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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设论文国建后中共自留地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设计
建国后中共自留地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摘要:
建国后,经过土地改革,我国农业便开始了逐渐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变。
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在我国广大的农村还被允许存在着自留地这一特殊的事物。
自留地在当时农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看起来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原则的,但事实上它又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自留地政策大致是经过了三个阶段,分别是:
政策的初步实施、政策的反复和自留地地位的下降。
中共中央自留地政策的制定与当时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是息息相关的。
关键词:
自留地;政策;原因
Afterthefounding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spolicyoftheevolutionoftheplotandthereasons
Abstract:
Afterthe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China'sagriculturebegangraduallytothesocialistorientationtransformation.Andinthishistoricprocess,inourcountrythevastruralalsobeallowedtoexistaspecialthingsthattiistheprivateplot.Atthetimeofcroplandinagriculturetosocialisttransformationprocessseemsinconsistentwithsocialistcollectiveeconomicprinciples,butinfactitisthedevelopmentofthesocialisteconomyindispensablecomponent.Thecentralcommitteeofthecommunistpartypolicyisroughlyafterthethreestages,Itisrespectively:
Thepolicyimplementation,andthepolicyandpreliminaryandhillsdropstatus.Thecentralcommitteeofthecommunistpartypolicyofcroplandwiththecontemporaryagricultureofsocialistiscloselyrelatedtotheprocess.
Keywords:
privateplot;policy;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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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经过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挖掉了我们民族贫穷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5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一化三改”,其中有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此,我国开始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探索进程。
从1952年开始,广大农村地区开始实行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统一分配劳动产品的土地经营方式,与此同时,国家还允许农户依法享有一小块自留地,以此来弥补集体经济的不足。
由此可以看出,自留地其实是国家对于集体经济的补充,它只是集体经济的一个附属。
它存在的历史条件就是单靠集体经济不能满足社员家庭对日常生活消费品的多种需要而不得不采取的补充办法。
所以,自留地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它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受到集体经济的制约。
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我国对于农业集体化认识的不足,我国的农业发展道路充满了波折,同样的,自留地的发展道路也一波三折。
关于农村自留地政策这个问题,学界或多或少论及,研究其演变过程的文章不少,但少有学者对其原因做以专门研究,本文愿在前人的基础上,抛砖引玉。
一、中共自留地政策的演变过程
纵观整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程,依据不同时期的相关政策,建国后中共自留地政策大致经历了政策的初步实施、政策的反复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后自留地地位下降三个阶段。
(一)农业社会主义化开始,自留地政策的初步实施阶段(1952~1958年)
从1952年的农业社会主义化开始到1958年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是中共中央自留地政策的初步实施阶段。
自留地制度是从初级社时开始的,1952年4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在《目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中的的一些问题》中对于社员的土地入社规定:
“社员入社须带入其全家土地的绝大部分,同时也应允许每户留少量土地自己经营。
”[1](p473)1955年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曾经规定:
“社员应该有少量的自留地,大约相当于全村每人平均土地的2%~5%,作为菜园,或者用以经营某些补充的农作物和农业副业。
自留地的产品供给家用,也可以在市场上出售。
有些合作社不让社员有自留地,这是不妥当的。
”[1](p473)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的供初级社使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规定:
“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者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
社员每户自留地的大小,应该按照每户人口的多少和当地土地的多少来决定,但是每户人所留的土地至多不能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的平均数的5%。
”[1](p473)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规定: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鼓励社员在自留地上种植蔬菜改善自己的生活。
”[1](p473)1956年6月30日,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实行,中共中央把自留地经营作为社员的基本权利之一写入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章程》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允许自留地经营的政策。
《章程》规定: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抽出一定数量的土地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
分配给每户社员的这种土地数量,按照每户社员人口的多少决定,每人使用的这种土地,一般不能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的5%。
”[1](p474)1957年6月2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六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适当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自留地的议案,决定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十六条作如下补充规定:
“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根据需要和当地条件,抽出一定数量的土地分配给社员种植猪饲料。
分配给每户社员的这种土地数量,按照每户社员养猪头数的多少决定。
每人使用的这种土地,连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所规定的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的土地,合计不能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10%。
”[1](p474)1958年3月21日,成都会议通过并经政治局会议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合作社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在社员总收入中所占比例的意见》开始对自留地的数量提出质疑。
《意见》说:
“合作社留给社员以一定比例的自留地,鼓励社员发展喂猪和其它家庭副业,适当照顾社员个人利益这一政策是正确的,并已经收到了显著地成效,但是有些地方自留地留的过多,家庭副业收入在社员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过大,这种情况对于合作社的巩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应当采取适当的步骤予以调整。
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在社员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一般以20%~30%为宜。
”[3](p474)
以上是1952年到1958年秋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前中共中央对自留地政策的相关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于社员自留地用途和数量作以规定和限制,政策规定社员自留地的用途是种植蔬菜和猪饲料以及别的园艺作物,限制自留地的数量为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5%~10%。
总的来说,在这一段时期,我国农业经过了劳动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农业集体化刚刚兴起,广大农民干劲十足,热情极高,使得集体经济发展持续而健康,而作为集体经济补充的自留地也就得以稳健的发展。
(二)“左”倾思想泛滥,自留地政策进入反复阶段(1958~1978年)
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止,是中共中央对于自留地政策的反复阶段。
1.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消灭自留地
到1956年底,全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农业合作化刚完成不久,在“左”倾错误的指导下,1958年,毛泽东等人认为高级社不利于大规模经营,不利于共同生产,于是提出了高级社合并的建议。
为此,中国历史进入大跃进时期。
运动一开始就急于消灭残存的个体经济。
1958年8月毛泽东提出: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于是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其中说:
“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
”[2](p71)这种“左”的思想使得在轰轰烈烈的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各地基本上都把自留地收回了。
最早建立人民公社的的是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它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公社制订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
《简章》共26条,分别规定了公社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社员成分和入社手续等等。
其中第5条是这样讲的:
“在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而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和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
”“单干户加入公社……应该将全部土地、牲畜、林木、大农具等生产资料转归公社所有,这些生产资料要按照原农业合作社的规定,折价抵交股份基金,多余部分作为本人的投资。
”[3]1958年8月6日,当史向生将《简章》交给正在郑州的毛泽东时,毛泽东如获至宝并称赞说:
“这东西好!
”从《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里可以看到,社员已经没有了一定范围内的经营自由。
从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开始,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全国的农村除个别地区外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社员等自留地全部收归了公有。
2.纠“左”和政策调整,自留地再次恢复
如火如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强行“利刃斩断私有制”,但并没有把人民群众带入心向神往的“共产主义天堂”,反而导致了高指挥、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甚至日益严重。
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开始,党中央不得不进行纠“左”,对现行政策作适当的调整,中共的自留地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郑州会议始纠左倾错误
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草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体制,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制度。
1959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开始纠正取消自留地的错误做法。
《紧急指示》规定:
“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其面积按高级社时的规定执行。
”[4](p293)同一天中央还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问题的指示》,文件规定:
“自留地既可以按人计算,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二分饲料地。
”[4](p294)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其中关于自留地问题中央指出:
“恢复自留地制度,不管社员喂猪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只要他愿意要,都应该给他。
自留地数量仍按原来的高级社章程规定,以不超过每人分地的5%,也不少于5%为原则。
自留地质量应尽可能将各社员原领的自留地发还,如土地已经过平整不能发还原地的,也应该给予相当原来的土地,不应随便将远地、坏地抵充。
社员在自留地里可以种蔬菜、饲料,也可以种瓜果或小杂粮,不要过分限制。
自留地所生产的产品,也由社员自由支配。
应该肯定这种自留地长期归社员自由使用,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
”[2](p223~224)从郑州会议开始,中央发布的一系列政策都表明在农村的左倾错误开始得到纠正,自留地也重新下放给社员。
可是纠“左”政策在地方上仍旧有执行不力的状况,原因是在当时“大跃进”“左”的思潮之下,从中央到地方许多人对农民留自留地并不认为是必须的。
但从大局上看中央政策的执行还是有效的,自留地在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得到了恢复。
(2)经济困难使得纠“左”力度加强
从1959年起,开始发生经济困难,农村有的地方由于缺粮,发生疾病或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其原因,除个别地方是由于自然灾害外,主要的是由于农村经济政策的失当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使社员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打击,造成集体粮食减产,而农民虽有个体生产积极性,但由于没有了自留地,也无法自己种一点粮食来弥补口粮的不足。
严酷的现实使毛泽东也感觉到了自留地的重要性。
1960年7月,他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说:
“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要给每个社员点自留地,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
”[1]p4751960年9月,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拉开了“纠左”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序幕。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要求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并指出:
“应该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
今后不得将社员的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的自留地。
社员现有的自留地,连同食堂的菜地加在一起计算,一般不要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超过的数量很少,或者数量虽然不及当地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而群众没有意见的,也不抽补。
”[1](p476)12月《紧急指示信》的公布,为农村经济政策的正确制定起到了推动作用。
经济困难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都加强了对自留地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自留地政策相对稳定了下来。
(3)中央颁布“农村六十条”巩固自留地政策
1962年底到1963年初“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起到了团结和动员全党全民齐心协力为战胜严重困难而斗争的巨大作用。
然而,对于农村自留地政策的恢复与稳定起到直接作用的是“农村六十条”的制定和实施。
1961年3月广州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又称《农村六十条(草案)》)。
条例规定:
“人民公社社员可以耕种由人民公社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一般占当地耕地面积的5%,长期归社员家庭使提出了很多用。
”“社员自留地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口粮以内,国家不征公粮,不计统购。
”[2](p463~464)在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1961年,许多中央领导分别深入基层,试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并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在这一时期,中央在不断完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过程中,对自留地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了。
1961年6月份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进行修改,修改后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对于自留地问题作了更加放宽的规定:
“人民公社社员可以耕种由人民公社分配的自留地。
自留地一般占生产大队耕地面积的5%~7%,长期归社员家庭使用。
在有柴山和荒坡的地方,还可以经营由人民公社分配的自留山。
经过生产大队批准,开垦零星荒地。
开垦的荒地,一般可以相当于自留地的数量,在人少地多的地方可以少一点,在人多地少的地方也可以略多一点。
”[1]p478《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又经过中央和各地1年多的讨论、试行和修改,于1962年9月7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
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再一次规定:
“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5%~7%,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在有柴山和荒坡的地方,还可以根据群众需要和原有习惯,分配给社员适当数量的自留山,由社员经营。
自留山划定以后,也长期不变。
”[1]p478自留地政策在“农村十六条”制定后,开始一步步的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
在经过1961年6月和1962年9月的调整后,自留地政策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自留地一直作为农村的一项制度相对稳定下来。
在之后的“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农业学大寨等运动中,为了搞“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建立绝对的公有制经济,有个别地方的自留地被收回,但从全国总的方面来看,“农村六十条”一直被贯彻实行,中共自留地政策在这一段时期一直比较稳定。
以上是自留地政策在1958~1978年的实施过程,在这一时期,自留地时而下放给社员,时而又收归集体,左倾思想的泛滥使得自留地政策无法稳步前进,同时自留地政策的反复在当时是极其伤害社员感情的,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助长了社员对于党和国家的不信任。
(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自留地地位逐渐下降(1978年~今)
自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这段时期,随着新的土地政策的制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实施,农业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契机,而自留地的地位则逐渐下降。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实现了历史的转折,为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这次全会制定并在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肯定了自留地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
《决定》还强调对农业的领导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要尊重和保护社员群众的民主权利,要建立和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等,这就为农村改革的起步提供了先决条件。
农村的改革最初在安徽和四川等地兴起,1978年底到1979年初,皖东地区部分生产队以及合肥、芜湖等的一些生产队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效果极好。
但在开始,对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即“双包”这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社会上还有争论,干部中也存在疑虑,中央领导机关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因此这种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多是在秘密或半公开的状态进行。
直到中共中央75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允许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存在,这是观念上、政策上的一个突破。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发《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进一步肯定了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到1982年8月,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达到7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
此后,这种形式的责任制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基本形式。
1984年,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改变了束缚农业生产力的旧体制,使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此同时,自留地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和附属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新时期的自留地虽然依然存在,但意义已经不大,人们对其的重视程度明显降低。
自留地在这一时期大多被人们用来种菜种瓜等种植一些农副产品,来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
总之,建国后的中共自留地政策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认识水平和各地的不同情况经历了一段长期的演变历程,这种演变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
自留地的存在对于维持人民生活和稳定社会秩序乃至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二、中共自留地政策演变的原因
(一)在自留地政策的初步实施阶段,其稳健发展的原因:
1.合作社经济难以满足社员的需求,需要留少量的自留地来补贴社员的生计需要。
我们从中央下发的文件指示中能够看出,其实,补贴社员生计需要也是自留地存在的根本原因。
在这一阶段中央下发的关于自留地的指示中基本都是关于对社员自留地用途和数量的规定和限制,虽然限制,但却不得不使其存在,这是集体化与个体化之间的矛盾,也是中共为了保护社会主义体制,谨防被资本主义取代的防护措施。
不得不说,自留地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就说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需性。
2.我国几千年农耕传统被改变,自留地被作为中共对农民失去土地的一种补偿。
几千年来,我国的农村的传统都是农民拥有自己土地的所有权,现在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要把土地收归公有,这在人们的情感上是难以接受的。
对此,中共给每户留的少量自留地可以看成是对农民失去土地的一种补偿。
尤其是在合作社刚开始的时候,为了稳定农民情绪,自留地是必须的,所以这一时期的自留地政策也就比较稳定。
3.这一阶段自留地能够稳健的发展与中共八大的召开和正确路线的制定分不开。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稳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和若干经济政策,在中共八大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经济沿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自留地也在这种背景下平稳进行。
而且在这一时期农业集体化刚开始兴起,广大农民干劲十足,热情极高,从而使得集体经济与自留地经营能够呈现一个良性的发展状态。
(二)在1958~1978年期间,自留地政策在基层反复的原因:
党内左倾思想泛滥,国民经济严重受挫,自留地被中共当成了修复国民经济的调节器。
为什么说自留地是修复国民经济调节器呢?
在当时搞农村集体化的的中国,自留地能被一次又一次的下放给社员,这就足以说明了自留地有其集体经济不能取代的功效。
但是,自留地也是被一次又一次归公,那时候的中国人包括中国的最高领导阶层,都有这样的一种潜意识:
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是不能够允许私有制的存在。
可是,中共中央也清楚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水平太低,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强行发展纯正的公有制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所以才会有自留地的存在。
可以说,自留地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与当时低下的农业发展水平相结合的产物。
但是,当“左”的思想来袭时,人们为了早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冒进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起来,残存的那点个体经济也被看成是阻碍社会主义大业的绊脚石被踢掉,这样做的恶果很快出现,经济在衰退,民众在哀嚎,就这样,自留地又被下放给社员。
但是中国人大脑中的那种潜意识还在,所以才会出现中共中央对于自留地政策的这种反复。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自留地则被中共作为了国民经济的调节器加以利用。
(三)在1978年~今,自留地地位逐渐下降的原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自留地的救命田地位一去不返。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大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得到了大发展,农村开始富裕起来了。
在农业集体化时期,所有土地收归公有,农民手里唯一有自主权的土地就是那点自留地,所以,自留地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救命田”。
然而,在富裕起来的农村,自留地的救命田地位已不复存在。
并且,当时的自留地基本上都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在农民有了大块的责任田后,也就无暇顾及自留地了。
可以看出人们对于自留地的重视度下降了,不仅是农民对自己的自留地不够重视,连同各地政府对其也不甚重视了。
就这样,从1978年直至今天,自留地虽然一直以一种半私有的状态存在于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但是其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大。
结语:
综上所述,在建国后中共中央对于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番艰难的探索过程,而在这一过程衍生出来的自留地也同样命运多舛。
这一段时期,中共自留地政策的演变从政策的初步实施、政策的反复和自留地地位的下降共经历了三大阶段,在这一演变进程中其历史原因也是相当复杂:
在政策的初步实施期间,自留地能够稳健发展除了合作社经济难以满足社员的需求,需要留少量的自留地来补贴社员的生计需要外,自留地也是中共对农民失去土地的一种补偿,另外还和中共八大的制定的经济政策分不开;自留地政策能够在基层反复其根本原因还是自留地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与当时比较低的农业发展水平相结合的产物;在1978年之后自留地的地位逐渐下降,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社员生活好转,自留地不再是救命田,人们对其的重视程度降低,自留地的地位自然而然的就下降了。
至此,自留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自留地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集体化造成的农民完全失去土地所有权的损失,对农民也是一种补偿,从广义上讲,它构成了集体土地所有制能够长期存在和稳定发展的一个支架。
对于农民个人而言,自留地制度相当于是一种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其历史赋予的意义在当时的广大农民心中早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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