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正式定稿解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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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正式定稿解析
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影响
宋帮强
(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漳州363000)
摘要:
为了和台湾民众党领导下的台湾工友总联盟相抗衡,新文协领导人连温卿试图整合左翼工会力量筹建台湾总工会,但却遭到文协内部王敏川派和台共的坚决反对,连温卿筹建台湾总工会活动无疾而终。
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台共在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取得左翼工会的领导权并使右翼工会左倾化;二是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工会组织;三是筹建台湾赤色总工会。
由于多数党员的艰苦努力,台共在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就。
然而,1931年6月,台共遭到日本殖民者完全破坏,台共领导的工人运动也最终衰落下去。
关键词:
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工人运动;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
在20世纪20年代末,台湾工人在台湾文化协会和民众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一度掀起了台湾工人运动的高潮,给日本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在近代台湾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然而,台共在工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怎样?
所扮演的角色如何?
迄今笔者尚未见到学界有专题探讨,虽然有个别学者曾从侧面涉及此事,但也是语焉不详。
有鉴于此,笔者拟根据台湾总督府警务局主编的《台湾社会运动史——劳动运动·右翼运动》和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库存的《台湾共产党》档案资料,拟就台共对台湾工人运动的影响作一尝试性探讨,文中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台湾工人运动概况
㈠台湾工人运动的背景
台湾近代产业工人队伍的出现,是在日据之后。
随着日本资本的涌入,台湾制造业、运输业、矿业,尤其是食品加工业中产业工人队伍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土著资本在工业领域投资亦逐渐形成,其下的工人队伍逐渐发展壮大。
据统计,1930年全台工人人数为577752人,其中制造业87351人,占15.1%;矿工19562人,占3.3%;运输业48862人,占8.4%;短期雇工421976人,占73.3%。
以民族分类看,日本人占3%,台湾人占93%,其余为大陆劳工、原住民和朝鲜人。
台湾工人阶级深受日本资本、台湾土著资本的双重压迫,处境十分困难。
台湾工厂的大多数为雇工不满15人的小规模工厂,其数量占工厂总数的77%,并且半数以上的工厂不使用动力。
在日资企业里,工人动辄遭到日人资本家和工头的斥骂和虐待,山川均就曾揭露:
“企业家是日本人的场合(许多新设的制造业,就是这样),企业家常怀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心理和态度,以对待劳工:
是在进行一种不可形容的虐待。
彼辈心思这种无节制的、无限制的榨取,是优等民族对劣等民族应有的权利;并且相信这才是占领殖民地的一部或全部的意义。
”台湾本地工人不仅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劳动,而且还深受日本统治者的压迫和歧视,即使干同种工作,平均工资只有日本工人的一半左右。
据1927年的调查统计,木匠日人日工资3.5元,台湾人为1.8元;石匠日人日工资4元,台湾人2元;铁工日人日工资2.5元,台湾人1.6元;苦力日人日工资2元,台湾人仅为0.8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台湾工人由于受到大战末期的物价飞涨、日本本土及中国大陆劳工争议蓬勃发展的影响,初步、自发性的劳工争议数目显著增加,1920年劳工争议已有51件。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1919年台北印刷工人结成了具有近代工会性质的台北印刷从业员组合,这为台湾近代组织工会的开端。
20世纪20年代后,在台大陆劳工于1923年成立台北华侨洋服工友会等多个工会组织,带动和影响了台湾近代工人运动的兴起。
据统计,1921~1931年间,全岛共发生劳资纠纷513件,罢工293次,暴动示威10次,卷入人数达36280人。
台湾的工人运动,斗争的目标集中指向日本资本家,在所有的劳动争议里,针对日本资本家的约占60%以上。
1927年后,台湾文化协会和台湾民众党也积极介入工人运动,并将台湾工人运动逐渐推向高潮。
㈡新文协领导下的工人运动
1927年1月台湾文化协会分裂后,以连温卿、王敏川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派”取得了文化协会领导权,文协由原来从事文化启蒙运动的团体转变成为以阶级斗争为主的社会主义团体。
文协转向后,立即宣布:
“台湾文化协会永远为农、工、小商人、小资产阶级的战斗团体”,并以建立工人组织为当务之急,支持和指导当时工人的罢工斗争。
从1927年4月起,新文协的连温卿、王敏川在台湾各地相继成立了台湾机械工友协会、台湾制材工联合会、台北印刷工会、基隆印刷工会、台湾船碳工会、台湾涂工会、通宵总工会、彰化总工会、台南总劳工同志会等左翼工会。
在新文协的指导下,台湾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压迫,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反对低工资和无理解雇的斗争,不断出现高潮。
在1927~1928年间,文协领导的罢工斗争主要有日华纺织会社台北办事处的罢工、嘉义营林所的罢工、阿里山出张所的罢工和高雄台湾铁工所的罢工,其中以高雄铁工所的罢工影响最大。
1928年4月3日,高雄台湾铁工所的工人王风在文协的帮助下,组织成立了台湾机械工友会,并吸收该所160多名台湾工人参加。
为破坏刚成立的工友会,第二天厂方无故将王风解雇。
工友会代表郭清、陈良等人向厂方交涉,一致要求王风复职,但遭到厂方无理拒绝。
4月7日工友会组织铁工所的工人举行罢工,文协、农民组合东港支部、台北机械工会领导人相继赶来支持,要求厂方答应罢工工人的要求。
4月17日,厂方又将120名罢工工人开除。
4月22日,文协、农民组合立即向全岛发出檄文,号召全岛工会举行同情罢工以及其它声援活动。
当时有21个工人团体予以响应,他们不仅组织1433人罢工,而且寄来1000多元和食品给予援助。
罢工不但使铁工所也使其它工厂的资本家意识到工人团结的力量。
一些台湾机械工友会会员所属工厂的资本家,开始对支持铁工所的罢工的工人施加压力;日本殖民当局更于4月22日出动警察,将在台湾机械工友会馆集会、声援铁工所罢工的工人逮捕拘留,并查封了会馆。
王风由于受到警察的不断迫害,被迫流亡到大陆。
在这种情况下,罢工最终失败。
自1920年代以来,虽然台湾各地已成立了几十个大小工会,但它们不仅弱小而且还没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各次罢工斗争,都不能取得满意的结果。
为了更有力地与资本家斗争,连温卿深感有必要将各个左翼工人团体联合起来,因此,他开始谋求实现成立及统一左翼工会的活动。
1928年1月1日,连温卿联合各地机械工会代表78人,在台北成立了“台湾机械工会联合会”,会员有300多人。
1928年6月,连温卿打算在原有左翼工会的基础上,准备成立“台湾总工会”;然而,文化协会内部在有关工人运动纲领、工会组织及名称等诸问题上意见不一,无法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加上文协组织不久因新竹事件、台南墓地事件遭到严重破坏,台湾工人运动的主导权逐渐转移到了民众党的手中。
㈢民众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
台湾民众党十分重视对工人运动的支持和领导。
1927年7月,蒋渭水等人在台中成立了“台湾民众党”,就将发展工人团体和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其主要任务。
民众党成立后,蒋渭水等人亲自巡回全岛各地,举办演讲及座谈会,参与劳资纠纷,促进各业工人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
在民众党的影响下,台北各地纷纷涌现各种以“工友会”为名的工人团体,到1927年底民众党领导下的工人组织就有21个,工人3000多名。
随着工友会创立运动的进展,蒋渭水为了统一领导工会运动,强化对党的支持,因而提倡建立一个全岛性的工会——工友总联盟。
经过一番筹备,在台湾民众党的领导下,1928年2月19日,在台北市召开“台湾工友总联盟”成立大会,当时加盟的一共有29个工人团体,其宗旨是“谋求工人、店员之利益、幸福及其生活之提升。
”其任务是帮助台湾工人、店员团体的发展,统一全岛工人团体,集中领导全岛的工人运动,并想办法解决工人失业问题及设置职业介绍所,以保护台湾工人、店员的利益。
“台湾工友总联盟”在《创立宣言》中强调“我等台湾的劳动阶级占农、工、商、学四民中第二多数,至少有百余万人,实为台湾民众中之重要部分。
观察我等台湾人之环境及地位,不得不感觉我等劳动阶级之历史使命极其重大。
故我等应自我体认为民众解放运动的前锋队,非勇往迈进不可。
……努力奋斗意欲成为拥护劳动阶级权利的总机关,为劳动阶级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解放运动担任前卫队,以完成台湾劳动阶级的历史使命。
”
相对新文协而言,民众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更具组织性和斗争能力,规模和影响力也要大得多。
工友总联盟成立之初即有团体会员29个,个人会员6367人,1928年底猛增至团体会员65个,个人会员达7816人。
民众党指导工友总联盟所开展的工运也颇有成就。
在工友总联盟成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各地就进行了大小不等的罢工19次,其中高雄浅野水泥会社罢工事件更是将台湾工人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1927年底,位于高雄的浅野水泥会社借经济不景气解雇大批工人,却不给遣散费,这使工人十分愤慨。
1928年3月,一名原工厂的工人因被警察抓走而被工厂解雇,释放后他要求复职为厂方所拒绝。
当时该水泥厂的工人多加入高雄机械工友会,工会负责人黄赐发动工人支持他,却又被厂方借此开除41名工人。
于是黄赐组织700多工人在4月13日进行罢工。
民众党蒋渭水等人赶到高雄进行声援,并举行演讲呼吁各界进行支持。
会社反而更变本加厉,又将178名工人开除。
蒋渭水决定在工友总联盟设立专门机构,协助浅野的工人进行长期罢工。
然而,在5月13日黄赐等31名组织罢工的骨干被警察逮捕,工人群龙无首,罢工即告失败。
高雄的浅野水泥罢工,其所持续日数之长,以及罢工团体阵容之整齐,实为台湾空前所未有的大罢工。
二、台湾共产党反对连温卿组建台湾总工会
1928年台共建党时,在“工人运动对策提纲”规定了台湾工人运动的方针,该方针主要内容如下:
“台湾的左翼劳动组合在文化协会的指导下蒙受福本主义的影响而陷于宗派主义的谬误,右翼工会则被民众党干部改良主义之欺瞒所误导。
故党应该派党员到劳动运动的前线,以克服左翼工会的谬误,暴露右翼工会指导者的欺瞒,使工会大众左翼化,展开左右两翼的共同战线,以促进台湾总工会的组成,再以此为产业别、地方别组织来设置工会支部,置于党的影响下,从日常斗争中吸收优秀工人分子到党来,将所有的斗争导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加盟工会国际以遂行无产阶级的国际性任务。
”该方针的实质是将台湾左、右翼工会联合起来,建立工人运动统一战线,以便将台湾的工人运动置于台共的领导之下。
1927年在文化协会发生分裂以及台湾民众党成立后,台湾工人团体分为两大阵营:
一是文协领导的“左翼”工会,即由台湾文化协会组织起来的台湾机械工会联合会;另一是台湾民众党组织的“右翼”工会,即由蒋渭水所领导的台湾工友总联盟。
这两个阵营在指导工人运动思想上有很大的差异。
新文协主张阶级斗争:
“我等致力于改善劳动条件,谋求劳工生活之提高及安定,为使劳动阶级脱离资本主义制度的支配,乃根据阶级观念,集中大众的意识与行动,以发挥最大的斗争力量,巩固组织进行斗争,对抗资本之榨取及其拥护者阶级,期以达成解放劳工阶级为原则”。
而民众党则强调阶级调和。
蒋渭水在《我的主张》一文中称:
“我们在政治上主张民主主义,经济上倡导劳资协调。
党的运动规定为,全民运动和阶级运动同时并行。
尤其不写为‘阶级斗争’而写为阶级运动,是基于劳资协调的意思。
”台湾民众党主张阶级调和的目的在于推动全民运动向前发展。
民众党曾明确表示:
“本党站在代表农工利益之地位,合理调节阶级间的问题,使之不致阻碍全民运动的前进。
”虽然左翼工会多次表达加入右翼工会,但右翼工会担心吸纳左翼之后会导致劳资谈判破裂,因此,“他们不顾左翼工会恳切的加入要求,以扰乱组合为理由一口拒绝。
”
面对工人运动的分歧以及来至民众党的威胁,连温卿担心台湾工人运动会被右翼的力量所把持,认识到统一左翼工会的重要性。
为了和蒋渭水组织的台湾工友总联盟相抗衡,争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1928年6月3日,连温卿召集受他领导和影响的25个工会代表在台北召开会议,准备成立台湾总工会。
然而,会议期间北部和南部的工会代表对于是否要成立台湾总工会产生分歧。
以王敏川为首的中南部代表认为“既然已有台湾工友总联盟的统一团体存在,却仍然进行总工会组织,乃徒然分散工会势力,妨碍劳动者的幸福,故应该促使工友总联盟的反省与合作。
”但是以连温卿为首的北部工会代表则认为“工友总联盟设立当时,吾等团体虽申请参加但有被拒绝之事实。
此乃表示工友总联盟并非解放无产阶级,引导幸福之统一组织,不过是民众党的傀儡而已”,因此,连温卿提议“鉴于本岛现状,统一左右两派工会有相当困难,则暂时以我们的团体增加统一之实”。
王敏川派认为:
工人没有左翼和右翼之分,应该团结和争取台湾工友总联盟,一起组成统一的“台湾劳动统一运动联盟”,如果现在“只是使左翼(工会)进行全岛的结成,会使左右两翼的对立尖锐化,使统一成为不可能”。
最后大会表决通过组织“台湾劳动运动统一联盟”的决议并组成筹备委员会。
这样,虽然在表面上将北部代表的意向压下而暂时决议成立“统一联盟”,但这并非思想上的屈服,北部的工会代表无从谅解“台湾劳动运动统一联盟”成立的意义及目标,因此新文协逐渐发展成王敏川与连温卿两派的对立。
连温卿认为在当前建立“台湾劳动运动统一联盟”几乎不可能,因此决意先组织工会临时评议会,然后逐渐扩充,以谋求全岛性左翼工会的统一。
1928年7月20日,连温卿在台北召集“工会临时评议会筹备会”,试图以临时评议会的名义建立统一的工会组织,但是遭到王敏川派的反对,再加上此时台南废除墓地事件发生,连温卿等文协领导人被捕,筹备委员会的活动没有获得任何成果。
对于“连温卿试图整合左翼工会筹建台湾总工会”的主张,以谢雪红为首的台共中央也坚决反对,其理由是:
“第一、劳动者没有所谓左翼、右翼之分,对资本家有同一利害关系。
所以,在左翼组合的全岛性联合统一以前,只以左翼来做全岛性结成,自然使左右两翼的对立尖锐化,使统一不可能。
第二、全岛单一工会的结成非经过长期斗争不可。
所以,将左翼总工会即时结成,不能真正以大众为基础。
结果,仅仅是干部的凑集而已。
第三、双重工会主义(亦即左右翼分开),在国际上已被认定为谬误。
”由于连温卿派筹建台湾总工会的行为背离了台共指导工人运动的路线,所以台共对连温卿派展开猛烈地抨击:
“连温卿一派之所谓全岛左翼总工会结成,根本与吾人对立,不但有否定共产党之意味,也拒绝左右翼共同战线之意味,此为彻头彻尾分裂之合理化论。
主张分裂之永久存在之必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之分裂论,彼实就以山川解党主义之主张,而假以福本之分裂主义的美好幌子。
……吾人在此须扩大革命势力,是故与连温卿一派之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之斗争,有再度强调之必要。
”在台共看来,文协领导人连温卿不但应在政治上受到谴责,而且还应在组织上作根本变更,以确保台湾工人运动严格按照台共所指引的路线前进。
台共在《我们对左派斗争》中强调:
“在初期应扫除左派首领等的根本错误,夺取其领导机关,将左派工会置于党的影响下,建立左派工会中党的坚固基础。
”1929年11月,台共掌握文协领导权后,在文协第三次全岛大会上,将连温卿视为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而将他开除会籍。
三、台共领导下的工人运动
㈠共产国际调整了台共的工人运动指导方针
由于台共还处于幼年时期,对工人运动的规律和特点都懂得不多,当时的台共中央曾片面地认为:
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没有左翼、右翼的区分,需团结在一起;担心左翼总工会的建立,会破坏工人运动统一战线。
因此,台共竭力反对连温卿建立台湾总工会主张,这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左翼工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连温卿被开除后,右翼工会不仅形式上有一个统一的工会组织——台湾工友总联盟,而且大部分工人都在它的领导之下;而左派工会只有地方的组织,不仅力量分散,而且还很薄弱,尤其是在重要产业方面,如大工厂、矿山、交通运输部门,还没有工人的组织,这种情况与工人群众的斗争要求是极其不相适应的。
对于“台共片面地强调工人统一战线而反对组织左翼总工会”的论调,共产国际对台共予以严厉地批评:
“在对工会运动战术上,台共犯下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在过去,台共提出过为了建立工会运动的统一战线,左翼工会不应该贸然推动组织全台总工会的主张,所宣称的理由是,组织总工会将加速与右翼之间的矛盾浮现,妨碍工会统一战线的维持。
这是一项严重的错误。
这种错误战术等于是让左翼工会成为一支没有指挥总部的军队,等于是宣告放弃与黄色工会战斗的根本任务。
这种错误是因为台共对于工会统一战线运动,是要让更多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战术无知所造成。
这是一种和平统一工会的错误幻觉,这也表示忽略了必须了成立整体组织与建立左翼工会阵营来与黄色工会对抗的任务。
事实上,这等于是与黄色工会妥协,是一种帮助黄色工会发展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
”“其实,策略性地建立赤色总工会,不但不会带来任何损失,相反的,处于右翼影响下的工人在意识到赤色工会的革命作用之后,会发动斗争、反对自己的头领,转身投向革命的工会组织。
”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共产国际东方局要求台共重新调整工人运动指导方针,因此,台共中央书记林木顺向岛内台共发出以《劳工阶级的阶级性结成与党的任务》为题的指示,该指示要求台共团结岛内各个零散的工会左派势力,组织共同斗争委员会,以期组成左派为中心的台湾总工会。
1930年共产国际在《致台湾共产主义者的信》中再次强调:
“你们面临的任务是:
发展工会运动,在工会运动中巩固你们的领导作用。
……你们近来大大弱化了自己在工会运动中的地位;在工会分裂以后,更是如此。
你们应该采取措施,巩固业已存在的赤色工会,在没有赤色工会的行业建立新的赤色工会。
这项工作不可从组织纯粹的上层机构开始,而必须从下层﹑从企业入手,这样就能确保我们各个工会的实际能力和稳固性。
另一方面,你们应该派出专门的同志前往黄色的﹑有一定规模的工会,进行分化瓦解,把群众争取到我们这边。
”按照这一指示,台共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取得左翼工会的领导权并使右翼工会左倾化;二是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工会组织;三是筹建台湾赤色总工会。
㈡台共不仅获取左翼工会的领导权,而且促使右翼工会左倾化
台共掌握文协领导权后,派出台共干部王万得、杨克培等人去最大左翼工会——台湾机械工会联合会工作,并成功地将它转化成为台共领导下的劳工团体。
1930年2月10日,台湾机械工会联合会在台北召开第二次全岛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完全按照台共的指示提出了新的议案,审议的议案有“弹劾官宪的阴谋性、意识性的拘留、检举;要求言论、出版、集合、结社的自由;支持中国革命案;拥护苏联劳农政府之案;反对台湾总督专制政治案;反对产业政策、土地政策案;反对恶法案;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案”。
这次大会后,台湾机械工会联合会已完全置于台共的领导之下。
台共骨干王万得、杨克培潜入台湾民众党领导下的工友总联盟后,其成员逐渐受到台共的影响。
1931年2月2日,台湾工友总联盟在台北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强调在开展民族运动的过程中也应进行阶级斗争,以谋求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为此,工友总联盟将原来温和的规约条例修改为激进的规约。
修改后的规约中提出“根据阶级意识谋求无产阶级的解放,撤废日台工人的工资差别,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要求普选自治”等激进主张。
它还宣称:
“我们最应该考虑的是:
劳动阶级的解放运动不应以经济斗争为目的,终极目标应该在于政治的解放斗争这个事实。
殖民地劳动阶级基于其特殊环境,当然视政治斗争为重要关键。
而其政治斗争,当前的目标为获得政治的自由。
”台湾工友总联盟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色彩使得日本殖民者十分惊恐,他们采取了强力镇压政策,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民众党于1931年2月被取缔,1931年8月蒋渭水病逝,台湾工友总联盟也就随之没落。
㈢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工会组织
台共以岛内主要产业部门为重点,派出干部深入到工会组织尚未开拓的领域,如北部矿山、铁路及其它主要交通机关建立工会组织。
1929年,苏新、萧来福接受台共的指派而致力于工人运动,他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深入林场、工矿,当过林场工人、煤矿工人,组织工会和发展党员。
1930年,由于台共党员的艰苦努力,台共在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矿工中,台共在瑞芳、猴洞、金瓜石等地煤矿和金铜矿区都发展了党的组织,也成立了有150人的工会筹备会;在铁路工人中,这时在台北至基隆一段,在宜兰线和在其他不少火车站都建立了台共领导的职工组织,甚至有几个车站的全体职工都在台共的影响之下,控制了火车站,不少革命的工人——列车长成为台共的积极支持者,为台共完成了许多重要交通任务;台共并与日本船员建立联系,经过他们的手输入了大批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刊物;台北市的公共汽车司机,也在台共的影响下筹备了他们工会组织;在高雄铁道部所属机械厂、高雄浅野水泥厂等企业,都发展了台共的组织和工人的组织,这一年,台共领导这些工厂工人进行了反资本攻势的斗争;在发展台共的组织工作中,也吸收了宫本新太郎、津野助好等日本工人入党,加强了对在台湾的日本劳苦群众的团结,扩大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战线。
㈣台共筹建赤色总工会
1930年10月27日,台湾共产党举行扩大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使台湾红色总工会组织筹备具体化,有必要设置统一指导各个红色工会组织运动的机关”,因此决议设置“临时工会运动指导部”,并决定由王万得、苏新、萧来福担任负责人。
12月28日,王万得、萧来福、苏新三人进行讨论如何具体化,结果决定如下事项:
1.关于临时工会运动指导部的设置,先召集全岛各地从事工会运动者,组织台湾红色总工会组织筹备委员会,在总工会尚未成立之前,以筹备委员会为全岛的指导部。
而关于工会的组织方面,先由上级组织具有意识的产业别工会,以迈向建设总工会。
2.该组织筹备委员会成立之时,须各制作矿山工会、出版工会、交通运输工会的组织方针、运动方针、会则、行动纲领等等。
会议结束之后,他们将决议报告给谢雪红,但谢雪红却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现在产业别工会尚未拥有巩固的组织,却先组织总工会组织筹备委员会,这是本末倒置。
应该尽全力先努力建设产业别工会,总工会在这个基础上自然会发达起来”。
这番言论,自然与王万得、苏新、萧来福的方针完全相反,因此,王万得等三人认为谢雪红的意见是机会主义,所以照常进行组织筹备委员会的方针。
在这之后,三人逐次起草总工会组织筹备会、矿山工会、交通运输工会与出版工会的组织及运动方针,谋求促进组织筹备委员会。
然而1931年3月至6月,日本殖民者抓住线索,对台共进行全岛大检举,谢雪红、王万得等大批共产党员被捕,随着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台共筹建台湾赤色总工会活动也就戈然而止。
四、台共领导工人运动失利的原因
昙花一现的台湾工人运动,最终走向没落。
关于台共领导工人运动失利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推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政策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对台湾人民实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殖民掠夺,使台湾人民和日本统治者的民族矛盾,成为当时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它的一切矛盾,如台湾人民内部各个阶级,各种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都下降为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因此,台湾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它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达到台湾人民的民族解放。
可是,日本殖民者掌握着台湾的一切权力机构,他们以总督的专制独裁权力为主,辅以无所不管的“万能”警察和严酷的保甲制度,在台湾建立了一套严密完整的统治制度。
在他们的后面,又有庞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后盾。
因此,当时敌人的力量是强大的。
为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强大敌人,台湾工人阶级必须团结台湾一切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及个人,组织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然而,台共在工人运动中推行“左”倾关门主义,采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政策,一味地强调阶级斗争,“阶级对立的尖锐化及阶级斗争的激烈化为目前客观情势之最大特征”,“台湾资产阶级非但不属于革命的力量,相反更成为革命的阻碍物”,错误地将台湾的资产阶级当作敌人而加以严厉打击,使台湾的工人运动事业遭受重大损失。
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工人运动如果不能正确地对待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那她就不可能做到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结合,经济斗争服从政治斗争,就无法做到使运动的当前利益、局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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