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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哈尔滨工程大学本科生读书笔记
院(系):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
经济学
学号:
07095222
学生姓名:
王伟
指导教师:
贾立江
2011年6月
1.摘自刘世荣《中国森林生态系统中植物固定大气碳的潜力》
森林生态系统是全球重要的碳库和吸收汇,森林具有广袤的分布面积和巨大的生物量。
全球森林面积达38.69亿hm2,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0%。
据IPCC(2001)估计,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碳贮量约2477GtC,其中植被碳贮量约占20%,土壤碳约占80%。
占全球土地面积27.6%的森林,其森林植被的碳贮量约占全球植被的77%,森林土壤的碳贮量约占全球土壤的39%。
单位面积森林生态系统碳贮量是农地的1.95倍。
可见,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其增加或减少都将对大气产生重要影响。
表1全球植被和1m土壤碳贮量(Ciaisetal.,2000)
生物群区
面积
(106hm2)
碳贮量(GtC)
植被
土壤
合计
热带森林
1,760
212
216
428
温带森林
1,040
59
100
159
北方森林
1,370
88
471
559
热带稀树草原
2,250
66
264
330
温带草地
1,250
9
295
304
荒漠和半荒漠
4,550
8
191
199
冻原
950
6
121
127
湿地
350
15
225
240
农地
1,600
3
128
131
合计
15,120
466
2,011
2,477
中国森林植被和土壤碳贮量估计分别为5GtC和15GtC左右(张小全等,2005)。
中国森林碳汇功能持续增长。
据我国公布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4年中国森林净吸收了约4.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当年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
中国造林碳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到2010年,森林覆盖率预计达到20%,其碳汇数量比2005年增加约0.5亿吨二氧化碳。
预计到2050年,中国森林年净碳吸收能力将比1990年增加90.4%。
以1990年为基年,到2010年、2030年和2050年造林再造林活动形成的碳汇量分别为0.26亿吨C/年、1.24亿吨C/年和1.91亿吨C/年。
森林具有比农田和草地更高的净第一性生产力和长期累积的巨大生物量,使其具有比草地植物和农作物更强的固碳能力。
大气测量和模拟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陆地是一个0.21.0GtC.a-1的吸收汇,即1.91.3GtC.a-1的陆地碳吸收与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1.70.8GtC.a-1碳排放之差;90年代汇增至0.71.0GtC.a-1,即2.31.3GtC.a-1的陆地碳吸收减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1.60.8GtC.a-1的碳排放(Ciaisetal.,2000)。
北美的实测和模型研究表明,北半球中高纬度森林植被是一个重要的汇,它在减小碳收支不平衡中起着关键作用(Brownetal.,1999;Schimeletal.,2000)。
从通量观测结果分析,无论是北方森林、温带森林还是热带森林均表现为碳汇,但是碳汇强度大小受森林类型、气候环境变化、自然与人为干扰的影响(毛子军,2002)。
毁林或森林破坏、退化均能够导致森林生物量和土壤中碳的释放,从而降低森林碳储量和碳汇潜力。
林地转化为农地后,土壤有机碳(SOC)损失可高达75%,10年后SOC平均下降30.32.4%,如果剔除土壤容重变化的影响,SOC平均下降22.14.1%(Murtyetal.,2002)。
据IPCC估计,在18501998期间,全球范围内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碳排放达13655GtC,其中87%由毁林引起,13%由草地开垦造成,而同期化石燃料燃烧和水泥生产的排放量为27030GtC(Ciaisetal.,2001)。
所以,大面积毁林、森林破坏和退化可以成为仅次于化石燃烧的大气的重要排放源。
2.摘自王世荣《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与政策建议》
进一步深化林业发展的经济和技术政策研究,充分发挥森林固碳的潜在优势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成,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应该说在这5年期间,中国并没有提出自己的方案.包括《京都}义定书》设鼍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国际排放贸易(IET)等,基本上都属于发达国家主导。
因此,很多学者认为,2008年11月上旬,由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和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社会战略专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报告具有重要的指导
作用,首次提出了以“碳”这一可定量分析要素作为硬性指标,对经济活动加以监测、识别和调控,建议在中国以省级为单位推行“碳源一碳汇”交易制度。
虽然很多学者认为此方案在实施上存在很大障碍,但也确实是中国在转型路上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现阶段,进一步深化林业发展的经济和技术政策研究,充分发挥我国森林固碳的潜在优势,为我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奠定坚实基础。
例如,开展促进木材长久利用的产业政策研究,鼓励有关生产和研究单位,通过开发相关技术,扩大木材的应用领域,延长木材使用寿命,使森林固碳的作用延伸到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中,扩大森林固碳的效应,推动林业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
进一步扩大森林面积并全面推进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我国林业正处于新的增长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无论从增加森林数量,还是提高森林质量上,都具有很大的碳汇潜力。
要继续积极开展植树造林,进一步扩大森林面积和资源总量,以增加林业碳汇。
同时,要大力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强化对现有林的经营管理。
提高森林资源质量,进一步增加林业碳汇。
要把森林经营作为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
这是因为,我国现有林分70%左右为中幼林,大多数森林属于生物量较低的人工林和次生林。
森林资源整体质量较低,平均蓄积量约为每公顷84m3,每公顷林分年均生长量约为3.55m3,不及发达国家1/4—1/3。
因此,建议国家加大科技、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以森林经营为主要抓手,全面落实《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划》确定的各项重点领域和主要行动,不断提高我国森林生态系统整体碳汇功能。
3.摘自朱四海《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的选择》
如何进行自我拯救?
人类首先想到的是改造植物。
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发现,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沐浴”在含高浓度二氧化碳的空气中的植物生长得飞快。
以此类推,在现实世界中,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积累,植物的生长将越来越快,碳进入它们的主干、枝叶、根部,而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累积速度将减缓。
在这种情况下,热带雨林就会像一块吸收能力巨大的二氧化碳海绵。
事实上,这个愿景太美好,以至于根本无法实现。
科学家发现,被二氧化碳“唤醒”的植物只是疯长一阵子,大约两年后,它们的生长速度便回到了原来的水平。
同时,要更多地利用碳,还需要为植物补充氮和其他营养成分。
消耗碳往往意味着同时消耗其他重要的东西。
专家表示,陆地上的碳吸收池已不太可能继续扩大。
随着幼年植物的逐渐成熟,这个碳吸收池将最终饱和。
巴卡拉说:
“我们估计碳吸收池100年后便不会再发挥作用。
你不能指望它继续扩大,它可不是从天而降的‘吗哪’(《圣经》中的天降食物)。
”
从事森林研究的科学家还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方法:
通过定期砍伐、使森林变稀疏的方法让森林“青春常驻”。
年轻的植物总是长势喜人,对二氧化碳的胃口也大。
这个方法可以让植物长期吸收二氧化碳,同时人类每年或每十年就可以得到一批木材,用来造纸、建房子、做家具。
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同时,人类开始考虑制造自己的碳吸收池,科学家们积极地设想了许多方法。
20世纪80年代,约翰•马丁提议,通过促进海洋中小型植物(浮游植物)的生长来吸收二氧化碳。
与陆上植物的一片繁荣相比,海洋中的植物显得有气没力——那是因为它们缺铁。
马丁针对全球变暖提出了“Geritol方案”(Geritol是一种治疗缺铁性贫血的营养补充剂)——派出船队在海面上撒下铁化合物。
在实验中,倾倒入海水的铁硫化物确实促进了浮游植物的大量生长——海藻绵延数十里,从人造卫星上都能看到。
但在现实中,马丁的提议仿佛一个玩笑。
大量的浮游生物死亡后,还未沉入海底便开始腐败,此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滋养了新一代植物的生长,使它们不必再从大气中获取碳。
这样一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就不会有明显的减少。
大自然很节俭,总是“就近取材”,让“施铁肥”方案没了用武之地。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有人提议,将工厂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压缩后,送到海底。
在3000米以下的深海,压强足够大,二氧化碳可以维持液态。
但是环境学者提醒说,把如此大量的二氧化碳放在海底会轻微增加深海海水的酸度,危及一些海洋生物的生存。
2003年,科学家准备在夏威夷附近海域进行测试,在遭到强烈的反对后只好作罢。
对此,美国加州的蒙特瑞海湾水族馆研究所(MBARI)的彼得•布鲁尔颇不以为然。
他认为现在就把这种方法排除还嫌太早。
既然大气中日益增多的二氧化碳无论如何都会使海水酸化,而将二氧化碳送至海底可以减缓酸化过程,为什么要这么快就否定这项提议?
近年来人类发现,深海蕴藏着含有高浓度甲烷的气水合物,它已被科学家们认为是21世纪的巨大潜在能源,有望最终代替传统的化石能源。
目前,专家提出的开发天然气水合物的技术,均需引入二氧化碳。
如此既可消耗二氧化碳,又可获得甲烷资源,可谓“一箭双雕”。
但是,甲烷作为另一种温室气体,其温室效应是等质量二氧化碳的20倍。
天然气水合物中的甲烷若释放到大气中,将对全球气候产生重大的影响。
不过,虽然“以二氧化碳置换甲烷”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依然不失为一个契机。
总之,计策很多,但实行起来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
也许寻找新能源是更好的方法。
自然已尽了全力,人类已没有太多的时间。
4.摘自王效科《中国森林生态系统中植物固定大气碳的潜力》
第六次森林资源清查资料,我国连续50年且较为系统地进行森林资源清查所调查的内容近40项。
现有1949、1950—1962、1973~1976、1977~1981、1984~1988、1989~1993、1994—1998、1999-2003年等8个时段的宝贵资料可利用。
对于第六次森林资源清查资料,重点使用了样地位置、树种、平均胸径、平均树高、林龄、密度、地位级、蓄积量、郁闭度资料。
全国补充调查表数据,从全国各县(市)上报的补充调查表中,提取全国县及县级以上林木生长率数据。
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剔除了上报数据中林木生长率大于5.8立方米/亩•年的无效数据。
并对所报数据进行二次筛选,从每个县上报的主要造林树种中挑选出最优树种,保证最优树种所对应“林木生长率”数据的惟一性。
结合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的特定要求,确定计算林木生长率的方法。
林木生长率评价,碳吸收速率是衡量碳汇项目所产生效益的重要指标之一。
树木碳吸收速率与树木生长速率呈正相关。
主要体现在单位面积森林碳储量和林木生长率两方面。
“林木生长率”数据是全国各县补充调查表中经过数据两次筛选后获取的。
由于森林碳储量与森林生物量之间存在良好的线性关系,因此“单位面积森林碳储量”的计算则可以通过森林生物量估算而得。
关于森林生物量的估算,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方精云等,曾利用1992年以前各种文献上发表的森林生物量资料,建立了相应的数据库。
并在后来对该数据库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增加了1992年以来发表的各森林类型的生物量,推算出了中国主要森林类型森林生物量与蓄积量的回归方程。
森林碳储量为森林生物量乘以系数0.5(即每克干物质的碳含量)。
研究表明,这一简单的数学关系符合生物的相关生长(Allometry)理论,可以适合于几乎所有的森林类型,具有普遍性(Fangetal.,1998)。
它是推算区域尺度森林生物量较为合理的方法。
为此,采用方精云等建立的倒数方程来求算森林生物量,进而可以计算森林碳储量。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森林碳储量仅指活立木的生物量,并未包括森林生态系统中的枯死木、下木层、草本层、枯枝落叶层以及森林土壤层等的碳库。
因此,计算结果是保守的,这也符合清洁发展机制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的碳汇计量的基本原则。
5.摘自任力《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构筑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从全球利益角度《京都议定书》符合全人类整体发展需要,中国的国际责任和自身利益都要求尽快建立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和政策环境。
经济与环境问题的协调,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增长格局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路径相似,都是以资源消耗为动力、以严重污染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循环经济与可持续理念证明此类模式有悖经济规律,我们需要一个可持续的、兼顾人类全体利益的和谐发展,而非满足一国利益的、摧毁环境为代价的、自杀式的发展。
协调社会价格体系与生产成本的约束机制,建立循环经济面临诸多制约,主要是价格障碍和成本障碍。
循环型生产环节效益来源,一是废弃物转化为商品后产生的经济效益,二是节约废弃和排污成本。
目前普遍存在原材料价格障碍和循环过程成本障碍,使循环经济效益难以体现。
因此,要加快构筑社会价格体系,政府通过有效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完善自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通过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来引导国际技术与资金进入循环经济产业,从而初步解决影响循环经济的价格障碍。
同时环保管理部门通过提高排污标准和制定消费环节废弃物收费标准,以环境监管约束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废弃成本与排污成本,初步解决循环型生产环节的成本障碍。
有效处理国际产业转移与国家能源结构调整关系,清洁发展机制(CDM)在引导技术与资金大规模流向发展中国家有巨大潜力,短期内我国参与国际碳贸易仍有一定实践意义。
但发达国家把碳密集产品和高能耗项目向我国转移过程中,对我国提出巨大挑战。
我国能源贫乏且结构不合理,能源技术和设备落后,能源利用效率不高。
按照循环经济我国当前重点是调整能源结构,从“两高一低”(高投入、高排放、低产出)向“两低一高”(低投入、低排放、高产出)转型。
循环经济要求最大限度地将废弃物转化为商品,降低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相应就减少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监管成本,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
处理碳贸易与调整能源结构的关系,必须把握循环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前提。
6.摘自秦刚《重庆渝北区碳汇林项目于防病虫害研究》
(1)完善林业生物灾害风险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现行林业生物灾害管理法律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为“一法两例”,分别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及《植物检疫条例》。
这些法例及其配套的司法解释与相关制度多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已不能适应当前的林业生物灾害的新形势。
近年来,在有关执法及管理工作中遇到新问题时,多是用不具法律效力的“通知’’等文件予以补充。
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是国家减灾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巩固造林绿化成果,保护生态安全,提高我国的森林碳汇,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林业生物灾害管理,特别是风险管理重视不够,在其危害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有必要将之提高到与森林防火及森林资源保护同样重要的位置,并将之体现在《森林法》的修订中。
立法保障是加强和完善林业生物灾害风险管理的必要基础。
加快立法步伐,尽快完善立法内容和体系,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修订,提高其适用性应作为新时期林业生物灾害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的重点。
此外,配套的行业技术规范等也需要尽快完善。
德国在该方面就做得十分详尽’我们应结合实际情况借鉴其经验制定并完善相关规定,尽快就检疫监测、营林措施、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手段应用(尤其是化学制剂使用)等方面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细化,出台一系列配套的行业技术规范,通过法律途径对林业生物灾害风险管理过程中的各主要工作进行规范,在尽可能减小对环境的不利影响的同时,提高林业生物灾害的防灾减灾效率。
如:
确定并公布林业生物治理监管的第三方权威机构,专门进行相关项目及规范的研究论证,严格管理林业方面的化学农药使用,明确提交申请——第三方权威机构论证评估——部门审核等一系列严格的化学农药使用审批程序,只有在使用农药是唯一可行的救灾措施的特殊情况下,才允许适量地使用化学农药,并对用于有害生物防治的防治对象、化学农药种类、施用剂量、频次、采用的器械、范围(或严禁施用范围)等进行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违犯,以有效地避免发生药物泄漏或产生更大范围内的次生环境污染
(2)以风险评估为基础提高林业生物灾害防控能力
我国目前已经开始进行的林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仅止于为加强我国的森林植物检疫工作,严密防范外来生物入侵以及国内林业有害生物传播扩散而进行的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但是这仅有助于控制外来林业有害生物入侵的风险,对于完整的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风险管理来说远远不够。
受全球气候变化、经济贸易全球化、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的影响,林业生物灾害风险已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为提高林业系统的应对能力,应全面展开林业有害生物风险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对策。
区域性的林业有害生物风险评估尤为重要。
在不同区域间,受气候、地理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无论是树种还是有害生物的分布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就决定了林业有害生物风险的地域性差异,针对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开展风险评估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在林业有害生物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判断区域内的主要有害生物种类,或将有害生物按风险级别进行分类,以便制定区域性的风险控制目标和风险管理对策,综合利用各种措施提高有害生物灾害防控能力,减少林业经济及生态损失。
(3)加强林业生物灾害风险管理的资金投入
林业生产不但能够提供大量的木材、木制品等直接的商品进入市场流通,同时还能产生多方面的生态环境效益和价值,具有明显的外部经济性,从广义上而言,全人类都享受着“森林的外部性’’。
但是这些生态环境效益和价值在当今社会及市场条件下还不能作为明码标价的商品进入有形市场,全社会正无偿地享受着森林(林业)带给我们的多功能、多效益,因为目前无法准确地用货币来衡量其多元价值,也无法准确地界定其主要受益人群,不能实行等价交换。
这有损于森林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经济利益,同时也造成了林业生物灾害管理的资金来源短缺。
随着林业的不断发展和林业生物灾害日益严峻的发展趋势,仅靠中央及地方财政的独立支撑的资金来源结构已远远不能适应林业生物灾害管理工作的客观需要。
其解决办法无疑是尽可能地拓宽资金来源,通过多种渠道来筹措资金。
目前研究及各国实践中所涉及的主要的融资途径有:
公共财政补贴和林区所有人、经营者的自己支付承担相给合;通过森林生态效益计量来解决森林生态经济效益价值的社会有偿使用:
基于“谁受益,谁投入"的原则,建立健全森林生态效益经济补偿制度,制定合理的补偿法则,在受益对象明确的情况下,由受益群体支付一定费用用于森林资源保护;引入森林自然灾害保险机制。
除充分吸纳各方面资金来扩大包括林业生物灾害风险管理在内的森林资源保护方面的总投入外,还应建立林业生物灾害日常管理专项资金,以保证从属于灾害管理的林业生物灾害风险管理可以实现专款专用。
其具体算法可以是按照林业建设费用的固定比例进行给配,以满足注重长期预防、持久控制的林业生物灾害风险管理工作的资金需求,这不但有利于提高林业生物灾害风险控制水平,还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盲目地大面积营造低质低产林。
(4)加强林业生物灾害风险管理的技术支撑
为加强林业生物灾害风险管理的技术支撑,首先必须注重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除吸纳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毕业生进入林业系统基层工作以外,还可以通过补助现有林业基层管理人员或防治组织参加专业课程学习,或为其提供专业技能培训及定期指导等途径来改变目前技术人员短缺的状况,全面提升林业基层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特别是提高乡、村一级的有害生物防治能力,以便更好地落实各项管理措施。
此外,还应加强与相关研究机构和专业院校的合作,通过科研为林业有害生物风险管理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和先进的技术成果,加快林业有害生物风险管理工作的发展和完善。
特别是在气候变化与森林生态系统相互影响机制的研究方面需要加强,气候变化对森林健康状况的影响程度和作用规律等还有待详细论证,以便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林业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水平。
(5)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
首先,需全面提高公众对林业生物灾害的认识。
在外来林业生物灾害入侵和扩散的过程中,人为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常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林业有害生物的传播充当了媒介。
随着物流交通的日益发达,迫切需要加大林业生物灾害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重点加强林区及其周边地区居民、林产品加工及运输人员的林业生态安全意识,以切断林业有害生物的人为传播途径。
其次,社区共管作为保护森林资源的一种有效管理模式也可以应用到林业生物灾害风险管理工作中来。
作为一种全新的自然保护理念,社区共管主张保护区当地社区共同参与自然资源的管理,强调公众参与。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组织的资助下,我国部分自然保护区所开展的社区共管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减少森林火灾发生频度和风险方面做出了一些贡献。
该模式不但能够增加森林资源保护及管理的有效性,还能降低管理成本,减轻国家及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本文认为该理念的成功经验应该推广到更广泛区域内的森林资源保护中来。
在广泛普及林业生物灾害相关知识的前提下,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培养一部分社区居民掌握当地重点控制有害生物的基本特征,使其具有一定的辨识能力,一旦有疫情发生,可及时上报有关部门,抓紧防治时机。
同时,可建立专项奖励基金,对需要重点人工防治的有害生物,如鼠(兔)害,可采取收购奖励施,鼓励社区居民参与防治,提高无害化防治效率,这在部分地区的有害生物防治实践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其推广必须建立在预先培训和较完善的卫生防疫措施的基础之上。
此外,大力发展林业生物灾害防治的民间组织或专业团体,也能有效促进公众参与林业生物灾害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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