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俭办社的王国藩和他的伙伴们.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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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办社的王国藩和他的伙伴们

勤俭办社的王国藩和他的伙伴们

　　由穷变富

　　深秋，我访问了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的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东方还没有发白，星星疏疏落落挂在天边，高悬在社门口的古钟还沉默着，鸡啼声却已惊醒了这个山村，家家纸窗户里透出火光，炊烟和晨雾在树尖缭绕着，社员们像出窠的山雀那样，突然喧腾起来了――铡饲料声，推碾盘声，正放农忙假的孩子们赶着猪群，羊群，牛群出去放牧的吆喝声，青年儿女们的互相招呼声，同时并作；接着，人们带着歌声，笑声，争先恐后踏着快步走出村去。

声音渐渐远了，山村又沉寂下来，只剩下闲散的鸡群在各处咕咕叫着啄食，鸭群呷呷叫着在村前小溪里游来游去。

　　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太阳从东方升起来，光芒万丈，它照耀着古长城，照耀着过去敌人残留下来的碉堡，深沟，照耀着瘦骨嶙嶙的远山，照耀着近处的小山和黄土坡，照耀着用千万块石头垒起来的梯田，照耀着青绿绿的小树苗，照耀着正在辛勤劳动的人们，也照耀着高挂在大树树尖上的优胜红旗。

　　红旗迎着太阳，在晓风中飞舞，猎猎作声。

　　红旗象徵着劳动热情，也标志着丰收。

　　合作社的社长王国潘告诉过我，今年他们社的每亩产量――除了油料作物外，平均每亩地能产三百斤粮食（过去只有一百二十一斤！

），不但可以完全运到自给，而且可以卖给国家余粮一万九千多斤，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他喜孜孜地领我去看囤里的金子似的旱稻米，库房里银子似的棉花，而在那面积有三五亩地大的打谷场上，堆积着山一样高刚出土的花生，窖里还藏满了红薯，房詹上挂满了一串串金黄的玉米棒子……

　　合作社仅仅成立了三年多，村里已经新盖起一百四十问房子，修好了挡山水的河坝，把河道改到离村二里地外去了，而在被山水冲涮过的村北沙砾滩上，种了十六万七千棵白杨，现在已经有一两丈高，密密的树林，把这个小山村都深深掩盖起来了；后山六百多亩梯田则又栽下了两千多棵苹果树苗。

附近荒山都种满了绿树。

村东头与另外两个村还合盖了一座完全小学，而社里自己又改建了一所初级小学。

　　这个社在三年中，由二十三户发展到八十三户，又发展到一百四十八户，全村凡可以入社的都成了社员，实现了全村合作化；生产资料呢，从一无所有，到已积累了二十八头牛、二十七匹驴、五匹骡子、一百零三只羊、三辆铁轮车、两辆胶轮车、一架双轮双铧犁、三架喷务器……等公共财产。

　　真的，如果三年前你曾到过西四十里铺，那末你今天简直会认不出这个小山村了。

　　那时候，那是什么光景呵！

全村一百五十四户，除了四户是地主、富农外，有七十四户是所谓严重缺粮户，需要政府常年照顾；实际上全村只有二十几户能勉强维持半年，能够全年维持生活的，不到十四户。

解放后政府每年要发五万斤以上的救济粮和一百几十套棉衣给这个山村，但仍然有人年年要向邻村出卖土地，甚至终年讨饭。

成群穿着破衣烂衫的人，瑟缩地站在村头。

王国潘告诉我，那时村子里有三多：

靠墙根的懒汉多，出外扛活的多，吃救济粮的多！

老汉王荣一家六口人夥着盖一条被子，蒙在被子里，还照样看到破房子上满天的星斗和月亮；当时十六岁的孤儿戴存，不得不把大妹子送出去当童养媳，三岁的小妹妹给了人，另外两个妹妹寄养到伯父家，分了土地也不得不典房卖地，自己被迫出去打短工。

　　现在呢，这些人都有了上千斤余粮，赎回了房子和土地，没房子的盖上了房子，破旧的房子翻盖一新。

王荣老汉一家六口，两年来每人添置了一套花细布被褥，又盖起了三间新房。

孤儿戴存，也和他妹妹们一家团圆了。

　　那时候，政府也曾派教师来办过学校，但是老师却因为没有儿童入学急得哭了――三个村子合起来，只有十二小孩子到学校上课！

大家穷得吃不上饭，谁还顾得上给孩子念书呢？

　　现在呢，社里不但有了高小毕业生，还有三个中学生，一个师范毕业生，社员们都上了民校：

许多人学会了速成识字，连五十岁的邵庆昌，这个曾经讨过十八年饭，原来一字不识的老汉，现在也不但能记工票，而且居然能坐在自己新盖的房子前，念念唐山农民报了。

　　究竟这个村是怎样由穷变富的？

合作社的社长王国藩、副社长杜奎等五个共产党员，究竟是怎样坚持了合作化的道路，把二十三户的“穷棒子社”，发展成了一百四十八户的大社？

　　听了他们的叙述，谁也不能不感到激动！

　　白手起家

　　一九五一年底，贫农杜相想把自己的分土地所得的六亩地，卖出四亩给邻村白马峪，好买口粮和玉米种子。

白马峪的人讥笑西四十里铺说：

“哼！

连他们睡的炕都快卖到咱村来了。

”

　　话传到村中老党员王国藩和杜奎的耳朵里了，两人都很难受。

他们两人，都是一九四0年抗日时期就入了党的，他们在一起打游击，成了生死之交；但是解放后，坏分子杜志混进了党的组织，篡夺了村政权，不但经常公开歪曲党的政策，暗中还参加了反动会道门组织，什么芦花会、红眼队，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在分土地时甚至煽动了部分落后群众，故意陷害王国藩和杜奎，把他们绑了起来，要胁区政府枪毙他们，还几乎用火烧死了王国藩；幸亏县委书记赶到了，才设法把他们救了出来。

杜志受到法办后，他们才当上了支部委员。

他们都关心群众的利益，积极响应政府“生产自救，开展互济互利”的号召。

这回听到杜相因为缺口粮和种子要卖地，杜奎就立刻动员村里大将儿把打柴互济的钱救济了他，杜奎还把自己的一口小猪送给了他，劝他不要卖地。

王国藩说：

“再不想办法，日子总好不了。

”但办法在哪里呢？

村里果然已经有了十一个互助组，但是大家仍然没有摆脱贫困的境地。

　　一九五二年秋后，党的区委会向基层组织传达了要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方针、政策。

支部委员王国藩、杜奎和另外三个党员，就在群众中串连，决心建社了。

当时积极参加的有二十三户，这二十三户都是些什么人呢？

其中有缺劳动力的两户军属，有要了十八年饭的邵庆昌，有三辈子给人扛活的王荣，有孤儿戴存，有顾不住老婆嘴，常年叫老婆住娘家的王林，有差点儿卖了地的杜相……。

都是村里最穷的人，他们过去在互助组里谁也都不受欢迎。

　　合作社开成立大会那天，这二十三户贫农聚集在一块，你瞅着我，我瞅着你，半天谁也没说话。

算一算，全社的财产只有二百三十亩地，只有由四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的若干驴股凑起来的“三条驴腿”，没有车辆，也没有农具。

大家心里一想，冬季送粪时，如果只靠那三条驴腿的话，来年六月也送不完粪。

有的就动摇了，王荣老汉说：

“我在互助组，组里还有四头驴和一头牛，现在只能乾作蹩子！

”人坐在那里，心中却早盘算着退社了。

这时村里的富裕中农、坏分子王悦，走到窗外来偷听了半天。

回去就对人大笑，说：

“嘿！

每年领寒衣的‘骨干’，全凑合到一块堆儿了。

真是“今日穷棒子社！

”　　这时，社员邵庆昌、杜春等人，就主张向国家贷款，买牲口和车辆；温自礼说：

“没入社的时候，政府还要邦助，建了社，自然更得帮助了！

”也有人主张，再找些腰杆粗的中农入社。

五个党员领着大家研究了半天，王国藩就提出来：

要办社就得发挥集体力量，克服困难，保证增产，增加社员收入。

他说：

　　“有人笑话咱穷棒子办社，咱就来他个日“穷不散”！

有困难，咱自小儿想办法克服，光靠政府贷款不是根本办法。

现在八字没见一撇，先借下债，就是将来闹好了，也会减少大家的收入！

”

　　于是，王国藩就具体提出了过去区委书记所提倡的生产自救的老办法，还是上山砍柴去！

他说：

“党告诉咱，劳动创造幸福。

山上有车有马，只要肯卖力气去找、准能找得出来！

”大家思想一致了。

全社十九个男社员都坚决表示：

就靠咱这三十八户手，创家立业。

　　于是党员分了工，副社长杜奎带领十七个男社员，到三十里外的送西县王寺峪一带砍山柴；社长王国藩和女共产党员吴秀英，在家动员妇女捣粪、搂梯田里的石头和修整坝阶。

　　二十天后，快过年的时候，上山砍柴的回来了，打回来四万多斤柴，卖了四百三十元。

　　大家又聚到一块儿，讨论处理钱的办法。

王荣老汉摸着山羊胡子，笑迷迷地说：

“我先提个议吧。

咱辛苦了一辈子，从没过个好年，这回组织起来了。

痛痛快快过个肥实年吧！

”他的意思是把钱分了。

大多数社员都同意。

杜奎一听，就有点着急；王国藩却慢吞吞地说：

“俗话说，好过的年呀，难过的日子！

莫不成千日打柴一日烧？

得往远处看。

”大家这才没的说了，于是决定根据社内迫切需要，买了一辆铁轮车、一头牛、一头驴子、十九户羊，和一部分零星农具。

　　但是，仍然有困难：

有了羊没有圈，有了车没有套，有了牲口还没有料；而且，有两户刚过了年就没吃的了。

坏分子王悦又在社外叨咕上了：

“哼，瞧你们穷不散吧，添了这个没那个，再忙乎三年也白搭！

”说的老汉王荣又想退社了。

　　王国藩心里很烦恼。

但他一想到抗日时鬼子在长社员李玉林过去三代人住一间猪圈似的小屋，现在也迁进了新居。

　　城外集家并村，搞“人圈”，造无人区，那阵又多么困难？

可是八路军还是要插到长城外去，村后的沟有两丈来深，一丈来宽，找门板搭桥没有门板，找木料扎梯子没有木料，怎么办呢？

结果动员全村每人捐一把柴，一下子就把深沟填平了，八路军稳稳当当过了沟。

一想起这些，他的信心就足了，为了搭羊圈，他发动了社员投资，每个男劳动力出两条大钉子，两条木棍和两捆乾草，又动员妇女、娃娃从河滩里拣来石头，就动起工来。

社员们搭完了羊圈，大年初二，又二次上了山。

这回去了九人，因为春耕播种季节到了，必须留下十个男劳动力在家，和妇女们一起送粪、整地。

　　这回上山，正赶上下棉花团那样的大雪，好几个社员鞋底都烂脱了，光着脚丫子，冻得生疼，有的破棉裤也被枯枝刮的露出了肉；而且，很快没吃的了。

又冷又饿，大家在山上打哆嗦。

连斧头也举不动；可是每天晚上，杜奎还是给大家讲社会主义。

最后再支持不下去了，杜奎就先一个人带了柴回到社里来，弄了百十斤粮食，又替大家补了九双鞋子，带上山去。

　　一直过了二十多天，家里的完成了送粪整地，上山砍柴的也回来了，把砍的柴卖了二百一十元。

这时，牲口有了草料，断粮户有了饭，又给社里添了一头骡子、十一只羊，还添置了一套磨豆腐用的工具，开了个豆腐房。

　　万事开头难，他们白手起了家。

　　继续努力

　　可是，常年造成的经济力量的空虚，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

合作社在春播的时候，种子不够，而且已经又有半数以上社员没有粮食吃了；山草发青，也不能再去砍柴；好容易开展互济，才熬着完成了播种。

可是到秋收前，又遭受了更大的困难：

庄稼还不熟，社员都没有粮吃了。

王荣后悔不该入社，背地里直嘀咕。

锄地的时候，有人把他地界子上的乱石头往一起堆了堆，他就吵吵起来了：

“别动，别动，秋后我还不定在不在社呢！

”

　　党员们好容易劝止了有些社员准备吃青的主张，提出了“现在多受一点苦，秋收多得一成粮”的口号，组织了大家割荆草芽子（绿肥原料）换粮吃。

草贱人多，换来的粮食供不上吃，王国藩为先尽社员吃饱，他一家老小两天没嗜到粮食味。

区委书记赵涌兴问到他家里的困难情况，他还咬着牙说：

“只要把社巩固下来，使大家往后永远不挨饿，我一家子现在少吃几顿不算啥！

”但区委书记了解了真实情况，就通过政府及时发给了他们社里生活贷款五十元，总算把困难度过去了。

　　秋收了，粮食堆成了小山，社员比单干时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的实际收入，此外，还积累了价值二千四百元的公共财产。

大家笑逐颜开了。

秋前几次想退社的王荣，一九五二年在互助组只收了六石粮，而现在入社第一年就分了四十一石粮，还清了债，又买了细布做了三壮两面新的被子和棉袄，乐得闭不上嘴。

一到到晚上，就到社里的办室来，说：

“社长呀，咱地界子上的乱石堆刨掉吧，多种他两块地，也省得得手碍脚。

”副社长杜奎就打趣他说：

“别动吧，将来退的时候麻烦！

”老汉红了脸，说：

“这回我可打定了主意，一辈子不出社了！

”孤儿戴存分得千斤多棒子，把典出去的房子地全赎回来了，把还给人的小妹妹，在伯父家寄养的两个妹妹，也全接了回来，又去接他给人当童养媳的大妹子。

他大妹子一见他，就说：

“接我回去挨饿呀？

”赶到一进门，就感动的哭了，说：

“我这回算有了娘家了，怎么爹妈就看不到这一天哪！

”

　　这时，社外的农民，白天抢着给社里赶车，晚上又赶着给社里铡草喂牲口，都纷纷要求入社。

佟富的老婆向杜奎保证：

“只要你们批准我家入社，我一定改了爱骂街的毛病。

”王荣老汉就在旁边说：

“你现在改了不更好？

”爱跟男人吵架的王淑贞也向社务委员会提出了保证，只要允许入社，两口子再不拌嘴了。

于是，合作社扩大到了八十三户。

社的经济条件好转了。

可是，中农一涌进来，社员中就产生了两种思想。

以社长王国藩、副社长杜奎为代表的大部分老社员，认为合作社是勤俭起家，仍然应该精打细算，刻苦经营；可是个别的老社员和新入社的中农，却认为现在有了条件，应该把社办得“像个样子”。

例如有两个有牲口的中农，就主张把牲口、车辆都作价归社，这样既可以显得排场，有了牲口、车辆使，还可以避免有牲口、有车辆的户“吃亏”。

社里讨论了这个新问题。

党支部又把这问题提到社务委员会上研究，大家一致认为：

社里还没力量添置这些东西，硬添置就会使社员负债过重，而且新入社的中农要求牲口农具作价归社，也还不是真正大社打算。

老社员邵庆霖说：

“我们要把账算清，不能只图好看，把社变成驴粪球――外面光！

”结果是订出了私有伙用，给一定报酬的办法。

又订出牲口使用的具体办法，号召大家爱护公共财产。

这样，就避免了盲目扩大公共财产的偏向，保证了社的继续稳步前进。

　　解决了牲畜、农具问题以后，一部分社员开始瞧不起砍柴、割草等生产了，认为不如搞运输、榨油等副业收入多。

摆在社面前的生产有两种：

一种是要大本钱，没把握；一种是不用本钱，只要辛苦些，就一定能增加收入。

大家一再讨论，才克服了这种一口想吃成个胖子的贪多、贪大思想。

于是，一九五三年冬，他们又用打柴的款添置了三头牛。

一九五四年秋收开始，他们又响应党的精收细打号召，强调做到“颗粒还家”。

这年的秋季和冬季，他们通过精收细打，砍柴、割草，给供销合作社搓花生米、编滕筐等项生产收入，没有向国家借一个钱，就添置了价值一千五百五十元的两头骡子，两辆胶轮车，二百元肥田粉，和二百八十元的牲口饲料。

他们又严格执行了财务包乾制度，杜绝了一切可能有的漏洞。

王国藩说：

“坑水是一滴一滴集成的，漏洞乍看不大，日子长了，就是了不起的损失！

”

　　冬深了，粮食进了囤，大伙正忙着上民校学文化的时候，坏分子王悦也开始了忙碌的活动。

他背地鼓动在社的三户贫农，和没被批准入社的七户中农，一户犹犹疑疑的军属，也来自己办个“社”。

他串连他们时，说：

“那个穷棒子社，家业大的背黑锅，家业小的又拴得那么紧，谁耕自己的地也由不得自己，瞧他们天不亮下地，摸黑回家，两头见星星，地肥了人可是瘦了，到了儿还不是他们党员几个人账了去。

咱办这个社，地呀，牲口全归自小儿，谁爱种什么种什么，秋收好的归自己，自自由由。

办起了社，还可以向政府贷款。

我把自己的两百只羊卖了。

羊圈归你们使；我再掏出两百元盖个房子，又体面，又自由！

”他还准备去拉村支部书记温化芝，又私自藉藩温化芝的名又向银行贷款。

区委书记下来一查，就知道他办的是假社，目的在挤垮建明合作社。

　　这时，王国藩才想起了解放初期坏分子杜志篡夺了村政权，搞反动会进门组织时。

王悦也是其中的一个小●生。

那时他们把村里五个党员全吊在梁上，还用火烧着了自己的棉袄，把自己浑身烫得燎浆大泡，连头发全烧了。

当时政府法办了杜志，宽大了王悦，不想敌人心不死，现在又捣起乱来了。

王国藩正在责备自己麻痹，只顾埋头社务，看不见敌情，县里公安局巳调查清楚了王悦的活动情况，把他弄去判了劳改。

　　王国藩的社又扩大了。

全村除了五户（其中有两户是富农，两户是地主，一户因为住的远），都入了社。

　　遍地日花

　　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大踏步前进着。

他们计划明年春天，把最终一户单干户接收入社，以彻底实现全村合作化。

生产方面呢，苹果树苗继续上山，腾出二十九亩地来，扩大油料作物；再开生荒三十亩，继续种树造林。

还要在南山开渠，改良附近的土壤，改种“金子”（当地人民把旱稻叫做金子）。

估计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每个劳动力每年可得二千多斤粮食！

副社长杜奎说得好“有党的领导，有我们的双手，三、五年后的西四十里铺，一定是人人丰衣足食，处处鸟语花香的山村！

”

　　谁能说这是梦想？

不，不！

亲爱的杜奎同志，王国藩同志！

你们已经用双手证明给我们看了。

你们勤俭办社的方向，难道不就是我们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方向，难道不就是全中国人民努力的方向？

难道我们六万万个穷棒子，就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用我们的双手，建立起一个富强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光荣、正确、伟大的党和敬爱的毛主席已教导了我们：

能的！

那末，让那些帝国主义分子，让那些垂死的阶级改人去嘲笑吧，去说咱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去吧！

我们就要靠我们自己的白手起家，建立起一个人人丰衣足食，处处鸟语花香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来！

　　天黑了，人们从地里回来了，村子里又沸腾起来了。

屋顶上一个女青年团员在广播时事。

接着，高挂在屋顶上的喇叭筒唱起来了，无线电正向全村播送北京的歌唱。

合作社办公室里的老汉们正在聊天，后面俱乐部里，三个青年小伙子正在拉胡琴，打竹板，唱歌。

――唱歌的是戴存。

这个孤儿从小是豁嘴唇。

去年为了要报名参军，悄悄到城里医院缝上了豁唇子。

虽然参军没批准，可是他被批准加入了青年团。

现在他正尽情地歌唱着，歌唱着伟大的祖国，歌唱着社会主义遍地开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