说:
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
我的笔名“苇岸”,最初来自北岛的诗《岸》,也有另外的因素。
我不仅因“我是岸/我是渔港/我伸展着手臂/等待穷孩子的小船/载回一盏盏灯光”这样的诗句,感到血液激涌;更有一种强烈的与猥琐、苟且、污泥的快乐、瓦全的幸福对立的本能。
我这样讲,并非意味我在我的生命衍进中,从未做过使自己愧怍的事情。
对于它们,如毛姆在《七十述怀》里写的那样,我希望我说:
这不是我做的,而是过去的另一个我做的。
“没有比对人类的爱更富于艺术性的事业。
”虽然我是一个作家,但我更喜欢梵·高这句话。
我希望我是一个眼里无历史,心中无怨恨的人。
每天,无论我遇见了谁,我都把他看作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人。
我曾经想,在我之前,这个世界生活过无数的人,在我之后,这个世界还将有无数的人生活;那么在人类的绵延中,我为什么就与我同时代的这些人们相遇,并生活在一起了呢?
我不用偶然来看这个问题,我把它视为一种亲缘。
当然我知道,事情远非这么理想和浪漫。
但我愿意像古罗马的那位皇帝马可·奥勒留那样,每天早晨对自己说:
今天我要见到一个我主动问候他,他却视我别有企图的人;一个除了自己的利益圈子,对一切都冷漠无情的人;一个把比他人生活得优渥,看作人生最大幸福的人;一个将“无度不丈夫”,当作“无毒不丈夫”奉行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无知。
再过两个月,就是我三十五岁的生日了。
在我的一生中,我希望我成为一个“人类的增光者”。
我希望在我晚年的时候,我能够借用夸齐莫多的诗歌说:
“爱,以神奇的力量,/使我出类拔萃。
”
——《太阳升起以后》,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
四、作者作品
苇岸的作品,是真正的绿色文学。
不论他的思维方式,对待自然的理念,还是对待人情世故,都体现了一种抛弃了二元对立,将个体置入整体系统的鲜明的生态性。
不过他的文字产量甚少。
他生前出版了《大地上的事情》,在病榻上编了《太阳升起以后》,袁毅在他去世后有编辑了他的《上帝之子》。
“他用一种季节轮回一样的速度,字斟句酌般缓慢地写作,他所有的文章不超过17万字。
”但文字的精美、和煦和深远却在他身后铺开了一条伸向野地——我们真正的家园的路。
一些当代作家的相关评论
《兖矿新闻》1999.6.4,《大地上的观察者》——记忆中的苇岸,张亮回顾了和苇岸的交往,听到苇岸去世的电话,张亮切肤裂骨地疼痛。
他谦逊、和蔼、磊落,让人信赖,苇岸是个素食主义者,苇岸的精神——清洁、素朴、宁静、深邃及其作品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得到一切善良的人们的敬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将永存,他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
刘泉的纪念文章是《苇岸是棵树》,苇岸说话很慢,作品很少,思考很多,不能看见枪杀,向往梭罗。
走过大江南北的苇岸,是顶天立地的一棵树。
2000年7月3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载王家新的《大地的守望者》,他把麦地、树林、冬日的小灰雀,连同自己质朴的生命一起带入太阳的光流。
苇岸不仅安息在丰盛的麦地之中,也将永远活在金子一样闪耀的他的语言里,他的语言目击了创造。
在你走后,庄稼仍会一茬一茬地生长,秋天会到来,雪会降下来,黄昏仍会美丽得惊人。
你质朴高尚的人格会激励我在这个世界上坚持,你那灵魂的力量会时时矫正人们对生活和文学的理解。
清澈的京密运河两岸杨树吐絮,小麦抽穗,一片片桃林、杏林谢花之后,正准备累累果实,布谷鸟动人啼唤,从早到晚不时传来苇岸所赞美过的放蜂人也即将把他们的家挪到野花绽放的山坡上。
2000年7月《散文选刊》作家珍存栏。
载刘烨园先生:
苇岸:
为他人的欣慰和宁静,一脉美好价值充实的宁静,一腔不惮牺牲自我的欣慰。
他因此而活在“大地上的事情里。
”
《圣徒之美》载2003年4月13日《齐鲁晚报》,作者耿林莽。
苇岸这个笔名清晰地表达出他对大地、河流、优美、绿色植株及其摇曳丰姿的投影的钟爱。
大地、庄稼、鸟与昆虫、草叶、花和果实,胡蜂来去与季节的转换,这一切,人与自然的亲缘联系,便是他笔墨光照的美的世界,无所不至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爱心渗及万物,这使人想起陶潜、王维和中国古典诗文中虚静美的追求,农耕文化背景的深渊。
然而不仅于此,苇岸接受的文化影响还来自于西方:
梭罗、爱默生、托尔斯泰、利奥波德,还有雅姆人文精神,对生命的爱是其核心。
钟情于大自然,热爱大地河流。
就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他那里下了一场大雪,他还孩子似的给诗人王家新打电话,说是要出去看雪。
白芒芒的大地一片洁白,这是“圣徒”的心灵的向往和反射。
“圣徒”的美,雪一样的洁美。
2004.2《山东文学》载崔凯璇的文章《上升中的生命飞扬》一文中说:
苇岸以旁观者或边缘人的姿态,描摹大地上的事情,把自己的欣喜、感叹痛惜之情,隐藏在文字后面,将主体闪避到对象的边缘,从而形成一种类似“零度写作”的状态。
通过我的观察使大自然生动鲜活地“自动呈现”出来,在主体情绪完全收敛的状态下,展现出生命世界的丰富、充实、完备、自足的自在状态,但是也正是通过散文中自在状态的展示和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文字,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写作主体怀着热切的爱,专注而执著于大地上的一切诗意事件的聆听和涵容。
把自然与人们和谐统一,看作是最高幸福,把大自然作为拯救心灵和获得生命力的精神故乡。
从而在字里行间,一个寻求诗意栖居与自在生命状态的主体形象跃然纸上。
《诗歌先锋档案》中载诗人黑大春的文章:
苇岸随1999年病逝,一个行将就木的理想主义世界用被吻别的泥土收回了它末代英雄的骸骨。
中华大地一下子变得空无,尽管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
苇岸是唯一一个令我信服的人文主义者!
这不仅由于他的受家族影响及圣雄甘地非暴力影响而采取素食主义生活方式,也不仅因其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人格魅力,并具其在原则上所体现的鲁迅硬骨头精神,包括他的土地道德中涵盖的人皆成舜尧的信念以及他对许多外省诗人伸出的俄罗斯圣愚之手。
(他认为帮助了某个诗人就等于帮助了诗歌本身。
)当然还有他童心未泯的幽默感。
譬如:
某年愚人节他在电话中一板一眼地对宿醉中正揉着红眼睛的我说:
他赤手抓住了一只野兔。
但最可靠的依据非他的文本莫属。
那一篇篇朴拙似魏碑的随笔:
实证了克劳塞维茨的诗学范式:
散文不过是诗歌以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己。
200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是在昌平市场里面的旧书摊上发现那本《芙蓉》杂志的,我一抓了过来付了钱,那上面有大地上的诗人——苇岸画传及创作,林贤治先生的《未曾消失的苇岸》,林莽先生的《苇岸生平与创作年表》,苇岸自传《一个人的道路》及其《大地上的事情》39则。
我骑车直奔图书馆,当走进图书馆时,头有点晕,不一会儿,找到图书管理员,借到98年第二期《世界文学》我与梭罗。
《人民文学》99年第5期苇岸《一九九八廿四节气》六则,我一边发着高烧,一边看着苇岸的文字,至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苇岸家住昌平,我却在昌平旧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虽然我们素不相识,我在鲁南一个小城镇上关注着他,盯视着他。
2004年春天,满目桃花盛开,我想痛哭一场,在春天的暗夜里,不知是什么缘故,也许是哀叹生命的短暂。
也许多年以后,我就在某个暮春的黄昏,偶有零星小雨飘过,我就如一缕初夏的风,悄悄地离去,不留一丝痕迹。
那落寞难忘的思绪弥漫了整个四月,我郁郁寡欢。
疼痛。
也许是为大地上失去这样一位诗人而流泪,他——苇岸,永远活在大地上的事情里。
五、创作背景
深受梭罗、利奥波德等人的自然思想和伦理观念影响的苇岸,其作品的风格不同于环境文学,而更接近在西方被称为自然写作(naturewriting)的文体。
他在创作上,体现了对博物学的重视,表现出自然科学家一般的严谨。
为了写作《一九九八廿四节气》,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他居所附近的田野上选了一个固定的基点,每到一个节气都在这个位置,面对同一画面拍一张照片,形成一段笔记,时间严格定在上午9点,风雨无阻。
然而,他仅仅创作完其中的六个节气之后,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一九九八廿四节气》竟成为旷世绝响!
六、课文讲解
1.课文朗读
挑选六位同学,分别朗读六个节气的篇章。
2.课文分析
本文是苇岸未完成的作品,它所涉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不断被书写的文学命题。
而且一定程度上,这也是苇岸十余年写作生涯中唯一的文学命题。
他在《一九九八廿四节气》中用诗人的手仔细地把握着季节流转的脉搏,把人与野地的世界用相同的节拍贯通起来。
比如他写立春:
“带着冬天色泽和外观(仿佛冬季仍在延伸),就像一个刚刚投诚的士兵仍穿着旧部褪色的军装。
”他写乍暖还寒的雨水时分:
“土地隐没了,雪使正奔向春天和光明的事物,在回归的路上犹疑地停下了脚步。
”写春分:
“杨树现在则像一个赶着田野这架满载绿色马车的、鞭子上的红缨已褪色的老车夫。
”他不仅自己享受着自然的节奏,也殷切地希望“弃绝于自然而进入‘数字化生存’的人们”能够想起古老而永恒的廿四节气。
他眼里的大地不是冰冷、被动的客体,而是活泼的、可以对话的。
大量拟人和比喻的使用统一了自然的节律和我们生活的节律,只有把节气,把自然的风物当作生活中的是熟人,当作活生生的家庭的一员来看待,才会有此细致入微的体验和与自然界如此贴近的亲和。
他对季节的敏感体现的是一种古老的逻辑思维,即从对天象的推算和对地理的察看中感受四时的变迁。
这样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循环的概念,迥异于现代社会里线性的、向前的时间观。
对现代社会的反抗让人觉得他若是生活在农耕时代,或许就不至于“一直在阴郁里生长”了,或许他可以舒展开全部的创作枝叶,用蘸满了对泥土的感情的笔走向他的创作巅峰。
然而他的早逝似乎在残酷地证明,与时代脱了节的他注定了是在谱写他与属于他的世界的挽歌。
不过,他要恢复大地的完整的企图,毕竟和一个前朝遗少的旧梦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他的笔与螳臂相较是充满力量的。
并非我们,苇岸的接受者和学徒,都应该完全跟寻他走过的每一个脚印,因为他与梭罗一样,其生活方式不是常人能够承受的。
应当学习的是他的反思精神:
在物欲的喧嚣与骚动中,在我们盲目地奔跑在“文明”发展的轨迹上时,他沉静而忧郁地立于路边,恳切地劝我们回头看看,看已走过的一路上错过了多少风景,看一路上散落了多少我们丢弃的自然的馈赠。
(节选自韦清琦《苇岸:
绿色文学的先行者》)
本文的艺术特点也体现在这样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上,在自然面前,苇岸自称为“观察者”,有“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因此,本文中,人与自然是平等的、对话的、交流的,而不是把自然人格化,或者托物言志、借景抒情。
3.课文难点讨论
通过阅读这篇文章,体会大自然的神奇,并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题进行课堂讨论。
4.相关评论
大自然的孩子苇岸
朱航满
我称苇岸为中国的梭罗,可惜的是苇岸最终没有写出一本像《瓦尔登湖》这样的著作,其实他已经完全具备了梭罗式的才能。
苇岸的作品很少,他生前只有一部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去世之后朋友为他编辑了一本散文集《太阳升起以后》,这两本作品的差别就是后一本收录了他去世之前没有完成的散文作品《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
我们仅仅看这些文章的名字就可以明白他笔下文字所试图要表现的景象,他的文字都与这个世界的大自然有关,这种看似朴素简单的文字却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学得来的,就像梭罗也不是谁都可惜学得来的一样,只有一个人的内心真正达到了这种回归到自然之中的本真状态之中,他才有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这其中一半是才气一半是境界。
苇岸在去世之前都生活在北京郊区昌平,他在那里安静地读书或者写作。
昌平这个地方总让人有一些忧伤的联想,当年苇岸的好友诗人海子就是在昌平写下了令人伤感的诗歌《在昌平的孤独》,这个地方因为远离了文化的中心而让诗人感到寂寞,但接近了大自然却可以让诗人内心变得更加清洁澄澈。
苇岸对于昌平就是这后一种的关联,他因为这种与大自然的亲密的联系而感到一种幸福,在那里他也才可能顺利地观察和写下那些来自大自然田野中细微与美妙的事情。
他在临离开人世之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将他的作品《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写完,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和毅力的工作,在整个一年中作家必须在每个节气的当天去观察他所看到的大自然,这一未完成的作品最可能接近梭罗的品质。
他从1998年2月4日立春的8时53分开始工作,这一天昌平的田野中有“能够展开旗帜的风,从早晨就刮起来了。
在此之前,天气一直呈现着衰歇冬季特有的凝滞、沉郁、死寂氛围。
这是一种象征:
一个变动的、新生的、富于可能的季节降临了。
外面很亮,甚至有些晃眼。
阳光是银色的,但我能够察觉得出,光线正在隐隐向带有温度的谷色过渡。
物体的影子清晰起来(他们开始渐渐收拢了),他们投在空阔的地面上,让我一时想到附庸或追随者并未完全泯灭的意欲独立心理。
天空已经微微泛蓝,它为将要到来的积云准备好了圆形舞台。
但旷野的色调依旧是单一的,在这里显然你可以认定,那过早的蕴含着美好诺言的召唤,此时并未得到像回声一样信任地响应。
”苇岸以他精微细腻的散文笔法将他在立春这一天上午昌平所观察到的大自然写在了纸张上,那是一个富有色彩和立体感的世界。
从这一天起,他接着写下了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五个节气,每到一个节气的来临,对于他就是一个重要的仪式,从开始观察到记录下眼中的景象他都以一种敬重的心情来完成。
二十四个节气他只完成了对于六个节气的描述,这是一次有价值的文学实验的遗憾,这种看似带有行为文学的活动更多的流露出一个作家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与眷恋。
1999年4月20日苇岸在病中完成了节气中谷雨的写作,5月份《人民文学》刊出了这六份没有完成的《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5月19日苇岸在昌平去世。
他只活了39岁,他所喜爱的作家梭罗也只活了44岁,为什么这么热爱自然热爱一切有生命的人却早早被世界所抛弃?
苇岸最早是一个诗人,但一本小书改变了他的写作,这本书使他由诗歌的写作改变为对散文的写作,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以及面对整个世界的人生态度。
1986年冬天诗人海子向他推荐了梭罗的散文集《瓦尔登湖》,他把从海子那里借来这本书连续读了两遍,并且做了很多的摘录。
在关于梭罗的文章《人必须忠于自己》中我们可以读到他当时的那种激动的心情以及这本书对他造成的影响,“由于这本书,我觉得我获得了一次新生。
它给我带来的精神喜悦和灵魂颤动,是我读过的其他书所不能比拟的。
它教人简化生活,抵制金钱至上主义的诱惑。
它使我建立了一种信仰,确立了我今后朴素的生活方式。
”最重要的是它使得一个诗人真正地回到了大自然中,使得一个诗人开始关注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具有生命意义的事情。
在苇岸十分有限的文字中有三篇是直接与梭罗有关的,读这些文字依然可以感觉出他对于梭罗在精神上的认同,他说《瓦尔登湖》是他唯一的在版本上多重收藏的书,他甚至给出版社写信告诉他们这本书应该重印,那是在一九八八年,很难买到这本书。
等他去世的时候乃至今天,《瓦尔登湖》在书店里已经随处可见了,但我们却失去了这样一位真正热爱自然,过着朴素简约和恬静寂寞生活的作家。
(见《中国气象报——云海副刊》2005年10月27日)
这个季节的树叶和水
早晨上班的时候,我看到了绿色,在春天里,这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那是些杨树的叶子,它们探出头来,不会超过三天。
这时节的绿不同于夏天,带着暖意的阳光在绿叶的脉纹下跳舞,春天和空气一起流动。
已经过了清明,下一个节气是谷雨,谷雨很快也就到了,它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最为宜人的几个节气之一。
这些日子,我一直希望自己有一个平静的心情,因此选了苇岸的散文集和海子的诗集放在身边,我从苇岸的书里知道了很多关于节气的事情,这本书的名字叫《太阳升起以后》,印数只有三千册,是作者一生的几十则散文随笔性文章,一九九九年三月,苇岸在病中写出最后一则《廿四节气:
谷雨》,五月便病死了,他得的是肝癌,这一年三十九岁。
临死前,苇岸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完成二十四节气,他为此准备了一年,从一九九八年起,每一个节气,他都要到选定的同一块田野之中,拍照并且记录,季节细微的变化和农事疏缓的更番一一呈现。
苇岸是一个自然的观察者,他感受着古老的时间和“大地上的事情”,播种,劳动,太阳,月亮,季节更嬗,小麦拔节了,雀鹰在天空盘旋,他记录着自然中的生灵,胡蜂,蝴蝶,麻雀,林木以及鸟巢……在《太阳升起以后》中,他像他所喜爱的梭罗一样,让自己的呼吸顺随着土地的呼吸。
苇岸住在北京郊区昌平县城的边缘,在屋里能够看到太阳升落、月出以及远山上的风起云涌,他常常徒步穿越田野,但决不践踏庄稼,他很少在城里过夜,“一个望不到星星和不能进行深呼吸的空间,于我已经难以忍受了。
”
在昌平,苇岸和海子一楼之隔,走过去只有几分钟,自然而然地成了朋友。
在那座距北京三十公里,毫无文化和精神可言的小城里,他们交谈和写作,一起进城去书店、看展览或者见朋友。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苇岸说,当时,“他的胃里干干净净,只有几瓣桔核,像他纯洁和占有很少的一生”,海子身边带了4本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远洋》,《新旧约全书》和《康拉德小说选》,那一年海子二十五岁,黄金刚刚露出一点点亮光的年龄。
苇岸和海子奇异地相似,他们仿佛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有植物的脉络和根须,在一首致叶赛宁的《旅程》中,海子写道:
我本是聪明能干的农民子弟/我本应该成为浓雾退去的河岸上/年轻的乡村教师/和淳朴的农家少女一起坠入情网/但为什么我来到了酒馆和城市……
面对这两个死去的人,我想起了更多的像他们一样的心灵的写作者,他们在春天里如同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一日,王小波因心脏病倒在家中电脑桌前,关于王小波,说的人太多了,不如沉默的好。
另一个,胡河清,也许没有几个人记得了,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日,从他所居住的七楼公寓窗口跳出来,那是一个黑夜,没有电,蜡烛也燃尽了,窗外是雷声和雨点,“无计灵台缈青鸟,独对古佛忆紫箫。
冷月荡波凄清夜,寒窗听雨雨悄悄。
”胡河清生前任教于华东师大,写过很多文评和书评,死后,他的师友、学生、同事捐款为他出版了《胡河清文存》,文章涉及钱钟书、孙犁、金庸、孙甘露、余华、苏童、朱大可等,那些文字中散发着中土古老文化的神秘气息,只能出自晶莹的灵魂和一颗赤子之心。
这些我喜欢的人,似乎注定了必须要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踽踽独行,偶有阳光照亮了心灵的一角,并不足以驱散漫漫长夜,他们都在这个季节里走了,这个春天,有的是自愿的,有的被疾病谋杀,可是我觉得召唤来自同一地方——时间到了,他们该回家了。
顾城说,有些灯火/是快乐的/它知道熄灭以后的日月/她知道她的快乐;海子说,我要还家/我要转回故乡,头上插满鲜花/我要在故乡的天空下/沉默寡言或大声谈话……
在《大地上的事情》最后一则,苇岸写道,“在世界上,现在有两种事物的循环或轮回比较相象。
一种是树叶,一种是水。
这是两种壮美的、周而复始的运行:
树叶春天从土地升到树上,秋天它们带着收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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