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的终结兼评当前的伊拉克战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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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霸权的终结兼评当前的伊拉克战争

[编者按]

龚泽宣所著《美国霸权的终结：

兼评伊拉克战争对未来国际政治的影响》一文发表于《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2期。

当时伊拉克战争刚刚打响，以美国以首的联军尚未占领伊拉克全境。

在当时，由于受美国强大的霸权实力的影响，当时无论是美国学者、中国学者，还是其他国家的学者，几乎没有人预见到美国会陷入伊拉克的泥潭而难于自拔。

都认为美国很快就会完全征服伊拉克，并在顺利地实现其在中东的霸权目标，并进而大大提升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但伊拉克战争爆发三年来的实际结果证明了当时流行的这种观点的错误。

只有本文的作者在当时以其深刻领悟能力预见到了伊拉克战争会对美国的霸权造成极其严重的冲击，成为美国霸权开始走下坡路的标志——

（1）学术引用请注明原作者名和期刊名。

（2）原文发表时采用的是尾注。

这里改用页下注，以方便读者阅读。

美国霸权的终结

——兼评伊拉克战争对未来国际政治的影响

龚泽宣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广州510632）

《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2期

【论文摘要】美国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企图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它现在不仅拥有了实现这一野心的硬实力，而且似乎也具备了相应的软实力。

但如果据此认为美国真的能实现它的这一梦想那又未免过于主观。

本文将重点探讨有哪些现实因素将阻碍美国实现其单极霸权，以及为什么说美国的这一野心注定会失败。

【关键词】伊拉克战争霸权主义新帝国主义国际极权主义非对称性战争

IRAQIWARANDTHEENDOFAMERICA’SHEGEMONY

GongZexuan

（DepartmentofForeignRelations,JinanUniversity,Guangzhou,China561632）

ABSTRACT:

TheAmerica’sattemptforhermonopolistichegemonyhasbeenafactbeyondcontroversy.Shenownotonlyhasacquiredsufficienthardpower,butalsothesoftpower.Nevertheless,ifanyonewouldaccordinglyassertthatshecouldreallyrealizeherambition,itwouldalsobeimprudent,for,therearestillmanyobstaclesthatmightbaffleher.Inthisthesis,theauthorwillprobeintothefactualingredientsthatmightencumberthesolesuperpowerandanswerthequestionwhyherambitionisdoomedtofail.

KEYWORDS:

Iraqiwar;Hegemonism;NewImperialism;InternationalTotalitarianism;Asymmetricwarfare

一，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与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变化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苏联和东方阵营的解体导致西方失去其战略上的竞争对手，而与此同时，美国却崛起成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抗衡的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

在整个西方世界还在感受“西方的胜利”之时，美国的外交战略思想却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转变。

虽然直到90年代中期美国国内以亨廷顿为代表的一些理论家仍在主张通过加强美国与西方各国的联盟来防止西方文明的“衰落”，但居于主导地位的战略家们却已在开始谋划建立美国单极霸权的未来了。

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战略思想上的举棋不定之后，主张依靠美国自身的实力来建立美国单极霸权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

持有这种主张的战略家们不再满足于通过北约来获得和显示美国的霸权，因为这样的霸权仍然会受制于北约内部的其他国家，已经不再符合美国建立其单极霸权的意愿。

1997年美国的一些持新保守主义立场的战略家开始拟定一项名为“美国新时代”的计划，以此来为美国在未来国际政治中的霸主地位提供哲学依据。

到2000年他们提出了一项名为《美国战略防御体系改革》的报告，该报告的主旨是推进美国的国际优势地位，并将美国争夺未来霸权制高点的目标锁定在全方位的导弹防御体系上，以此一劳永逸地夺压倒或阻遏未来可能出现的战略竞争对手。

由于该方案本身的风险太大，且在道义上存在重大争议（背信弃义地抛弃1972年美国与苏联鉴定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便是必须承担的道义代价），当时的克林顿政府不得不搁置与之相关的“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议案。

在布什当选总统之后，他的外交政策完全受主张建立美国超级强权的“鹰派”势力所支配。

他选择的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都曾是著名的“冷战”专家，冷战结束后，此二人又成了极力要利用美国的军事优势来谋求霸权的主战派。

布什任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更是一名“鹰派新秀”。

在布什的外交方略中，2000年保守派拟定的那一份《美国战略防御体系改革》报告成了他的“地缘政治圣经”。

他不仅将该报告的主要起草人悉数纳入其政府班底（沃尔福威茨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博尔顿担任助理国务卿，康布恩成了五角大楼负责计划、分析和评估的部门负责人，库恩和克罗斯进了国防政策委员会，而利维则成了副总统切尼办公室的负责人），而且毫无顾忌地按照该报告的授意背信弃义地撕毁1972年《反导条约》，并着手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尽管此举招致国际社会普遍的谴责，但布什政府丝毫不为所动，布什政府要按照既定的霸权之路走下去的野心至此暴露无疑。

作为实施这一既定方针的重要步骤之一，布什政府还不折不扣地遵从该报告的建议将美国的国防开支从他上台时的3%提高到2003年的3.8%，使美国2003年的军事预算大幅攀升到3790亿美元。

布什上台以来决意遵循一条驱使美国走上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这一点看来已不容置疑。

此后尽管发生了出人意表且令世人震惊的“9·11”事件，但这一事件非但未能动摇布什政府沿着既定的方针走下去的信心，恰恰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它反而强化了布什及其幕僚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鹰派人士”则趁机将建立美国单极世界霸权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对于乔治·W·布什决意要带领美国去走的这条道路，美国及其主要盟国英国的“鹰派人士”为它做足了装饰门面的功夫。

他们将其粉饰为所谓“温和的帝国主义”（mildimperialism）、“仁慈的帝国主义”（beneficentimperialism）、“新干涉主义”（newinterventionism）、“新帝国主义”（newimperialism）、“新自由帝国主义”（newliberalimperialism）或所谓“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并以所谓的“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peace）、“民主扩展论”（democraticexpansion）或“民主霸权论”（democratichegemony）等理论来为其正言。

新帝国主义的支持者们认为，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典范”，无论其国民是否已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它都有义务成为“没有领土野心的、自由的和人道的帝国。

”“美国在今后作为‘自由帝国’，在有必要行使武力时不应该犹豫不决，在冷战已经不存在的今天，它的成本相当便宜。

”

新帝国主义的一个令人迷惑之处，在于它被赋予了一层合乎道义的包装，其鼓吹者们不遗余力地意图使它摆脱它与昔日那种嗜血的、声名狼藉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干系，并将它与所谓的“民主至上性”和“人性的普遍性”拉上关系。

然而，由于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都必然要以武力和强权来支撑，而且霸权本身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其出于民族利己之私而总是意欲剥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自由权利和自主意识的暴虐特性，因此他们要真正成功地将一种改头换面的霸权主义证明为合乎正义和道义是不可能的——这与任何独裁者往往都试图将其专制主义证明为正当一样——除了诡辩性的说辞之外他们不可能真正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新帝国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引起了一场广泛的论争。

反对美国建立单极霸权和主张建立世界政治多极化的人们对这种理论予以了有力的回击。

这场论战可以说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抨击西方“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政策的继续。

在这场论战中，新帝国主义的反对者们将这种以片面的价值判断准则和片面的武力原则为依据的外交政策斥之为“霸权主义”（hegemonism）、“强权政治”（powerpoliticsorMachtpolitik）、“国际极权主义”（internationaltotalitarianism）和“军事－经济综合型极权主义”（MEIT，即MilitaryandEconomicalIntegrativeTotalitarianism）等等。

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几乎丝毫也没有影响到布什政府建立美国单极世界霸权的决心。

对于美国国内的大多数民众而言，这一事件给他们带来的直接影响，除了对自己的同胞的死难感到义愤填膺而萌生的复仇之心之外，大概就是偶尔会使他们想起“为什么美国如此招人嫉恨”的问题。

但这种基于良知的反思很快就被他们的复仇欲望所淹没。

另外，帝国式霸权所能带来的“荣耀”无疑也是使得许许多多普通美国人的良知遭到腐蚀的内源性心理因素——这与当年罗马共和国的公民们（作为“集体的君主”）曾经受到过的腐蚀如出一辙（参见下一节的分析）。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布什的战争政策在全世界遭到一致抗议的时候反而会在美国国内获得广泛支持的内在动因。

“9·11”事件不仅没有影响到布什政府继续沿着霸权之路走下去的决心，反而在一个时期之内为布什追逐霸权的企图带来了好处。

其原因是：

出于对美国受害者同情，和对奥萨玛·本·拉丹恐怖主义的厌恶，世界舆论和美国国内的舆论都支持和默许了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尽管阿富汗战争的胜利远远不能满足布什政府建立单极世界霸权的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布什政府必须更进一步地发动一系列战争来“改造”整个国际社会，使之完全符合美国的战略意图和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但布什政府受此国际舆论的鼓舞，错误地判定美国的霸权之梦可以因势利便地借“反恐”之名来顺理成章地进行。

然而，出乎布什及其幕僚意表的是，要将争夺霸权的战争描绘成“反恐战争”并令世人信服并非他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到后来，布什政府为了向美国民众和国际舆论证明它即将发动的一系列征服性战争的正当性，只好借助于夸大美国所面临的所谓“外来军事威胁”的手段（美国在“9·11”事件中遇袭似乎可以牵强附会地为美国所受的“威胁”提供佐证）。

然而，鉴于美国早已成为世界上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其军事预算早已超过其它所有大国（包括英、法、俄、中、德、日、印等等国家）军事预算的总和，因此，要将美国描绘成深受外来军事威胁（尤其是像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鲜之类的所谓“无赖国家”的威胁）之苦的国家，布什政府的主要幕僚们就只有采取一些不太高明的骗人手段。

美国国家安全专家梅尔文·古德曼教授对此分析道：

“拉姆斯菲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夸大了美国面临的军事威胁。

五角大楼目前进行的所有改革努力主要是为了对付微不足道或根本不存在的威胁。

拉姆斯菲尔德想把军事预算用于他的空间军事化计划。

因此，他一直在夸大所谓无赖国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国力的日益提高非但没有增强美国的安全，反而导致面对一系列被夸大的威胁，何其不幸。

”

布什政府试图让其争夺霸权的战争搭上“反恐”的顺风车，这种策略未能成功。

布什政府想要证明他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是为了应付本·拉丹式的恐怖主义分子而建立的，这种说法更缺乏相应的说服力。

这是目前布什政府在追求霸权的道路上所面临的窘境。

为了按预定方针确立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早在阿富汗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布什政府就已锁定了伊拉克作为其下一个攻击的目标。

虽然布什一再试图将它随后决意要发动的征服伊拉克的战争说成是“反恐战争”（其后又多次改变进行这一战争的借口），但国际舆论却表现出了令其意料不及的反弹，使布什政府在一夜之间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从目前的情势来看，虽然美国要赢得对伊拉克的战争似乎并非一件难事（因为参战的美、英、澳三国的军事力量相比之于早已因上一次海湾战争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制裁和禁运而衰败不堪的伊拉克不知要强过上千倍还是上万倍），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真的能为布什政府打开通往单极世界霸权的道路吗？

二，围绕建立单极还是多极世界的较量将正式开场

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战争已经为美国建立由其主导的单极世界霸权的努力拉开了序幕。

但布什政府的这一企图势必会面临的种种挑战可以说才刚刚开始。

毫无疑问，由于这场战争是美国绕开联合国和国际法准则的约束来单独发动的，它的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

它势必严重损害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共同确立的国际政治秩序，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国际社会确立的维护和平的诸多共识也会因此而遭到致命的损毁，国际法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各主要大国固有的结盟关系也有可能因此而走向瓦解，进入新一轮的力量分化和重组。

在国际社会围绕伊拉克问题的争执被美国粗暴的战争语言打断之后，国际社会中不愿意看到美国霸权势力恶性膨胀的许多国家与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有可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一切都是美国的行为正在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后果。

从表面上看，美国与国际社会围绕伊拉克武器核查问题的争执，主要集中在应以诉诸战争手段优先还是应以政治手段优先的取舍上，但实际上在这场争执的背后却隐藏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潜在的对抗，那就是美国（及其少数扈从国）意欲强加给整个世界的单极霸权逻辑与反对这种霸权逻辑的大多数国家之间的意志力的对抗。

持反战立场的大多数国家认为，这一问题涉及

（1）关乎伊拉克普通民众的生存权和财产权是否应该得到国际社会起码的重视的人道主义问题，和

（2）国际法准则中一个并未受到事实上的军事侵略或军事侵略威胁的国家肆意发动侵略战争的战争责任问题。

因为在政治手段尚未穷尽的情形之下，贸然开启战端，只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战争行为。

很显然，如果战争造成伊拉克大量平民的死伤，美国所承担的道义代价就会大大上升。

而以美国为首的少数主战国家则坚称，由于伊拉克长期以来一直积极发展包括生化和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美国必须采取所谓“先发制人”的手段才能保障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

但美国在既拿不出它对伊拉克的指控的令人信服的确凿的证据的情况下，又粗暴地打断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的进程而急于发动战争的做法，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它急于发动这场战争的真实动机，这一点使它在事实上成了道义上的受审判者。

从目前来看，以美国为首的主战国家与反战国家之间的对峙尚局限于观念上和意志上对抗。

这场对峙会不会转变为它们在国家利益和战略上的对抗并形成对美国单极霸权野心的有效抗衡，主要取决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在今后是否会因在这场战争所感受到的强大阻力而改变或放弃其谋求单极霸权的意图，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及其参战盟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声势的强大程度和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是否会遭受重大的军事挫折都将影响到美国当政者今后会不会改弦更张，从而放弃其霸权野心。

其次，反对美国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顶住美国（如果它不愿改变其霸权野心的话）必然会在这场战争结束后向它们施加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

它们会不会最终被美国所分化，各个击破，从而完全屈从于美国今后的独断专行。

其三，北约是否会因此而发生分裂，各大国是否能进行新的重组并通过这种重组形成足以抗衡美国霸权集团的政治和军事联盟，进而形成新的战略均势格局来遏制美国的强权政治；其四，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变化是更加趋向于支持政府的单边主义霸权政策还是与此相反。

作为一个民意能最终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民意的变化在有时也会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的主流民意在今后如果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廉价的爱国主义情绪所支配，美国就有可能更加好战、更加偏激（目前的仇欧、仇法情绪就是这样一种征候）；如果主流民意能回复理性和真正的道义，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倾向就能得到有效遏制。

侵越战争失败后美国人民曾抛弃好战派总统候选人而选择主张和平外交方针的吉米·卡特上台执政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总而言之，这场美伊战争在更深的层次上揭开了国际政治中一个势必将影响今后几十年的结构性矛盾。

这一矛盾的主线就是世界将朝着多极化的方向走，还是逐渐被美国纳入它的单极霸权体系。

三，建立单极霸权的企图必将遭遇难以逾越的道义阻力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战略家和理论家们已经一再表明，他们力求建立的是罗马式的霸权体系，对于这一点他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要加以掩饰。

因此要剖析美国单极世界霸权可预期的未来前景，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从分析美国决意要效仿的罗马式霸权的原型着手。

具体来说，罗马式的霸权体系有以下两个最基本的典型特征：

一是，不同的民族国家在这类霸权体系中占据不同的国际地位和权利。

在罗马的霸权体系中，只有罗马本身的公民（其人数仅占整个罗马共和国的极少数）才享有真正的公民权，这种公民权后来蜕化成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特权。

一切重大事情都只能由享有这种公民权的罗马公民通过投票决定（罗马式民主的排他性由此可见一斑）。

其他被罗马认定为其附庸的行省或外邦（即先前被罗马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征服的异族国家）的民众则不能享有这种对国家事务的决定权，他们只能遵从罗马公民（即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古典民主时所称的“集体的君主”）的旨意而从事征战、生产和劳作。

由于各行省和外邦的地位和等级又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这个霸权体系中国别、阶级和种族之间存在的压迫和奴役就成了一个被接受的既成事实。

罗马城邦中奴隶制的合法存在更使这种压迫的暴虐特性彰显无疑。

二是，附庸国（或附属国）在这类霸权体系中还必须履行效忠和朝贡义务。

罗马为了维系其霸权体系的存续，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等级体系。

作为占据霸权地位的最高统治者，罗马要求归顺罗马的行省和外邦（即异族国家）不仅要在罗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无条件地为罗马提供兵力和财力拱卫罗马，在和平时期，这些行省和外邦还必须为罗马提供罗马所需的财富和日常消费品。

因此依靠掠夺其它民族的财富来维持罗马公民的奢华的生活方式，就成了罗马共和国维系自身存续的主要手段和罗马追逐和维持其霸权的终极目的。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对此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之后认为，正是罗马霸权的这种掠夺性所摧生的腐朽性最终摧毁了罗马民主制的根基。

他不无惋惜地写道：

“到公元前265年，意大利的霸主罗马正在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

可以想象，这一民主化过程原本有可能使得罗马最终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制的民族国家。

不过这种可能性即便在事实上存在，它也会由于罗马在海外卷入的一系列战争所产生的可预期的效果而消除。

战争将罗马改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它的国内制度。

战争所带来的诸多重大损失之一就是导致了民主化趋势的夭折。

”

至于战争是如何导致罗马民主化趋势的夭折的，这位历史学家有这样一段细致入微的分析：

“帝国[此指罗马共和国——引者注]的扩张所引起的文化上的反冲同样也是具有破坏性的。

罗马人过去拥有的传统美德也就是贫穷、勤勉的农民所具有的美德。

但是，当财富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首都时，有关节俭、禁欲和勤劳的古老说教很快就被遗忘了。

[公民们]疯狂地搜刮金钱、新贵们卖弄地挥霍浪费、[所有的人]对一切人类价值都不屑一顾，这种情形成了共和国行将衰亡前的典型特征。

”

正是由于罗马式的霸权体系必然会以其它国家和民族屈从于霸权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强制、胁迫、压迫、奴役和掠夺为前提，因此，无论新帝国主义的鼓吹者们如何美化这种霸权的“温和”、“仁慈”和“人道”特性，都不可能令其它国家的人民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去顺从霸权国的旨意。

这也难怪托尼·布莱尔的高级幕僚罗伯特·库珀提出的“新自由帝国主义”理论即使在英国工党内部也被人斥之为一种“开明的奴隶制”。

鉴于库珀其人巧言善辩的本领非比寻常，英国下议院资深议员塔姆·戴利埃尔（TamDalyell）甚至将其比作俄国末代沙皇和皇后的佞臣拉斯普廷（GrigoryY.Rasputin）。

受美国自身片面的国家利益的驱使并受美国自身军事力量“强大”表象的蒙蔽，布什及其幕僚们萌生不可一世的心态是很自然的——这是那些自认为自己的力量无人能及、自己的权力无人能遏止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

美国新帝国主义的积极鼓吹者马克斯·布特不是就直言不讳地要求美国政府在对外动用武力时“不应该犹豫不决”吗？

但布什及其幕僚们无论如何也很难想象到的是，在他们萌生这样的霸权心理之时，他们实际上正在犯他们的死敌萨达姆·侯赛因当年曾经犯过的同样的错误，那就是，他们与萨达姆一样都未能真正领悟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步已经使得任何国家——无论它坚信自己有多么强大——都难以再倚仗单纯的武力或强权来为所欲为了。

萨达姆在12年前试图依靠武力来吞并科威特的时候，他犯了这个错误，结果导致他成了国际上的孤家寡人；今天的布什政府在试图以武力来否决联合国的作用并确立美国的单极霸权时，他犯的同样是这个错误，目前布什政府的处境与萨达姆当年的处境几乎完全相同。

尽管布什政府用尽了种种高压或收买的手段来增加他的“盟友”的数目，但仍然未能使美国摆脱其从未有过的孤立困境。

如果说萨达姆之所以犯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缘于其彻头彻尾的独裁者本性的话，那么布什政府之所以犯这个错误则是因为他和他幕僚们仍然沉迷于早已过时的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

这种理论完全不承认国与国之间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美国表面上的强大使他们不愿意接受这种平等），而且也不承认国际法准则必须以整个国际社会的意志（而不是某个强权国家的意志）为依归。

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本质内涵，就在于它只承认实力地位的有效性并认定各个国家应当享有的国际权利的多寡只能由它们自身实力的大小来决定。

它所认定的一个永恒的价值原则就是国际规范和国际法准则只能而且必须遵从强权国家的意志。

即是说，在国际政治中“强权即真理”的定律是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的精义所在。

正是在这种早已过时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的指引下，布什政府才会认为国际社会的正义和公理是无效的，美国必须用自己单方面的强权来维护它单方面确立的“正义”和“真理”（布什单方面提出的所谓“先发制人”的理论就是这种观点和意志的经典表述）。

布什及其幕僚们依照这种思维方式来运作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的结果，必然使美国走上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甚至军国主义的道路。

但布什及其追随者在试图依据自己单方面的“正义”和“真理”来发动战争时，他们又犯了与他们的另一个死敌——奥萨玛·本·拉丹及其追随者——相同的错误：

那就是他们各自都依据自己的“正义观”和“天启的信念”而从事最残忍的杀人勾当。

在奥萨玛·本·拉丹及其追随者那里，维护伊斯兰地域的圣洁不容异教徒玷污的“神圣”使命感，是他们发动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长期侵占伊斯兰国家领土）的“圣战”的根本出发点；而在布什及其追随者那里，将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推广到非西方文明世界（即布什眼中的“异教”世界）的使命感，则是他们发动伊拉克战争和未来可能发动的其他一系列战争的根本出发点。

正是由于他们各自都坚信自己“天启的”、“神圣的”使命和信念的绝对正确性，他们才会在血腥地屠戮信仰上“异教的”、观念上“异己的”、国别上“异域的”无辜平民时丝毫也不感到道德和良心的不安。

如果说使得奥萨玛·本·拉丹及其追随者成为杀人恶魔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信仰的话，那么使得布什及其追随者成为嗜血的战争狂的则是美国式“天定命运论”所扭曲的、极端的、虚妄的、富于偏执狂色彩的意识形态价值观。

正是由于丧失了真正合乎人类理性价值的道义的支撑，布什及其幕僚们的军事冒险才会遭遇到令他们始料不及的重大挫折。

他们不仅要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面对誓死捍卫民族独立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