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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知识梳理练习题及答案

《儒林外史》名著知识点梳理系列练习题及答案

【作者简介】

吴敬梓（1701--1754年），清小说家，字敏轩，号粒民，晚号"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

雍正诸生。

早年生活豪纵，后家业衰落，移居江宁。

乾隆初荐举博学鸿词，托病不赴，穷困以终。

工诗词散文，尤以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成就最高。

又有《文木山房集》、《文木山房诗说》等。

吴敬梓出身于“世代书香”的望族。

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

而其父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

吴敬梓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考取秀才，同年父亲病逝。

由于不善于治理生计，他过着挥霍浪子生活。

1729（雍正七年），他应科举时，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

后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

1736年（乾隆元年），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

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至晚年，常处于饥寒交迫。

这样的个人经历，令他本人对考八股、开科举等利弊感受尤深。

隐居于南京，将自己的才华、情感和对社会的深沉思考，贯注于《儒林外史》的写作之中。

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

【故事背景】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

《儒林外史》写的是“儒林”之“外史”。

换句话说，《儒林外史》不是正史，不体现官方意志，也不是稗官野史，其主旨是“写世间真事”穷极文人情态，针砭时弊，讽喻世人。

作者吴敬梓生活在清政权已趋稳固的时代，而科举制度已经过兴盛之期，显露出它的弊端。

文士们醉心举业，道德沦丧。

《儒林外史》主要描写对象为儒林文士，正如鲁迅所说“机锋所向，尤在士林”。

书中人物，大都有当时真人真事做影子。

为避免清代统治阶级的迫害，吴敬梓故意把故事背景说成明代。

作者托明写清，目的是要塑造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生动描绘吃人的科举制度、礼教制度和腐败的政治体制，展现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俗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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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儒林外史》是我国一部著名的古典长篇讽刺小说，它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从揭露科举制度及其奴役下的士人的丑恶灵魂入手，刻画了特定时代各个不同阶层的众生相。

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十八世纪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成功塑造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

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抨击了腐蚀士人灵魂的八股取士制度，揭露了反动统治的罪恶和虚伪。

整书开首以王冕“视功名如粪土”为引子“敷陈大义”，把历史上王冕追求功名的旧事一概不提，塑造了一个高人的形象，然后描写的是周进、范进一批八股学士，包括王惠、荀玫，都不再是多少光鲜亮丽的形象。

荀玫等人之后，《儒林外史》中大着笔墨的便是蘧公孙娄公子一批官宦之后了，也不过是附庸风雅之辈，接着又引出马二先生匡超人等一批人物来，坑蒙拐骗，混迹“文坛”上。

最后作者写下琴棋书画四大奇人，身有一技之长，谋生吃饭，闲暇便做“学问”，自言“我也不是要做雅人。

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

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

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

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主题思想】

《儒林外史》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思想，描绘了封建社会广阔的社会生活，揭露了封建社会末期各种丑恶现象，从而揭示了这个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

【小说主题】

全书一开始就通过周进、范进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科举制度是怎样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以及士子们热衷科举不过是为了爬上统治阶级地位，升官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一群考取科名的读书人，他们出仕则为贪官污吏，居乡则为土豪劣绅，从而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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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色】

1.该书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

2.成功地运用了写实主义的讽刺艺术。

3.达到了喜剧性与悲剧性的高度和谐统一。

4.将生活之丑转化为艺术之美。

5.小说描摹出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毁。

【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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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卓越的讽刺手法。

《儒林外史》以讽刺作为全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讽刺手法又表现出多样性，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这是此书的最主要特色。

首先，《儒林外史》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真实性结合起来。

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不以主观偏见去阉割对象的丰富内容。

小说中许多人物都有生活原型，如马纯上取材于冯粹中，杜慎卿取材于青然先生，，杜少卿也是以吴敬梓自己为生活原型等。

作者注意表现对象身上的喜剧性因素，又将之还原到生活之中。

例如马二先生处处显示出可笑的喜剧性格。

但他同时又富有同情心，慷慨仗义，他出资埋葬了假仙人洪憨仙，他送钱送衣资助流落他乡的匡超人。

但是作者在写他的义举时，又揭示了他可鄙、可笑的一面。

他出题目叫匡超人做八股文，嘱咐匡超人以文章举业为重，以争取功名富贵来荣宗耀祖，显亲扬名。

又如，王玉辉是受封建礼教毒害很深的人，为了“青史留名”，他鼓励女儿殉节，在女儿死后，还“仰天大笑道：

‘死得好!

死得好！

’”但到了大家送他女儿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却“转为心伤，辞了不肯来”。

后来在苏州见到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却又想起了他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作者通过他矛盾心情的揭露，掌握了人物复杂的性格，同时又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面目。

其次，《儒林外史》还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结合起来，使这部书不仅成为一部儒林丑史，而且成为一部儒林痛史。

吴敬梓善于“从悲剧中发现喜剧”。

他笔下的喜剧性人物都有某种悲剧性；如周进、范进都是出身社会最下层、为了生活而不得不挣扎着向上爬的悲喜剧人物。

周进考了几十年，却连一个秀才也没考上，一直考到他胡子发白也仍然只是一个老童生，还受尽年青秀才梅玖的欺侮凌辱。

最后，周进连一个赖以维持生计的私塾教师的职位也弄丢了，可以说是穷困潦倒之极。

以至参观贡院时，见了号板痛器，“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

”当人们可怜他，要凑银子为他捐个监生时，他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头，说：

“劳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

范进呢，几十年来一直考试不中，弄得全家缺吃少穿，还受尽岳父胡屠夫等人的欺凌漫骂，有一天他的梦想突然实现了，自然喜出望外，以致他的精神难以承受而发疯。

范进发疯的状态和过程虽使人发笑，但更令人感到悲惨可怜。

正因为吴敬梓给可笑注入了辛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更能发人深省。

再次，用夸张法和对照法将喜剧因素放大。

小说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

》

再如范进与张静斋到高腰县打秋风，汤知县不在，只得暂住关帝庙。

严贡生来拉关系，送来九个盘子，并且自夸说：

“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正说着，他家的小厮来请他回去，说：

“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

”严贡生强圈别人猪的行动，否定了他自己“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的谎言，使人哑然失笑。

又如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杖，满堂有知县、学师等官员设祭悼念，显得一派庄严肃穆。

但盐商方老大此时却正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这些仪仗，“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

捉着一个，便一个一个往嘴里送。

”形成奇怪地比照，崇高庄严也就在这对照中消解了。

第二，《儒林外史》提供了全新的叙事框架，采用淡化情节与白描手法反映真实的生活。

《儒林外史》排除了激烈的戏剧化的矛盾冲突，大力描写平平淡淡、细琐平常的生活，这一特色比同样是采用写实手法的《红楼梦》还要突出，如“马二先生游西湖”一节，只写他如何在西湖边拜宋徽宗字画、请仙问功名、吃面喝茶、看鸡鸭鱼肉、看女人等小事，便写出了他的迂儒本色。

由于《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

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用白描手法来速写和漫画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作品评价】

“秉持公心，指摘时弊。

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

正像果戈里所说：

“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

……让大家笑个痛快。

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

该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

《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

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

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

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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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梗概】元朝末年，诸暨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少年叫王冕，因家境贫寒，他从小替人放牛，聪明颖悟，勤奋好学，他画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并且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

他不愿意接交朋友，更

不愿意求取功名利禄。

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的职务，他也不接受，心甘情愿的逃往会稽山中，去过隐姓埋名的生活。

明朝立国，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王冕不禁感叹：

这种以八股文形式取士的制度不仅不会为国家选到真正的人才而且将来的读书人恐怕也只有这一条荣身之路了，他们因此会把学问、道德、做官、退隐的准则都看得轻了。

这是一代文人碰上了厄运！

王冕是反对八股取士、自甘清贫的隐士，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像王冕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在王冕死后百年的明朝成化年间，文人们所走的是一条醉心于科举功名的歧路。

明宪宗成化末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一位教书先生，名叫周进，他为了能够出人头地，荣耀乡里，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60多岁了，却连秀才也未考上。

一天，他与姐夫来到省城，走进了贡院。

他触景生情，悲痛不已，一头撞在了号板上，不省人事，被救醒后，满地打滚，哭得口中鲜血直流。

几个商人见他很是堪怜，于是凑了二百两银子替他捐了个监生。

他马上就向众人磕头，说：

“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

不久，周进凭着监生的资格竟考中了举人。

顷刻之间，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朋友的也来认做朋友，连他教过书的学堂居然也供奉起了“周太老爷”的“长生牌”。

过了几年，他又中了进士，升为御史，被指派为广东学道。

在广州，周进发现了范进。

为了照顾这个54岁的老童生，他把范进的卷子反复看了三遍，终于发现那是一字一珠的天地间最好的文章，于是将范进取为秀才。

过后不久，范进又去应考，中了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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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范进因为和周进当初相似的境遇，在家里倍受冷眼，妻子对他呼西唤东，老丈人对他更是百般呵斥。

当范进一家正在为揭不开锅，等着卖鸡换米而发愁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范进从集上被找了回来，知道喜讯后，他高兴得发了疯。

好在他的老丈人胡屠户给了他一耳光，才打醒了他，治好了这场疯病。

转眼功夫，范进时来运转，不仅有了钱、米、房子，而且奴仆、丫环也有了。

范进母亲见此欢喜得一下子胸口接不上气，竟一命归了西天。

胡屠户也一反常态，到处说他早就知道他的女婿是文曲星下凡，不会与常人一样的，对范进更是毕恭毕敬。

后来，范进入京拜见周进，由周进荐引而中了进士，被任为山东学道。

范进虽然凭着八股文发达了，但他所熟知的不过是四书五经。

当别人提起北宋文豪苏轼的时候，他却以为是明朝的秀才，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科举制度不仅培养了一批庸才，同时也豢养了一批含官污吏。

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当地的治安，不是询问黎民生计，不是询问案件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接着定做了一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

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

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睡梦中都战战兢兢。

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朝廷考察他的政绩时，竟一致认为他是“江西的第一能员”。

高要县知县汤奉，为了表示自己为政清廉，对朝廷各项法令严加执行。

朝廷有禁杀耕牛的禁令，汤奉不问因由，竟然将做牛肉生意的回民老师父活活枷死，闹得群众义愤填膺，鸣锣罢市。

事发后。

按察司不仅没有处罚汤奉，反而将受害的回民问成“奸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之罪。

如此“清廉”的知县，一年下来居然也搜刮了八千两银子。

官吏们贪赃枉法，而在八股科举之下，土豪劣绅也恣意横行。

举人出身的张静斋，是南海一霸。

他勾通官府，巧取豪夺。

为了霸占寺庙的田产，他唆使七八个流氓，诬陷和尚与妇女通奸，让和尚不明不白地吃了官司。

高要县的监生严致和是一个把钱财看作是一切的财主，家财万贯。

他病得饮食不进，卧床不起，奄奄一息，还念念不忘田里要收早稻，打发管庄的仆人下乡，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

他吝啬成性，家中米烂粮仓，牛马成行，可在平时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临死时还因为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迟迟不肯断气。

他的哥哥贡生严致中，更是横行乡里的恶棍。

他强圈了邻居王小二的猪，别人来讨，他竟行凶，打断了王小二哥哥的腿。

他四处讹诈，没有借给别人银子，却硬要人家偿付利息；他把云片糕说成是贵重药物，恐吓船家，赖掉了几文船钱。

严监生死后，他以哥哥身份，逼着弟媳过继他的二儿子为儿子，谋夺兄弟家产，还声称这是“礼义名分，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却是差错不得的”。

科举制度造就了一批社会蛀虫，同时也毒害着整个社会。

温州府的乐清县有一农家子弟叫匡超人，他本来朴实敦厚。

为了赡养父母，他外出做小买卖，流落杭州。

后来遇上了选印八股文的马二先生。

马二先生赠给他十两银子，劝他读书上进。

匡超人回家后，一面做小买卖，一面用功读八股文，很快他就得到了李知县的赏识，被提拔考上了秀才。

为追求更高的功名利禄，他更加刻苦学写八股文。

不料知县出了事，为避免被牵累，他逃到到杭州。

在这里，他结识了冒充名士的头巾店老板景兰江和衙门里当吏员的潘三爷，学会了代人应考、包揽讼词的本领。

又因马二先生的关系，他成了八股文的“选家”，并吹嘘印出了95本八股文选本，人人争着购买，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都在书案上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不久，那个曾提拔过他的李知县被平了反，升为京官，匡超人也就跟着去了京城，为了巴结权贵，他抛妻弃子去做了恩师的外甥女婿，他的妻子在贫困潦倒中死在家乡。

这时，帮助过他的潘三爷入了狱，匡超人怕影响自己的名声和前程，竟同潘三爷断绝了关系，甚至看也不肯去看一下。

对曾经帮助过他的马二先生他不仅不感恩图报，还妄加诽谤嘲笑，完全堕落成了出卖灵魂的衣冠禽兽。

科举制度不仅使人堕落，同时也是封建礼教帮凶。

年过六十的徽州府穷秀才王玉辉，年年科举，屡试不中，但他却刻守礼教纲常。

他的三女婿死了，女儿要殉夫，公婆不肯。

他反而劝亲家让女儿殉节。

又对女儿说：

“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而阻拦你你就这样做罢。

”八天以后，女儿穿着守孝的白色的衣服，绝食而死，他仰天大笑说：

“死得好！

死得好！

”但事过之后，当他女儿的灵牌被送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伤心。

回家看见老妻悲痛，他也心上不忍，离家外出散心。

一路上，他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竟一下想起了穿着孝服殉夫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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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从明朝成化年间以来形成的风气，到了万历年间则愈演愈烈。

科场得意，被认为才能出众；科场失意的任你有李白、杜甫的文才、颜渊、曾参的品行，都被看成愚笨无能。

大户人家讲的是升官发财，贫贱儒生研究的是逢迎拍马。

儒林堕落了，社会更加腐败。

看来，要寻找不受科举八股影响的“奇人”，只能抛开儒林，放眼于市井小民之中了。

那知市井中间，真的出了几个奇人。

一个是会写字的。

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无家无业，总在这些寺院里安身。

他的字写的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他性格乖张，但凡人要请他写字他要斋戒一日，亲自磨一天的墨，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

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

他又不修边幅，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靶着一双破不过的蒲鞋。

每日写了字，得了人家的笔资，自家吃了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他。

一日大雪天，他的烂鞋踩了朋友家一地的泥，朋友让他换鞋，他居然说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还要算抬举你。

一次，他看见和尚房里摆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不管人家是否要写字，拿来就写，当一位有权有势的乡绅要他去写字时，他竟破口大骂“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

”

又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

这人姓王，名太，他自小儿最喜下围棋。

他无以为生，每日到虎踞夫一带卖火纸筒过活。

那一日，妙意庵做会。

王太走将进来，碰到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

大家开始很是瞧不起他，但是他们同王太刚下了半盘，就不得不投子认负，众人大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

王太大笑道：

“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

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

”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

像他们这样淡泊功名利禄的隐士在市井中还有，只不过在那些达官贵人看来，追求功名利禄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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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

《儒林外史》中写得好的不是完人，而是卑微的小人物，或是丑人。

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说：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

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如周进、范进、梅玖）；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如严贡生、汤知县、王惠太守）；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如杨执中、权勿用、杜慎卿、娄三、娄四公子）；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如王冕、杜少卿、庄征君、虞育德）。

”这是《儒林外史》中主要写的四类人。

一、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

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书糊口，以后随姐夫经商记帐，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

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

‘众人劝着不住。

金有余道：

你看，这不是疯了吗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苦是的’周进也听不见，只管扶着号板哭个不住。

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

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

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

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他要去考试，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

“噫！

好！

我中了！

”欢喜得发了疯。

直到挨了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

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可以升官发财，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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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

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

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二、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

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

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书中这样描绘汤知县：

“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的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

‘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

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

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屙出一泡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

两边看的人多笑。

第二起叫将老师父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的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

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

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

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三、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

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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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

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

……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

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的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匡超人说：

“古语说得好：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

’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

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

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

“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

”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

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

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

“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使。

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

白白坐在京城，赔钱度日。

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

”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

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

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