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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本及产业发展基于要素资本的探讨
技术资本与产业发展:
基于要素资本的探讨
摘要:
本文从价值管理角度探讨了技术资本促进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认为以要素资本来分析产业结构布局、进行企业生产要素资源的重新动态配置,以自主技术创新为突破口,积累技术资本优势,积极培育新兴战略产业,创造产业和企业的长期竞争能力,应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金融危机技术资本比较优势要素资本产业发展
一、引言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生产要素禀赋论(亦称h-o理论。
heckscher,1919;ohlin,1933)是继比较优势理论(ricardo,1817)以来影响最大的解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产生原因和产业结构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要素丰裕度,通常以两种要素的比例表示)不同决定了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地位以及现行的贸易和产业结构。
各国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数量、财务资本、技术水平的丰裕程度是不同的。
资本比较丰裕的国家倾向于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力比较丰裕的国家倾向于生产劳动密集性产品,结果形成了建立在要素丰裕程度不同基础上的国际分工。
简言之,生产要素禀赋论与比较优势理论一脉相承,都认为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各国经济的不同比较优势,进而形成了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格局。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证明,遵循比较优势和自身要素禀赋的发展历程,使它们逐步从农业经济先后步入工业化时代。
然而,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副作用也很明显,那就是产生了诸如“荷兰病”、技术锁定和技术依赖、垂直分工加剧、贸易条件恶化、贫困化增长(bhagwati,1958)以及“合成谬误论”(cline,1982)等不利后果。
这些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探讨的是静态比较优势,假定各国生产要素的质量和素质没有差别,忽略了实质上可能存在的生产要素的异质性,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技术、知识和信息等新兴要素的巨大潜力可能被忽略了;再就是,静态分析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过度依赖外生的天然禀赋,却忽视了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性,忽略了人力资源、技术等这些最为活跃的生产要素的质量提升可以内生地改善以至最终决定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升级。
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价值链低端的桎梏、突破资源和技术瓶颈以实现产业的高级化、避免如上所述的种种副作用以及经济发展的误区,成为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方向。
从2008年秋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以金融衰退为导火索,全球实体经济遭受了深远的戕害。
作为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大国,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未能幸免。
由于人均资本占有量低的外向型行业出口,对美国经济增长变动和汇率水平波动最为敏感(巴曙松,2009),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出口导向型企业遭受重创。
很自然地,变化之剧促使人们深思:
原先在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成本上体现明显的比较优势,是否因金融危机而转瞬即逝?
有比较优势就是有竞争能力吗?
事实表明,作为外因存在的市场是变化莫测的,原有的静态比较优势不再,那些倚重低成本比较优势的产业举步维艰,比较优势理论使产业结构布局和企业发展走入歧途。
二、要素资本与产业发展
(一)要素资本产生的背景及其内涵
企业生存和产业发展的前提是在资源有限的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由此,如何形成产业、企业的竞争力是实践和理论的焦点论题。
同时,提高生产要素的禀赋质量和调整产业结构也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目标的重中之重。
产业和企业发展更多地依靠自身在全球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经营效率上形成的具有不易模仿和不易复制的竞争力。
产业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竞争力强大的高端产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高端产业的竞争力则来自居于产业链高端位置的企业的集聚数量和它们的竞争力,而企业的竞争力只能来源于自身的内生发展。
所以,重视产业结构升级与竞争力就是重视企业占据产业链的位置和企业的竞争力。
企业是由各种生产要素组成的。
企业经营是生产要素的纵横捭阖,企业的竞争力也是由各种要素的有机结合产生的具有特质性的能力。
换言之,生产要素是企业的前提和基础,企业不可能脱离生产要素而存在。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生产要素的内容扩充了,其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企业审时度势,如何争取更充分的生产要素资源,是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务。
也就是说,产业、企业的竞争首先是要素的竞争。
企业的竞争力是指企业争夺有限资源的能力,要素市场竞争力是形成企业综合竞争力在现实经济中的“第一推动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根源(李钢,2007)。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生产要素的内容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由于运输成本的不断下降,以及世界X围内要素流动的加快,自然资源禀赋的作用在不断下降(魏后凯,2004)。
传统经济的土地、劳力和资本三要素退居其次,技术进步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路甬祥,2002),经济发展和企业竞争优势越来越依赖于高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
原有生产要素中,普通劳动力、物质资源和必要的财务资源已经是极低的“门槛”,在形成企业竞争力和竞争优势中发挥的作用已越来越微小。
新兴的要素,尤其是技术、信息和知识,已成为企业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决定力量。
根据产业结构、企业发展的现状和生产要素的演化趋势,在传统的生产要素分类基础上,要素资本命题将生产要素重新划分为六种:
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和物质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
这种分类的理论基础是现实社会中企业各类资源的根本属性的差异。
生产要素的确认很重要。
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实际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产业、各领域之间的重新分布和排序,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
另一方面,企业获取任何生产要素,都要首先投入一定量的货币财务资本,生产要素的选择是否恰当,不仅直接关系企业财务资本需求量预测的准确性,而且直接影响公司财务效益。
人、财、物是传统意义上的初级要素,技术、信息和知识是新兴的高级要素。
各种生产要素中,财务资源本身是企业的货币资本形式,其他资源要素与财务资本的结合,经历交易过程,就分别形成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信息资本和知识资本(罗福凯,2001,2002)。
新资本的产生源于新兴产业的开发和新生活方式的出现,从而引发众多新生产要素投入新的生产过程,生产出新产品和新的社会活动方式,这些新产品和活动方式可被人们自由选择、自由买卖,实现产权化。
于是,新兴产业的部分生产结果就转化为资本,成为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原动力。
产业和企业都必备这些新要素资本,并形成一定的要素资本结构。
一系列在相同、相似或有联系的产品市场上集中的企业构成一个产业,该产业是众多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的集合,该集合内的高级要素越多,该产业越有生命力和竞争力。
在一定意义上,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可以理解为资源配置问题,资源配置机制的有效性决定着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和优化(何大安,1994)。
在此意义上,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等同于生产要素的结构配置与优化。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就是要素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要素资本的动态配置和合力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能力。
这一思路对我国当前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义重大。
当企业研究深入到生产要素的组合与作用机理,也愈有可能接近企业的本源和实质,理论上也越可能有所突破,对现实的解释力也有可能愈强。
要素资本命题致力于将产业、企业分解为要素资本,充分利用价值管理的形式,通过提升人力资源以及技术、知识和信息等新要素资本的质量、调整要素资本结构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提升自主创新水平和产业竞争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拓展了研究视角。
在此基础上,资本的具体形式得以扩充,资本理论的内涵得以延伸,作为财务学经典理论的资本结构(货币财务资本)理论扩展为要素资本结构理论,将人力资本、技术、信息和知识等新兴资本纳入研究X围,使资本结构的理论研究置于更广泛的框架之下。
这一框架考虑了影响企业发展的内部与外部因素,可以更为系统深入地描述刻画企业发展的条件和动因、企业竞争力的形成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这无疑对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是有益的。
(二)基于要素资本的产业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格局过于重视第三产业和出口经济,对第一、第二产业重视不够,尤其是对第一产业中的粮食生产科学技术化和第二产业中的机械制造产业科学技术化缺乏投入,致使农业生产要素仍然停留在初级的人力资源、货币财务资源和物质设备资源上,农业生产的技术资源极其贫乏。
同理,基础机械和机床制造等工业母机产业的高级要素资本营养严重不足,尤其是自主核心技术的匮乏是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致使我国工业发展比较缓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效果较差。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在工业化过程中,第三产业比重应逐步上升。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总量规模依然不足,其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可达60%以上,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不足43%)。
从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我国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发展比重不高、速度仍然偏慢。
对农业和制造业支撑不够,此外,我国服务业产品创新不足,服务品质和技术水平不高,在组织规模、管理水平与营销技术上与国外服务业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马晓河,2010)。
从总体上看,第三产业当前最缺乏的是人力资本,其次是信息资本和技术资本。
早在1995年,我国政府就提到“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关系还不协调”。
根据以上的初步分析和各次产业的具体情况及其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分别科学合理地判断其短板要素,采取相应措施以形成合理的要素资本结构,是促成建立合理产业结构的前提,也是达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一最终目的的有利途径。
事实上,连续的几个五年规划执行及即将开始的“十二五”规划也是沿着积极提升要素禀赋和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思路进行的。
三、技术资本增值与要素禀赋升级
(一)技术资本增值
世界各国已普遍认识到,技术创新能力决定国家利益和经济格局,唯有具备技术优势才能推动长期经济发展和创造竞争优势,技术优势又是以人力资本等基础要素资本为决定因素。
技术资本推进要素资本扩充和长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可以表示为图1中的反馈环。
以上事实也决定了技术资本在要素资本结构中的首要地位。
在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等压力以及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恶劣影响下,依靠科技创新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手段(路甬祥,2009)。
通过优化要素资本配置,坚持自主技术创新,打造自有品牌是创造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
对于典型的制造业产业链来说,在研究与开发阶段,针对市场需求,运用多种开发技术将需求转化为产品设计,并通过技术性和经济性测试。
开发技术的科学性、先进性决定了产品设计和最终产品的优劣;在生产制造阶段,生产工艺技术和生产设备的技术含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的成本、质量和功能。
反观比较优势理论,其暗含的逻辑前提是服从现状,认为在高新技术领域及没有比较优势可言的产业上,起点很低,所需中、低技术可以引进,落后了可以再引入。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技术研发的惰性和“引入——落后——再引入”的恶性循环。
过度倚重扭曲成本的廉价比较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动力,以及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X晓忠,2009)。
改变技术创新落后的局面是中国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备条件,注重效率的增长模式和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亟需建立一个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机制(吴敬琏,2006)。
(二)经济资源禀赋升级
技术进步的发生一般表现为资源禀赋的升级。
经济资源的禀赋初始值是外生的,但其质量可以进行内生化改善。
各种要素的量的对比和质的分布即禀赋结构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资源的初始分布和后续发展布局可以通过经济战略和发展规划来调整。
资源禀赋升级有两层含义:
禀赋质量提升和禀赋结构优化。
以人力资源的禀赋升级为例。
企业的人力资源是所有资源中最具特殊性的资源,其特殊性表现在人力资源是唯一具有主动性的资源。
一般地,企业的人力资源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信息和技能,不同的人力资源在企业内形成一种数量和质量分布。
当某一人力资源通过理论学习和“干中学”效应,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掌握更多技术时,该人力资源的禀赋质量和人力资本价值相应提升,整个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有一定程度的优化。
其他资源的质量和结构优化也得益于技术的开发、消化吸收,整个产业的资源禀赋质量和禀赋结构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提升、优化,从而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价值链的升级打下基础。
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发展呈现为长期的动态过程。
短期来看,挖掘和遵循比较优势,或许能获得暂时收益,但长期来看,如果没有自主技术主导,没有高新技术引发的层出不穷的新兴产业带动和原有相关产业的升级,要素禀赋积累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总会受技术领先者牵制,在经济竞争中居于绝对劣势,居于劣势的经济缺乏足够的自主发展权。
如果政策制定者选择战略性产业和薄弱的要素资源,从提升要素资源的质量、增强竞争能力出发,强调基础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关键技术的自主性,则可以摆脱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固步自封和刻舟求剑式的窘迫境况。
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依靠比较优势发展的产业只能在极少数领域,主要是资源依赖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低价竞争力。
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发掘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反馈激励,给中国的资源保护、环境治理和普通劳动者享受经济改革成果的美好愿望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中国又踏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人民群众实质性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差距加大,以致经济落入“贫困化增长”。
产业的初始分布不能完全按照比较优势来布局,金融产业、重化工业、军事科技、航天事业和环境保护等关系国家安全、民族独立和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都要有序地设置和推进。
原先在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和落后产能反倒应该尽早淘汰,尽快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保障和以自主技术为龙头的竞争力上来,才符合产业政策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四、政策含义与研究展望
(一)政策含义
在探讨产业、企业发展的问题上,不可动摇的基本逻辑是:
技术创新决定企业的竞争优势,引领产业结构的升级,是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动力。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是产业和一国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前提。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1)静态比较优势与价值链低端锁定有必然联系。
不同的国家、地区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比较优势并非只发展有“优势”产业的充分理由。
物质资源和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从另一个侧面看其实是“劣势”:
当以这样的“比较优势”作为产业发展战略时,就很容易走向反面,使产业布局陷入被动,给产业升级设置障碍。
靠“流汗”而非靠创新的、纯粹“打工”式的企业处于产业链的最微不足道的末梢,缺乏自主技术和创新能力以及路径依赖、技术锁定等现象,使这些企业步履维艰,难以跨出恶性循环的怪圈。
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在吸收就业、创造国民基础财富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历史性作用。
但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要求看,应积极培育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
从坚持进行战略性研究与开发和鼓励企业进行研发、技术创新入手,创建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促使产业、企业稳步有序地实现结构优化和价值链攀升。
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培养更多更好的高素质技术工人无疑是实现这种转化的关键一环,同时也是分流就业人口的有效措施。
(2)强调“自主”的含义是不依赖于外部市场,不受制于技术发达国家,包括引入并消化的技术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任何比较优势,只有通过与自主技术的结合形成有竞争力的最终产品和服务,才可能转化为企业实际的竞争优势。
发展自主技术的先决条件是基础要素数量积累、质量提升,以及作为制度保障的恰当激励机制。
自主技术的发展和采用,以及财务资本等基础要素的逐步积累与合理投向,可以能动地改变一国及其各产业的原有要素禀赋条件。
选择恰当的技术发展路线、以自主核心技术为突破口,我国的企业才能具有投身国际竞争的真正资本、蓄积长远发展的潜力。
主动调整产业结构,依靠自主核心技术提升竞争能力,才能使国家经济基础日趋稳固。
(3)要素资本命题是动态分析、调整企业要素资本和产业结构、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的理论工具。
它植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需求,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新思路。
它通过将产业、企业的要素资源重新科学分类、提出要素资本的概念,强调技术资本、信息资本和知识资本等新兴要素的投资以及要素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
它提出,应历史地分析并适当补足三次产业中的短板要素,培植产业、企业的竞争能力,以促进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基于我国第二产业的现状,突出技术资本的首要地位,是实事求是的战略选择,要素禀赋的升级和要素资本结构的调整优化是企业、产业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4)企业优质足量的要素资本投入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和先决条件。
充分竞争市场上的企业,其竞争优势只能来源于要素资本的质量、经营管理效率以及凝聚了企业技术和自主品牌基因的产品或服务。
只有逐步积累基础要素、增加技术投资,合理配置产业和企业的要素资本,优化要素资本结构,从根本上突破要素资源瓶颈,摆脱技术依赖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的束缚,也是培育新兴战略产业的内在要求。
进行产业布局和产业政策制定时,应该分别着眼于长期的国际X围的经济竞争和基于产业企业发展的现状,分析不同产业的要素禀赋,根据要素资本结构升级的要求,及时补充欠缺的要素数量、提升其禀赋质量。
金融危机是对经济基础的挑战,也是重新调整产业结构的契机,在产业振兴计划中,借鉴参照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和历史经验,应持续加大基础要素的投入,加大教育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增加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本储备,不应急功近利,贻误迎接新一轮技术革命、重新配置要素资源和升级产业结构的最佳时机。
(二)研究展望
要素资本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分析理论和企业财务战略理论,在指导产业分析和企业财务战略方面逐步体现了其与现实经济的符合性和解释力,同时也显示出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要素资本分类标准不够清晰,这主要与当前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学、财务学认识的局限性有关。
技术、知识和信息等新兴要素广泛、普遍地分布在经济体中,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变量,人们对新兴要素推动经济发展作用的认识正在逐步加深。
要素资本命题将传统的基础要素以及抽象出的新兴要素组织起来,分析其在各产业的具体分布,旨在通过优化要素资本结构的方式来使产业结构达到高级化,这无疑是一种极有价值的理论突破。
然而,现代经济科学对技术、知识和信息等新兴要素的概念、本质、属性以及对推动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认识尚处在不断加深中,对它们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仍不够清晰明确,要素资本命题尚未对各要素的联系即其有机结构进行充分的阐释。
将人们对新要素的认识统一起来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有待于对新要素的本质特征和巨大作用的进一步揭示。
(2)新兴要素的计量是最大的障碍。
宏观经济统计尚处在对技术、知识和信息的作用进行匡算的时代,对产业、企业中新兴要素的微观数据的积累更是处在起步阶段。
缺乏对人力资源和新兴要素的统一量度,就难以衡量要素资本结构和结合应用现有的优化理论。
即便现行的财务理论中“现值”计量理论已经较为成熟,且在会计信息系统中有一定程度的应用,但如果统一使用该属性对所有要素资源进行计量又面临可靠数据如何获取的难题。
对人力资源和技术、知识和信息等新兴要素的系统计量需要经济学、财务学和会计学理论上的突破和协同支持,是经济学家、财务和会计学家长期努力的方向。
(3)与以上问题相联系的是,要素资本命题的实证数据获取困难。
在当前的财务信息分类和数据结构下,除了传统的财务资本和物质资源信息外,上市公司公开数据较少涉及人力资源和新兴要素,自愿披露的有关要素资本的一点零星信息也难以与要素资本命题的内容相契合,实证证据不足,难以支持要素资本命题的实证研究。
以上问题既是要素资本需要克服的疑难障碍,也是经济学、财务学理论和实践工作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巴曙松:
《中国对美出口结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5期。
[2]罗福凯、连建辉:
《生产要素的重新确认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XX论坛(经济社会版》2001年第6期。
[3]罗福凯:
《财务思想史的演进与价值创造》,《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23卷115期。
[4]吴敬琏:
《思考与回应: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抉择》,《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
[5]bhagwati,jagdish.immiserizinggrowth:
ageometricnote,the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58.
[6]cline,williamr.cantheeastasianmodelofdevelopmentbegeneralized.worlddevelopment,1982.
(编辑聂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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