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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项楚口述学术史网上看到
听项楚口述学术史
2020-0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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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的前一天晚上,专业QQ群里弹出消息,说第二天有项楚教授的讲座。
研究生读到第二年,我变得十分势利,每次听到讲座都先看看谁是主讲人,若是自己不感爱好就只关切能不能签到。
但有些人是不管你是不是对他有所了解,是不是看过他的高作,讲座题目是不是对你有吸引力,你都必然会去听的,没有任何缘故,仅是那个名字罢了。
讲座是今早九点半,赶去时已经九点二十。
讲座在川大研究生楼的水上教室。
还没进教室我就见到前面有一位白发苍苍的爷爷,我因为研一时旁听过他的一次课,知道这位就是项楚。
他旁边的是研一时我的一位老师,也是这一系列讲座的负责人。
我跟随他们走进教室时,能容纳四五百人的大教室已经座无虚席,连四周的过道都占满了人。
我和同学只好到最后面的角落找了个空一点的地方站着。
教室虽然大,但没有空调,密密麻麻挤满了人,虽然已经是入秋的天气,还是止不住感觉到烦闷。
但讲座开始不久,我就完全没有注意这些事情了,因为站着不方便记笔记,只好掏出手机记下来。
以下是我整理的一些讲座内容,为了表达的方便尽可能都直接引述他的原话,若是有那时没有记录下来的内容通过我加工过的,我都用第三人称表达,并用括号标出来:
一1、“很多人在采访我的时候都喜欢问我,是不是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否有家学渊源。
我都说没有。
当我说了没有时,他们都似乎很失望的样子。
其实如果说有也有,我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和我现在所从事的相差太远。
但是我的家庭氛围十分轻松,对我的限制很少,所以从小我能按照自己的兴趣来。
”2、(17岁时考入南开大学,后来成为川大的研究生,当时是川大中文系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研究生。
有一次走在学校,听到一个人在低头念叨,他就专门凑过去听,只听见此人低低念着: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只可惜他的赏心乐事持续不多久,后来就遇上了四清运动,然后是文革,他上山下乡劳动了两年。
后来做了一个中学教师,西北中学。
后来项老从西北中学借调到川大中文系,彼时仙风道骨的老系主任“杨大胡子”杨明照老先生,也是项老的老师,就摸着美髯,对项夫人何老师说:
“项楚是要做大学问的,别拿家务事烦他!
”项老回到川大,不久就做了教授。
)此时他说,“我没有当过讲师没当过副教授,就直接成了教授,我觉得人生的经历好像少了很多。
但是上山下乡回来我已经四十多岁,一下子来到川大中文系,我觉得自己捡回了一些被抛撒掉的青春。
”二1、(我不太记得是什么情况下他很自然的引入了他的敦煌学研究历程,只记录到当时他出于某种机缘去敦煌当临时工,用卡片抄写敦煌变文。
)“我当时拿到三把钥匙,这三把钥匙可以打开莫高窟所有的洞门。
那段时间,我真的能感受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我的心中有一种朝圣的感觉,忘掉了一切,好像敦煌就是我的全部的生活。
”(但他又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只是个临时工,并没有认识到敦煌文化的重要性,也没意识到自己此时处于多么有利的位置,只是想赶紧干完。
但是有一天晚上的经历让他的人生发生了转变。
)“一个晚上我醒来,我的四周是一片寂静,那是一种有生命的寂静。
我的视线里漆黑一片,只能看见头顶的星空。
这时我好像听到了隐约传来的声音,仔细听了一下才发现那是莫高窟钟楼的铃铛声。
那个时候,我觉得这声音好像从远处传来,从历史传来,这声音是唐代的声音,是丝绸之路的声音。
此刻仿佛我看到的壁画全部都动起来了。
我知道我的一生将要与敦煌结缘。
从此以后我抄写卡片不再是以一个临时工的心态来工作,而把它当做我的终生事业。
”2、(项老提起当时的日本汉学界的权威入矢义高教授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说当时自己面对此事也是掺杂了爱国与民族的情结在。
后来同北大的季羡林等几位学界耆老有了交往,从他那里得知此事的原委。
当时季老先生的一位老前辈邓之城(?
)撰写了一部《东京梦华录注》,但由于这本不是他自己熟悉的领域,这本书翻译到日本,受到日本汉学教授的批评。
他们的批评倒是有理,中国学界的老先生只是不能接受那种口气,有一种轻视的意味。
)“当时我在川大的导师,一位蜀中名宿,他做学问真的可以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
连他当时都写了文章来回应这件事,可见这件事在老一辈的心里是痛。
”(他感觉到季羡林先生的爱国情愫与耽耽的责任感。
当时国内的敦煌学研究所只有两所,一是在(乌鲁木齐?
)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主要从事的是敦煌艺术研究,第二就是北大季老等几位老先生挑梁的研究所,他们誓要复兴中国的敦煌学研究。
当时陈寅恪先生的助手王永兴与一位中央领导相识,他打了报告,得到中央支持,拨了好几百万,当时好几百万真是天大的数目。
他们开始建立起了乌鲁木齐研究中心办敦煌学会,出版刊物,最主要的还是招收了一批学生,培养新的接班人。
这第一期就收了两个学生,他们也作出了成果,在学术杂志上连载发表。
)“我当时在川大中文系,觉得对他们的研究有不同的意见,于是就写了文章讨论。
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是在81年的第四期,也是我写的第一篇关于敦煌学的论文。
我很感动,我迈出的第一步就得到了肯定。
但我有所不知的是这篇文章受到了北大的老先生们的关注,他们想,从哪儿冒出来一个项楚,名不见经传的,还如此多的意见。
于是老先生们还跟踪关注我,我发表的文章他们都会看,但我自己并不知情。
”3、“我真正与北大的几位老先生的相识是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一次国际敦煌学讨论会上。
我当时白丁一个,看到这些老先生如同看到世外的神仙一样,自然不敢前去攀谈。
当时,文化馆长(没听清楚名字)找到我,问我晚上有没有什么安排,我说没有。
他说要是没事就在住处呆着别动,有位老先生要过来看望你。
我当时赶紧说,当然是我得自己主动去拜访他们。
后来我去了,遇到了王老先生(恕我浅薄,实在没有查明这位老先生的名字),他问我我的老师是谁,我说是谁谁谁。
他说他不是搞敦煌学研究的啊,我说不是。
他问我是从哪里看到敦煌的经卷的呢。
我说我看不到,我是根据别人的成果来看他们的研究有什么问题。
王老先生当时很感动,说他代表北大表态,会全力支持我,让我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就找他。
我谈起当时我正在为王梵志诗做注,有一位法国学者的相关论著全国只有两本,分别收在北图和北大。
我很想读这本书,他们就从北大借出来寄给我,我看完后又寄回去。
就这样,我得以见识这本孤本。
后来我开始为王梵志诗做注。
当时日本学者会经常举办王梵志诗读书会,他们手上有一本中国学者著的《王梵志诗校集》,里头的错误很多。
结果他们就开始分工,想要对这本书进行批评。
风声传到中国学界,北大的老先生们很紧张,他们担心之前《东京梦华录注》的历史重演,但是自己又无能为力。
他们听说我在做注时非常高兴,就告诉我说你赶紧写完,我们尽快赶紧发表。
于是我回到川大就赶紧写,写完一部分就赶紧用航空挂号寄过去。
每半个月寄一份,几个月之后终于写完了。
因为敦煌文献里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字,所以这文章还得手书影印发表。
文章在八七年出版,一共有50万字。
现在你们看到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只是你们还不知道其实这之前还有一份影印出版的。
当时日本的高田时雄教授来中国,他回国的时候我托他带了一本书给人矢义高先生。
后来(日本一位教授)写信给我,说他参加人矢义高的读书会时,看到他的桌上放着我的那本书,里面插满了小书签。
他问起入矢义高说比起之前那本校集怎么样,他回答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时读书会上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在这本书里基本都得到了解决。
后来入矢义高先生还写了关于《敦煌文学丛考》的短评,说他有久长的惊叹之感。
(我找到这个短评的原话是:
“本书是由国际著名的项楚氏所著的、集其多年敦煌文学研究精萃之大成的著作……对其渊博深厚的学养及不知倦怠的猛烈钻研精神,我惟有钦佩、叹服之份。
目前在此领域堪与项氏匹敌的,恐怕唯有美国的VictorH.Mair氏了。
”)而之前发动的批判之事也就无疾而终了。
就这样,我瞎碰瞎撞地撞到了学术前沿。
”三1、(吕叔湘先生提出近代汉语研究,为语言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
当时近代汉语研究最重要的资料就是敦煌通俗文学作品和唐代的俗文学等文献。
当时项老读了吕叔湘先生的学生刘坚发表过一篇相关文章,觉得有些地方需要商榷,于是一个晚上完成了讨论文章。
此时他回忆说,那是一篇“急就之章”,未免“意气用事,不写也可”,结果这篇文章几个月之后被发表了,他与刘坚先生不打不相识。
后来吕先生自己掏腰包设了一个学术奖项,第一次评选获得了二等奖的就有当今近代汉语语法和历史词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领军人物蒋绍愚。
)“当时我在武汉开会,和同样是吕叔湘先生的弟子江蓝生谈起此事,说连蒋绍愚也只得了个二等奖,这一等奖会发给和等人。
没想到,过了几个月再次评选时,我居然很意外地得了一等奖。
川大中文系的眼镜跌了一地。
”(因为项老自己完全对参评奖项一事不知情,后来才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我还记得当时和江蓝生,我们两个菜鸟相互约定要互换论文。
江蓝生把我的论文给吕叔湘看过,而吕叔湘先生就给川大的一位(张?
)教授推荐我参评。
所以获奖者很可能对此毫不知情。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当时张蓝生自己也参评但是最后却落选了。
她推荐的获奖了但自己却落选。
所以现在听到很多人说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我相信这是事实,但我同时也相信这不是主流。
在这些人身上,我感受到了真正的学术精神。
”2、“当时由吕叔湘、朱德熙和于敏三位教授组成的评奖委员会,获奖评语由朱先生执笔,发表于《中国语文》。
他又是我人生中的一个伯乐。
每次遇到川大的老师他总会问起我最近又在做什么。
有一回他通知我去参评汉语(具体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博导,但川大中文系考虑之后,让我去争取文献学博士点,这次也获得了全票通过。
”3、八七年的时候,北大的老先生希望把我调动去北大,当时不像现在人才流通很简单,还得通过行政调动的方式,不过我不是去中文系而是去中古史研究中心。
朱先生作为文科副校长做出了决定,并征求我的意见。
我当时还是有点纠结的,最后回信说,虽然北大是我向往的,但离开川大我开不了口无法启齿。
当时川大刚刚提拔我做教授,还替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十多年后我还是走进了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大门,此时已经改名为中国史研究中心。
那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我所熟悉的老先生们都已经不在了,在这里却崛起了一批青年学者,光长江学者就出了三个。
我想认识的道路上有时会遇到十字路口,三岔路口,选择的方向不同,一生看到的风景也不同。
留在川大我就能看到现在的风景,和今天的同学们在一起。
”4、“两年后的春天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梅祖麟,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文学和哲学教授,也是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写信给我说要来川大,希望能同我见面。
其实我们之前完全没有交往过。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他的身体不是很好,我和另外两位老师骑自行车去锦江宾馆见面。
那天我们不谈学术,只谈了他在北京的见闻。
梅先生很遗憾,说美国大使馆已经下达了撤侨通知,这次的见面既是告别。
在临别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边,说等我回去了,把你的履历寄给我,我把你请来美国。
我没有去。
再过了几年,另外一位梅先生,美国的汉学家梅维恒先生邀请我去美国。
我有幸在梅祖麟先生家里住了三天。
一天晚上晚饭后我们坐在家里闲谈,谈起这么多年我还没有和朱德熙先生通过信,没有见过面。
梅祖麟很惊讶,说上次在成都见面还是朱先生推荐的,他还以为我们之间有多么深厚的交往。
梅祖麟说朱先生现在刚好在美国西海岸,他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此时他患了癌症,正在这里治疗。
于是他马上拨通了朱先生的电话。
我首先问候了他的身体情况。
他说他的精神很好,采用的是中医和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对康复充满了希望。
但是不久以后他就去世了。
而我虽然未见过恩师的面,通过电话表达了尊敬和祝愿,我的心里叶好过一点。
今年暑假,我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在那里我又想起了那次对话。
四(接下来,项老谈起了一些关于学术前沿的知识,他说,做学术要有“传统的根底,现代的眼光”。
还有一句话,“做学术要有学科交叉的本领”。
“要占据学术的制高点,就要有学科交叉的能力。
其实学科交叉也可以说是学科回归。
中国的传统学术就是一个整体,我们是文史哲不分的。
而现在的学术越分越细,只有专家,甚至也有高水平的专家,但是出不了大家。
大家是跨领域的,是宏通的。
)五(这个时候大概已经是十一点一刻,项老从九点半开讲到此时,连一口茶水也没喝过。
接下来是提问时间。
项老虽然精神矍铄目光炯炯,但他的听力不太好,所以后面的同学问的问题需要前面的老师转问。
)1、问:
您提到您读《大藏经》的事情(是的,讲座中间提起过,说在两年里头啃《大藏经》,但我没有记下来),我也读,但是常常分心走神,还很快就忘了。
答:
(项老前面的回答也差不多就是说现在外界事物太多,容易分心,说了一些情况之后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月光童子的故事。
这位月光童子菩萨,他修习水观,当他进入禅定状态时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清水,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也成为了清水的一部分。
有一天,他在房子里头打坐,入定后就没了身体,变成一房水了。
他有个徒弟,这个徒弟不知道他师父入这个“水观定”,在窗户上一看,没看到师父,只看到这个房里很多水。
这个小孩子大约也很顽皮的,就拿了一块石头丢到这水里,把这水打得一响,然后这个小孩子就走了。
这次月光童子出定后,就觉肚里头不自然。
自己一观察,哦,一块石头在自己肚里头。
他一看,知道是他那个小徒弟调皮。
他就把他小徒弟叫到面前说:
“你头先看见这房里一房水,是不是啊?
”这小徒弟说:
“是的,我看这房子里有水,我拿一块石头往那个水丢,我打那个水漂来玩,把那个水打得响了!
然后我又走了。
”月光童子就告诉这个小徒弟说:
“你啊,下次你还来看到这屋里一屋子水的时候,你看你以前丢的那块石头,就把它拣出去。
”这个小徒弟就听师父教,过了一会儿一看这个房里果然又变成一房水,小徒弟就把这个石头拿出去了。
这个月光童子又从水观定回来,肚里头这块石头也没有了。
)项老接着说,“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也是,一会儿导师又在催论文了,一块石头掉进你的心里头,一会儿家里又有什么事儿了,又一块石头砸进来,又或者收到一封情书啦,你的心里又会起了涟漪。
但是我们就是要学这位月光童子这样,知道怎样挑出自己心里的石头。
”2、您现在上了岁数,身体还是很好,您是怎样料理您的身体的?
(这个问题没有听得很清楚,大意这样。
)答:
清心寡欲。
3、现在是信息大爆炸时代,我们应该怎样查阅资料?
答:
提倡从原点入手。
现在有海量的资料,让我们穷于应付,很多资料其实是垃圾,我们耗不起。
今天对于信息掌握得多不是做学问的优势,查阅信息是机械问题,现在不比资料多,而是比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而其他的资料只是参考,不要被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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