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徼移栽桢干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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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的抗战岁月

经济与管理学院2014302360041王闻博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开始的中日局部战争，至此终于演变为日本全面侵华。

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府还未能迎来在全国范围内实践三民主义的机会，就不得不去直面一个经历了百年维新，赶俄望美的军事帝国。

在此后的八年里，中国人民艰苦卓绝，浴血奋战，与强敌相抗而立于不败之地，这期间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国立武汉大学的抗战史即在其中。

身为武汉大学的学子，在2015年9月21日上午，正值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一行人遍访武汉大学中尚存至今的抗战遗址，观看了在老图书馆（今校史馆）举办的70周年抗战胜利展，观摩历史遗存，考察历史文献，感受英雄遗风。

（图为老图书馆内景观）

校史馆展览厅并不大，逼仄的空间反而给人以一种压迫的感觉，让人无端想起当年那段黑暗低沉的岁月，两边墙上，展架横列，分别以武汉大学不同的抗日时期节点命名，“心系家园”“国难演讲”“救亡运动”“风云际会”“西迁岁月”“凯旋归来”.......，珍贵的历史相片与文献静列无声，记录着当年武大师生们在国难当头时刻的呐喊与不懈的抗争。

（图为抗战时期武大杰出校友及战时诗词）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战，中国进入到全民族抗战的全面战争时期。

这个月，国军将领佟麟阁与赵登禹相继殉国。

然而国军的拼死抵抗并未能阻挡装备精良，整体实力强大的日军的侵略步伐，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八月，国军以七十万血肉之躯换得日军在上海三个月的停滞，此时中国之大，容不下一个安静书桌的，已岂止华北一地。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暴发后，武汉大学就不曾平静过，抗日救亡运动在校内风起云涌：

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纷纷成立；武大师生不断致电当局，游行请愿，表达抗日诉求；国难演讲，抗战宣传纷纷进行；大批战区同学被收容，学校为抗战中的中国提供各种服务。

（图为抗日战争前期武汉大学举行的国难演讲列表及武大师生自发的救亡捐助活动）

一九三一年九月，国立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会议代表致电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呼吁“研究巩固东省国防办法”，“对日绝交”。

同年十月，国立武汉大学全体学生集会，成立“国立武汉大学抗日救国会”，十二月，学校代表一百五十人组成的抗日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与蒋介石，陈立夫等人见面。

教职员成立的“东省事件委员会”致电国民党一中全会，要求增兵死守锦州。

一九三三年，榆关失守，国立武汉大学学生组成“抗日铁血团”北上，走向抗战最前沿。

一九三七年，国立武汉大学正式施行军事管理。

（图为抗日战争初期武汉大学师生进行的抗日救亡活动）

以上种种，不胜枚举。

国难当头之际，国立武汉大学的师生走出象牙塔外，投身入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一边呕心沥血，悬梁刺股般刻苦研读，为风雨飘摇中的国家提供了大量专业人才，将民族文化，现代知识理论孜孜不倦地传承下去，一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用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高举抗日大纛，一身系于家国命运。

然而国军的抗争和群众的奋起无法拖延日军的铁骑，到一九三七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逐渐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和全国抗日救亡中心，国立武汉大学在这时置身于抗战的最前线，一九三八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大学旧址成立。

（图为国民政府于一九三八年在珞珈山开办军官训练团的训练场景）

这一年，国共两党要员逐渐汇集武汉，共商抗日战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武汉大学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期中既有当时中华民国的总统帅蒋介石，也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时任军事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

他们在武汉大学留下的印迹，后来都成为了珍贵的抗战遗址，记录着那段大敌当前，国难当头下的风云际会，留给后人以无数关于他们文韬武略的遐想。

在离开老图书馆之后，我们登上了珞珈山，寻访了当年的老十八栋和半山庐，时光荏苒，流年逝水，当年伟人们站过的门前已生离离野草，但亲临此地，想象着当初他们曾在这里停留，探寻着一个国家及民族在无边黑暗中的方向，肩负着民族危亡的压力与重担，昼夜不息地孜孜求取救国之策，制定下一个个使历史为之改辙的战略决策，仍不免心潮澎湃，昔人已去，故居犹存，宛若一道道丰碑。

（图为武汉大学珞珈山老十八栋周恩来故居）

这一年，在日军炮火的侵袭之下，国立武汉大学最终决议西迁，千余名师生分批乘船，搠江而上，几经辗转，终抵嘉州，以致八载。

时年，浙江大学西迁遵义，中央大学西迁重庆，西南联合大学西迁昆明，与武汉大学并称“四大名校”。

（图为武汉大学西迁路线及日军侵袭情况）

艰苦的环境与外寇的压迫没有击溃师生们对于真理的热情与对民族的信心，在四川的日子，国立武汉大学的师生们借用简陋的乐山文庙等处作校舍，兼用附近学校甚或是茅房，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继续追逐着对知识与国家未来的热望，据文献记载，许多教授为生计所迫，不得不上街代笔卖字画来补贴家用，战乱阻隔，物资匮乏，温饱难以解决。

更难以忍受的是医疗设施的缺乏，据记载，一九四零年全校平均每天有四十多人换疟疾，而校医务室每天仅有十支奎宁注射剂，使得许多身患重病的学生不得不每日早起去医务室争抢救命的奎宁。

（图为武汉大学西迁时期学生所作漫画）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老派学人的风骨在武汉大学一览无遗，在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留洋教授出门与老农无异的情况下，武大师生们仍以各种途径广泛开展抗战工作，带头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深入城镇，乡村宣传抗日，进步学生社团层出不穷。

一九三九年八月，日寇空袭乐山，七千余名无辜百姓丧生，国立武汉大学学子在敌机尚未飞走之时就迅速组织救护队，奋不顾身地参与抢救工作，使得当时在校任教的中文系教授叶圣陶含泪赞叹。

学海浮沉，家国情怀，百年前梁启超所言少年强则中国强的论断，在这种民族危亡之际体现得淋漓尽致，近代中国受尽列强欺辱而从未有亡国之象，大概就是因为这种难以言说的韧性。

据记载，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这段时间，国立武汉大学共有一百五十四名学生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他们在抗战的前线与日军战斗，抗战胜利后，当年的学生中仅有四十五人返校复学。

（图为武汉大学参加中国远征军的学生名单）

同时，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的诸教授们先后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的身份，以NationalWuhanUniversity为署名单位，在英国《自然》与美国《科学》这两大世界顶尖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八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为国立武汉大学赢得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

（图为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来武汉大学访问）

在看到这些之后，展台前的我感慨良多。

朱自清（时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教授）曾讲过一个段子，说是有一天一个教授被乞丐死死纠缠，万般无奈之下掉头言道，我是教授。

乞丐听毕扭头即走。

调侃之余，不失心酸。

不论是学生或是老师，大多是着长衫品名茶，满腹经纶，绣口一吐便可得满堂华彩的翩翩学者，这其中更不乏曾经生活优渥，留学欧美的青年才俊。

在那样有时落魄到需要自己劈柴生饭，在街市巷口吆喝叫骂，不知明日生计的窘境下，他们是如何在逼仄的庙堂中宛若置身学术圣殿，如何在草台木桌上用毛笔铅棍写下一篇篇世界级的论文，如何放下自己无量的前途和数十年的学识，毅然挺枪上阵不惜一腔热血，如何对这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已失半壁江山的中国充满着热望以致愿为其付出自己的青春与生命，这些，在展台前的我都不得而知。

立校百年，历经改朝换代，外寇侵犯，国立武汉大学声名不坠，大概已足以证明一切。

在这仅存的珍贵照片中，老校长王星拱站在茅房前，衣衫褴褛，目若朗星。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这首当年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广为传唱的校歌，道尽的岂会仅仅是一家一所大学的家国情怀，这是那一代以四大名校师生为代表的学人们国难当头之际展露出的铮铮铁骨与对国家不变的热望，大风思猛士，他们是这个民族的脊梁。

一九四六年，国立武汉大学重回珞珈山，光荣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