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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五论韩德强
自由五论
韩德强
目录
一、自由与意义
(1)
二、自由与和谐(6)
三、自由与责任(21)
四、自由与成长(44)
五、自由与幸福(65)
一、自由与意义
2008-12-10
时代不同,生活的意义不同。
过去,人们大多为光宗耀祖活着。
光前裕后:
追思先人,泽被后人;光耀祖先,富裕后人,这是一种生活意义。
这种意义可以鼓励人有长远目光,不走歪门邪道的致富捷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要为下一代人做榜样。
乡亲们的目光,无论是嫉妒还是诅咒,无论是羡慕还是嘲笑,都成为生活意义的一部分。
项羽为什么要衣锦还乡?
因为他的生活意义存在于他的乡亲的目光中。
至于说战争中征服的土地上的人民都是陌生人,都是项羽的生活意义之外的人。
可是,后来说光宗耀祖是封建、愚昧、落后。
于是,家谱也不续了,宗族祠堂也拆了。
计划生育一搞,“断子绝孙”了,更没必要光宗耀祖了。
所以,光宗耀祖不再成为普通人的人生意义。
那么,为父母活着行不行?
父母说,我们有自己的养老金,不用你管。
只要你自己好就行。
再说,根据现代法律,年满十八岁就是一个独立公民,与父母只有法律上的赡养关系。
独立了,父母也不需要为孩子活着,孩子也不需要为父母活着。
那么,为自己所爱的人而活行不行?
问题是,神圣的爱情已经让位于世俗的利益考虑。
恋爱双方都自我中心,逐渐计较投入产出比。
那么,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行不行?
国家说,年轻人一关心国事,国家反而不稳定。
年轻人有自己的权利,自己的选择,出国留学,还是下海经商,悉听尊便。
那么,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行不行?
本来,这是新中国几代人的生活意义,但是,随着私有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这个意义也很快消失了。
最后,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为自己活着。
可是,自己怎么活着都可以,怎么死也都可以。
既然不对任何人、任何共同体承担责任,也就不被任何人、任何共同体所需要,活着和死了也就没有任何人关心,也就没有什么区别。
勤快可以,懒惰也可以;可以积极生活,也可以消极避世。
可以烟酒不沾,也可以吸毒贩毒。
可以洁身自好,也可以卖淫嫖娼。
可以自杀,也可以杀人。
这样,你彻底拥有了自由主义者所向往的彻底的形式自由。
但是,这种形式自由也是让人极难以忍受的。
所以,在无牵无挂、无拘无束的自由中,人们才反复提出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
人为什么活着?
当你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人生已经出了问题,社会已经出了问题。
意义是将人生与社会连结起来的最重要的心理纽带,是人生的发动机、方向盘和灯塔。
生活有了意义,就有了动力,有了方向。
有了方向感,才有成就感,才有幸福感。
有的人可能会问,一个人有责任,不也就有了方向感,成就感,幸福感吗?
是的。
但是,意义比责任更高一层。
意义不但能协调人与人之间的责任与分工,还能协调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责任与分工,教人既珍惜生,又能不怕死。
责任相对明确,但意义却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使生活充满了情趣和浪漫想象。
想想春节回家的现象吧,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离开大城市,回到农村去过年,说明了什么?
说明农村是生活的意义所在,农村的父母亲戚、乡里乡亲,构成了他生活最重要的内容。
虽然祖坟没有了,虽然也要计划生育了,但是由千年以来由光宗耀祖、泽被乡里的文化所形成的习俗还在,人们依然在乎乡亲们的关心与蔑视,赞扬与批评,羡慕与嫉妒。
这些都是自己的生活内容、生活意义。
而在城市里打工的日子,就只是挣钱。
从根本上说,有社会共同体,生活就有意义。
没有社会共同体,生活就没有意义。
社会共同体相互承担责任,相互提供生活的意义。
由自由市场、自由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所构成的一个社会,根本就不是一个社会共同体,而是一个靠个人权利和国家法律所构造的一个自由交易平台。
其中每一个人都不存在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而只有权利的相互博弈。
自由主义认为,个人的权利高于社会,这才是一个自由的健康的社会;凡是个人的权利要服从于社会的共同利益,这就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社会。
就这样,自由主义将任何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都瓦解了,也就将任何人生的意义都瓦解了。
人生意义被瓦解了,个人获得了彻底的形式自由。
一些人接受不了意义的失落,就去自杀,或去杀人。
一些人走向虚无主义,纵欲狂欢。
一些人肆无忌惮,物欲横流,巧取豪夺,成为成功者;还有更多的人是撇不下亲情、乡情、友情,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迷茫者。
这究竟是社会进步还是社会倒退?
这究竟是社会文明了,还是社会野蛮了?
我的看法是,社会野蛮了,社会倒退了。
进步的是技术。
但正是这技术的巨大进步,导致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两极分化,世界战争,以及人类毁灭的前景。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阿拉伯故事。
故事说有一个渔夫,从海里捞里一个魔瓶,魔瓶上打着所罗门王的封条。
渔夫不知轻重,将封条打开。
魔瓶里释放出一屡轻烟,这轻烟很快变成一个“口像山洞,鼻像烟囱”的魔鬼,要吃掉渔夫。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故事寓意深远。
人的贪欲就像是魔鬼,而那个不知轻重的渔夫就像是自由主义。
本来,这贪欲是被基督教、天主教封在瓶子里的。
后来,自由主义撕开宗教的封条,以自由之名释放出欲望这个魔鬼。
这个魔鬼从一屡无害的轻烟(思潮)转化为有形力量,发明技术,征服自然,改天换地,带来繁荣的物质生活,同时,则使人类两极分化,痛苦不堪,走上毁灭的道路。
在1789年的那场法国大革命中,罗兰夫人临上断头台前叹息:
“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二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不得不担忧:
“自由啊,人类的毁灭将假汝之名而行!
”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接受自由主义的致命诱惑呢?
自由主义者特别擅长颠倒黑白,将上帝的东西归为恺撒,将恺撒的东西归为上帝:
将一切美好的事物贴上自由、光明、现代、先进的、资本主义标签,而将人们不喜欢的东西贴上专制、黑暗、古代、落后、封建社会的标签。
人类社会说到底可以归纳为两种人际关系:
竞争性人际关系和垄断性人际关系。
竞争性人际关系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其典型是买卖关系。
买方和卖方相互不认识。
开价高了,买方可以不要。
还价低了,卖方可以不卖。
货好了,卖主人品再坏,买家也能踏破门槛;货不好,卖主人品再好,顾客也门可罗雀。
双方身份平等,各自自我中心,自私自利,却能通过自由交易达成合作。
双方关系相互陌生,既没有爱,也没有恨,既没有情,也没有仇。
因此,双方关系是临时的、简单的、公开的、透明的、规范的。
虽然买卖双方本质上力量不平衡,信息不对称,本质上相互封锁信息、相互欺诈,本质上弱肉强食,但是在现象上却很有吸引力。
于是,浅薄的自由主义者以为找到了人际关系模式的至宝,以为可以将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转化成临时的、简单的、公开的、透明、规范的人际关系,这样,就可以“相忘于江湖”。
但是,社会上有许多人际关系客观上相互垄断,相互不可替代。
例如,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以及政府或企业中的高层上下级关系等。
一旦其中一方,例如父亲发现儿子在外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能不要儿子吗?
妻子发现丈夫有外遇,能轻易离婚吗?
一个掌握重要业务的高级经理泄露部分公司机密,能轻易辞退吗?
在上述种种情形中,另一方一定会火冒三丈,要责骂,甚至要动手打人。
经过责骂,经过忆苦思甜,经过启发教育,出问题的一方答应改过自新,双方关系可能重归旧好。
如果说,竞争性人际关系的双方自利短期内看不出多大的问题,那么垄断性人际关系的双方就必须时刻想着对方,必须利他。
利他主义是处理垄断性人际关系的唯一行为准则。
但是,往往其中一方更能体谅,更能团结,更能感化或教育对方,更懂得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更懂得大义,这一方就会在双方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在天长日久的相处中,双方关系逐渐深化,相互依赖,相互信任,相互产生默契,越来越融为一体。
所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所谓“团结就是力量”,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深层次都是形成了良好的垄断性人际关系。
什么叫和谐的人际关系?
这就是。
但是,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种人际关系就是“相濡以沫”,就不好。
因为这种人际关系长期、复杂、深邃、难以公开、难以透明、难以规范、难以标准化、不受法律保护,一旦其中一方忘恩负义,背信弃义,另一方就惨了。
自由主义者要求公开、透明、规范的人际关系也颇有道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弱者。
但是,在一个充满意义的社会中,弱者并不需要用公开、透明、规范的契约来保护自己,而是诉诸舆论,诉诸道义,对背信弃义的强者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秦香莲就是这种做的,陈世美至今翻不了身。
相反,一旦将秦香莲与陈世美的关系转化成公开、透明、规范的市场买卖关系,陈世美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签订一个AA制的婚姻契约,随时可以抛弃秦香莲。
因此,真正能够保护弱者的,绝不是法律、契约,而是活在每个人头脑中的道德,是一个生活意义系统。
一旦把道德废除,把舆论约束弱化,强者完全可以利用公开、透明、规范的契约欺压、剥削、掠夺弱者。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自由主义解构了古今中外各种社会的各种生活意义,而将“自由”二字写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确立了“自由”的专制,确立了“弱肉强食”秩序的天然合理性。
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野蛮的、无耻的、纵欲的、毁灭性的社会——现代社会,就穿上自由主义者缝制的“文明”外衣行销到了全世界。
这真是一件空前绝后的、超级巨大的皇帝新衣啊!
人类要摆脱这个野蛮的、无耻的动物世界的状态,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唤醒人心深处的良知,激发越来越多的人“向往崇高、追求崇高、体验崇高、实践崇高、享受崇高”,体验幸福,找回做人的尊严和自豪,联合起来与野蛮、与无耻作斗争。
人类的历史有进步,有倒退。
每当善良、崇高的仁人志士大批出现时,历史就进步了,人民就福了;每当邪恶、堕落成为社会风气时,历史就倒退了,人民就危险了。
人类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能认识到,人类历史是一部善恶斗争的历史。
唯独近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相信“恶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相信“看不看的手”,从而在根本上颠倒了善恶是非黑白。
到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重建人类社会共同体,重建人生意义的时候了。
二、自由与和谐
2008年12月初演讲2008-12-22修订
自由与和谐,都是好词汇。
而且,有人一直在论证,有了自由才有和谐,自由是和谐的保障。
典型的言论是亚当·斯密的说法,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是指,当我们每个人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利益也最大化了,即社会和谐了。
亚当·斯密这个说法后来被法国巴师夏直截了当地概括为《和谐经济论》。
那么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呢?
是不是自由了,就和谐了呢?
我想也许事情是恰恰相反。
自由经济不是一个和谐经济,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经济,自由经济形成的社会是充满冲突、充满矛盾、充满残酷斗争的社会,那么究竟哪个正确?
我们可以先讲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是杨白劳和黄世仁的故事。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对著名的冤家。
黄世仁是大地主,杨白劳是贫雇农。
杨白劳欠了黄世仁的粮食,黄世仁要抢走他的女儿——喜儿,杨白劳被打死,喜儿的男朋友大春参加了共产党,要推翻这个黄世仁们统治的世界。
这个故事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
但是,如果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个故事就有另外一种讲法。
黄世仁和杨白劳完全可以理解为市场经济中的两个独立、自由、平等的交易者,两个市场主体。
他们在身份上是平等的,他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当然,实际经济地位不平等,因为黄世仁有钱有粮又有地,而杨白劳无钱无粮又少地。
某一年的春天,杨白劳家里揭不开锅了,就找黄世仁借粮食。
黄世仁说借一石还两石,杨白劳觉得利息太高。
黄世仁说,不行的话,你再走一家问一问。
于是,杨白劳就去问了赵世仁、张世仁、李世仁、马世仁。
他们都说,借一石还两石,这叫市场利率,也许是高了点,但是这是市场利率。
杨白劳这回明白了,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不是黄世仁故意要欺负我。
而且黄世仁家离我家还比较近,我还可以省一点运费。
这样,杨白劳回去对黄世仁说,这回我明白了,您是好人,您没想要欺诈我,您就老老实实地开了市场价。
我愿意在你这里借粮食,就是借一石还两石。
黄世仁说,好,明白就行。
可是我还有第二个条件,就是要你找到担保。
杨白劳想,担保哪里找去?
找得到担保我还来找你黄世仁吗?
黄世仁又说了,找不到担保,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作抵押?
杨白劳想,我家徒四壁,哪里有东西可以抵押呢?
黄世仁又启发杨白劳,你们家的喜儿是否可以做抵押?
杨白劳想,还真是没办法。
如果不用喜儿作抵押借粮食,意味着春天父女俩都得死。
如果用女儿作抵押,运气好,夏天粮食长势喜人,秋天粮食丰收,这一年就渡过去了。
运气不好,至少父女俩都可以活过这个夏天。
出于经济理性,杨白劳还是把喜儿抵押出去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说,人怎么可以抵押呢?
其实,人可以作抵押,这说明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市场要素发育比较充分。
如果人不能做抵押,说明这个市场还是有限制的市场,还是有管制的市场,还不是自由市场、自由经济。
总有那么一年,夏天一场旱灾把土地晒裂了,庄稼晒死了。
秋天,杨白劳就还不起粮食。
黄世仁按照契约办事,要求杨白劳将喜儿送到黄家。
可是,喜儿缺乏契约精神,死活就是不去黄家。
杨白劳父女情深,抱头痛哭,哭着哭着,杨白劳也失去了契约精神。
黄世仁是个守法公民,他一纸诉讼就把杨白劳告到县法院。
县法院一看,这白纸黑字,契约在先,那喜儿就得抵押。
可是,县法院说,我们事情太多,警力紧张,执行庭的人都忙不过来,能不能派你的私家保安去执法?
黄世仁说,那好吧,我也为县政府做点贡献,给你们节省点执法成本。
这样,就派私家保安穆仁智去了。
穆仁智到了杨白劳家里,就要抓捕喜儿。
喜儿挣扎,双方就发生了肢体冲突。
今天,这自由主义的学术规范要求学者得公平客观,用语不能带感情色彩,所以不能说穆仁智要抓喜儿,喜儿要反抗,只能说是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
穆仁智贯彻的是现代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用的是法言法语:
我在强制执行,你挣扎就是抗法,就是暴力抗法。
喜儿却是一脑门子落后的东方的道德话语,不管契约不契约,是人,就不能以强凌弱、乘人之危、落井下石。
当然,道德的喜儿被法律的穆仁智带走了。
杨白劳想不通了,一辈子种粮没粮吃,养个女儿又被抢走了,这社会咋就这么欺侮穷人?
他越想越生气,契约精神、守法意识消失了。
到第二天五更的时候,他一把火烧了黄世仁的家,把黄世仁一家都烧死了。
这就是搞了恐怖主义,相当于孟买的恐怖分子冲进了五星级酒店开枪杀人,或者就像是“9·11”事件中的波音飞机撞毁了世贸大楼。
这个故事是对市场经济内在机制的典型解释。
春天,黄世仁得到了杨白劳未来的承诺,杨白劳得到了粮食。
一方得到了未来的契约了,另一方可以活命。
双方各得其所,欢天喜地,那叫双赢,那叫和谐。
在这个意义上,斯密和巴师夏都是对的。
可是,到了秋天,一方输了,另一方赢了,这叫零和博弈,起了冲突。
当杨白劳一把火烧了黄世仁家的时候,双方关系就进入第三阶段,双输。
你看,黄世仁被烧死了,可是杨白劳也被逮捕了,被枪毙了,这不是双输吗?
和谐、双赢的市场经济怎么会转到冲突、双输的恐怖主义的结局呢?
要害在于春天达成交易那一刻,静态来看、现象上看是双赢,动态来看、本质上讲已经是零和博弈。
黄世仁处于强势方,杨白劳处于弱势方。
强势方可以剥夺弱势方,达成对于弱势方不利的契约。
秋天的冲突结果,在春天那一团和气中、在双赢当中已经就注定了。
我相信,如果斯密在这里,巴斯夏在这里,他也会同意我这个推理:
市场经济静态看是双赢,动态看是零和博弈,最后的结局是同归于尽。
一些人可能会奇怪,自由市场怎么会通向恐怖主义、通向同归于尽呢?
这和我们的日常经验似乎并不一致啊!
其实,我们不妨去体会一下。
自由市场中一切看上去都是文明的,只有一个环节是野蛮的。
比如说我们去商店里买衣服,那环境、那气氛真叫文明。
商品琳琅满目,陈列井然有序,灯光明亮,导购热情,款式随挑,不满意随时可以走,整个过程似乎非常文明。
但是,就在达成交易的那一刻,当你用1000元买下一套西服,实际上你就被宰了一刀,这套西服也许只值200元。
当你觉得穿着这套衣服可以见同学、找工作的时候,你觉得很值得的时候,售西服的那方可能就在窃喜。
这叫“买的不如卖的精”。
买卖双方自由交易的结果是,强者悄悄地剥削了弱势方。
再比如说,我们在自由市场上买菜,这个市场上管理规范,公平秤就在旁边放着,不能短斤少两,这一切同样是文明的。
可是要害仍然在定价上。
如果说茄子刚上市,茄子就可以定高价,只有少数富人能够买得起。
这时,首先种出茄子的农民成为强者了。
可是,一段时间以后,茄子大批上市,茄子价格直线下跌,茄农就倒霉了。
所谓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种供求关系根本就是力量对比。
这种力量对比是对供不应求的供方有利,对供过于求的求方有利。
任何时候供求双方的力量都是不平等的,都是有强弱之分的,无数强和弱的自由较量的结果是什么?
是强者越强,而弱者越弱!
你想,每天有多少交易在发生,每天要买菜、买米、买油、买茶,每天要有衣服有暖气,每天要有各种各样生活必需品,还要上学、买房子,每一次交易都是一次弱肉强食,其结果就是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后,自然就会发生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恐怖主义,直至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这就叫以暴易暴。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不完全如此。
对了,不完全如此。
因为还有政府在。
政府和市场相比,相对来说,有了一点文明。
因为政府或者承诺为人民服务,或者按照一人一票的规则运行。
因此,市场经济制造巨大的不平等,可以由政府的二次分配去缓和、去调节。
这样才削弱了市场经济内在的两极分化特性。
这正像伽利略的惯性定律:
如果没有摩擦力,一个运动物体将在光滑的平面上长期匀速运动,不会自行停止。
因为没有绝对光滑的平面,因为有摩擦力存在,所以,现实的运动物体都会静止下来。
同样,如果没有政府、没有道德等因素存在,纯粹自由讨价还价的市场经济,它会迅速通向两极分化。
我和主流的说法不一样。
主流的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是很好的,只是偶尔有缺陷。
在我看来,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是罪恶的,只不过因为多数人的自私暂时还没法消除,所以市场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还有它存在的理由。
主流的西方经济学认为,政府是必不可少的罪恶。
在我看来,市场才是必不可少的罪恶。
有人可能会想,市场经济虽然在本质之处是野蛮的、冲突的、弱肉强食的,但是,市场毕竟也给我们日常生活以很多方便和自由啊。
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卖什么就卖什么,不能强买强卖。
市场经济给了我们充分的选择和自由。
没错,市场是给了我们充分的选择上的自由。
但是,这种自由也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陷阱、非常美丽的圈套、非常美丽的诱惑。
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自由的确是很多的,不但是市场的自由,还有其他种种自由,言论自由、恋爱自由等等。
看上去有了一切自由,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是谁有能力利用自由、操纵自由,谁有能力拒绝自由的伤害,谁没有能力拒绝自由的伤害。
比如我是个工人,我到市场上去找工作,我找张老板,张老板说工价是500;我找李老板,李老板说工价是550;我找孙老板,孙老板说工价是490。
可是我分明感觉到,这点钱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这点钱根本不足以报偿我的劳动。
可是,如果我第二天没饭吃,再低的工资我也得接受,甚至没有工资只给口饭我也还得干。
所以弱者的自由非常有限。
除非弱者说,我宁死不屈。
宁可死,那可以,那你有充分的自由。
但是,宁可饿死也不去工作的有多少呢?
为了保持人格的独立,能够不接受强者侮辱的人又有多少呢?
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
如果自由意味着自由地选择死亡,我看,没有多少人喜欢这样的自由。
这是问题的要害。
也就是说,表面上在市场当中双方人格上是平等的,但是实际上是一个穷人往往会失去自己的人格尊严去获得一份工作,去获得一个饭碗。
这也就是妓女和嫖客之间的关系。
嫖客有钱,妓女想要嫖客的钱怎么办呢?
那就得卖身了。
妓女是不是人格受侮辱了?
是受侮辱了。
但是,下一顿不就有钱了?
妓女和嫖客当然也有讨价还价的自由。
按照自由市场的逻辑,你就不要说那叫妓女。
人家是性工作者,就跟摄影工作者、农业工作者一样。
一旦说人家是妓女,这就带有人格侮辱的色彩了。
你们看,自由这个词就可以这么被运用。
自由,可以自由地升华,也可以自由地堕落。
考虑到现实生活中自私自利的情形非常普遍,自由的结果便是“越自由越堕落”,人人争相堕落!
市场有些书,比如《厚黑学》,比如《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比如说《谁动了我的奶酪》,专门教人怎样堕落、怎样卑贱、怎样下流、怎样流氓,然后就可以挣大钱。
无数年轻人看了这些书,就走上了自由的堕落之路。
自由地堕落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相互争夺、相互冲突、相互欺骗。
对于自身而言,自由地堕落意味着什么?
有些人内心有良心、有道德,但不得不跟着社会一起堕落,内心非常痛苦。
有些人本来就是个流氓,堕落是真堕落。
但是,先堕落可以偷到抢到骗到,都堕落就偷不到抢不到骗不到。
于是,真堕落的社会中,堕落者可能会因为抢不到偷不到骗不到而焦虑。
有道德感会痛苦,没有道德感会有焦虑。
因此,在自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冲突的,人的内心也充满了冲突。
怎么叫和谐呢?
按说,这些道理本来是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切感受。
但为什么社会舆论仍然充斥了自由的喧哗呢?
因为,市场中的强者既可以用契约、合同自由地掠夺、欺骗、剥削弱者,又可以让弱者产生虚幻的、良好的自我感觉。
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大学、研究所、报刊、杂志都在宣传自由主义的好处,都在宣扬自由市场的好处。
因为,这些大学、研究所、报刊、杂志都是被富人控制的,都是被富人操纵的,都是为富人说话的,都是为强者说话的。
他们操纵了这个舆论,很多人就信,很多人就上当受骗。
说到弱者,这个世界上谁是弱者?
绝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弱者。
当我们觉得自己挣了点钱,是白领、是蓝领、是公务员,以为自己是强者的时候,这是你在往下看。
往上看,其实通通是弱者、通通被人雇佣,被人奴役、被人玩耍,是别人的工具。
青春年华,一辈子工作,可能积攒了一些家电,积攒了一些服装,甚至也许积攒了住房。
但是,实际上这些都是别人控制你、奴役你、欺骗你的草料。
看上去,自由市场上人们平等地相互利用,从本质上看,则是强者在利用弱者。
依程度不同,强者控制弱者、支配弱者、压迫弱者、主宰弱者、奴役弱者。
只要强者依契约办事,可以根本不顾弱者的感受,甚至可以不顾弱者的生死。
强者还振振有词地说,双方是平等的、独立的、自由的。
所以说,自由市场是和谐市场、和谐经济这种说法,从根本上看是极少数强者编出来欺骗弱者的说法。
当我们把它当真理,当我们把它当教科书来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都上当了,都中毒了。
但是,大家可能会想这样一个问题。
既然自由市场通向冲突,或者通向内心的痛苦或者焦虑,既然自由市场让我们倍受欺骗,那么为什么还有很多人相信自由市场,为什么我曾经也相信自由市场呢?
因为你内心有贪欲,贪欲迷住了你的眼睛,使你容易上当受骗。
因为你眼界狭窄,却自视过高,以为能够成就自己的事业。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当螳螂自信满满地捕蝉时,螳螂的眼界岂不狭窄,自视岂不过高?
当螳螂美美地吃着蝉时,岂不有强烈的成就感?
但这一切都落在了黄雀眼中。
为什么螳螂还可以美美地享受蝉肉?
因为黄雀想吃更肥美的螳螂。
人类的社会生活高度复杂,本来需要眼界更宽、地位更高的人更善良、更负责,如此,则人类社会将停止弱肉强食。
但是,自由市场学说欺骗我们,说人与人相互是独立的、平等的、自由的,不需要善良,只需要平等竞争。
结果,弱者被推上了和强者竞争的舞台,强者可以不负责任地吃弱者。
随着自由市场逻辑的蔓延,越来越多的高度复杂的人际关系被简化、被瓦解,被腐蚀成自由、平等而恶意的竞争关系。
比如说,师生关系。
传统中国的师生关系是高度复杂的,对师生双方都有复杂的道德约束。
尊师爱生,双方各有相互的承诺,师生关系形同父子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间的感情将逐渐加深。
正因为相信老师对学生负责,老师就有权利打学生。
当发现学生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不上心、不成器的时候,老师是有权利打学生的。
打或惩罚,本来是教育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教师的讲台上有一把戒尺,就是惩戒学生的标准工具。
为此,教师对学生的成长负有重大责任。
当师生关系逐渐瓦解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时,老师打学生的权利是肯定没有了。
这是不是就对学生好?
也不一定。
老师同时失去的是对学生成长的责任。
教不教是我生产者的事,听不听是你消费者的事。
反正我讲什么你爱听不听,这是你的自由。
你今后成人不成人我管得着吗?
另一方面是学生。
一旦说老师是生产者,学生消费者,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消费者是上帝,那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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