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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聪的《逃亡曲》
马思聪的《逃亡曲》
马思聪的《逃亡曲》
前言:
1967年春节,爸爸悄悄告诉哥哥和我一条他刚才从大参考上看到的消息“中国第一小提琴家、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一家人出逃,经香港到达美国”。
爸爸妈妈半年前刚从欧洲回国,一年前在使馆挨过严厉批斗后拖着病体的爸爸,从1958年调到新华社直到63年被派往国外分社工作前,因喜欢说笑逗唱与社里年轻人打的火热,彼时几个年轻的造反派头头念及昔日交情,法外开恩保护着“孩子头老于明”。
回国半年来,在著名老中医岳美中的精心治疗下,爸爸的体力明显有所恢复。
头一年经历过停课、大批判、破四旧、大串联等一系列瞎折腾的我,月前刚刚从外地返京。
从小学四年级起因父母远离,我不得不担当起“小家长”,刚刚在几乎跑遍全国的颠沛迷乱中回归家庭,能与父母朝夕相处,感受父慈母爱的温暖,一有机会就腻着双亲补偿亲情,那段时间听爸爸讲过许多故事与新闻。
马思聪出逃就是其中一件,这件事之所以留有印象,因为我听后觉得不可思议,不仅是“革命洪流中音乐大师全家人叛逃”,更有那一刻照亮爸爸脸膛的喜悦感,叛逃与庆幸矛盾的缠合令我迷惑不解。
那时爸爸和我哥哥、我有个约定,“你们已经长大了”这些消息只限关起家门“哪说哪了绝不许外露”,哥哥和我一直恪守着约定。
46年后的今天,我读了2012第12期《炎黄春秋》和网上的相关文章后,当年对马思聪逃亡的模糊轮廓终于有了较全面细致的了解。
46年前美国、苏联各国广为报道的旧闻,我们中国人能当新闻看了!
如果您也对这件当时轰动全球、唯独对本国人严密封锁之事感兴趣的话,不妨看看下面这篇文章:
马思聪的《逃亡曲》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
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
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
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
“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
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
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
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
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
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
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
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
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
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
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
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
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
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
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
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
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
“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
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
‘你还配拔草!
你是匹马,只能吃草!
’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
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
‘你要老实交代问题!
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
’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
‘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
’”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
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
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
就在这时,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
《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
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
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
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
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
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
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
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
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拔河。
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
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
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
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
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
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
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惊险开端
“002”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
“狗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
一上岸,“狗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
“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
”“狗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电话。
“狗头”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
当“狗头”打完电话,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去了。
马思聪一家,到哪儿去了呢?
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狗头”分道扬镳。
他不愿让“狗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狗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
他生怕“狗头”走漏风声。
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
直到“狗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
九龙不像香港那样惹人注目,何况,那里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
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
一九五七年,马思锦与徐腾辉迁往香港。
一九六零年,他们又迁往加拿大。
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丈夫何维林的父亲何焯贤,在九龙也有着宽敞的住房……
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没有人接。
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
出走时赤手空拳,没有带一片饼干、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
一夜惊恐交加,一天饥寒交迫,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
实在饥饿难熬,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三合一”……总算在傍晚时分,打通了电话。
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
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也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身份暴露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002”号小艇的照片,报上披露,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因为小艇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
所幸,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没有披露姓名,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
马思聪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
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廉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也被他制止。
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
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
而到达九龙的第二天“002”号小艇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
选择美国
除了香港、九龙,他能到哪里去呢?
去法国吗?
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也多年没有联系,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
去英国吗?
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别无熟人。
去日本吗?
举目无亲。
马思聪选择了美国。
虽说自从九弟马思宏一九四八年去美国之后,与他联系不多,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不过毕竟是骨肉同胞,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颇有影响。
到了美国,借助弟弟的介绍,他可以在那里的音乐界立足,找到工作……
可是,要去美国,谈何容易!
不用说他的一家没有一张出国护照,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证,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销毁了--他生怕在途中发生意外,工作证将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眼下,空空如也的他,惟一的财富、惟一的“证明”,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
这是出自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
斯特拉地瓦利一生,制作了一千一百把小提琴。
他制作的小提琴,云杉面板木板如丝,背板的“虎皮纹”宽而明显,造型漂亮、美观。
更重要的是,他的提琴的发音格外醇厚、圆润、优美、流畅,具有穿透性。
几百年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无几。
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五万美金。
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
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
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
他想,倘若在香港从亲友处借一笔钱,买四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到了美国,只要他拿出这把琴演奏,音乐会的收入将会偿还欠款。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
“什么?
马思聪到了香港?
想去美国?
”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
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骗”先生?
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
领事的考察
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
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
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
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
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
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毋庸置疑,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样。
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摄了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
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那股“京腔”十分标准:
“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
”“哦,我认识他。
”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
”“不,不。
他在台北任教。
”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
”“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虽然没有规定什么“接头暗语”,也没有什么“土匪黑话”,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也确信无疑了。
夜深时,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
马思聪幕后谈判
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
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的一家依然闭户幽居。
马思聪一点也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
香港属英国政府管辖。
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征得英国当局的许可。
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
香港有关方面从美国领事那里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
香港有关当局建议美国领事,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
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
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
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起码要花费一段时间。
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马思聪一家。
可是,香港毕竟由英国人所管治,大权在香港英国当局手中,美国领事不得不听命于它。
结局出人意料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还是某方面耍了什么花样,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于是乎,1967年1月19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
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002”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于四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
事情急转直下。
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着木鸡时,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
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也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
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
轿车直奔温莎大厦。
一位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一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
“欢迎,马先生!
”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
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
“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
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
“上飞机场?
飞到哪里?
”马思聪连忙问道。
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
“飞往华盛顿!
”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
在午宴上,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一边谈笑风生。
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
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也看过今天的报纸?
他说,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
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也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
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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