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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年来书院研究
【书院】八十三年来的中国书院研究
邓洪波/周月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书院研究历来备受世人关注,1923—2005年83年间,发表有关书院的论文至少有1709篇,出版著作70余部。
80余年书院研究史可分初起而兴(1923—1949)、坠而不绝(1950—1979)、勃然兴盛(1980—1993、新世纪的新动向(2000—2005)四个阶段。
本文讨论各阶段研究的时代特色、热点问题、研究动向,介绍主要成果,以期促进书院研究的全面发展。
一 八十三年研究概述
书院源出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中国古代士人享受新的印刷技术,在儒、佛、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之下,围绕著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
由唐而历五代、宋、元、明、清,经过1300余年的发展,书院得以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数量至少有7000所以上,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学风士气、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明代开始,它又走出国门,传到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亚、东南亚各国,甚至意大利那不勒斯、美国旧金山等欧美地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近代以来,因为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而1901年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令,将全国书院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更使它由古代迈向近现代,得以贯通中国文化教育的血脉。
书院改制甫20年,有识之士如学术大师蔡元培、胡适及青年毛泽东等,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就现代学校的短处,反观传统书院的长处,进而发起了20世纪的第一次书院研究与书院实践运动。
由此开始,书院研究走过了八十余年历程。
据不完全统计,自1923年青年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胡适《书院的历史与精神》的发表,到2005年年底,中国学者发表有关书院的论文、资料1709篇,出版专著、论文集、资料集70余部,可谓成绩显著。
兹将论文分年(代)统计如下,于此可见书院研究本身之发展轨迹,亦可感知其日益受到学术界重视的情形。
对于书院研究的动向,学术界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笔者就长期注意观察,除了辑录报刊有关研究论文索引①之外,曾于1986年发表《解放前中国书院史研究述评》②。
其后,又有《三十六年来书院史研究综述》、③《中国书院研究十年(1979~1988)》④,分期讨论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学者探讨书院问题的关切所在。
2003~2004年因为兼任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应邀和学生一起完成《中国书院研究综述(1923~2003)》,收入《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之《东亚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⑤。
李弘祺曾以《中国书院史研究——研究成果现状与展望》⑥为题,注重机构、人物、观点,向日本学术界介绍中国书院的研究成果,对中日学术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蒋建国《20世纪中国书院学研究》⑦,基于机构与队伍扩大形成研究群体,出版大量论著,构建学术体系;创办刊物,形成研究园地;引发海外学者研究等事实,认为20世纪已初步形成具有独特研究对象和学科特色的书院学。
王炳照《书院研究的回顾与展望》⑧,视角独特,改变以书院改制后之书院研究为起点的定式,将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及各类学者对书院之评说,皆看作是书院研究,并以1912年、1949年为断点,将中国书院研究史分作三个时期,认为古代反映了革新教育的呼声,近代旨在推动教育近代化,现代则致力于教育的改革与开放,有其教育史家的一贯关切。
杜成宪等人《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⑨一书,也有不少篇幅介绍各个时期的书院研究成果。
朱汉民《湖南的书院学研究》⑩,意在总结湘省书院研究的阶段性经验。
吴超、张之佐《2003年书院研究综述》(11),首次提出了书院研究的年度报告。
本文仍以书院改制后之书院研究为起点,始于1923年,止于2005年底,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讨论。
将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关注时代特色与热点问题、研究动向,介绍主要成果,以期促进书院研究的全面发展。
二 初起而兴:
1923~1949年
83年的书院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1923年至1949年,共27年。
严格地说,把书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研究,应从1923年4月青年毛泽东在《新时代》发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算起。
他认为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而不应该不加分析的“争毁书院,争誉学校”。
书院应毁者是其“八股等干禄之具”的僵死的内容,并不意味着其办学形式都应否定。
学校之誉则为“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但亦不意味着它就没有瑕处。
毛泽东具体总结了书院和学校办学的优劣,指出被废弃的书院不是全无是处,在办学形式上有“师生的感情甚笃”;“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等三条好处;学校取代书院也并非都可赞誉,在办学形式上则有“师生间没有感情”;“用一处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钟点过多,课程过繁”,学生“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等三点不足。
这使得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灵性,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
因而主张“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创办吸取二者所长的教育模式,亦即“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自修大学,提出了教育改革的问题。
这无疑为书院史研究提出了正确方向,受到了著名学者蔡元培等人的重视和褒奖。
赓即不久,即1923年12月及次年2月,著名学者胡适连续发表《书院的历史与精神》(12)、《书院制史略》(13)两篇文章(演讲),认为“在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
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
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
他将书院与当时教育界所倡导的“道尔顿制”(导师制)对比研究,认为两者之“精神大概相同”。
因此,为了改革教育就“不得不讲这个书院制度的略史了”,号召研究已经废弃了的书院制度。
自此,书院史的研究渐渐受到人们注意,报刊上不断有研究文章发表。
到抗日战争前后,在民族危亡之际,研究者认为“书院之创立,是学者对于国家社会有一种抱负,藉着书院来讲明义理,共同去努力国家社会的事业”。
为了“复兴民族”和建设民族文化,人们不断地谈到书院,研究书院制度,甚至建立学海、复性、民族等新的书院,书院史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期。
20世纪40年代后期,社会处于极度的动乱之中,民不聊生,书院研究的课题同其他一切学术工作一样都暂时中断了。
第一个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从反省自西方引入的学校教育入手,总结并肯定书院的经验,作为建设现代教育制度的借鉴。
虽然免不了怀旧的情绪,但终属理性而严肃的思考,在书院教育制度、书院与学术学风建设、书院与政治文化等方面形成了不少精彩的观点。
其中关于书院精神的论述,就值得纪述。
书院之区别于官学,是因为它具有不同的新的精神风貌。
胡适最先指出书院的三种精神,即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
他认为书院之祭祀是民意之所寄托,代表时代的精神;书院代行古代民意机关的职责;它之研究是自由和自动的。
陈东原提出:
“自动讲学,不受政府干涉”与“反科举的精神是书院不朽的灵魂,如果失去了这两种精神,而仅保有书院的制度,那也不配算作书院的”(14)。
在军阀专制主义强压政治的年代,学者们强调书院“自动”、“自由”的民主精神,并将其定作书院的标志,是顺乎自然的事。
到1937年,傅顺时在《两宋书院制度》(15)一文中,将书院精神概括为六点:
时代思潮,怀疑态度,科学方法,人格精神,自动学习,反对科举。
后来的研究者们都特别强调书院反科举的精神,但在科举成为读书人唯一的晋身之阶的时代,书院是否能够真正与科举处于一种对立状态,还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还有的学者指出,书院的精神就是“讲学自由与经济独立”,且这两项正是“今日学者所渴慕者”。
(16)
学术名家参与讨论,是这一阶段的另一个特点。
胡适之外,柳诒征有《江苏书院志初稿》、(17)陈东原有《庐山白鹿洞书院沿革考》(18)、《书院史略》、(19)《清代书院学风之变迁》(20),钱穆有《五代时之书院》(21),邓之诚有《清季书院述略》,(22)张君劢有《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建立》(23),杨家骆有《书院制之缘起及其优点》(24)。
第一阶段标志性的成果有三。
一是曹松叶的《宋元明清书院概况》(25),取材于地方志,采用计量统计之法,分析历代书院概况,其统计数据与结论,至今还有学者引用。
二是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是通史性的总结之作,1934年中华书局初版。
全书分书院起源,宋、元、明、清各代书院及书院废替等六章,叙述中国书院自唐代至清末的千年发展历史,尤详于书院制度的源流、演变,凡职事设置、山长遴选、学生甄别、学术风尚、讲学内容、藏书、祭祀、讲会、会讲、考课、膏奖等均有涉及。
作者叙述与议论不到全书十分之一的篇幅,大量取材于正史、文集,兼采笔记,稍征地方志,排列于叙述论文之后,可谓无一言无出处,其法有类清儒汉学,亦似实证史学。
1979年台湾华世出版社再版,杨家骆则将其收入《古今图书集成续编》。
三是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是区域性研究的开山之作,1939年商务印书馆(长沙)初版。
1958年台湾“国立编译馆”收入《中华丛书》时,改名《广东书院制度》。
全书分绪论、起源与变迁、分布的形态、院舍、行政及组织、经费、师生、课程与训导、书院制度在社会的地位、书院制度之没替、结论等十一章,述评广东书院的发展历史及其各种制度。
是书实为作者1938年向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申请学士学位的论文,吴康在其序中称此书“虽以粤省为立论中心,而旁征博引、沿流溯源,两宋以来庠序教育咸萃于是。
方今海夷(指日本)入寇,中原板荡,宗国文物,日以陵夷。
刘君此编,详述故制,寻两宋以来文教本原,示庠序沿革之要,励民族复兴之心,作新邦建设之助,倘亦为谈抗战教育所不可废者与?
”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前后,在如何战胜日本军国主义,摆脱民族危机,复兴民族文化的思考中,以新儒家学者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创建了勉仁、复性、学海、民族、天目等一批新型书院。
将抗日救国和弘扬民族精神联结在一起,将研究儒家学术为主体的国学与培养爱国情怀紧密结合,是这批新式书院的共同主题。
如学海书院之创立,“是学者对于国家社会有一种抱负,藉着书院来讲明义理,共同去努力国家社会的事业”,为振兴民族文化,在战前创办起来的,它的宗旨是“振起民族文化,参以西学方法及其观点,以期于融会贯通之中重建新中国文化之基础”,“从民族复兴之需要上研究国故”。
(26)1949年,钱穆、唐君毅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创建新亚书院,将宋明书院传统和新的亚洲建设联系到一起,将人格教育、知识教育、文化教育融为一体,是现代社会实践儒家教育理念的典范。
如何正确评价这些书院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也是我们研究书院历史的任务之一。
三 坠而不绝:
1950~1979年
第二个阶段自1950年至1979年,共30年。
这个阶段,大陆、香港、台湾学者不相往来,学术隔绝。
50年代,我国基本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书院史研究受到不应有的冷落,到1966年,除各地《文史资料》刊登17篇书院资料之外,只发表了三篇论文。
文革十年,则完全是一段空白。
至1979年,《华南师院学报》第一期发表杨荣春《中国古代书院的学风》,这是重新研究书院的初始工作。
这一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周力成的《漫话东林书院》(27)。
这个阶段,当大陆的研究停滞不前时,台湾、香港学者则于50、60、70年代分别发表16、11、15篇文章,并重印盛朗西、刘伯骥两书(28)。
所有这些努力,保有书院研究这一学术园地不致荒芜。
最重要的成果是孙彦民的专著《宋代书院制度之研究》(29),曾被港台及海内学者广泛引用。
陈道生《中国书院教育新论》(30)、《书院建设之源流》(31),张胜彦《清代台湾书院制度初探(上、下)》(32),王镇华《台湾的书院建筑(上、中、下)》(33),何佑森《元代书院之地理分布》(34),严耕望《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兼论书院制度起源》(35),丁肇怡《书院制度及其精神》(36)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说明台港研究不仅仍沿了三四十年代大陆的传统,而且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而教育史学家王凤喈指导韩国留学生金相根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韩国书院制度之研究》(37),更将书院研究领域拓展至海外。
这些皆成为八、九十代书院研究大发展的基础。
四 勃然兴盛:
1980~1999年
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最后二十年,是中国书院研究的兴盛期。
需要说明的是80、90年代各自有一个从初期向中后期攀升的轨迹,在1986~1988年、1996~1998年形成两个高峰期,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由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创立1010周年、1020周年庆典,举行学术研讨会造成的集约效应,初期的低落可以看作是中后期冲刺的准备,这是中国庆典式学术活动在书院研究领域的反映。
1981年,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38)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39)、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40)三本著作在上海、北京、台北分别出版,这预示着中国书院研究第二个高潮的到来。
1985年一年,全国发表书院论文60篇,首次超过二十年代以来任何一个十年的总和。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数据,从此,中国书院研究进入一个持续高涨期。
之所以如此,与80年代的文化热不无关系。
受其影响,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的学者皆涉足书院文化,使其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系统化,取得了长足进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书院研究,至少有四个特点。
第一,成立专门研究机构或组织,开辟学术园地,形成比较稳定的专业研究队伍。
1982年3月,随着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修复工作的进行,湖南大学成立岳麓书院研究室。
1984年3月,该室扩大为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下设书院、理学等研究室。
1984年6月,该所邀请各地三十多位学者召开全国首次书院学术座谈会(41)。
会后,江西教育学院书院史研究室也宣告成立。
这是全国高校中成立最早也最著名的书院研究机构。
1986年6月,湖南省书院研究会在岳麓书院成立。
7年之后的1993年,江西省书院研究会成立于庐山白鹿洞书院。
这是全国两个省级书院研究的学术团体。
最早的书院学术园地是《岳麓书院通讯》,创刊于1982年,1986年底停办,共出11期。
《白鹿洞书院通讯》创于1989年,1993年改名《白鹿洞书院学报》,1998年停刊,共出14期。
1988年、1989年湖南省书院研究会集结三次年会论文,出版两集《书院研究》(42)。
1997年岳麓书院刊印中(陆、港、台)、美、日、韩学者组成编委会的国际学术丛刊《中国书院》,至今已出版七辑,每辑35~40万字不等。
受其影响,白鹿洞书院和江西省书院研究会于2000年开始刊印《中国书院论坛》,已出版四辑,每辑30万字左右。
除了以上专刊之外,一些综合刊物还开辟书院专栏,如《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自80年代设“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专栏,坚持至今,已经入选教育部全国高校学报首届16个社科“名栏工程”。
其他经常不定期刊载书院研究文章的刊物就更多了,涉及教育、史学、哲学、政治、建筑、图书情报、文献、档案、文物等各学科,举不胜举。
举办学术活动,开展学术交流,是书院研究机构和组织推进学术事业的又一有力手段。
常见的做法是定期召开年会,或开展重要的纪念性活动。
如湘、赣两省书院研究会就曾召开过十余次学术年会。
1986年正值白鹿洞、岳麓两大书院创立1010周年大典,湘赣两省相关单位分别组织了盛大的学术讨论会,尤其是岳麓庆典有全国20个省市及美国、日本学者147人参加,收到论文139篇,除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湖南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文集外(43),《岳麓书院通讯》、《湖南大学学报》亦各出一期专辑,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书院研究工作的开展。
1994年东林书院召开东林党学术研讨会,纪念东林书院重建390周年,收到全国各地学者20篇论文。
1995年,湖南书院研究会举办“湖湘文化与书院学术研讨会”。
1996年岳麓书院1020周年庆典,邀请百余名学者举办“儒家教育理念与人类文明国际研讨会”,收到论文80余篇。
1999年开始,岳麓书院和湖南电视台举办“千年学府学术讲座”,邀请杜维明、余秋雨、余光中、黄永玉、傅聪、张朝阳、许智宏、李学勤、金庸等名流登坛讲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
同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以“中国文化的检讨与前瞻”为题,举办金禧纪念国际学术会议,有来自美国、加拿大、丹麦、韩国、澳大利亚及大陆港台的29位学者发表论文。
(44)
上述这些机构与组织,成为书院研究的中坚力量,而通过其学术活动,将分散于各地各学科的研究人员逐步联系团结到一起,从而形成了一支比较广泛而稳定的专门研究队伍,有利于书院研究向纵深领域发展。
第二,深化原有议题,开拓新的领域。
书院作为读书人经营的文化教育组织,和宋元以来的教育、文化、学术、思想、政治,乃至军事、经济等密切相关,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些年的研究注意到了这种联系,除了深化、拓展原有的教育、文化、学术、思想、宗教、图书馆、建筑等议题之外,还新辟自然科学、语言文字、军事、经济、出版等诸多新的领域。
原有课题的深化是多方面的。
如宗教的议题,历来认为书院受佛、道二教的影响,但却没有真正具体而充分的论证,只是泛泛而言。
程舜英《佛教对中国教育和书院制度的影响》(45)、刘国梁《道教对宋明时期书院教育的影响》(46)、胡青《家族经济、道教与华林书院》(47),为弥补这一缺憾作了有益的尝试。
与此相关联,由天主教、基督教等外国传教士而涉及到教会书院,出现了邓洪波的《教会书院及其文化功效》(48),黄新宪的《教会书院演变的阶段性特征》(49)等讨论教会书院的文章,由宗教议题转化深入,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
又如书院与政治、学术的关系,过去注意的目标是理学、心学、宋学、汉学、伪学案与东林党等,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学人的眼光已盯向社会大变革时代的清末书院,对其社会政治功用进行探究,涉及到新学、西学、洋务自强、托古改制、变法维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丁平一的《试论湖南书院对西学的融合与吸收》(50)、徐启丹《近代吴地书院的新学化趋向》(51)、徐静玉《近代江苏书院的新学化倾向》(52)、李志军《格致书院与实学教育》(53)、熊月之《格致书院与西学传播》(54)、刘世龙《清末上海格致书院与早期改良思潮》(55)、武占江、赵建强《味经书院与陕西的近代化》(56)等,都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论文。
有关书院与自然科学是一个新的议题。
一般认为,古代书院以研习儒家经学为务,在自然科学教育方面几无足观。
但许康、劳汉牛《书院的自然科学教育初探》(57),白莉民《论书院与自然科学教育》(58),史贵全《略论上海格致书院的科技教育》(59),张惠民《清末陕西的味经、崇实书院及其科技教育活动》(60)、《味经、崇实书院及其在传播西方科技中的历史作用》(61)却表明,宋代开始就有书院教授近代意义的自然科学教育,且历金、元、明、清九百余年代不乏院。
到清末,正是这种教育使古老的书院经由“格致书院”而发展到新式学校。
书院与语言文字,也是这一时期才开始关注的问题。
邓洪波《清代的推广官话运动考析》(62)、《正音书院与清代的官话运动》(63),讨论清代书院推广“普通话”(官话)的贡献,潘建《书院与湖南最初的外语教育事业》(64),则已推及外国语言文字。
军事问题,由邓洪波《书院的军事教育与肄武书院》(65)首开讨论。
以上皆属书院的专科教育,《中国书院制度研究》辟有专章纪述,可以参阅。
经济独立与讲学自由,在1925年曾作为“书院的精神”被提出来过。
但对以学田为主的书院经济问题的研究一直是个空白,到1985年邓洪波《岳麓书院学田简述》(66)发表以后,才引起重视,已有近二十篇论文发表。
高烽煜《历代书院若干经济问题述评》(67)、李才栋《清代书院经济来源变化及其意义》(68)是两篇有影响的论文,《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辟有专章,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
与此关联的商人、商业资本与书院的问题,近年也引起了注意。
史有“书院本”的记载,但书院刻书到80年代才引起注意,刘实《漫谈书院的教育与刻书》(69)之后,刘佐之的研究值得重视(70),《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也有专章论述,可资参考。
一般认为书院刻书是其教学与学术活动的需要,所刻为教学的基础教材、书院学术特点的著作、学生学习成果、书院历史资料等图书,既能反映书院的研究成果,又能丰富教学内容,有着活跃学术气氛、提高治学水平、扩大书院影响的作用。
第三,开始与外界的学术交往。
书院学术自由,讲究师生之间、不同地域与学派之间的切磋论辩,但自20年代开始的书院研究却没有注意开展同域外学术界的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东邻的韩国、日本差不多与中国同时开始对中国书院的研究,几十年来发表了很多论文,出版了一些专著,尤其是当我们自50年代起中断工作近三十年的时候,他们则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以至有人发出了书院在中国,书院研究在国外的警声。
国门开放之后,中外书院研究同仁有了交往。
大久保英子《明清时代书院之研究》(71)、丁淳睦《中国书院制度》(72)等已为中国学人熟知。
金相根先生《韩国书院制度之研究》已被很多学术论文引用,而金先生本人则在韩国著文介绍中国书院研究的成果(73)。
韩、日学者的有关论文也间常见于报刊。
邓洪波的《朱熹与朝鲜的书院》(74),说明中国学人已注意到书院这一文化组织远输域外的现象。
李弘祺在日本发表中国书院研究综述的文章,有利于学术信息的交流。
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保定莲池书院等与日本同仁实现了互访交流。
而随着李弘祺“ChuHis,AcademiesandthreTraditonofPriuat,Chang-hsueh”(《朱熹、书院与私人讲学的传统》)的翻译与发表(75),我们对英语世界的中国书院研究也不再完全陌生。
与此同时,1982年,对书院多有研究的张正藩从台湾返居江苏故里,在《岳麓书院通讯》发表几篇旧作,江苏人民出版社也再版了他的《中国书院制度考略》。
从此,久久隔绝的台湾学者之声也开始传于大陆书院研究者之中。
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书院研究已打破闭门造车之局,外界信息开始了有意义的输入。
大陆与港台学者之间的切磋,中国与外国同行的交流,必将提升书院研究的整体水平。
第三阶段的研究以900余篇论文、40余部著作蔚为大观,标志性成果很多。
分而言之,在基础的资料方面,有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资料(全三册)》(76)。
该书210余万字,取材于千余种地方志,近两百种书院志、课艺、日记、书目等书院文献,以及数百种正史、别史、类书、总集、文人别集等,并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梳、标点整理,分书院的兴起、书院制度的确立、书院的推广与官学化、书院制度的再度辉煌、书院的普及、书院制度的近代化进程、书院制度的影响等七编,附有《四库全书》、《四部丛刊》集部著作书院文献篇目索引。
由赵所生、薛正兴主编的《中国历代书院志》(77),影印明清书院文献百余种,凡16巨册,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原始资料。
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文化丛书》(78),分楹联、学规、章程、揽胜、诗词五册,110余万字,是分主题整理书院文献的有益尝试。
朱瑞熙、孙家骅主持标点整理的《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79),开启了院别书院资料整理的先机。
陈连生主编《鹅湖书院志》(80),则是新编书院志的第一部。
孙家骅、李科友的《白鹿洞书院摩崖碑刻选集》(81),使我们的视野首次转向纸质文献之外。
如此大规模的文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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