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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背景下的近代中国棉业危机
国际背景下的近代中国棉业危机
摘要:
近代以来尤其是19世纪末以后,长江三角洲传统棉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国际贸易的视角来看,外棉走俏长江三角洲市场;原棉品质日趋低劣,市场需求渐趋萎缩;原棉产量不稳,外棉乘势猛增;交易流通繁杂无序,纱厂青睐外棉;税收政策利于外棉倾销。
这些因素使得长江三角洲的传统棉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国产棉必须随势改良。
这种传统产业的转型动力来自于“西方冲击”下的危机和挑战的历史事实。
关键词:
国际贸易;传统棉业;长江三角洲
中图分类号:
F129.6;K20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38-0460(2021)02-0125-08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棉业经济区和贸易区,棉业的兴衰起伏对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近代以来尤其19世纪末以后棉业进口产品的增多,使区域内传统棉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性,进口外棉日益走俏市场,传统棉业面临严重危机。
学界对近代中国棉业状况的研究,视域多局限于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北部省市和湖北等地,对长江三角洲区域近代棉业兴衰起伏的研究明显薄弱。
关于影响棉业兴衰的因素,学者较多关注铁路交通发展、棉种改良、机器纺织业勃兴等方面,对国内外市场与棉业的关系有所提及,但缺乏深入探讨。
本文拟在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态势考察的基础上,从国际贸易的视角深入研究传统棉业日趋衰微的原因,为传统产业的转型提供借鉴;考察区域内支柱产业在外贸冲击下出现危机并引发传统产业寻找出路,也为学界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因西方冲击还是中国自身具有发展潜力的讨论,提供一些思考。
一、外棉走俏长江三角洲市场
近代以来随着上海、宁波和镇江的开埠,各港口均有一定数量的原棉输出,19世纪末杭州、苏州和南京相继开埠后,长江三角洲运销海外的原棉数量有少许增加。
根据海关统计资料,长江三角洲外棉进口则始自19世纪70年代,连续外棉进口记录出现在1894年以后,不过民国以前年均进口量局限在70千担以内。
20世纪初以后外棉进口迅猛,年均进口量在抗战前保持1268.8千担的高位。
综观1894—1936年外棉进口情况,后25年的增幅大大高于之前的18年,外棉进口量的几个峰值也出现在后25年。
近代以来尤其进入20世纪长江三角洲棉业对外贸易状况颇耐人寻味,根据上海、宁波、苏州、南京、镇江和杭州六港的贸易统计数据,1912—1936年长江三角洲原棉对外贸易呈明显人超态势。
除去1912—1914年、1917—1919年6个年份有年均216.8千担的小额出超外,其余19年原棉贸易全部处于人超状态,并在1920年以后进入连续的人超期,年均人超量高达1526.2千担。
综观1920—1936年的连续人超态势,以1931年为界,前期入超量增长迅速,由1920年的405千担增至1931年的3584千担,增幅高达785%,并依次在1922年、1926年和1931年出现3个人超高峰,人超峰值分别为1238千担、2000千担和3584千担,后一峰值与前一峰值呈明显递增关系,且增幅扩大,人超量增速明显。
1931年后人超额进入急剧下跌期,1935年、1936年减少尤为严重,但入超量最低的1936年仍有555千担。
中国是世界主要棉产国之一,与美国、印度和埃及并称四大产棉国。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重要棉产区,区域南端的余姚、慈溪、绍兴、萧山等地是中国产棉要区,区域北部位于长江以北的南通、海门、如皋等处以及长江以南的常熟、太仓、江阴、嘉定、宝山、松江等地也是重要棉产区。
“中国全产棉之七成强”曾出自长江三角洲。
前文根据海关数据的分析显示,民初以来人超是长江三角洲原棉外贸的常态,并在其后12年人超量呈增长态势,这表明,作为棉产要区的长江三角洲原棉的市场供给已严重不足,巨量外棉进口不可避免,外棉走俏成为普遍的现象。
二、原棉品质日趋低劣,市场需求渐趋萎缩
优良品质是商品能否赢得市场份额的内在基本条件。
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所产原棉的市场贸易日趋萎缩,进口外棉呈走俏态势,日趋低劣的原棉品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长江三角洲棉产丰富,但纤维粗短,且弹性小,断点强度低,无法与埃及棉和美国棉相比拟。
国产棉品质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它必须与优质棉相混揉才能织成高支纱,此缺点在牵拉力强的机器纺织时代尤为突显,民初以来大量美棉进口充分证实这一点。
20世纪以来中国纱厂细纱生产能力有显著提升,永安、申新、振新和恒丰等厂均能生产32支较细纱,永安、申新和苏伦还能生产40和42支纱,永安甚至能生产63支纱。
长江三角洲所产原棉最高只能纺20支纱,要纺20以上30以下纱支需加入适量美棉,要纺32支以上纱则要加入更多美棉甚至兼用埃及棉。
正如马扎亚尔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所说的:
“中国棉花,其纤维是很短的,是棉花之下等者,因为中国及其纺织已开始要纺质料更好的棉纱”,品质较佳的美棉输入遂“成为必要的了”。
走俏中国市场的外棉中除美棉外以印度棉为多数。
印棉品质与国产棉相近,亦难以纺织细纱,其色泽也远不及国产棉。
但是印棉水分划一,无掺水之弊,品质干净整齐,而国产棉掺假作伪现象严重,加以棉农植棉技术落后,观念保守,国产棉品质每况愈下,纱厂不得不进口印棉来补给。
掺假作伪之盛行加速了国产棉品质恶化。
掺假不仅影响棉花品质,对于储存、运输和纺织都极为有害。
棉花掺假“轧户者多”。
由于轧棉的酬劳依轧出皮花数量来计值,轧户往往掺杂以图非法利益。
花贩所收皮花多松散零碎,易于掺水掺杂。
据调查,余姚“掺水恶习实为各地之冠”,“花庄轧成花衣之后,每百斤掺水至十余斤之多”。
有人竟然“以工掺水为专长,由各花庄延请,每日工资,有多至一元以上者”。
¨叫慈溪各花行也“均雇请掺水工人”。
1933年上海商品检验局劝告棉商时说:
“一部分棉商,有意拿坏的棉花和在好的里面,粗的棉花和在细的里面,贪图一时的侥幸,把棉花弄坏了,每年不知冤屈了多少棉花的用途。
”“掺水恶习,由于农民者少”,但棉农作伪现象并不少见。
浙江实业志记载,棉农若采“晴天之花,夜间故意露宿,使之吸收潮分,然后出售,冀得意外之利”。
穆藕初指出,“乡愚无知,如湿花而能脱售,则花衣中有几何容水能力,势必尽量掺人。
”浙江棉产衰落与“棉产所含杂质甚多,又盛行于掺水之恶习”密切相关。
棉花作伪区域呈扩大趋势,原不作伪区域跟风而行。
太仓本来“民风敦厚,棉花作伪之事,在昔视为羞愧,相戒不为。
后被嘉定通州掺水棉商之同化”,“亦群起而作伪”。
海关报告对棉花作伪也屡有记录:
“内地来货(棉花)质量均佳,所惜间有数批又发觉掺水甚多,且有陈花混杂其内。
”“一般掮客,恒欲从中渔利,掺水使重之恶习,迄今未改。
”虽有禁止棉花掺合会阻止,亦无能为力。
“各方多啧有烦言”,“若不力加整顿,诚恐外国棉花愈受各纱厂之欢迎”。
近代以来棉农植棉技术和观念沿袭传统落后保守,从选种、播种到棉花处理仍相沿旧习。
选种时优劣混植,互相杂交。
1925年宝山棉业纪录,乡人“一俟棉花收获,即行售于商人”,而无留存种子,播种时“因种子之无着,不得已纷纷再向轧厂收买,种子之如何夹杂,如何恶劣,全然不顾”。
棉农选种不重品质而以易于作伪为先。
余姚棉种以大蔀为最劣,南阳种最佳。
棉农只因“南阳之纤维较大蔀种为柔软,掺潮较难”,“为迎合棉商心理,以利其产品之出售计,遂相率改种含水力强之大蔀种,而南阳种及至绝迹”。
余姚棉品质愈变愈劣,到20世纪20年代末终因其“品质较次,仅用以制造棉毯及毛毯内掺用”,上海纱布交易所“颇流行”的时光不复存在。
棉农播种也不谙用科学方法,沿袭明代撒播法,习惯“以手握子,挨次抛散”,“其经验无论如何充足,终不免过梳过密”。
棉花属必需日光植物,棉农播种时“竟如播种小麦之法,漫然撒播种子,其间无一定之距离”,“遂致棉子囊不能十分发育”,“因之收获极少,品质劣而纤维短,亦未能强韧”。
棉农对于棉花处理也不加注意,“平日采花,不分早晚燥湿,大多随采随卖”。
棉农观念更是异常落后,镇海棉农“摘心则属大忌,俗传犯之必遭天遣”。
穆藕初对此感受颇深:
“农夫十之八九,皆深中此迷信神权之一种疯病。
如某棉株叶面发生白斑,此实为变种之现状”,“农夫哗然日,此为土地花也,土地公公到此家田中,今年必发财,当备香烛齐之”。
对于棉农植棉落后的原因,穆藕初总结指出:
“棉农缺乏知识,墨守陈法,对于择种留良之法完全不知。
政府及社会亦多漠然视之,无系统之研究及适当之指导。
”副海关税务司戈登·洛德在上海海关报告中提出,中国棉花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胜,农民必须放弃落后的土法,只有这样中国的植棉业才会有所发展。
三、原棉产量不稳,外棉乘势猛增
长江三角洲原棉品质日劣,其产量也表现出相对不稳定,没有与棉纺织业同步发展。
进入20世纪中国棉纺业进人发展的勃兴期,以纺锤指数计,1914—1925年由以前的8上升为73,1930年增至100,17年间增速达到1250%,其中2/3以上棉纺厂集中于长江三角洲,而该区域原棉产量却表现出急剧波动。
根据现有1919—1936年中国棉产统计资料,长江三角洲原棉产量呈波浪式变动趋势,其中1919—1924年震荡起伏极为频繁,呈明显的W形走势,1924年后则在震荡中呈下跌态势。
具体来看,棉产量在1919年和1920年起伏不大,分别有3543千担和3830千担,1921年则猛跌至1863千担,跌幅达到105.6%。
1922年则出现小幅回升,增至2978千担,1923年又再度下跌,减至2128千担。
在这起伏震荡过程中1924年出现猛烈性增长,达到4029千担的历史高位。
原棉产量在这震荡下跌走势中于1931年出现历史新低,仅有1822千担的产量,之后微有回升。
不过1932—1935年始终徘徊在2400—2800千担左右,呈z形走势。
1936年重回3000千担以上的产量。
因此从整体来看,1919—1936年长江三角洲棉产走势表现为激烈震荡中的下跌趋势。
天灾和人祸是棉产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混乱内争迭起,农田水利疏于建设,灾荒几乎无年不有。
据学者研究,1912—1936年长江三角洲明显灾情记录的年份有21个。
棉花喜热、好光、耐旱,水、风、雹、虫病等灾害对其危害极大。
以1915年为例,民国档案记载,江阴风灾损麦棉273千亩,常熟水灾损棉田2千余亩,海门水、旱、虫、病灾共损棉等作物1160千亩,高淳风、虫灾损棉豆118亩。
历年海关报告屡有棉花受灾减产记载,如1921年上海棉花“因天时潮湿之故,深受损毁”;宁波棉花因飓风“受损不堪”;通州棉产因天气影响“较之上年,减低三成至四成之谱”。
1922年镇江“飓风过境,棉造被损甚剧,约有半数失收”;宁波洪水泛滥,棉花收成“约在平时花造七八成之间”,“实不足以中国纱厂之需求”。
1931年水灾使“长江流域各棉区,自沙市以下,概被淹没”。
棉产不足,纱厂用棉须从海外进口,外棉价涨仍不能免。
当时学者就提出“在外棉涨价声中而仍不免购进印棉者,就是国产棉花供给不足的一种表示”。
1919—1936年长江三角洲的外棉进口量与江浙两省棉产量呈现出惊人互补的趋势,棉产量的激烈震荡起伏与原棉进口贸易走势遥相呼应。
棉产歉收之年往往是原棉进口旺盛之年,比如1921年和1931年棉产低下,外棉进口量在同期都出现历史新高,1921年进口量1472千担,比上年增幅159%,1931年棉产跌至1919年以来的最低,原棉进口量却在此年骤升至民初以来最高值,达到3779千担,较之1930年增加了1032千担。
同样,棉产丰收之年外棉进口量也相应减少。
[361运用回归分析将棉产量和进口量的关系拟合模型,即为原棉进口量=4162-0.88×原棉产量+8,相关系数为-0.88,表明两个变量呈现高度负相关,这清楚地显示出原棉进口量变动趋势正好与长江三角洲原棉产量变化的趋势相反。
不过根据海关资料,1931年后原棉进口明显减少,1933年进口量不足1932年的1/2,1936年进口量不及1931年的1/6。
这主要缘于中国棉产经过改进,“产额日增”,“纤维增长”,品质和数量“均见进步”,“国棉品质既良,堪供纺织细纱之用,则需要洋棉渐减,亦自然之理也”。
四、交易流通繁杂无序,纱厂青睐外棉
19世纪末以来长江三角洲原棉在质次量减状态下,交易流通的环境也极不理想,社会市场秩序混乱,交易流程极为繁杂。
近代国际棉业市场的统一性和开放性使纱厂原料的选择更加自由和宽泛,进口外棉的走俏不可避免。
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原棉交易极不规范。
当时就有研究者针对棉花市场贸易之弊端明确提出:
商品棉没有科学等级和分类,“常以地名或省名为标准,实际品质,无从计及”,市场上“良棉绝迹,劣棉充斥”。
棉商信用低下,“商号变迁有无,志在牟利”,“图得额外之利益,信用通商,未遑顾及”。
棉价不以品质为标准而受人为因素影响,收花员因雇主限价原因,不问棉花之优劣,多以“劣货充数”,“自诩能以最贱价格,获得优良棉花以邀功”。
纱厂对于棉价“均无互相遵守之公订标准”,由验货员自由处置。
原棉贸易还存有不公现象,“期货抵解,有罚不赏”,“所解之货,实较高于货样,并无提价,如低于货样,则常有不得抵解,或争论扣价”。
副贸易制度不健全,棉业市场鱼龙混杂,纱厂原料需求难以满足,棉业贸易严重受阻。
原棉流通环节之繁杂也令纱厂难以应对。
纱厂购棉大致通过产地采购、纱厂附近产区收购或至市场购买。
20世纪后产地采购因实现产销对接减少中间环节颇受欢迎,实际操作却存有诸多不便。
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31年调查,纱厂在棉产地“设所收花,须熟悉该地情形,庶奏事半功倍之效。
否则开支甚大,反不合算。
且自乡间运沪途中弊端百出,既惧盗劫,又患船户非法窃棉,每致绝大损失”。
关于纱厂购棉面临的困境,当时已引起广泛关注,有研究者提出,若纱厂“在附近产区收买,虽较便利,但欲得一定之大批数量,殊不可能;且求其必要之种类,亦属困难。
至于在定期市场购买,则中国投机交易非常旺盛,所需之数量与种类,颇难逆料”。
实际上纱厂购棉多通过掮客或与花行联系,花行再经乡贩与棉农发生关系。
据调查,原棉自产地至纱厂,期间“须经过轧户、乡贩、大小花行、掮客、经纪人等等之手”。
以余姚为例,棉花自产地运往上海,大致经棉农→周巷、浒山→余姚县外候青门车站或百官车站→鄞县→上海纱厂。
此流程只是理想状态,产地之棉销往周巷、浒山镇,大多需经过棉贩,由镇运至县城也需中间人经手,每一环节大致有一中间人。
“姑不论棉之运输费用如何,但计算此等中间人物所取之佣金及利益,已大可观”。
“棉农以最低价格卖出”,经层层交易,价格步步增高。
繁琐流程不仅延缓交易时间,降低交易效率,增加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伤农伤厂不利于中国棉业发展。
运输不便更令纱厂举步维艰。
近代以来兵祸战乱频仍,交通受阻,原棉贸易难以正常进行。
比如1924年江浙时局紧张,沪宁铁路断绝50余日。
1925年1月27日奉军与驻苏军队开战,铁路交通再次断绝近一个月,原棉贸易大受影响。
1927年,“近值北伐军纷纷渡江,需用船只甚多,各厂货船,大半被军队封雇,水路交通,无形停顿。
近届新花将及上市,而各厂欲赴南通太仓等地,采购棉花,竟无船只。
”海关报告屡有时局不靖影响贸易的记载。
1925年“中国棉花贸易之阻碍者,为中国政局扰攘,运输困难,且有时运输缺乏”。
1926年上海“以铁路船只,为军事牵制,轮运维艰,致多停顿”;南京“军队之运输频仍,铁路被阻”,“货物欲求火车联运而不可得”。
1929年收获丰稔之处,因“交通梗阻,输运维艰”。
1930年上海“铁路既供军用,汽车轮船亦屡被扣留,货运阻滞”;南京“华商船只,多被军事机关征用,浦口各轮船码头,屡为军用船只占用,商人装卸货物,几无余地”。
时局不靖,运输不畅,纱厂原料难求。
据调查,“每逢沪上已无花用,而内地数年陈花尚未能运出,厂家乃不得不定购外棉,以济其急。
”“此种运输之困难,直接的增加其运输费用,间接的减退其产地价格。
”“棉农勤劳终年,乃不得一饱,于是有种种掺水之弊。
”如此恶性循环,致使棉业危机重重,外棉的大量倾销成为必然的结果。
相比较,纱厂购进外棉从定样、论价再到货到付款,有序且规范。
通常是,“先看小样,对样论价,言明期限,谈妥即订立成单,交纳定银若干。
洋行根据此成单即向海外定货,货到后或入洋栈,或人厂栈,随当时成单所议明者为准,交货时即行付款。
”“洋行有时亦预先买进外棉,存栈待售,厂家欲买外棉,可立刻得到现货。
”进口居多的印棉“大约在国历年底至次年五月问,输人为最旺盛”。
如果适逢国棉昂贵,印度汇兑合算之时,印棉遂大批输入买卖。
比如1922年“棉花价格暴腾时,进口印度棉花比较低廉,因此从来印棉进口无多者,至是急激增加”。
印棉“交货时,如遇与原样不符,则双方磋商,割价了结,如互相争执,则请上海‘印棉运华联谊会’执行公断或请孟买东印度棉业公会公断”。
因此纱厂鉴于国产棉交易困难,“成倾向于印棉之采购,盖可巨额输入,而无缺乏之恐慌。
”中国纱厂使用外棉的主要问题在于运费,1925年“印棉运华联谊会”成立后达成印棉运输协议,运费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协议规定,联谊会会员装运印棉时,轮船公司予以特别折扣。
中国作为会员之一享有这一优惠,印棉进口更觉便利。
自此各纱厂普遍使用印度棉花,纱厂原棉材料中印棉已有占极为重要的地位。
五、税收政策利于外棉倾销
近代中国税收政策“内重外轻”,极大便利了外棉倾销。
条约制度背景下外棉凭借协定关税,只需缴纳5%的关税和2.5%的子口半税即可免去一切税厘而在中国畅通无阻。
国产棉运销则需遇卡征厘、多重征课。
中国关卡林立,民国元年江苏厘卡有58处、浙江有42处。
捐税名目繁多,上有中央的课税、省县的附捐杂税,下有村镇驻军兵团的通过税以及护商税、清乡费、道路税和军队维持费等。
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在报告中提出,中国捐税数额“重”、征收“苛”、性质“杂”。
关于华商纱厂棉花税负究竟重至何程度,严中平认为无人能够回答,仅棉花厘金一项纱厂所负“约当货价的5%至20%”,而税吏之敲诈中饱连估计也无从着手。
据1925年调查,以一包棉纱用棉350斤计,由产地运至纱厂,经层层征收,“每包棉纱原棉之税,几乎达到七两”,“各省之苛捐杂税,尚不计算在内”,因此时人慨叹:
“如果以十两来论,恐怕世界各国,对于棉货纳税之重,无有逾此。
”而进口外棉却因子口税单的帮助转口无税厘卡无捐,贸易及其旺盛。
正如镇江海关报告指出,“若非子口税单的帮助,此处(镇江)的进口会非常微小,因为苛重的内地厘金不久就要阻止或大大限制洋货运往内地。
”宁波海关报告也提出,就是因为“印度棉花进口时只纳一次关税,所以比中国棉花稍占优势”。
国产棉不仅在装运的口岸要完纳与印度棉花进口税同等的税款,还要在卸货的口岸再完纳半税。
陈炽在《庸书》中直言税负内外有别,“洋货人口,一税一半税之外无稽阻”;“土货则口口而查之,节节而税之”,结果“洋货日贱,土货日贵”。
具体到长江三角洲区域的棉花税负,据1920年棉业调查,上海棉花“关税厘金等项,装轮船者,每担征关税三钱九分。
由帆船运往北省者,每担常关征税一钱一分。
厘局征税捐三角七分”。
长江三角洲地区除川沙、金山、松江、青浦、南汇、昆山和江阴等地棉花运输只交纳厘税外,其他地区还要交纳其他杂项费。
奉贤须交纳警察捐;嘉定另加商会捐;宝山、常熟在当地装运时须交纳教育捐、开河捐;太仓尚须交纳教育捐和商会捐;崇明、海门除厘金外,“关税不分远近,概抽税二角零六厘二毫半,由帆船装运至沪者,行经吴淞口时,每包更须交验费四分”;南通棉花,“厘金费用由大生纱厂包办,另有须纳地方捐或过坝费”;如皋运往上海等地的杂费还包括地方慈善捐、厘局验票费和唐家闸开闸费等;宁绍平原的棉花除纳棉花统捐外,还要外加附捐。
慈溪、镇海两地除统捐、附加税外,由宁波报关出口都要交纳关税,外加洋广捐,到沪后需完纳复进口半税及落地捐,宁波出口时棉花公司还要按海关税抽费一成。
针对棉花捐税之重及其恶劣影响,时论认为:
“税捐苛重,价格无形提高,转嫁消费者,致使商业萧条,国货滞销,坐令洋货充斥市场。
”许涤新也专门著文予以剖析:
原棉自产地至上海,“每担棉花的捐税竟占原棉价格的40%-50%左右”,造成“通商口岸棉价高涨,内地农村棉价惨跌”。
浙江“每亩5斤棉的成本10元2角,而市价只可卖得6元6角,连棉子亦不过共值7元4角”,导致纱厂因棉价高涨宁愿使用外棉,棉农却因为棉价低劣既无能力改进技术,无种植积极性,棉业危机的出现不可避免。
20世纪20年代以来花贵纱贱现象严重,华商纱厂联合会曾呈请政府减免税负以挽救,政府于1928年颁布通令:
“所有棉花向应征收之海关复进口半税,应即准予豁免。
”直至30年代税捐苛重依然。
华商纱厂联合会1934年在年度报告中专述棉花重税:
“国内税捐苛繁,虽中央之禁令率颁,而各省之征收如故”,“自统税实施,内地之苛捐杂税,仍未免除”,各省“强令纱花纳税”,棉花自产地运至纱厂,期间“转手甚多,每一转手,即须纳税一次”,“恒纳营业税至十次以上”。
经层层加收,原棉成本增加,以至于把运出去的棉花运回来应用,其成本的价钱还会比直接在国内采办低。
因此对于纱厂“购买本国棉花,尚不及购买舶来品之反为经济”。
棉业经济在近代长江三角洲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近代以来传统棉业自身已羁绊重重,产品的质和量无法适应市场需求,市场和税收环境无疑雪上加霜。
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国产棉市场日趋缩小,长江三角洲棉业遭受猛烈冲击,为寻求出路国产棉随势改良。
毫无疑问,这种传统产业的转型动力来自于“西方冲击”下的危机和挑战的历史事实。
关于传统产业如何寻找出路,在激烈竞争的国际贸易中发挥优势作出理性应对,还需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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