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村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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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村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中国村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陈爱巧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在农村,解决“三农”问题,要依赖经济发展模式的正确选择。
“天下之治始于县”。
县域经济是国家经济的细胞,县域经济良性发展,整个国家的经济就可持续发展。
村庄经济,尤如县域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是县域经济的细胞。
因此,发展经济,必须重视村庄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村庄经济;发展;研究
引言
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在农村,“三农”问题的实质上是乡村经济的转型,重点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
城乡一体化,并不是简单地把农村建设为城市,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转型的系统工程,而所有这些都要借助经济发展状况来反映。
“天下之治始于县”。
县域经济是国家经济的细胞,县域经济良性发展,整个国家的经济就可持续发展。
村庄经济,尤如县域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是县域经济的细胞。
因此,发展经济,必须重视村庄经济的发展。
一、村庄经济与县域经济的关系
村庄一般是指居民住宅集中生活区域的现象,广义的村庄泛指人们聚集而居,在一起生活生产的现象。
村庄是人类聚落发展中的一种低级形式,包括区域内所有的自然村落和拥有的少量工业企业及商业服务设施,但未达到建制镇标准的乡村集镇,是向高级聚落----城市聚落的必经形式。
村庄聚落受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诸条件的制约。
村庄经济,就是村域内人们生产生活与自然禀赋的总和。
“县”是中国历史上沿袭最长久、保留最完整的架构,是强工兴农富民最为直接、最具活力和潜力的经济细胞,也是国家治政安邦的政治行为、城乡发展的联接纽带。
“天下之治始于县”。
县域经济是国家经济的细胞,县域经济良性发展,整个国家的经济就可持续发展。
村庄经济,尤如县域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是县域经济的细胞。
国家经济要发展,必须首先发展好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要发展,必须重视村庄经济的发展。
村庄经济的发展,对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
村庄经济,是在村域范围内,以村为基本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充分利用村域内的资源优势、传统优势和区位优势,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因地制宜,自力更生,整合各类资源要素,把“优势”变为“特色”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13亿人口,以往生活在农村的9亿人,逐年向城市转移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解放初期,我国的城镇化率为10.64%。
2000年,城镇化率是36.2%;到2009年,城镇化率是46.6%。
“十二五”期间城镇化率要提高到51.5%。
我们搞城镇化,除了城郊的村庄会被城市扩张吞食和少量自身发展成小城镇外,大部分还将保留村庄的基本特征。
搞城镇化不是消灭村庄,农民变市民并不是消灭农民,城市化也不是不要农村,工业化更不是不要农业,而是通过城镇化增加劳动力就业机会、让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化为市民、改善农业耕作条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中国十几亿人,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跃升到发达国家行列,2亿多小农户,分散在近400万个自然村、近70万个行政村,如何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关乎着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因为统筹城乡发展,大力提高农村人口收入,将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拓展广泛的乡村空间,能较有效地避免因外部环境摩擦可能造成的经济回落或停滞。
目前的现状是,国内市场规模偏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
2010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
按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1274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人。
(据中国经济网,2011年03月01日《统计局:
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7.8%》,来源:
北京日报刘宇鑫)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
这就是说,如果农村人口人均纯收入也达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话,每人可增加13190元。
67415万乡村人口,共增加近9万亿元。
这些钱都消费的话,一年光乡村人口就将增加9万亿元消费。
按此推算,2688万农村贫困人口,还将提供近4800亿的潜在消费空间。
可见,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特别是发育农村消费市场,将为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冲击提供巨大的缓冲带。
关键问题就在于统筹城乡发展,尽快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
更何况按专家们预测,即使到2031年,我国的人口达到15亿,城镇化率达到70%,在农村也还有4亿5千万人口。
现在我国内需特别是农村市场消费严重不足,其根本原因是存在着低收入、低水平养老保障、低层次医疗保障、高昂的子女就学费用等消费障碍。
因此,扩大内需的切入点,应着眼于城乡统筹增加农村人口收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等。
城乡统筹,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市化,以激活提升农村消费市场为方向,扩大消费市场总体规模,进而扩展经济发展总体规模。
极具潜力的国内消费市场,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独特有利条件。
在投入受限、出口受制的条件下,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是一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有效通道。
发展经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民众富裕起来。
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是农村相对贫穷。
只有村庄经济发展了,县域经济才有坚实基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才能补齐。
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特别是发育农村消费市场,将为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冲击提供巨大的缓冲带。
关键问题就在于统筹城乡发展,尽快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
扩大内需的切入点,应着眼于城乡统筹增加农村人口收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等。
二、对我国几个村庄发展范例的分析
以率先实行“大包干”闻名的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东部,隶属小溪河镇,距京沪铁路5公里,距省道307线7公里,距明光、临淮两个淮河航运码头均20公里。
这些看似方便的交通网对小岗其实并不方便,因为多年来小岗“连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
1978年之前一直为饥饿和贫穷困扰,是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
小岗全村476人,1800亩土地,1998年农民收入才1800元。
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专门技术培训的工人很少。
作为18户带头人之一的严金昌说:
“年轻人基本上都不愿意呆在农村,现在在外面打工的有近90个”。
小岗村地处江淮分水岭地区,易旱易涝。
除了人均土地较多之外,其他资源条件并不好,交通不便加大了参与社会分工的成本。
农民财富积累难度大,难于扩大再生产。
资源匮乏、人才奇缺成为“一夜跨过温饱线,几十年难入富裕门”的主要制约因素。
有一组对比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当小岗村人还在依靠土地进行粮食生产作为其主要收益时,在南街村,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11000多人里面,只有一支70人的农业队伍从事1000亩耕地的农场生产;而在大寨村,2004年农业的直接收入仅占到该村总收入的2%。
而今,南街村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出了年产值14个亿的奇迹;2002年,大寨村经济总收入就突破1个亿,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000元;而到2003年,小岗村人均收入只有2100元,离“小康”标准相距甚远(据法制日报记者肖黎明:
《小岗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从南街村可以看出人的因素决定一切,学习南街要建好小岗村”。
这是2002年8月27日,小岗村人到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参观考察时所写的一段留言。
“无工不富,小岗村要发展还是要走工业致富的路子”。
小岗村的困境,既是变革的掣肘,也是酝酿和产生变革的动力。
“富不是天生,穷不会生根”。
被誉为“中国第一钢村”的永联村,其发展首先得益于工业破题。
位于张家港市的永联村,建村的1970年,只是在当时的沙洲县围垦了0.54平方公里的荒滩,两年左右从周围4个乡108个村迁来255户692人。
如今的永联村,面积10.5平方公里,辖77个村民小组,10336人,是苏州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行政村,也是现代化程度高、全面小康水平高的新农村建设的典范。
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江苏省百佳生态村”等三十多项国家和省级荣誉称号。
2008年,永联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280元,成为中国村级经济发展的一面旗帜(据中国城乡统筹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战略课题研究组:
《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的永联村-----江苏省永联村发展道路研究报告》,《传承农耕文化促进乡村旅游》论文集,2010’中国(张家港■永联村)农耕文化节)。
永联村从一个没有历史文化沉淀、没有便捷交通、没有资源优势的贫瘠沙洲成为远近闻名的新农村,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范例。
另一个样版是位于山东半岛烟台莱山区最南端的孔辛头村。
该村距市区35公里,自然条件较差,四面环山,属山区丘陵地带。
全村650户,1862人,耕地2420亩,山岚1800亩。
2008年,全村工农业产值1.43亿元,农民人均收入8000元。
孔辛头村的发展得益于一个“心底无私、见过世面、有主意”的村支书张凤团领导下的“村级组织建设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不多占一分钱”“为改变村子面貌而大干苦干”的村两委(据李传桐:
《新农村建设绩效评估研究-----烟台市孔辛头村调查报告》,第五届中国农业现代化比较国际研讨会暨“‘两型’农村与生态农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卷》2009中国•长沙,2010.11)。
宁波奉化滕头,全村296户,787人;有6500外来人口;800亩耕地,1.2平方公里面积。
过去,这里穷得出了名,“有囡不嫁滕头村,年轻后生打光棍”。
但滕头人靠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以“艰苦创业,永不满足,两手过硬,一犁耕到头”的精神,撑起了自己的一片天,成了“一年一个样,年年都变样,越变越像样,全国做榜样”的小康示范村。
去年,人均收入达到13095元。
村里成为国家首批“4A”级生态旅游区。
以获得“全球生态500佳”和“世界十佳和谐乡村”称号的滕头村为蓝本的宁波(滕头)案例馆,围绕“城市化与生态实践”的理念,第一次以“乡村造型”亮相世博会现场。
突出了滕头发展中牢固确立“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科学发展观,人与自然、人与文化的互动式体验;展示了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中城乡现代化和谐发展的路径,体现了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前瞻趋势(据XX百科)。
以上村庄的成功经验表明:
村庄经济发展,一靠有一个大公无私开拓进取的领导班子,带领全体村民脱贫致富;二靠紧跟国家经济发展形势,抓住机遇发展本地经济;三靠因地制宜,科学配置当地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四靠生态和谐,走持续发展道路。
三,当前村庄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在许多地方在城市化进程中,在土地问题上由于激进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引发并积累了不少矛盾。
我们应当明白,土地流转必须走城乡统筹之路。
这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双向流动”的必然选择。
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民,政府应在土地流转中正确加以引导和规范。
要把握好一个度,既要利用农村的土地来促进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又不能在这个过程中损害农民的利益,更不能剥夺农民依附在土地上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那种违背民众意愿的“拆村并居”、因圈地而“被上楼”的激进式城市化,显然是背离城市发展规律的。
因为人们的居住自主选择,实在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双向选择的结果。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拆村并居”曲解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土地财政”的另一表现形式。
违背民众意愿的政府主导下的“拆村并居”,其实是官员主导,是“扭曲的GDP政绩观”主导,是违法的。
“拆村并居”涉及生产生活方式、管理体制的调整,关系到人文、生产要素的重组。
庭院经济是我国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户庭院是人与生物共生、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并存的特殊生态系统;又是人类文明与物质生产并存,物质和能量高度富集的特殊区域。
自然村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双向选择的结果。
小农家庭和农村社区因内部人力资本、土地资本的多样化组合,具内部化解外部市场风险的内部机制,即所谓“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
前两年经济危机狂袭,农民工大量失业,但我国经济仍能“软着落”,正是这种中国特色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在中国经济资本化进程中所具“稳定器”作用的成功展示。
农民“被上楼”,实际上忽视了新农村建设的实质:
农民收入的提高。
“被上楼”后,喝水、蔬菜、烧柴等等,还有农具放置等许多实际问题,不是坐在办公室凭想象可以解决的。
这些以前都可以自行解决的东西,现在全要花钱了。
生活成本的提高对本来就增收困难的农户来说无疑“雪上加霜”。
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身上普遍穿着“补丁衣服”。
现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现象几乎没有了。
原因是什么?
生活水平提高了啊!
而这并没有去“号召”、去“推进”,是生活水平提高的自然选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改革成本就低。
政府工作应重引导,着力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农民的创造能力就自然会迸发出来,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就会发挥出来。
土地是中国最为稀缺的资源之一。
土地制度是农村最基本的制度,是与农民利益关系最为密切的制度。
牵涉土地的改革实践必须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土地的利用效率是否真正提高,这是土地制度创新的生命力;土地收益增值的分配结构是否合理,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土地流转制度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及交易成本的可接受性,这是检验设计方案的现实要求。
要解决好这三个问题,不仅要求理论研究有所创新突破,而且还得反复实践考验。
土地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人口的城市化速度,城乡二元体制形成的推进城镇化需要解决的体制性问题没能及时得到有效解决,不协调的“要地不要人”的发展单向汲取农村要素资源,造成农村“三资”(资产、资本、姿色)无序涌入城市、乡村凋蔽“城市象欧洲,乡村象非洲”的现实,各方面矛盾累积起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化解,无时不在提醒我们必须及时转变发展方式。
在第四届县乡干部论坛上,张德元教授用一个虚构的故事给出了一个“假说”:
假如农村某地有一个由10户人家构成的集体经济组织,共拥有耕地100亩,户均10亩;第一年有3户农民把他们承包地交还给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拿着政府发给的货币补偿进城了,那么此时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就是由剩下的7户组成的,7户共有这100亩耕地;第二年又有3户进城了,那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就只有4户了,4户共有这100亩耕地;第三年又有3户农民进城了,那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就只有1户了。
这1户拥有这100亩耕地,确实实现规模经营了。
可是,我们地方政府拿财政上的钱培养出一户“地主”来了,这是否合理?
假如这户“地主”若干年后不想当农民了,也提出进城的要求,那我们政府该怎么办呢?
这个假说看上去荒诞,其实不然,假说的背后隐含着制度之痛:
按责任田而不是按实际产粮的“粮食补贴政策”存在理论缺憾,“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的预期难于达到;“重庆转户政策”可能带来新的利益分配不公。
地方自治的基础是“村民自治”。
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红手印”一样,30年前,为解决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的公共事务管理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的村民创造性地建立了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
尽管同样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合寨村并没有象小岗村一样名扬天下。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村民自治”无论从形式到内容、无论是村官选举还是村务处理,现在都远难尽人意。
为什么“村民自治”推行起来如此艰难呢?
这主要来自两大障碍:
一是人们的认识障碍,认为农民文化低,没有参政能力且宗派干扰大;二是乡镇难舍权力分割——选出的村干部还能“言听计从”吗?
中国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农村现代化。
“论坛”上,我们收到了辛秋水等著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对接——新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一书。
“扶贫扶人,扶智扶文”。
辛秋水先生已80多岁了,仍在安徽岳西县莲云乡坚持文化扶贫。
“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别,虽表现在经济上,然最根本的差别,还是农村文化落后”。
司马云杰在为该书作序中指出:
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文化(包括科学)上的复兴与再造;“三农”问题,只有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才能真正找到出路与前途。
辛老先生认为:
必须懂得农民——最底层积蓄的力量——对于国家社稷成败安危之基础作用。
辛老先生所进行的新乡村建设实践,首先导入科学文化,以“树人”为核心,通过乡村“三个基地”(图书室、贴报栏、实用技术培训中心)、“一个保障”(村民自治)建设,培育农村的民主文化、法治精神和科学思维,塑造一代新的农民,使之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创造财富。
这就突破了传统的“输血扶贫”无法产生动力机制、“造血扶贫”缺乏条件的困境,并且将提高农民素质与搞好“村民自治”有机结合。
通读全书,字里行间,分明在告诫人们:
农村的兴衰是关乎国家的根本大计;“三农”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缩小城乡差距远不是让农民住进楼房那么简单……。
四、中国式的庄经济发展探讨
中国村庄经济百强(BQC)评价分为五个方面的权重:
工农业总产值20%,利税20%,村集体可支配收入25%,固定资产20%,村民人均收入15%。
发展经济,必须摆脱资源不足、资本形成困难、交通闭塞、劳动力素质低下、缺少具有政治经济头脑兼具企业家管理才能的带头人、组织程度低以及信任不足等带来的困境。
各要素中,人是最活跃的。
作为劳动力素质的人力资本高低,会影响到对现代科技知识的理解和对市场机会的把握程度。
先进人物是在某些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并具有代表性的典型。
华西村的崛起离不开吴仁宝,大寨村的崛起离不开郭凤莲,南街村的崛起离不开王洪彬。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
不仅是具有政治经济头脑的领导或带头人,而且具有企业家管理才能,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经营能力和很高的感召力,能团结全体村民致力于经济发展,又能够把握市场经济机遇。
因此,村庄经济要有大发展,关键是要着力解决好“人才”尤其是领导人问题。
立足村庄资源禀赋,尽力把人力、资本、土地等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结合现行政策和人才智慧优化组合,力促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城市反哺农村才有施展平台,才能真正收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效果。
走工业化发展道路,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必然之路。
“中国农村经济的关键很简单地讲是要工农相辅,不能只靠农业,只靠农业是活不了的”(费孝通)。
我国古代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美丽的“牛郎织女”传说,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工农并举。
这里的“牛郎”代表“农”,“织女”代表“工”,工农相辅,才能和谐长久。
我国民营经济经30多年打拼,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0%,有的县市甚至在95%以上。
统计表明,技术创新的65%、专利的75%、新产品的80%都是民营经济实现的,不仅解决了85%以上的新增就业,而且成功企业90%为家族企业。
实践证明,民营经济是富民经济、强市经济。
县域经济的活力在民营、出路在民营、希望在民营。
发展经济需要资本。
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强调,资本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到15%以上,是经济进入“起飞”阶段的关键条件之一。
根据“两缺口模型”理论,在储蓄不足的情况下,要解决资本形成问题,就必须利用外部资源。
突破资金来源不足,可能成为非公有企业抢夺市场的利剑。
在融资艰难的情况下,存世千年的“民间借贷”能有效破解这一融资瓶颈。
融资问题解决得好,可促使企业壮大;抢占战略制高点,可使企业做强;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延年益寿”,而社会责任融于企业生存发展的各个环节。
美籍日裔学者福山认为:
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可以降低相互间的交易成本。
低信任的社会只能通过政府干预来组织社会化大生产。
缺乏信任和团结协作的精神,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长期处于传统农业局限,人们的活动往来往往依靠血缘关系,原子化的生产模式,力量单薄弱小,难于形成规模效益;小农意识浓厚,小富即安,思想保守,缺乏团结起来干大事、创大业的进取精神,结果是形成一个低信任、低效率社会。
无论是村镇还是城市,在自然发展过程中,都有着深厚的地域文化沉淀,形成了自身特色,蕴藏了灵气。
地域文化,是县域经济最有效最具灵气的名片。
传统农耕文化,在为社会发展留下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宝贵文化财富的同时,也显现出其“进取不足”的落后一面。
文化落后,会使政治上先进的革命者目光短视。
这也是小岗村在解决了温饱后难于富裕的深层原因。
穷则思变,变必革命。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频发,但能成功的少之又少。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来就没有缺少过“带头人”,但能成为“领袖”的人实在不多。
因为文化素质低下,多如牛毛的“带头人”只能“占山为王”成为草寇,难于实现“一统天下”的大业。
文化最核心的内容是“价值观”,实际上对“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谁生产”起导向作用,是发展经济最根本的内在约束。
结语
一位前辈说过,“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农村改革的主体是农民。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始终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
我国农村五、六十万个村庄,要把每一个村庄改造得像城市一样,至少要投入30万亿左右,这个钱国家投不起,农民更投不起,而且即使投得下去,也极不经济(党国英:
《在高度城镇化基础上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第五届中国经济论坛论文集》,2010.9)。
村庄改造的钱国家投不起,农民也投不起,那就只有靠发展经济,靠城镇化、工业化来带动。
乡村发展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和基础。
“米袋子”、“菜篮子”都离不开村庄经济。
农村是工业发展的原料基地,村庄经济关乎着粮食生产安全,关乎着国家经济总体规模。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某种方面来说,还决定于作为县域经济细胞的村庄经济。
参考文献:
陈爱巧:
《农村贫穷根源在于资金流失》,《乡镇论坛》,2005年第12期(上)
陈爱巧:
《论土地流转与农村发展》,《共和国优秀专家学者60贡献人物与获奖文论集》,初稿于2008.12.25
陈爱巧:
《城乡统筹下的土地制度改革探讨》,《“第五届中国经济论坛”会议论文集》,2010.9陈爱巧:
《土地流转应与城市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农民日报》,20111.1.18第3版
陈爱巧:
《城镇是城市发育的必然过程》,中国政府创新网,2011.3.17
陈爱巧:
《对发展县域经济的几点思考》,2011.1.21~3.26
陈爱巧:
《自然村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双向选择的结果》,《基层工作创新与和谐社会建设理论实践》,经济日报出版社,2011.5出版
陈爱巧: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思》,2011.830~9.19写作时间:
2011.3.29~9.23
作者简介:
陈爱巧,男,1959年生于江西南康。
中共党员。
先后毕业于中央电大物理系、会计系,助理会计师、经济师、高级研究员。
在国家级刊物公开发表《深圳经验的剖析与思考》等百多篇文章。
其中大部分文章分获各种奖项并有部分选送国际交流。
业绩成就入编《世界名人录》等典籍。
现倾心研修经济学,着力于财税理论与实践及“三农”问题的探讨研究。
文章来源:
中国改革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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