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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对电影叙事的影响及其思考
数字技术对电影叙事的影响及其思考
【摘要】数字技术拓展了影像语言的叙事表现力,不仅能呈现奇观画面、增强视听效果,更能深化和丰富影像语言的象征意味和表意内涵;数字技术还能使电影故事的题材内容和类型更加丰富,同时电影对故事的讲述方法也更加灵活自由。
但目前的数字化电影制作却陷入追求片面奇观化造型倾向、而叙事艺术感染力却被简单弱化的误区。
数字技术为电影叙事提供的巨大可能性有待进一步开掘。
【关键词】数字化 电影叙事 影像语言 故事 叙述
众所周知,电影艺术的重大发展与科学技术的革新进步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在电影发展史上,若干里程碑式的重要分期,例如电影的默片时代、有声时代、彩色时代和多媒体时代等,无一不与当时科技的重大变革和新成果的问世密切相关,以至于有的评论家认为“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一种交流手段、一种工业——始终主要取决于技术的革新。
”而在我们所身处的当下时代,最突出的技术特征毫无疑问便是数字化。
数字技术大规模进入电影创作、制作和发行,使得电影无论从画面、声音、表演等各种元素,还是从制作、传输、放映、接受的各个环节,与传统电影的形式手段相比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因而被称为电影史上“一场不流血的革命”。
(一)电影数字技术概说
数字化的含义是指将一切以其它模拟形式存在的信息转换成数字信息。
电影数字化,从完整的意义上说,指的是电影从制作工艺、制作方式到发行及播映方式的全面数字化,即从前期拍摄到后期制作乃至放映诸环节全部实现数字化;在目前来说,主要指电影制作数字化。
即计算机技术对包括前期创作、实际拍摄乃至后期制作在内的完整的工艺过程的全面介入。
电影数字化制作始干20世纪70、80年代,在90年代得到极大发展和兴盛。
1976年,乔治·卢卡斯导演影片《星球大战》,运用计算机控制宇宙飞船模型的运动轨迹以及摄影机的运动,可以说是数字化电影制作的先导;1984年,卡梅隆《终结者2》,实现了实拍画面与计算机生成影响的完美合成,影片中机器人杀手从融化的金属渐渐变成真人流进驾驶舱的画面给无数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1988年,泽梅斯基导演《谁陷害了兔子罗杰》,实现了真人演员与动画人物的完美结合。
90年代,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好莱坞,特别是在科幻片、灾难片中更是大显身手,如斯皮尔伯格的《侏罗纪公园》,采用计算机动画与机器拍摄模型相结合,在卡梅隆《泰坦尼克号》中,数字制作的海洋、豪华客轮、乘客与实物模型拍摄相结合,达到了几近完美的效果,而在《独立日》、《彗星撞地球》、《火星人玩转地球》、《透明人》、《黑客帝国》、《第五元素》等一系列科幻片中,数字技术更是将虚拟非现实呈现得栩栩如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影数字化在这一时期开始走向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影片中数字技术的运用已经不是单纯地为了突出特技功能,而是更加有机地贴合剧情发展和影片表现的需要,追求“看不出来的特效”,以泽梅斯基《阿甘正传》为例,影片中飘飞的羽毛、阿甘与美国总统合影等经典画面,均是出自于数字技术的合成创造,却毫无生硬不自然之感,而是成为推动剧情发展和渲染情绪不可替代的点睛之笔。
时至今日,数字技术几乎贯穿于电影制作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在电影的前期准备中,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带来极大便利,例如在拍摄之前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相应软件实现形象化预审视,用模拟图像的方式制作出三维动态的模拟片断,预先设计和审视拍摄效果,由此大大降低实际拍摄的成本。
提高拍摄效率并实现更加完美的视觉效果。
在实际拍摄阶段。
计算机不仅能控制道具模型更加灵活准确地完成剧情所需要、而传统道具却难于表现的各种复杂高难动作,更能够精确控制摄影机的运动,拍摄到传统方式无法拍摄到的高难度镜头或是在惊险场景中摄影师无法达到的位置摄影,这样不仅极大地降低了传统拍摄方式中所可能出现的危险性,也使得拍摄画面更具视觉冲击力。
同时,在计算机的精确控制下,拍摄结果的准确性和精密性也大为增强,从而为后期的复杂合成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在电影的后期制作阶段,剪辑和特效更是数字技术大显身手的领域。
数字非线性编辑系统使得电影编辑更加简便快捷,计算机生成图像、表现对象细节和运动的能力已经达到极为逼真的地步,同时,数字影像处理能对已有画面进行加工或变形,数字影像合成能够将不同的素材天衣无缝地合成为同一画面……
综上可知,数字化对电影制作带来的改变,一方面是使得电影的拍摄和制作更加便利,另一方面。
也是更为重要的,数字技术使得电影的影像和画面生成不再受制于传统的拍摄和剪辑模式,无论是计算机控制拍摄、还是数字加工处理合成乃至完全虚拟生成的画面,都意味着数字时代的电影能够更加自由、准确和充分地完成创作者的想象和意图,实现传统电影无法实现的影像效果。
与这一符号特征的转变相联系,数字时代的电影叙事也发生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
(二)数字技术对电影叙事的影响
叙事学研究通常把叙事作品理解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文本、故事、叙事话语。
对文本的研究通常关注叙事作品的有机构成,如叙事符号及其表意性、象征性等;对故事的研究,主要考察被叙述的故事,如事件的功能、发展逻辑、深层结构和模式等;对叙事话语的研究,则主要是研究对故事的叙述,考察叙述话语和叙述行为,如叙述人称、视角、叙事时间等问题。
电影叙事研究,主要是以叙事电影为研究文本,运用叙事学理论和方法,探讨电影的叙事构成、特性、故事、以及电影的叙述话语、叙述行为等叙事问题。
因此,本文对数字技术与电影叙事之关系的探讨,也拟在电影叙事的基本构成要素(影像语言)、故事、叙述等三个层面展开。
首先,从叙事的基本构成要素看擞字技术拓宽和加深了影像语言的叙事表现力。
电影符号学家麦茨曾将电影语言的表意功能分为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
在电影画面中被拍摄到的人物、景象、被录制到的声音等,属于直接意指的范畴:
画面构图、景别、摄影机运动等等,属于含蓄意指的范畴。
数字化技术无论在直接意指还是含蓄意指方面,都拓展了影像画面的叙事表现力。
具体来说,这种拓展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可以呈现传统技术手段无法呈现的奇观画面,丰富影像语言的表现内容,带来不同于传统影像语言的美学风格。
一方面,某些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事件或事实,依靠传统拍摄和制作方法很难再现。
但是依靠数字技术就能较好地再现出来。
比如某些宏大的场面或建筑,如《泰坦尼克号》中的巨轮和上千名乘客、《角斗士》中的古罗马竞技场和群众场面等,由于种种原因很难实拍,都是运用数字技术完成的;再如,通过计算机精确控制的摄影机运动,能够拍摄到传统方式无法拍摄到的高难度镜头或是在惊险场景中摄影师无法达到的位置摄影,比如《真实的谎言》中的战斗机。
总之,运用数字技术能够有效地呈现出现实事件的视觉特效,实现现实的奇观化。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能虚拟表现现实中不存在的事实,创造出完全凭作者想象产生的影像画面,或是将真实影像与虚构想象相结合而产生的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画面。
前者例如《黑客帝国》中的虚拟空间、《独立日》中的外星飞船等,后者如《阿甘正传》中阿甘与总统握手的画面,等等。
无论现实性或非现实性,数字技术无疑拓展了电影影像和画面的表现力,使得越来越多的新颖创意成为可能,而这些创意往往是传统电影手段所无法实现的。
同时,随着影像语言表现内容的不断丰富和拓展,也带来了不同于传统影像语言的美学风格:
或偏于壮美宏大,或偏于惊险而富视觉冲击力,形成所谓“奇观化”美学风格。
数字技术对影像语言叙事表现力的拓展。
还表现为能够实现更具逼真感和冲击力的视听效果,增强影片的叙事感染力。
数字技术对于电影而言尽管其在方法和手段上意味着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就其技术动机和目的来说,数字技术与此前诸多的电影技术革新一样,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呈现更具真实感的影像视听效果,可以说就创作动机而言,数字技术是传统电影技术发展的逻辑必然和形式飞跃。
其次在制作层面,尽管数字技术在图像生成方式上具有极大的虚拟性,但另一方面却又遵循着更加严格的真实性原则,其创作仍以对客观世界的观察认知为基本参照,并且其表现方法仍然遵循真实的事件逻辑和情感基础:
因为虚拟生成的图像总是必然以某种真实数据作为蓝本或参照的,例如数字海洋的产生必须建立在对真实海洋的大量观测数据基础之上,数字演员是对真人演员进行运动捕捉后合成产生。
即使是完全存在于想象中的科幻角色,创作者对于故事和角色的处理,依然会以人类社会的经验、惯例、以及具有普遍性的情感和价值等等作为潜在的参照前提,其表情与基本活动的设计也都是基于人类对于自然界和生物体的某种普遍认知,当我们评价某个虚拟形象“栩栩如生”时,实际上就意味着这种潜在的真实性参照。
因此,数字影像和声音能够呈现更加逼真的视听效果,意味着不仅能够更加仿真地呈现虚构对象,而且也能够更自由和更具真实感地表现那些存在着现实蓝本的对象的全部或细节。
数字技术的广阔可能性,还在于能更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影像语言的象征意味和表意内涵,这一点对于电影的叙事艺术表现力来说可谓至关重要。
比如,依靠数字技术摄影机可以获得拍摄运动的极大自由,依靠计算机画面处理和合成技术也可以对画面进行再度创作,或者将不同表意内涵的画面合成在一起,这些手段都可以使电影创作者摆脱对物质现实平面简单的复制再现,而以一种更具主观色彩和象征意味的方式来呈现画面、表达作者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从而深化和丰富影像语言的表意内涵。
例如,张艺谋曾经设想在《红高梁》中拍摄红高梁被日军机枪打得血肉飞溅的画面,囿于当时的技术手段而未能实现,而这一构思如果借助今天的数字技术就能轻松实现,其表意和象征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再如《阿甘正传》中在城市上空飘飞最后落到阿甘脚边的羽毛,这个画面就是由数字合成技术将实拍素材和计算机动画制作地结合在一起,充满象征寓意,给无数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尽思索。
在故事层面,数字技术也为电影叙事带来了不少变化。
首先,从故事特性来说,数字技术的运用使得电影故事更突出视觉性、动态性、超常强度性。
尹鸿在《当代电影艺术导论》中指出,受视听媒介与制作传播方式的特性影响,电影的故事通常具有视觉呈现性、动态变化性和超常强度性等特点。
而在数字化电影时代,这些特性被更进一步放大和加强。
由于数字技术带来了更多的图像生成方式和更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数字摄影在表现非常规运动方面也比传统摄影更加自由和逼真,因此数字化电影故事的视觉呈现和动态特征也就体现得更为突出:
同时,由于电影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吸引观众,对故事的强度要求较高,而数字技术的主要优势之一就在于它能够实现传统电影所无法达到的视觉效果。
因此许多大量采用数字技术的电影在选择故事时,往往有意识地选择那些传统拍摄制作手段难以表现的、具有奇观化特征的内容,如超大场景的战争画面、超时空的科技幻想、毁灭性的人类灾难,等等,以此作为增加故事强度的叙事策略,特别是商业电影,往往是电影的数字化程度越高,这种奇观化倾向也就越突出。
从故事题材来说,数字技术使得电影叙事的题材内容更加丰富。
对创作者而言,运用数字技术意味着可以根据创作需要、灵活无碍地创造出各种更具有想象力和视觉冲击力的电影影像。
这种巨大的表现力无疑将使创作者的想象空间和创作灵感得到进一步拓展,电影题材也会随之扩大并延伸到传统电影难以触及的领域。
另一方面,那些在传统电影中已经被演绎过多遍的故事母题,如战争、爱情,灾难等等。
甚至是同样的故事题材,也可以在新技术的支撑下,通过更加多向度的艺术表现手段、在更多情境下被重新诠释和呈现《泰坦尼克号》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更为重要而目前似还未被足够重视的一点是,数字影像丰富的表意性除了可以更便利和更富想象力地表现事件的外部发展,也能更加自如、更加具象化地表现人们的内在心理、情感世界、乃至思想观念。
在传统拍摄手法下,影像对物质现实的依赖性较大,而数字影像的创作自由,使得电影故事在表现主观现实方面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
如何运用影像语言及深入地探索人类复杂的思想和心灵世界,这应该是数字化时代的电影叙事一个值得努力和期待的题材领域。
叙述话语是叙事学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层面。
如果说故事层面的研究考察的是“讲什么故事”,那么叙述层面就是关注“怎样讲故事”。
毫无疑问,数字技术可以使电影对故事的讲述方法变得更加灵活自由。
例如数字控制摄影机的自由运动,可以带来视点的丰富变化和快速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叙述角度的多样性和叙述节奏的变化。
再如,通过数字合成,在一个不间断的画面里可以实现时空的自由组合,从而突破单一的线性叙事结构,使得叙述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更为丰富。
使整个电影叙事显得更有张力。
例如在《泰坦尼克号》中,运用数字合成技术,画面从豪华的客轮和青春靓丽的露丝渐变为破败腐朽的沉船并拉回到监视器前满脸皱纹的老年露丝,故事时间的跨度之大和叙事时空的快速转换在一个不间断画面中完整地呈现出来,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张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三)电影数字化的叙事现状及其思考
综前所述,可以说数字技术对于电影的影像特性和叙事功能而言,具有极大的拓展和丰富意义,理应造就更多具有深刻艺术感染力的电影叙事作品。
然而我们面对的电影现实却是,越来越多的电影在大规模应用数字技术时,呈现出日益浓厚的奇观化趋向,然而在视觉冲击效果空前强烈的同时,电影叙事的艺术感染力却并没有获得相应突破,反而有简单化和弱化的趋势。
许多运用数字技术的电影仅仅片面注重突出数字影像的奇观性特质,而忽略了数字影像其实更具有丰富的表意可能:
同时,由于过于注重和突出画面的奇观效果,因此在故事题材的选择上,当下许多大规模运用数字特级的影片过于偏向科幻、灾难之类的奇观叙事,电影故事的题材和类型在数字技术支持下,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拓展,反而有逐渐狭窄和定型化套路化的趋势,故事重心也往往更多地偏向事件的外部发展或人物的动作形态,而相对忽略人物内心世界或事件内部深层意义的开掘。
在叙述层面,由于偏重强调画面的视听效果,因而表现出所谓造型压倒叙事的倾向。
形成影片震撼眼球却很难感动心灵的审美悖论。
相对于数字技术本应带来的叙事丰富性而言,目前的电影现状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遗憾的误区。
这种局面的出现,也许我们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探讨其原因。
从创作心理方面,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不少创作者将数字技术的手段视作了目的本身。
事实上,数字技术对电影而言,本来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创作者的构思、为影片艺术需要服务。
然而,由于数字化日渐深入当代人生存的每一领域,构成了当代社会的基本生存语境,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与科学、进步等普世价值密切相关的话语权威,导致在不少人看来,电影是否应用了数字技术、其含量多少,就成为一种评判标准和追求目标,从而将本来作为工具理性出现的技术应用与对电影的价值判断混为一谈。
显然,这是一种非艺术的评价标准,在其驱动下,影片有意识地突出数字技术性,甚至为技术而技术,由技术特性来决定艺术题材和表现手法,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无疑会导致艺术感染力的弱化和流失。
从外部环境而言,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大众化消费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声称读图时代已经来临,在文化消费中,图像、影像对视听感官的刺激作用被强化,而相应的意义开掘和深度思考则被弱化,这也导致一部分电影制作者出于商业目的、迎合市场需求而片面追求数字技术的奇观效果,忽略电影叙事的艺术感染力。
那么,在数字技术大行其道的时代,电影叙事是否真的有一天会被视觉冲击和画面造型所取代呢?
笔者认为,这种担心大可不必。
因为叙事是人类的一种普遍天性,它所反映的是人们力图将混沌无序的生活加以结构化的一种努力,无论是传统的小说、电影,还是数字化时代的电影或其它艺术作品,归根到底都是力图通过某种艺术形式,表达人对于自身和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所以,即使目前的数字化电影似乎表现出某种视听冲击削弱叙事艺术的倾向,电影叙事也不会真的没落消亡。
我们不应该将数字技术和电影艺术简单对立,而是需要积极探讨,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电影创作者应该怎样进一步充分发挥艺术创造的主体性,使得数字影像的技术特性和丰富表现力为电影的叙事艺术服务,那样我们将有充分的理由期待,数字技术会带来更多更精彩的电影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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