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元勋王天培将军遗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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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元勋王天培将军遗文
辛亥革命元勋王天培将军遗文
在《贵州民族》卷十三《贵州少数民族爱国主义专辑》里,散记着辛亥革命元勋贵州籍将领王天培先生撰写的一些对联、讲话、题词、诗歌和信函。
从这些遗文里,可以看到王天培先生聪颖的才华,直率的性格,忠诚的思想,坦荡的胸怀,以及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气节。
他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笃信三民主义,在武昌首义和北伐等战争中,颇建功勋。
他的这些遗文,虽仅零散篇节,但其内涵丰富,义理宏阔,能给人启示与教益,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兹将其抄录整理出来,以飨广大读者。
一、富有处事哲理的《戏台对联》
王天培(1889~1927)名忠,号植之,贵州省天柱县织云乡人,出身于侗族农民家庭,从小参加劳动,8岁始人私塾与人作伴读。
他聪颖好学,勤奋刻苦,深受塾师龙大楷喜爱。
1903年,塾师家要扎戏台接龙灯,龙大楷命学生们以“戏台”二字冠头,各作一联,王天培遵命,作了一联:
戏本无真,大家酌古斟今,必须看戏;
台原易上,小心照人做我,方好下台。
这副对联,构思新奇,寓意深刻,它把为人处世比作演戏,把社会现实喻作戏台。
为人,既要考虑古代的传统规范,同时也要考虑当今社会的行为准则;处事,既要依照前人成功的经验,也要注意自我的慎思笃行。
一个当时还不满15岁的少年,竞能把人生与社会结合起来,体察出“酌古斟今”、“照人做我”的生活哲理,其聪颖超凡之才华可略见一斑。
他交上这副对联后,更得塾师龙大楷的器重,1904年,竞将其保送到县城高等小学堂深造。
二、立志讲武救国的《致塾师函》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清政府下令:
“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
”贵州巡抚林绍年,据此向清廷奏请在贵州创办将弁速成学堂,即贵阳陆军小学,拟于次年在全省范围内招收“年在三十以内、气体强壮、通晓字义、身家清白者三十名人堂肄业”,教以“测算、枪炮、场操、野操一切攻守进止要旨,隐括陆军全规,以为他日进步,以重武备而裨边防”(《贵州通志·前事志》)的学生。
王天培得此消息,决计报考贵阳陆军小学,走“讲武救国”之路,因此致函塾师龙大楷,希望得到龙的同意与支持。
他在信中写道:
……方今国势日衰,外患频仍,朝廷明察其弊,废除科举,效法西洋,崇尚经武。
故此,寒
窗苦读,终于迂儒。
忠虽不敏,以图讲武救国,蒙公赐我平生之恩遇,何幸(一作何辜)于斯!
此次乘此机会,前去报考,求取得名,是所幸甚,实公之德也;如若名落孙山,愿转回与与诸公
报效,以求深造。
此后前途,为恩师着想,亦为个人着想。
愚忱之见,望公采纳。
信中充分表达了一个热血青年处在“方今国势日衰,外患频仍”的现实环境下忧国忧民的决心和讲武救国的壮志。
王天培的要求,得到塾师龙大楷的应允,在龙的支持下,给予盘餐赴省城报考,取人贵阳陆军小学第一期。
在校期间,他勤奋刻苦,成绩优秀;毕业后,升人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三、企盼国家统一的《题武侯祠联》
王天培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
武昌起义时,他任督战指挥。
在保卫革命成果的阳夏战役中,任凤凰山炮台要塞司令,坚持抵御袁世凯部将冯国璋的反扑,直至南北议和。
中华民国成立后,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
1914年毕业,奉命回黔,历任黔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先后参加过护国、护法、平陆(荣廷)、定黔等战争。
1923年(民国12年)王天培在袁祖铭部第二师任师长。
这些年来,他为拥护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竭尽全力,转战于川、黔、湘、桂之间,亲眼目睹了和自己一起参加辛亥首义的革命同志,在军阀们的唆使下,竟然互相残杀;特别是看到当时的北洋军阀冯国璋、吴佩孚同室操戈,奉系张作霖人关,直系段琪瑞揽权,直奉战起,中枢解体,各省形成割据的形势,使他感到彷徨与苦闷。
为此,他建议袁祖铭投奔广东革命政府;但袁不采纳他的,要坚持入川,拥兵自重。
他随袁人川后,于7月15日游览了成都武侯祠。
王天培目睹现实,心印古人,触景生情,一种担忧国家统一的心迹,不禁油然而生,遂写下这副《题武侯祠联》:
公本识字耕田人,为感殊遇驱驰,以三分始,以六出终,统一古今难,效死不渝,遗恨功名
成两表;
世有逞强古冶子,应笑同根煎急,谁开诚心?
谁广忠益?
安危天下系,先生已往,缅怀风
义拂残碑。
联中,王天培以孔明自况,表达他笃信三民主义,忠于国民革命的的志向始终不渝;借历史典故痛斥军阀相互残杀的罪行。
不难看出王天培企盼国家统一、把天下安危系于一身的抱负。
四、消灭割据的《誓师对联》和《就职演说》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这次以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大会,重申坚决执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决定第二次北伐。
四川的国民党左派吴玉章参加了这次大会。
吴回重庆后,立即动员当时驻川的黔军将领王天培、杨其昌等参加北伐。
王天培在吴玉章的影响下,欣然应允。
5月9日,他在綦江接受国民政府任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兼左翼前敌总指挥,旋即开赴湘西,于8月9日在洪江举行正式就职典礼暨十军北伐誓师大会。
王天培亲自为大会撰联:
誓统十军,为党为国酬我志;
师表万众,灭吴灭曹快人心。
并在大会上发表就职演说:
……天培无才,荷蒙重任,革命大业,深虑(一作堪)陨越。
我们务必同心同德,奋勇前进,
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到底。
今天,誓师大会授旗,给我们十军增添了勇气,激励我们在革命道
路上,百折不挠,消灭曹、吴,占领武汉,直捣黄龙,使我们这面旗帜扬到全国,乃至于全世界。
我们革命军人,要发扬先国家,后个人,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的光荣传统,抱着头可断,血可流,
统一中国的远大目标,做战必胜,攻必克的钢铁战士,和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推陈布新,造福
人类,名垂千古的献身者。
让我们胜利前进,直到北伐成功。
这副《誓师对联》和这篇《就职演说》,充分表达了王天培欲以革命大业为己任的豪情壮志,反映了他誓与十军将士同心同德,百折不挠,造福人类的忠贞。
一个年轻有为,文武兼备,赤心忠胆,以身作则的模范军人的光辉形象,屹立在人们的面前;一个誓灭军阀割据的伟大宣言,洋溢在字里行间,萦绕在人们耳际,不禁令人敬佩仰止。
五、适时而进步的《革命格言》
王天培就任十军军长之后,为给全军官兵树立一个目标,他把自己对革命的理论认识,和军人应如何效忠于革命,以及如何达到革命的目的等内容,写成一段富有教育与鼓励的话,时人称其为《革命格言》,作为
全军的座右铭:
人类须贯新旧文化,新旧礼教,具有纯洁的、信仰、力量、及明了世界之趋势,方能真
正革命。
军人须效忠于国家、于民族,讲信义于社会、于朋友,方能负起责任,去完成革命事
业。
更重要的是:
必须遵照《总理遗嘱》去奋斗,才能达到自由平等之目的。
王天培认为,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懂得: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人们的理想。
信念、礼教等精神文化作用的结果;由于时代的不同,故而这种精神文化便有新旧之分,革命者必须通晓不同时代的文化及礼教,才能产生高尚的思想和崇高的道德,坚定的信念与坚强的力量;才能明白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才能称得上是是真正的革命者。
这段“格言”,言简意赅地阐释了王天培革命思想;尽管其理论深度并不很高,但在军阀割据时代,能有如此认识,亦属难能可贵。
他把这段话作为十军官兵的座右铭,不仅是适时的,而且是进步的,值得肯定与颂扬。
六、直率而媾祸的《徐州讲话》
王天培在湖南洪江就职誓师之后,即奉命沿江东下,直入皖境。
皖军总指挥陈调元闻十军至,倒戈来归。
1927年3月,王天培克复安庆,收编敌军残部颇多。
十军从原二万五千余人,猛增至九万多人。
南京政府深虑十军力量膨胀,难于驾驭,遂电令十军停止前进。
3月27日,蒋介石命王任安徽省主席之职。
这时的王天培,眼看北伐胜利在望,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常理,拒绝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并直率地说:
“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占地盘的。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王天培又不赞成蒋的做法,他建议蒋“不要打内战,先把北洋军阀消灭,完成北伐任务,以慰孙中山先生九泉之灵。
”他认为国共两党属于“内部问题,以后可以平心静气地解决。
”因此,他仍继续北伐。
5月,取道芜湖,直趋合肥,大战夹沟,于6月2日攻克江苏徐州。
王天培攻克徐州的消息传到后方,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报纸纷纷报道,盛赞贵州“边胞”英勇善战。
十军进驻徐州后,为鼓励大家乘胜前进,完成统一祖国的北伐大业,王天培集合全军官兵举行庆祝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别人说我是王大炮,我这个大炮,在武昌,第一炮打出中华民国;第二炮就要使北伐成功,
统一全国;第三炮,要使世界革命完成。
会后,王天培于6月下旬率部进军鲁南,势如破竹,连克韩庄、l临城、滕县、枣庄、兖州、界首等地,直逼泰安,济南之敌为之震动。
山东军阀张宗昌部的师长曲月丰、张敬尧,及其下属的一些旅长,均系王天培保定军校时的同学,他们私派代表与王联系,说“十军一到济南”,他们便“即刻倒戈,接受改编”。
这真是北伐成功的一个大好机会!
殊知,这一消息被南京蒋介石、何应钦侦知,他们惧怕王天培攻下济南,再收编敌部而拥兵自重,其势将更难控制,因联系王天培不久前在徐州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和不受任安徽省主席之职而继续东下等情形,蒋、何认为,王天培必为日后与他们争夺权位的心腹大患,于是,决计消灭十军以绝后患,当即命令十军停止前进,并断绝其粮弹补给,以致酿成后来十军在泗河沿岸的津浦线上孤军奋战的局面。
其实,王天培的《徐州讲话》,不过是一个革命军人英勇豪迈、直率坦诚的情感流露而已;然而,这个流露,竞成为他的媾祸之引。
王天培的直率,蒋介石、何应钦的猜忌,给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增添了一段多彩的内容,这一内容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革命者的壮烈牺牲,另一是全国各界人士分清了是非曲直。
七、控诉当局与怀念战友的《徐州感赋》
正当北伐节节胜利、逼近济南之时,山东军阀张宗昌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者,搜罗了白俄罗斯的一些残兵,又将孙传芳余部重新整编,公然声称不准北伐军经过济南,并倾其全力向北伐军反扑。
蒋介石以应付武汉方面的军事压力为名,相继把滓沪线上的第七军、二十七军、四十七军、四十四军等兵力南撤,只留十军在泗河沿岸。
王天培面对十倍于己之敌,孤军奋战,弹尽粮绝,迭电求援,援兵久而不至;敌军猛烈反扑,十军伤亡惨重,王天培无奈,于7月23日退出徐州。
他在途中想起这次失败,主要是由于蒋介石把大军南撤,不予十军增援造成的;想起那些壮烈牺牲的“黔中子弟”,不禁感慨万端,悲愤交集,遂赋《七绝》一首云:
兵出铜山战事危,坑粮扣饷罪休归;
黔中子弟今何在?
血冻马蹄不我催。
他在诗中愤怒地控诉蒋介石“坑粮扣饷”的滔天罪行,正告当局不要随便把失败的罪责推诿给十军和他本人,并深切地怀念战死沙场的黔中子弟,痛心诉说了由于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出徐州的苦衷。
此时的王天培,大概已经意识到蒋介石一伙的阴谋;可惜他太过于大方,没有注意积极地防备罢了。
八、哀怨而悲壮的《宁归歌》
徐州失陷后,十军于7月24日退守符离集。
此时,宁汉形势好转,蒋介石为缓和各方面的责难,声称“要杀回徐州以振军威”,“不打下徐州,决不回南京”,复率第一军、四十四军、二十七军、三十二军等部,直抵蚌埠,以示增援,于27日至宿县,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分兵三路进攻徐州,蒋自任中路,王天培任左路,白崇禧任右路。
王天培受命后,立即召集连以上军官部署动员,他鼓励大家,一定要攻下徐州,为党国立功。
十军将士重振旗鼓,奋力战斗,连克守敌,王天培亲率第三十师三次冲入徐州城。
不幸的是,右路在十里堡为敌所困阻,蒋所指挥的中路各军又全军败绩,十军陷于重重包围之中,王天培急电请示,蒋命其“引退蒙城”;继又命其“引退怀远、明光”;随即又命其“死守明光之线”。
十军在明光之线上,又遭到强敌进攻,无可奈何,只得退守合肥。
8月6日,蒋介石偕陈诚等由蚌埠仓惶回到南京,当晚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有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出席。
8月8日,王天培接蒋介石来电:
“着来京面商机要”。
第十军参谋长傅觉民认为,蒋先令王死守明光之线,复电召南京开会,十分可疑,极劝军长不必前往。
而王天培则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听参谋长劝阻,于8月9日率傅觉民和军秘书长甘凤璋及手枪侍卫排长刘纯模一行40余人,在当天下午由浦口渡江抵南京留守处,稍事休息,即带警卫5人前往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晋谒蒋介石;未遇,由何应钦接待,说:
“着明日上午九时蒋总司令在办公室等候”。
次日上午,王天培如约以赴,未见蒋面,即被扣留。
8月11日,总司令部发出扣留王天培的《通知》,列其罪状有三:
其一是“安处后方,致使前线无人指挥”;其二是“及至退却,又先潜返宁垣”;其三是“饷糈经理无序,以致士兵疾苦无人过问,遂使反动之徒乘机利用,酿成哗变”,致“第十军节节失利,牵动全局”。
8月12日,蒋介石通电“下野”,军委由何应钦、李宗仁代理。
8月15日,王天培被押解杭州,囚于浙江省防军总指挥监狱。
王天培被囚禁后,心知必死无疑,在押解杭州的列车上,他回忆起自己投身革命以来的情形,运用《楚辞》形式,撰写了这首哀婉、凄怨、悲凉、豪壮的《宁归歌》:
民国16年8月15日,因遭冤祸,差轮送我;轮到扬子江口,转浙江。
望东海沧浪,百感交集,宁跳河供鱼友之给养为快。
奈为卫士环伺,又不忍累及,遂止念而歌,以寄伤感,名为《宁归歌》云:
吾为党国兮,十年有六;三民主义兮,素所钦服。
为国革命兮,奔走呼号;凡我同胞兮,皆应有责。
有形无形兮,革命工作;竭尽心力兮,求达目的。
适得其反兮,忽遭横祸;哀我将士兮,万里从征。
枵腹从公兮,惨无人知;津浦国道兮,独立支撑。
孙张合力兮,混以白俄;白俄铁甲兮,搏以肉体。
孤军奋战兮,两月余矣;敌众我寡兮,弹尽粮绝。
昼夜鏖战兮,精疲力竭;再接再厉兮,不惜牺牲。
死伤枕藉兮,惨目伤心;实情实境兮,有耳难闻。
是非混淆兮,公理沉沦;青天白日兮,惨淡烟云。
人心不古兮,悲歌慷慨;恶有未尽兮,恶潮澎湃。
东海沧浪兮,吾宁速归;卫士环伺兮,不忍弃之。
仰天长叹兮,夫复何为;杭州道上兮,武穆徒悲。
人生至此兮,万念俱灰。
王天培志于沪杭三等车中
,
歌中充分表述了王天培笃信三民主义,誓为革命奔走呼号的决心;反映了他和十军将士“枵腹从公”、“万里长征”、“昼夜鏖战”、“不惜牺牲”的革命精神;揭露了蒋介石当局“是非混淆”、“恶潮澎湃”、倒行逆施、迫害忠良的滔天罪行;申述了自己有功不受赏反而遭陷害的冤情。
他本想跳河而死,但怕连累那些守卫士兵,于是决心效仿古代民族英雄岳飞,尽忠守节。
“宁归”者,宁愿死节之谓也。
从这首歌词里,不难看出王天培忠勇、仁义的儒将风骨。
九、视死如归和相信公理的《与妻书》
王天培在杭州狱中,给妻子吴德华(又名学粹)女士写了一封遗书:
吾为党国革命,急欲北伐成功,尽国民一份子职表。
不料,青天白日之下,尚有秦桧其人,
牺牲我五千子弟。
生寄也,死归也;死后总有公理在焉,又足以自慰。
昔岳武穆于宋,不免秦
桧之害,今我已入岳王专路矣!
遗书反映了王天培献身北伐,怀念将士,控诉当局,劝勉家人,景仰前贤的悲壮心情,表现了他视死如归,相信公理的坦荡胸怀。
9月1日,浙江省防军总指挥蒋伯诚接到何应钦派专人送来的军委枪决王天培的命令,于当日深夜,未经任何审理,即秘密将其枪杀于杭州宸桥丛冢中,时年39岁。
十、民心难违公理不泯
王天培遇害后,当时的《武汉晚报》、《铁嘴报》、《湘江快报》等一些小报,均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为标题,发表评论,为其呜冤。
后蒋介石复回南京主政,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终于在民国二十年(1831)八月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为王天培洗冤,其令日:
前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忠勇性诚,夙娴韬略,效劳党国,历著奇勋……追维往昔,悼惜良深。
王天培为国民革命建立的功绩,终于得到当局的承认,他所蒙受的冤屈,终于得到了昭雪,公理终于战胜了邪恶!
民国21年(1932)4月,贵州各界人士在省政府隆重举行王天培先生追悼大会,贵州辛亥首义元老、前大汉贵州军政府枢秘院秘书厅长陈廷菜(号稚苏,平坝人)撰联挽之日:
功在定黔,罪在定黔,末世为人真不易;
朝言革命,暮言革命,先生结局竞如斯。
(注)
所谓“定黔”,指1922年(民国11年)发生在贵州的一段政事。
当时,贵州有五个混成旅,实权为第五旅旅长何应钦所把持,第二旅旅长谷正伦联合第四旅旅长张春圃“通电讨何”,弄得黔局一片混乱。
王天培向孙中山先生提出“以袁祖铭主军,以刘显世主政,可望兵不血刃,迅速平定黔局,黔军即可抽师北伐”的“定黔”方案,获孙中山采纳。
4月9日,王天培、彭汉章拥袁祖铭进入贵州,黔局安定,王天培获孙中山嘉勉。
何应钦、谷正伦因此离开黔境。
陈廷菜先生根据这段历史事实,结合王天培的身世,运用高度集中的艺术手法,写出王天培被害的原委,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刻画了杀人者的狰狞面目,对王天培寄予无限的同情与深切的悼念,表达出贵州人民崇敬革命先贤的心声。
正可谓“民心难违,公理不泯”啊!
注:
引自《平坝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张汝弼先生《一副对联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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