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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八讲授要点
刑法修正案(八)讲授内容(2012、4、27)
昆明市中院王向红
在正式授课前,有必要给各位介绍一下修正案的由来与刑法修改的关系、八个修正案通过的时间以及刑法修正案(八)涉及的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刑法是规定犯罪和刑事惩罚的法律。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也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适时地根据惩治犯罪的需要,修订完善刑法是完全必要的。
新中国第一部刑法颁布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此同时,犯罪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首先、刑法中规定的某些犯罪在立法时并不突出,随着情况的变化,变得突出了、严重了;其次、新出现了一些新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但刑法对此却没有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第三、我国先后加入了一些国际公约,这些公约所规定的一些犯罪问题,有的在我国刑法中有规定,有的没有相应的规定,不好适用我国的刑法,不利于履行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
因此,在1979年刑法颁布后到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的近二十年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陆续对刑法作出了22个修改的决定和补充规定。
另外,在一些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规定了“依照”、“比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有130条。
以这些方式完善刑法,虽然弥补了刑法本身在内容上的缺陷,但刑法修改完善的内容分散在如此众多的决定、补充规定中,给学习和适用带来许多不便。
因此,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立法机关就考虑应当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
于是,将1979年刑法实施以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有关刑法的修改补充规定和决定,经研究修改编入了97刑法;将一些民事、经济和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关条文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改为刑法的具体条款;对于新出现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经研究认为比较成熟、比较有把握的,尽量增加规定,这样,刑法的条文数也由原来的162条增加到452条(+290条)。
在1997年刑法通过两年之后,应当以什么方式修改完善刑法的问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
考虑到一部统一的刑法典不仅要便于广大公民学习、掌握,而且更应便于司法机关执行、适用,修改完善刑法不易再搞决定或者补充规定。
因此,立法机关决定采取刑法修正案的方式,明确了修订原则,即:
今后修改、补充刑法,如果新增加条文,就列在内容相近的刑法条文之后,作为某条之一、之二;如果修改某条,就直接修改该条文。
这样,不改变刑法的总条文数,有利于维护刑法典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实践证明,以修正案的方式修改、补充刑法,是一个很好的完善法律的方式,也与一些国家修改法律的模式不谋而合。
1999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第一个修正案,增加规定了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等罪名,对刑法第168条、第174条等条文进行了修改,重在打击证券、金融领域的犯罪。
2001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
(二),对于惩治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修正案(三),是2000年“9.11”事件发生之后,为适应国际社会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需要而对刑法进行的一次重要修改。
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修正案(四),它是根据1997年修改刑法以来,海关法、药品管理法等一些法律修改后,需对刑法中的有关规定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修正案(五),内容涉及修改、补充刑法中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罪和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的有关条文。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修正案(六),修改、补充了刑法有关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公众投资者利益、商业贿赂、洗钱、虚假破产等犯罪的规定。
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修正案(七),对刑法中涉及贪污贿赂犯罪、侵犯公民权利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危害国防利益犯罪的一些条文作了修改,并增加了一些新的犯罪。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正案(八),这是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对刑法典作出的最重要的一次修改。
该修正案取消了13个罪名的死刑,增设了十个新罪名,第一次对刑法总则进行了重要的修改。
一方面,更好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刑罚结构进行了调整,比如取消部分犯罪的死刑;规范了被判处死缓的人减刑、假释后实际执行的期限;调整了数罪并罚的期限;同时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怀孕妇女犯罪的一些刑罚规定进行了调整,体现出刑法的人文关怀,使我国的刑罚制度更趋合理。
另一方面,在刑法分则部分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刑法对民生的保护;加重了对一些严重侵犯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犯罪行为的处罚,例如生产有毒有害食品、制售假药等;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醉酒驾车、飙车等,加大了对一些严重犯罪的处罚力度,比如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累犯的处罚力度都有所加重。
下面分十二个专题对刑法修正案(八)进行解读。
这十二个专题是:
一、关于刑法结构的调整
二、完善从宽处罚的法律制度,规范非监禁刑的适用
三、扩大了特殊累犯的范围,加大对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处力度
四、关于禁止令的条件和适用
五、完善了惩处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的法律规定
六、调整敲诈勒索罪的入罪门槛,完善法定刑
七、完善寻衅滋事罪的规定,从严惩处组织者、领导者;完善强迫交易罪的规定,加大惩处力度
八、加强对民生的保护,增加一些新的犯罪规定
九、加大对于弱势群体的刑法保护
十、修改完善惩治危害国家安全和腐败犯罪的相关条文
十一、修改完善的其他犯罪规定()
十二、关于刑法修正案(八)的施行日期及溯及力问题
一、关于调整刑法结构
(一)适当减少死刑罪名;
(二)严格限制死缓罪犯的减刑;
(三)适当延长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
(四)延长被假释罪犯的最低实际服刑期,加强对被假释犯罪分子的监督管理。
我国的刑罚结构是以自由刑为中心的橄榄球型结构,位于两端的是生命刑和财产刑。
这次刑法修改的重点是,完善死刑法律规定,适当减少死刑罪名,调整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由此,使我国的刑罚结构更加合理。
多年来,我国的刑罚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着“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刑罚轻重失衡等问题,需要作出适当的调整。
一是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较多,共有68个,从司法实践看,有些罪名较少适用或基本没有适用过,可以适当减少。
二是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适当取消一些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不会给我国社会稳定大局和治安形势带来负面影响。
三是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的期限较短,对一些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难以起到惩戒作用,应当严格限制减刑。
据此,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结构作了以下调整。
(一)适当减少死刑罪名
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近些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过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些罪名是:
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
以上取消的13个死刑罪名,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
这13个死刑罪名里面,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走私犯罪;第二类为盗窃犯罪;第三类为金融票据的犯罪。
这三大类罪名的一大共性在于,均属于非暴力性、经济类型犯罪的罪名。
取消这13个经济类的非暴力的罪名,实质上表现出了我国在量刑方面对死刑政策的把握更加严格。
刑法修正案(八)减少上述13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这些犯罪的死刑,是根据当时打击犯罪的需要规定增加的。
随着形势变化,已没有必要对这些犯罪适用死刑。
取消这些犯罪的死刑,符合我国一贯坚持的慎用死刑原则和减少死刑的国际趋势。
第二,在取消这些犯罪的死刑后,仍保留了无期徒刑,从罪刑横向角度看是适当的,可以做到罚当其罪。
第三,近些年来,这十三个罪名的死刑在司法实践中一直未适用或较少适用过。
所以说,修正案(八)取消这13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并不会对打击犯罪带来影响。
适当减少死刑既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也符合国际社会废除或减少死刑的趋势。
1998年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了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
即“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处罚。
”“最严重的罪行”应理解为其适用范围不应超过致命的或其他极度严重后果的故意犯罪。
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看,完全废除死刑还不现实。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犯罪活动还比较多,现在世界上完全废除死刑的国家有90多个,从目前情况来看,国外废除死刑的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导致犯罪率上升。
这次削减的死刑不涉及贪污贿赂犯罪。
客观地说,与普通经济犯罪比较,贪污贿赂罪有一定的特殊性,其除了有侵犯财产的性质外,还有损害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公正性的成份,会动摇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信赖,甚至动摇我们的执政根基,因此不能把此类犯罪的死刑问题和一般经济犯罪问题相提并论。
至于暴力犯罪死刑的废除问题,在未来中国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提上议事日程。
另外,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取消了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的死刑,却唯独保留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虽然理论界对此争议较大,但考虑到集资诈骗罪属于涉众型犯罪,受害人通常人数较多,案件的社会影响较为恶劣,例如浙江的吴英集资诈骗案,云南的金座公司集资诈骗案等,此类犯罪目前正处于高发态势,有必要保留该罪的死刑。
(二)严格限制死缓罪犯的减刑
刑法原第五十条规定: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
在修正案(八)出台之前的一个对死缓罪犯和无期徒刑罪犯实际平均服刑期限的立法调研中反映出,原判决为死缓罪犯的平均服刑期限为16年零2个月,其中被假释罪犯的平均服刑期限为15年零9个月;原判决为无期徒刑罪犯的平均服刑期限为14年零9个月,其中被假释罪犯的平均服刑期限为13年零10个月。
从以上调研数字可看出,首先、原判死缓的罪犯与原判无期徒刑的罪犯的平均服刑期限相差不到两年,并且原判无期徒刑罪犯的服刑期限也较短,与有期徒刑罪犯的服刑期限没有拉开距离,让死刑与死缓、无期徒刑的区别过大,造成“死刑过重,生刑过轻”之嫌。
其次,据有关部门统计,2007年-2009年,在各地报请核准死刑的案件中,被告人年龄在18-30岁之间的约占二分之一。
假设一个25岁左右的人犯罪,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按照修正案(八)之前的实际平均服刑期限,他大约在40岁左右尚处在壮年时便可重新返回社会,这不仅可能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不安和恐惧,对社会治安可能造成沉重的压力,也难以安抚受害者,更不足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于刑罚正义的期盼。
为解决死刑、死缓、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刑罚在实际执行中的不平衡问题,刑法修正案(八)对死缓的减刑进行了严格的控制。
修正案(八)将原刑法第五十条修改为: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犯罪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五十条死缓罪犯的减刑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减刑后执行的期限延长。
将死缓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两年期满后,由原来规定“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改为“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2)明确了“限制减刑”的对象范围,包括两类罪犯:
第一类是被判处死缓的累犯。
此处所指的累犯包括普通累犯和因“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特殊累犯。
第二类是犯有下列几种严重犯罪而被判处死缓的罪犯,即“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
”(3)人民法院对决定罪犯是否“限制减刑”有酌定裁量权。
(三)适当延长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
根据修改前的刑法第69条的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需要并罚的,并罚后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
”
上述规定总体上是适当的,但实践中有一些犯罪分子一人犯有多种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总和刑期较高。
例如一个人实施了盗窃、诈骗行为之后没有被发现,其又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银行,被抓获后经过审判,其因犯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劫罪各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总和刑期高达45年。
如果按照原条文数罪并罚的原则,最高刑期只能判到二十年有期徒刑,实难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故这种情况下应当适当提高数罪并罚时有期徒刑的上限。
为此,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六十九条修改为: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
对刑法第六十九条的修改,可作如下解读:
(1)将数罪并罚后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从二十年提高到二十五年。
基于种种考虑因素,立法机关区分不同情况,对于为数不多的罪行严重,有期徒刑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含三十五年)的犯罪分子,数罪并罚的最高刑期上限延长至二十五年;对于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数罪并罚的上限维持不变(20年),这样,既能更好地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也可防止普遍延长刑期的情况发生。
(2)对数罪中被判处附加刑的执行问题作了进一步规定。
97刑法规定,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
但对不同种类的附加刑如何执行未做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对本条的修改,主要是为了明确实践中判处多个附加刑并罚的问题。
本次修改明确规定:
“数罪中又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
数罪并罚的最高刑经过这次修改后提高到25年,这应该是1979年刑法颁布30多年以来第一次作出修改,这个修改是和前面取消一些死刑罪名相配套的,这样修改后,死刑减少,数罪并罚的最高刑期提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缓部分罪名死刑取消的压力。
(四)延长被假释罪犯的最低实际服刑期,加强对被假释犯罪分子的监督管理。
假释是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的刑期后,附条件地对其提前释放的一种刑法制度。
修改前的刑法第81条规定: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为了解决死刑、死缓、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刑罚在实际执行中的不平衡问题,刑法修正案(八)提高了被判处无期徒刑犯罪分子的假释门槛,将刑法第八十一条修改为: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
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
“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
对于刑法第八十一条的修改,可作如下解读:
1、扩大了“不得假释”的罪犯的范围。
97年刑法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爆炸、强奸、抢劫、绑架等暴力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不得假释,刑法修正案(八)将不得假释的范围扩大到因“放火、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原判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的罪犯。
”
2、延长了被判处无期徒刑、死缓的假释罪犯的最低实际服刑期。
修正案(八)中首次出现了13年这个法定数字,即被判处无期徒刑、实际执行期限为13年以上,符合条件的方可假释;判处无期徒刑的,减刑后的实际执行期限不能少于13年。
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倒挂”。
修正案(八)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刑期改为25年,那么在符合假释条件时,一个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的人可能实际执行期限为12.5年,而依据修改前的刑法,无期徒刑减刑后的实际执行期不能少于10年,无期徒刑可能比有期徒刑减刑假释后的刑期短,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3、增加了“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的规定。
一般来说,被假释的犯罪分子都要回到原来的社区,会对原来的社区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犯罪分子被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不好,势必影响当地的社会治安,甚至会引发新的犯罪,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安宁。
因此,刑法修正案(八)增加规定了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二、完善从宽处罚的法律制度,规范非监禁刑的适用
(一)完善对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怀孕妇女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
(二)进一步明确了缓刑适用的条件;(三)进一步落实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
(一)完善对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怀孕妇女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
这次刑法修改,对未成年人、老年人和妇女犯罪从宽的方面做了比较大的改动。
实际上,世界各国的刑法对老人、未成年人和妇女犯罪的处罚都相对比较宽松,这是由这三类人所具有的年龄、心理和生理等特点所决定的。
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因为年龄决定了他们的判断力、对社会的认识、控制能力不强,所以需要特别保护。
特别是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发育不够成熟,辨别是非和控制能力较弱,容易受他人教唆、指使、利用,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大部分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适用缓刑,可避免部分未成年人在狱中“交叉感染”,或出现回归社会困难等现象。
妇女因为生理等方面的原因也需要特别保护。
这次修改实际上也是一种法制传统的回归,体现了刑法对老年人、未成年人和妇女的人文关怀。
修改后的刑法对老年人、未成年人和妇女的从宽处罚规定体现在以下五点:
一是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作为累犯。
二是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犯罪,只要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予以缓刑。
三是对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是对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五是对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
(二)进一步明确了缓刑适用的条件。
原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
修正案(八)将刑法第七十二条修改为: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
本条修改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删除原条文中模糊、不确定、不宜把握的表述,将缓刑的适用条件明确、细化规定为四个必备条件,增强在司法实务中适用缓刑的可操作性;二是原条文仅规定了“可以”宣告缓刑的情况,而修改后的条文增加了对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怀孕妇女这三类人应当宣告缓刑的规定,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三是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增加了可同时禁止犯罪分子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的法定义务,能够更有效地预防其再次犯罪,更有效地保护被害人、证人等相关人员,更有利于维护居住社区的社会安定。
缓刑是以暂缓执行所宣告的刑罚,给犯罪分子一定的考验期限,并在期限内对其规定一定的限制和义务,考验期届满,如果没有再实施其他较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原判刑罚不再执行的刑法制度。
缓刑是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最多的非监禁刑,该制度运用得好,有利于促使轻刑犯改过自新,更好更快地融入社会。
过去由于缓刑条件过于模糊(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以致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些不利影响,一方面,承办法官对于自己承办的案件是否能被适用缓刑心存顾虑,没有把握,导致一些可以适用缓刑的被告人最终没有被适用缓刑;另一方面,法官对缓刑适用的自由裁量幅度过大,使已经适用缓刑的裁判结果的公正性遭受质疑,影响了人民法院裁判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据统计。
2004年至2008年全国适用有期徒刑、拘役缓刑的人数分别为154429、184366、206541、227959、249111人,分别占当年非监禁刑总人数的83.66%、84.36%、84.38%、84.90%、84.55%。
(三)进一步落实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
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67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3款: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
本条文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将原来酌情从轻处罚的坦白情节法律化,上升为法定从轻量刑情节,规定坦白一般情况下可以从轻处罚,特别情况下还可以减轻处罚。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
坦白从宽,是指对于如实交代自己罪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量刑上给予从宽处理。
在我国刑诉法这次修改之前,坦白从宽不是一项法律制度,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均无坦白从宽的相关规定。
仅就“坦白”而言,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此处的“如实回答”便可理解为坦白。
过去,坦白从宽虽然不是法律制度,却是一项重要的刑事法律政策,该政策旨在以量刑上的从宽鼓励坦白交代罪行并对坦白给予补偿。
坦白情节法定化有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有利于实现量刑公正,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
坦白与自首都要求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区别主要在于自首必须是犯罪以后自动投案,若是被动归案,除非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其他不同种罪行,否则只能构成坦白。
这里还需要了解的是修正案(八)对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内容删除的缘由。
该款原规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该规定仅考虑了量刑方面的情节,而忽略了犯罪事实本身的性质轻重,容易导致罚不当罪。
比如对于一个杀死多人、犯罪情节严重的刑事被告人,仅因其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就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显然罚不当罪,将严重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从司法实践来看,删除该款的规定并不会影响对自首、立功犯罪分子的从轻处理。
因为刑法第六十七条和第六十八条第一款已经对自首和立功的从轻处罚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上两条的规定,足以满足处理不同情形案件的需要,发挥鼓励自首、立功和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打击犯罪的作用。
三、扩大了特殊累犯的范围,加大对恐怖活动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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