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世奇珍天津博物馆藏文物精品展之一.docx

耀世奇珍天津博物馆藏文物精品展之一.docx

《耀世奇珍天津博物馆藏文物精品展之一.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耀世奇珍天津博物馆藏文物精品展之一.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耀世奇珍天津博物馆藏文物精品展之一

耀世奇珍天津博物馆藏文物精品展之一

祺皇贵太妃之宝银玺

清

清宣统（1909-1911）

长12.7厘米宽12.7厘米高10厘米

银质，钮为一蹲曲的龙形，龙体刻画精细，龙形威武庄严。

印面呈正方形，镌阳文满、汉两种文体的篆书“祺皇贵太妃之宝”七字。

龙钮印是尊贵的象征，只有皇亲国戚才能使用，此印即是清朝皇族用印。

　　印文中所及祺皇贵太妃原本是清咸丰皇帝的端恪皇贵妃，佟佳氏，系满洲镶黄旗头等侍卫裕祥之女。

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生，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三月二十五日，纳入宫中，侍奉咸丰帝。

佟佳氏并非通过八旗选秀进入皇宫，而是直接由母家接入皇宫，在清朝可说是唯一的特例。

端恪皇贵妃是咸丰皇帝所有后妃中最后去世的，是清朝唯一一位历经五朝的后妃，亦是定陵妃园寝最后一个入葬的妃嫔，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此印系清宣统皇帝为皇祖重制玉册，改镌玉宝时所制的银印。

清王朝灭亡后，宣统皇帝溥仪曾在天津静园居留过一段时日，他带出宫中的各种文物很多都留在了天津，此方印也在其中。

从印文和钮制看，这枚太妃印反映了清王朝的后妃用印制度，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是研究清朝历史的重要物证。

此印是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唯一一方清朝后妃用印，它体积大，镌工细致，是非常难得的珍品。

唐英敬制款白釉观音

清乾隆

高19.5厘米宽21厘米厚13厘米

观音像呈半跏趺坐，头戴风帽，束黑发高髻，眼帘自然下垂，眉目清秀，形象端庄，身体比例匀称，衣纹线条流畅。

高19.5厘米、宽21厘米、厚13厘米。

袒胸，胸前佩戴璎珞，身上交补襟披袈，内穿抹胸，为汉式装饰，给人以娴静、端庄、肃穆、安详之感。

背部竖式长方框内暗刻阴文“唐英敬制”四字篆书款。

　　唐英（1682—1756年）是清代著名督窑官，制瓷家、书画家、篆刻家、剧作家。

曾侍奉过康雍乾三朝皇帝。

他长期在内务府任职，于雍正六年始至乾隆二十一年主持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督陶事宜，因成绩显著深得当朝皇帝的垂青。

　　观音像原被供奉于皇室佛堂，是乾隆皇帝内宫礼释的圣物。

耿宝昌先生著《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附《乾隆朝唐英督陶纪略》注：

十二年（1747年）“太监胡世杰交观音木样一尊，随善财、龙女二尊，传旨：

交唐英照样造填白观音一尊，善财、龙女二尊，尽力烧造窑变更好……送到京时装严安供。

于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烧造得……持进”。

十三年（1748年）“太监胡世杰传旨：

着江西照现烧造的观音菩萨、善财、龙女再烧造一份，得时在静宜园供”。

耿先生还标注：

甜白釉涂黑发坐观音，洁白莹润，背后刻篆书“唐英敬制”。

传世品见有两件，一落天津，一落上海，后者由故宫征集入院。

刻花玻璃瓶

辽代

1983年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地宫出土

楚王盦悍鼎

战国

国家一级文物

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出土

该鼎直腹，底微圆，双长方形耳，三兽形足外撇。

盖上有环和三个变形的鸟状钮。

器中部有弦纹一周，弦纹上满饰细密变形的涡纹。

在器口、盖内、腹部刻铭文64字，说明此鼎是楚幽王熊悍（公元前237一前228年在位）用缴获的兵器铸成的。

1933年此鼎出土于安徽寿县朱家集，曾为天津宝楚斋主李氏购得，后归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

该鼎整体造型古朴敦厚，是早年出土楚器中的重要代表，被誉为南北楚器之冠。

叔旅鱼父钟

西周

平都犁

西汉青玉孝淑睿皇后谥册

清

共十页，等大，长28.8厘米、宽12.8厘米、

厚0.8厘米。

青玉制成，玉质温润。

每片均采用填金工艺雕刻而成。

分别为首尾刻升降龙、火焰宝珠及云纹两页，汉文谥文三页，满文谥文五页，共计323字，纹饰精美细腻，字体优美隽永。

每一册页均配有一木托，木托与册页之间用黄地织锦相隔，再将装有册页的十片木托放入如抽屉般的大木匣之中，整体做工严丝合缝、精良考究。

　　此谥册是清道光皇帝为其生母嘉庆帝孝淑睿皇后所做，记述了孝淑睿皇后一生的功绩。

孝淑睿皇后系满洲正白旗人，副都统、内务府总管和尔经额之女，嘉庆元年（1796）被封为皇后，次年二月病故，册谥皇后曰:

孝淑皇后。

道光元年（1821）上谥曰：

孝淑端和仁庄慈懿光天佑圣睿皇后。

后又经道光三十年、咸丰十一年两次加谥，孝淑睿皇后全谥曰：

孝淑端和仁庄慈懿敦裕昭肃光天佑圣睿皇后。

　　清代将前朝谥法制度加以承袭修改，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规范的谥法制度。

谥册、谥宝便是其制度的载体，是皇帝为前代帝后进谥号、庙号时制备的珍贵之物。

每位帝后制作谥册的数量不尽相同，但每册均由十页组成，皆用青玉或碧玉制作。

因其制作和尊谥的年代不同，从而在形制规格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

乾隆时期对其数量和规格做了明确规定，并下令将册宝制作两副，奉京师太庙和盛京太庙各一副。

清朝几乎每位在位皇帝要为仙逝的列帝列后举行上谥礼和加谥礼，这是帝后大丧的重要仪式，场面之庄重、礼节之繁缛、程序之严格令人震撼不已。

　　由此可见，清青玉孝淑睿皇后谥册是清代重要的宫廷典章文物，研究其上铭文及其规格形制对于印证清史记载的真实性和探索清代丧葬礼仪制度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涵义。

乾隆御赏款墨玉描金经文佛像钵

清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

高15厘米口径15.5厘米宽28厘米

墨玉，玉质油润。

玉钵为圆体、敛口、鼓腹、平底。

整体纹饰采用刻画描金工艺制成。

钵内为经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内、外底为莲花纹，钵外腹部为描金七尊佛像及七佛偈语相间排列，并刻有“乾隆丙午秋御赏”描金款（丙午：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

　　钵是僧人所用的食器，为向人乞食之用，现已罕有僧人托钵乞食。

佛钵即佛陀所用之食钵，据《法显传》记载，佛钵出自印度毗舍离，佛祖曾用以吃斋，后传入汉地。

清朝对中华民族传统的儒、释、道文化采取了三教一家、圆融一体的对待。

有些皇帝还精研佛学，乾隆皇帝便是其中之一。

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南巡到苏州，见开元寺所供佛钵便大为赞赏，后命良工仿制成玉钵，供于宫内佛堂中。

因此佛像钵是清代举行盛大宗教仪式或祭祀典礼时所制用之重要供器之一。

　　天津博物馆馆藏清乾隆御赏款墨玉描金佛像钵，描金工艺精湛，体大规整，完好无缺，遗存实物稀少，是难得的清代宫廷御用精品，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及宗教价值。

夔纹铜禁

西周

高23厘米长126厘米宽46.6厘米

禁是西周前期的承尊器，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摆放卣、尊等盛酒器皿的几案。

《仪礼·士冠礼》记载：

“两庑有禁”。

郑玄注：

“禁，承尊之器也。

”放置酒器的几案为什么会被称作禁呢？

对此人们一直众说纷纭，据古代文献记载，西周初期曾厉行禁酒，“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禁这个名称源于戒酒，出于更有效的督促民众实行禁酒的考虑，当时的统治者就把安放酒具的器座命名为禁。

　　此件西周夔纹铜禁高23厘米，长126厘米，宽46.6厘米。

整体呈扁平立体长方形，中空无底，禁面上有三个微凸起的椭圆形子口，中间的子口略小于两边子口，禁前后两面各有两排镂空的长方形孔十六个，左右两面各有两排镂空的长方形孔四个，禁的四周都饰有精美的夔纹，纹饰生动，造型端庄，铸造精良。

　　关于此件铜禁的出现还有一段曲折的往事。

1926年曾为古玩店学徒的陕西军阀党玉琨，组织人员在宝鸡斗鸡台戴家沟进行大规模的盗掘，挖出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其中就有这件西周夔纹铜禁。

后来党玉琨在战乱中死去，他盗掘的这批文物落在了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宋哲元手中。

宋哲元将其中的一部分送给了冯玉祥，大部分则运回了北京、天津，有很多则被转卖到国外，此件夔纹铜禁则一直保存在宋哲元在天津的家中。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占领天津英租界，并对宋哲元的公馆查抄，掠去很多财物，这件铜禁也在劫难逃，宋哲元三弟宋慧泉得知此事后多方打点才将这件铜禁及其他文物从日军手中赎回，并在家中尽心收藏保管。

直到1968年，天津文物管理处在宋氏亲属家中，发现了被砸成几十块的铜禁碎块，加上文物工作者在物资回收部门找到的部分铜禁碎块。

1972年5月送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由高英、张兰惠等老师傅进行修复。

首先进行整形，然后进行焊接，缺失的部分用厚铜板补配，并按原样予以錾花，最后在补的部分再作上假锈。

西周铜禁又完好如初地展现它的风采。

　　传世的西周铜禁仅见两件，此其一。

另一件夔纹铜禁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禁上及周围摆放了各式青铜酒具。

禁这种形制的铜器在国内外均十分罕见，极其珍贵，天津博物馆藏的这件西周夔纹铜禁是中国出土的铜禁中形体最大的一件，是研究中国青铜禁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珐琅彩芍药雉鸡纹玉壶春瓶

清乾隆

国家一级文物

高16.3厘米口径4厘米底径5厘米

明代有一种新兴的特殊工艺品，它是在铜胎上，以蓝为地色，掐以铜丝，填上红、黄、蓝、绿、白等几种色釉而烧成的精致工艺品。

由于其蓝色在明景泰年间最好，因此有“景泰蓝”之称。

清代前期，从国外进口有与景泰蓝相似的金珐琅、铜珐琅等品物。

当时国内也盛行在铜、玻璃料和瓷器等不同质地的胎上，用进口的各种珐琅彩料描绘而成的珐琅彩器，其中在瓷胎上绘画的称“瓷胎画珐琅”，也就是驰名中外的珐琅彩瓷器。

珐琅彩瓷，是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宫廷御用瓷。

创始于康熙末年，雍正朝制作日趋精美，乾隆时期更加工巧精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天津博物馆所藏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图玉壶春瓶，是国宝级文物。

高16.3厘米，口径4厘米，底径5厘米。

小撇口，长颈，腹部下端丰满，圈足。

瓶胎质细腻洁白，胎体轻薄，釉面莹润如玉，上用珐琅彩绘画。

颈部用蓝料彩绘上下两组蕉叶纹，腹部珐琅彩绘芍药雉鸡图：

两只雌雄雉鸡栖身于山石上，彼此相偎，作态亲昵，周围衬以芍药花及秋季花草。

空白处墨彩题诗：

“青扶承露蕊，红妥出阑枝。

”引首朱文“春和”印，句尾白文“翠铺”朱文“霞映”二方印。

瓶底赭彩四字方款“乾隆年制”。

这件玉壶春瓶，构图十分精美，芍药雉鸡寓意金鸡富贵，有吉祥的含义。

画工精细入微，绘画图案取自清代宫廷画家的手稿。

此瓶集诗、书、画、印于一身，有如一幅展开的画卷，称之国宝名副其实。

釉里红松竹梅纹罐

明洪武

国家一级文物

高54厘米口径27厘米底径24厘米

釉里红是以铜红釉在胎上绘画，施透明釉后，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

釉里红创烧于元代，真正成熟是在明初洪武年间，而明初将红色定为皇室专用色之一，釉里红也仅限于官窑生产。

洪武釉里红目前发现均为大件器物，有瓶、盘、碗、壶、炉、等，基本不见杯盏之类的小件。

　　天津博物馆藏有一件洪武釉里红松竹梅纹大罈，高54，口径27，腹径45，底径24厘米。

撇口，短颈，丰肩，鼓腹内收至胫部外撇，平底无釉，露火石红斑。

造型和谐美观，体大而不变形。

器表施亮青釉，釉面白中闪青，肥厚均匀，并有细密的气泡和微小棕眼。

釉下用铜红彩进行绘画。

口沿处饰一周如意云纹，颈部为变体莲瓣纹，肩部饰一周缠枝扁菊花纹，腹部以松、竹、梅环绕一周，绘“岁寒三友”图，并以山石、蕉叶加以衬托。

胫部绘两组仰覆莲瓣纹，其间以回纹相隔，圈足边饰卷草纹，画面布局层次多达八层，但主题突出，主次纹饰鲜明，繁而不乱，一展元末明初多层次彩绘的独特风貌。

这件松竹梅纹大罈，腹部“岁寒三友”图很有特色，其中松树铁干虬枝，倨傲不羁；梅树横斜疏瘦，潇洒倜傥；箭竹丛篁，气势森严，整个画面渗透出一股冰清玉洁的气韵。

时代特征鲜明，令人百看不厌。

这样的大罈上绘松竹梅纹是存世同类器中仅有的一件。

加之器型硕大，釉里红发色纯正，曾被选送参加第二届《中国文物精华展》，因而称之国宝名副其实。

碧玉兽面纹提梁卣

清末

国家一级文物

卣是一种古代盛酒用品，见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流行的时间虽不长，但其形制很丰富，除圆形、椭圆形、方形等常见的器形外，还有筒形、鸟兽形等。

它本身无名称，流传下来之所以称其为“卣”，是源于《诗经》、《尚书》等古籍中记载称其为“秬鬯一卣”，而“秬鬯”是古代祭祀时期使用的一种香酒，由此可见“卣”是古时一种专门盛酒器。

　　河南信阳地区的商代中型墓中出土了一件夔纹青铜提梁卣，在卣中还装有液体，后经北京大学化验，这些液体是三千多年前商代一种用香料泡过的古酒，足有2公斤，被评为世界上最陈的酒。

这件提梁卣的发现，不仅佐证了卣确实是一种盛酒器，同时也体现了我国商代的酒文化。

　　天津保存的这对提梁卣，是用一整块新疆和田碧玉雕琢盖、身。

玉质温润纯净，色彩鲜艳呈碧绿色，有少量墨斑。

器形仿商代铜卣，通高29厘米，腹径14.2厘米，器表分区琢刻兽面纹，直颈，肩部出方形双耳分别套双龙首提梁活环，盖至底通身有六条对称的棱脊，方圈足。

配有原制的精美如意纹木托架，更显其端庄、古拙、稳重、大气，成对保存至今非常珍贵。

黄玉龙首座四系方瓶

清

国家一级文物

高18.5厘米宽9.1厘米口径5.3厘米

清朝制玉在继承明代玉器的基础上，有极好的发展和创新，特别是乾隆时期玉器制作已成鼎盛之势。

清代玉器选材广泛，除用白玉、青玉、黄玉、碧玉、墨玉外，兼用翡翠、玛瑙、水晶、珊瑚、琥珀、碧玺等雕琢玉器，这些质色多异、造型别致的装饰品给人以绚丽多彩的感受。

　　乾隆年间的玉器，除原清宫秘藏大至数十、数千公斤重的玉山，小至玲珑剔透、精美绝伦的各种陈设观赏器、实用器皿、装饰玉及文房用品外，流散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者的精美玉器数量可观。

现藏于天津博物馆清黄玉云纹龙首四耳瓶，充分体现了乾隆年间玉器的一些艺术特点。

　　玉瓶造型在清代时期常见，属于陈设观赏器。

这类陈设观赏玉器造型繁复多样，有圆形，方形，竹节形、莲瓣形等不同样式。

天津博物馆收藏的清乾隆黄玉云纹龙首四耳瓶，高18.5厘米，宽9.1厘米，口径5.3厘米。

该瓶用上等的新疆黄玉制成，质地晶莹温润。

口方圆，颈部镂雕四云纹耳，瓶身阴线刻细云纹。

底座前部为圆雕龙首，圆形凸眼，如意头鼻，座后部阴线刻翻卷云纹，仿佛龙头穿云而出，龙尾似掩映在密云之中，气势恢宏。

此器材料色质极为纯润，十分难得，造型新异，风格瑰玮，是一件典型的乾隆时期作品，可称之为清代用玉之娇美者。

青玉翼龙纹双耳壶

元

国家一级文物

高15.5厘米口径5.9厘米底径5.3厘米

元代是蒙古族统治的朝代。

在中原传统文化和宋、辽、金文化的影响下，对传统的制玉制度和琢玉工艺十分推崇，他们仿效宋代官办玉制度，并用现有的制玉技术，设置了专门督办制玉机构。

元代墓葬出土的玉器不多，以安徽安庆范文虎夫妇合葬墓和江苏无锡钱裕墓、苏州张士城父母墓中出土的玉器为代表。

出土玉器种类有：

带钩、带板、杯、匜、尊等。

　　元代器皿型玉器虽较多，但玉壶却极为罕见。

天津博物馆馆藏这件元代翼龙纹双耳玉壶，高15.5厘米，宽12.4厘米，口径5.9厘米，底径5.3厘米，由青玉雕琢而成。

玉壶呈椭圆体，器表面有褐色斑缕。

直口、壶颈的两侧有云纹半环耳，口颈部浅浮雕连瓣和草叶纹，腹部浮雕翼龙、海水。

翼龙首上有鹿形角，飘长鬣，张大口，上唇长尖而下卷，身有鳞纹和鸟形翼，舞三爪足，鱼形分枝尾，尾后有火珠，龙身下有海水波涛翻卷。

玉匠采用浮雕兼阴线刻技法，把翼龙卷曲飞舞的姿态、海浪翻卷的气势，琢刻得惟妙惟肖。

壶身的下部雕饰莲花瓣纹，壶底部琢成椭圆圈足。

此玉壶通体琢制六层纹饰，雕缋满眼，纹饰总体布局叠罗渐递，层次分明，和元青花瓷器纹饰的结构排列相似，这是元代造型艺术形式的一大特点。

此器造型端正，纹饰茂美，刀法劲放，典雅高贵，迄今尚未见到能与此相比肩作品，实属元代宫廷享用玉器中的珍品。

黄玉猪龙

新时期时代红山文化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距今约6000-5000年）

高14.1厘米宽10.4厘米

龙，是古人心目中的神物。

中国人素有崇龙信龙的文化传统，故称为龙的传人。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国家的象征和传统文化的脊梁。

在封建社会，龙又比作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

“龙，鳞虫之长。

能幽能明，能细能巨，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据此可知，那时人们认为龙满身有鳞，能伸能缩，能粗能细，能够在不同季节上天入水，古人对龙的本领充满了种种的神秘感。

　　玉制的神龙是何种的相貌？

在距今五六千年的内蒙古赤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有数件玉龙，其中猪首蛇身的玉猪龙是其代表。

我们要介绍的这件玉猪龙，收藏于天津博物馆，现正在刚落成的天津博物馆新馆精品厅展出。

此件玉猪龙早在1960年被天津文物公司于辽宁锦州收购，后归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

该器高14.1厘米，宽10.4厘米，用黄绿色岫岩玉琢成，材质温润。

其体形肥硕，首部有竖立大耳，大圆眼，鼻梁有多道皱纹，嘴部紧闭前突，嘴与尾相对，头尾间留有缺口，背颈有一对钻孔。

此器磨光匀润，刻线流畅，工艺精美。

　　关于红山文化玉猪龙的性质及用途是：

远古时期的玉器是在神话与宗教观念下创作的。

在当时已进入农业社会的初期，猪已经是家畜。

猪有喜水的习性，龙是祈雨之神，二者相结合反映出了红山人的宗教信仰。

该器背部正中有一对钻孔，可用丝绳穿系。

由此推测，玉猪龙可能是悬挂在某处，用作红山文化先民求龙祈雨的神灵崇拜物。

　　玉猪龙形象的艺术特点是：

体格威武雄壮，气势咄咄逼人，正是猪借龙以发威，龙借猪以雄浑。

体现了红山先民高度的艺术创造智慧。

　　该器形制肥硕，质色纯润，雕琢精细，是出土及传世品中同类型器物中较大且最为精美的一件。

　　这件玉龙之所以被人投以极大的关注，是因为它是中华第一玉龙；它开启了中国传统龙文化之端绪；它造型简练，线条优美；它有屈有伸，雄奇伟丽，它浑身都是力量生命的力量，中国人的精神力量。

青玉双螭谷纹璧

东汉

国家一级文物

高15.7厘米直径13.9厘米厚4厘米

玉质呈青色，多处有黑褐色沁斑。

出廓部采用镂雕技法，双螭螭首相对，伏于璧上，中间以一尖状物相隔。

螭圆眼、耷耳、独角，身以细阴线雕琢的圆圈纹及毛纹饰鳞毛，螭身造型卷曲繁复，线条灵活优美。

玉璧表面饰乳钉纹，每个乳钉琢磨得规整统一，其地子打磨平整光滑，极显工匠完美的雕琢技艺和高超的治玉水准。

　　璧作为玉器器型之一自始至终贯穿于中国玉器历史的长河之中。

《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

“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白琥礼西方。

”早期的玉璧作为礼仪祭祀器，只有部族最高权力者才可使用。

早在良渚文化的墓葬之中就有大量玉璧出土，此种葬俗不但说明墓主人高贵的身份，而且证实玉璧陪葬是财富及权力至高无上的象征。

直至汉代丧葬用玉兴起，社会开始盛行厚葬之风，认为用玉陪葬可使尸体不朽。

汉代帝王贵族的墓葬中墓主周身排满玉璧以求达到尸体不朽、灵魂不灭的美好企望。

汉代开始大量出现出廓造型玉璧，且出廓部多以龙螭纹饰中夹有求福祈祥的祝语相伴：

“长乐”、“延年万寿”、“宜子孙”等，而此件东汉青玉双螭谷纹璧的出廓部不但没有文字，且与汉代时期高大的出廓造型相比又较狭长低矮，因此极为独特珍贵。

玉璧表面雕琢的乳钉纹是谷纹的一种简化形式。

谷纹是春秋、战国及汉代玉璧上雕琢最多的一种装饰纹饰。

它运用剔地浅浮雕的方法，在玉器表面琢磨出许多凸起的弧形圆点，这些圆点按序排列，经打磨抛光后更显油润发亮，像谷粒一样充实饱满。

谷纹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农业文化发展的直接表现，也是先民祈求粮谷满仓、丰衣足食美好愿望的真实写照。

人们盼望粮食生产的兴旺，因而在用作礼仪祭祀的玉璧上琢满谷纹纹饰，反映出历史上的中国玉文化和古代先民对现实生活希冀祈盼的紧密结合。

　　由此可见，东汉青玉双螭谷纹璧是古代先民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悠久的见证物，它在历经将近1800多年之后，玉质所散发出的温润光泽、雕琢纹饰显示出的细腻程度、整体器型的大气规整，都令现代人所惊叹不已。

青玉行气铭饰

战国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高5.4厘米外径3.4厘米

　　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发掘，是20世纪70年代轰动国内外的考古发现。

其中出土的帛画《导引图》，绘有44幅图像，每图均绘有一个运动姿态各异的人物图形。

该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气功（即导引）图谱。

历史文物中，时代最早谈到行气者，则是天津博物馆所珍藏的“行气”铭玉杖首。

　　此玉原为合肥李木公旧藏。

其拓片20世纪50年代最早刊印在《艺賸》。

20年后又收在《三代吉金文存》（误名为“铜珌”）中。

该器高5.2厘米、底径3.4厘米。

玉苍绿色，有杂斑。

器呈12面棱筒状，中空，内顶部留有钻凿痕迹，器身下部有一穿孔与中空部相通。

器表磨制光滑，阴刻篆体文字，每面3字，凡36字，另有重文符号8个。

按文理分析，在第七行首字下漏刻一重文符号，故总计45字。

过去不少学者对这些铭文进行了解释。

郭沫若先生释为：

“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

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

顺则生，逆则死。

”这篇铭文，从它的结构来看，可以分为两节，上节十句，下节四句。

上节说的是吸气与呼气的过程，是呼吸的一个回合。

“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是说吸气后自上而下逐渐运行至下腹。

“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是说行至下腹的气，自下而上逐渐返回到头顶，这是呼气。

“定则固”，则是吸气与呼气过程中的转折。

下节四句两两相对，前两句说的是天与地之本，实际说的是吸气与呼气的要点，吸气至下腹，呼气要行至头顶。

这两句也是承上文“伸则下”，和“退则天”而说的。

后两句说的是行气顺逆不能颠倒，因关乎生死之别。

　　那么它的用途应该怎样推测呢。

根据器物本身外部光泽晶莹，中空部顶端不透，而且内壁异常粗糙的情况推断，它应当是套在圆柱状物体上的。

据帛画《导引图》中两幅以杖行气图推知，这个圆柱状物体当为专用手杖之类，而此器则应是杖首的玉饰。

　　“行气”铭玉杖首，是迄今所见战国时期玉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它不仅有精湛的制作技巧，而且那俊秀挺健的篆书文字以及优美流畅的文体，也都是历代古玉文中首屈一指的。

铭文记述了行气的要领，这是我国古代关于气功修炼养生的最早记录，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文字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