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适合国情的高等工学人才观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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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适合国情的高等工学人才观点

培育适合国情的高等工学人才观点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1928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是清华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校长。

在长达18年的任职期间,他致力于清华大学的建设,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

从“大师论”出发,在具体办学实践中倡导“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实施“通才教育”。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长期教育实践基础上,他经过深入思考,参考和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论,阐述培养适合国情的高等工学类人才的观点,并力主以“通才教育”理论改革工程学科教育模式,培养现代工业化社会发展亟需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正是秉持这种办学理念,迎来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使清华由一所留美预备性质学校成长为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

一、确立清华大学

向工程学科发展的办学思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落后,高等工程教育发展十分缓慢,虽然国内也有几所大学设立工学院,但工程技术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依然存在。

更为严重的是,自近代以来,工程技术教育的起点偏低,办学理念与培养人才的目标和西方大学相比,也有深层次的区别。

西方国家的高等工程教育,源于18世纪兴起的欧洲工业革命,是近代工业化迅猛发展的产物,也是欧洲17~18世纪近代科学体系由形成而迅速发展并最大限度地有效运用于社会物质生产的结果,即工程技术的进步深深植根和依赖于近代科学思想与技术的革新,在此坚实的基础上,以英、德、法为代表的高等工程教育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随后又通过移植、仿效、革新而风行于美国。

中国近代由于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国势衰微,为了救亡图存,晚清19世纪60~90年代,掀起一场洋务运动,以曾、左、李为代表的洋务派主持开办了一批洋务学堂,包括军事武备学堂、技术实业学堂,其中的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唐山路矿学堂尤为知名。

但是,它们完全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而是以传授技艺为主,只培养能够掌握一些初步操作技术的工匠,且都附属于各级官府之下,封建衙门色彩很浓。

它们不仅没有能建立在系统的近代科学基础之上,反而将科学技术的完整体系肢解,只学其“流”,而不甚究其“源”。

这种急功近利、本末倒置的教育方式与现代科学技术教育体系及组织方式相去甚远。

梅贻琦作为一位留学美国的工程物理学技术专家,深谙其中道理,几乎一生为改革、推进近代工程教育作出不懈奋斗。

他认为,传统教育理论有一种观点,认为“工是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惟其不入流品,所以,工的地位才江河日下”1181。

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因素是大力培养数量更多、素质更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

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不止一次地对同仁们说：

“清华具有充实的办学基金以及雄厚的师资力量,我们有责任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

”2291他认为,要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尤其需要加强理工科教育。

在任校长18年间,尽管时局动荡,困难重重,但他一直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做出种种努力。

1932年1月,他就任校长不及3个月,即向全校宣布：

“本校拟向工程科学方面发展。

”35928日,通过评议会议决,于下学年增设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

旋即呈报教育部,在原有土木工程学系基础上添设机械、电机两系,组成清华工学院。

2月29日得到教育部批准,成立工学院筹备委员会。

9月,由梅贻琦亲自兼任工学院院长。

工科教育对办学设施、环境场地有特殊的专业化要求,梅贻琦为此组织工程专家对清华大学校园规划做了重大修改,在校园东部相继建成机械馆、水力试验馆、电机馆和航空馆等。

为了推动专业理论运用于生产实践,并提高工程技术的实习、操作性水平,紧跟国际工学领域前沿动态,清华大学从1934年夏季起,与资源委员会合作开设航空讲座,进行航空实验,建立了亚洲最大的防空实验风洞等。

这既是清华航空系的前身,又是中国航空工程教育的开端。

1935年,机械工程系航空工程组建成国内第一个15英尺回气式航空风洞,相关论文获中国机械工程学会1931年杭州年会优秀论文第一名。

379-801936年成立航空研究所,同年12月9日,校评议会上梅贻琦报告,本校在湘举办特种研究事业暂拟6项,其中包括农业研究、金属学研究、应用化学研究、应用电学研究等。

1937年1月6日,校评议会议决,在湘的特种研究事业以确能适应目前国家需要及能有适当研究人才为原则,各项研究应尽量取得政府机关之联络,并希望其补助每年的研究及建设经费,如获得资源委员会中央研究院化学所、事业部地质调查所的协助及赞助等。

至抗战期间以及抗战以后,梅贻琦不断致力于扩充特种研究事业,除发展原有的农业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航空研究所外,又开办金属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

同时,先后建立化工系、航空系、建筑系、采矿系等。

新中国成立后,以工科为主的清华大学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形成现代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理念

梅贻琦深受现代美国及欧洲工业强国科学理论和科学精神的影响,在认真考察我国工程教育现状及困境的基础上,设计出我国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理念。

1927年,梅贻琦在《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一文中提出,在工程教育方面,应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基础训练：

“盖今日社会上所需要之工程人材,不贵乎专技之长,而以普通基本的工程训练为最有用。

是以本校设立工程系之始,即以此为原则。

凡工程学之基本知识,或属于机械,或关乎电理,或为土木建筑之要义,使学生皆得有确切的了解,即运用之能力,俾将来在社会遇凡关工程问题,皆能有相当的应付;且工程事业往往一事关系数门,非简单属于一门者,在今日中国之工商界中,能邀至数专家以经业一事者甚少,大多数则只聘一工程师而望其无所不能。

斯故本校之工程学程中,认普通之基本训练较若干繁细之专门研究为重要也。

”16可见,梅贻琦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即使是学工程的,对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等都要有一定的基础或认识。

否则,他就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个完人,就会完全变成一个极能干的技工,而不配称大学生———大学生应该有极完美的学识素养。

1943年,在西南联合大学,他和潘光旦先生合作写了《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他们认为：

实现工业化的三要素（资源、资本、人才）中,人才是最关键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目标,应有两类必不可少的人才,一是组织人才,二是技术人才,须均衡培养,绝不可偏废,或非此即彼,因为“近代西洋从事于工业建设的人告诉我们,只靠技术人才,是不足以成事的,组织人才的重要不在技术人才之下”1180。

而我们在培养工科学生时,“似乎仅仅注意到了第二种,即技术的训练,与专家的养成”。

但由于分不清基础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它们之间根本不能混同和替代的功能,造成工科学院出来的学生,在理论与实践动手能力、待人接物等方面存在好高骛远、轻视劳动的弊端。

“西洋工业文明之有今日,是理工并重的,甚至于理论的注意要在技术之上,甚至于可以说,技术的成就是从理论的成熟之中不期而然的产生出来的。

真正着重技术,着重自然科学对于国计民生的用途,在西洋实在是比较后起的事。

工业建国的效果当然也不是一蹴而就,如果我们在工业文明上也准备取得一种独立自主的性格,不甘于永远拾人牙慧,则工程上的基本训练,……至少不应在其他部分之后,这一层就目前的趋势说,我们尚未多加注意。

”1181这就从学理的角度澄清了现代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源与流的辩证关系,确立了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中理论学习与技术训练之间的动态关系,有助于匡正近代以来科技引进中急功近利的心理。

三、提出以“通才教育”理论

改革工程教育模式依据教育学原理,通才（all-roundperson）指发展较全面,知识面较广,活动领域较宽,社会或市场变动适应性强的人才;专才是指专业方面较为集中,只在某一领域或某一领域的某个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技巧的人才。

大学是以培养通才为目的,还是以培养专才为目的,这是高教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

梅贻琦先生是“通才教育”的积极倡导者。

正是奉行这种思想,使得清华在20世纪30~40年代培养出众多在各个领域真正称得上卓越、一流的人才。

通才教育思想,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其大学学科建设思想的基石。

通才教育（GeneralEduca-tion）,也称“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是近代欧美大学所普遍推行的教育方针和思想体系。

梅贻琦于1910~1913年留学美国并获工学学士学位。

1928年11月,再度赴美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

1929年8月,以清华教师身份公费赴美入芝加哥大学研修,于次年夏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

1931年底,回国任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三度赴美的经历,无疑使其对美国大学教育主流思想与现状有了比较全面而又透彻的了解和体悟,为其通才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早在1927年梅贻琦任清华学校教务长时,他就提出在即将升格改制的清华大学实践通才教育课程改革方案：

“清华大学学程为期四年,其第一年专用于文字工具之预备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普通训练,其目的在使学生勿囿于一途,而得旁涉他门,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连贯的,吾人虽强为划分,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

学生自第二年以后,得选定专修学系以从事于专门之研究,然各系规定课程,多不取严格的限制,在每专系必修课程之外,多予学生时间,使与教授商酌,得因其性之所近,业之所涉,以旁习他系之科目。

盖求学固贵乎专精,然而狭隘之弊与宽泛同,故不可不防。

”16根据这一理念,清华大学实行了大学一年级不分系的办法,规定了“大一共同必修课程”。

一年级学生都修同一门类的课程,为此各系课程表也都做了相应调整。

一般包括下列五类课程：

大一共同必修课程、必修的本系课程、必修的他系课程,选修的本系课程、选修的他系课程。

其中大一共同必修课程全校统一规定为36~38学分,占总学分的272%~283%。

内容包括国文、英文、通史（于本国通史和西洋通史中任选一门）、自然科学（于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地理学中任选一门）,此外于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中任选一门。

大一共同必修课程的设置,使学生获得自然、社会和人文方面的通识,使学生取得入各学系共同必需的工具知识,使学生受到思想训练,使学生有一年时间从容考虑和选择入何学系的问题。

这一思想突破了大学固守专业的限制,使学生基础知识尽量学得扎实宽泛。

这实质上也是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的一种表达。

首先,他是以学生本科四年课程结构角度作为切入点的;其二,强调普通训练之重要;其三,要求学生求学应谨防狭隘之弊。

这三点也正是通才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

为此,梅贻琦便借清华大学某些系科的创设,澄清一些人的错误认识。

他说：

“本校举办这些系的目的,固然是希望学生获得一技一艺之专长,以期立身致用于社会。

同时盼大家在注意本系主要课程之外,并于其他学科也要有相当认识。

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

”117在组建清华大学工学院时,梅贻琦集中贯彻了这一思想。

在《关于组建工学院等问题》中提出工学院的谋划：

“国内工校很有几个,惟完备者不多,且不足以应需要。

……本校土木工程学系学生人数,去年由六七十人,增至一百三十四人,可见社会对于工科之需求。

……本校已经有了一个工程学系的基础,再谋扩充,增加设备,也较容易。

”但工学院建立的办学政策,“应当注重基本的知识。

训练不可太狭太专,应使学生有基本技能,而可以随机应用。

此类人才,亦就是最近我国工业界所需要的”。

114-15西南联大的工学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清华工学院在抗战时期的继承与发展。

在西南联大期间,梅贻琦不赞成教育部提倡理工、抑制文法的做法。

他在《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一文中说：

“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似乎过于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

流弊所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得到极不健全的影响确是大事。

”436无论文、理、工的学生,都要处理好知识“广博”与“扎实”的关系。

因此,对于一年级新生要特别抓紧,学校专门成立“一年级学生课业生活指导委员会”,委员由教授兼任,对学生的课业和生活进行指导。

《西南联大教务通则》规定：

凡一年级应修课程,不准中途退选,如必须退选者以零分计。

这个规定,对于学生认真学好基础课,能起到保证作用。

因此,工学院课程设计“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

因为,“工业建设靠技术,靠机器,不过他并不单靠这些。

……因此他至少对于经济地理、经济地质,以至于一般的经济科学要有充分的认识。

没有人力,或人事上得不到适当的配备与协调,无论多少匹马力的机器依然不会转动,或转动了可以停顿。

因此,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致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

同时,还应开设如“工业心理”、“工商管理”、“人事工程”等类课程,“旁及得愈多,使受教人愈博洽,则前途他在物力与人力的组织上,所遭遇的困难愈少”。

工业人才的造就,正像一座金字塔,“越向上越不能越多,越向下便越多越好”。

所以,大学工学院不宜无限制地添设,工科教育总的目的是：

“应该重通达而不重专精,期渐进而不期速效。

”1184-1861943年,抗战形势明显好转,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期不远。

梅贻琦希望国家能在战后走向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之路。

这对工程技术人才就会提出急迫需求。

梅贻琦与潘光旦合作撰写《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旨在对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的办学模式进行筹划设计,而其教学方案的核心仍以“通才教育”为灵魂。

1946年8月,清华大学在北京复校后,梅贻琦连续撰写《复原期中之清华》《复员后之清华》等论文,强烈贯彻“通才教育”的理念,以发展高等工程专业教育。

四、强化师资设备

在工学类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大师论”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1931年12月,梅贻琦在就职典礼上宣布几项重要的办学方针：

“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

用什么办法来实现上述两大目标呢?

他认为,“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孟子说：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我现在可以仿照说：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10他提醒人们：

“勿图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层,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

”拥有众多的大师级教授,才是清华应该考虑的问题。

253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云集了国内一流的学者,有不少还是世界知名的学术大师。

清华大学工程科学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在全国名列前茅是与其雄厚的师资力量分不开的。

据1938~1946年间的有关统计,工学院共有教授51人,副教授18人。

他们大多是留学并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专家,是科技界的前辈。

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航空研究所都设在昆明,研究所的教授也在工学院有关系兼课。

他们结合科研专题开出一些内容较新且带有专门性的课程。

为适应抗战时期军事需要还开设一些与国防有关的课程。

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某些主要基础课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

同时,工学院的教师在教学中重视基本概念的讲解与基础知识的传授,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

如静动力学、机械原理、热力学、电工原理等基础课程或每月或两周考试一次。

每个年级每周至少有一门考试,也有在两次以上的。

考试一般随堂进行,考试题目灵活多变,与平时练习作业绝不雷同。

既能及时检查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又充分显示了任课教师的业务水平。

评定考试及实验报告也十分严格。

图纸要上墨,这对培养未来的工程师十分必要。

学生在校时不免感到艰苦,但毕业后都由衷感谢老师,终身不忘。

5248-249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实验条件。

梅贻琦认识到没有高水平的实验室,就培养不出高水平的人才,就出不了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

1928年,清华大学《校务进行计划大纲》规定：

清华大学的经费,固定每年为120万元;每年图书仪器购置费,至少为总预算的20%。

在当时动荡的国内外环境中,清华大学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

1933年以后,根据发展理工的方针,实验室及设备有较大扩充。

每年至少有14万元仪器设备费,特殊需要时还有特别设备费供开支。

1936年,清华大学共有43个实验室,大都是用当时最先进的仪器装备起来的,如物理系有普通物理、热学、光学、电学、近代物理等5个实验室,和X射线、无线电、光学、磁性等研究室。

1932年购进50毫克镭,用于科学试验。

土木系的水力实验是仿照德国类似实验室建造的,其中水力机械等方面的设备,与当时美国一般大学相比也不逊色,被称为“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

有良好的物质条件作保证,学校对实验教学和实验研究非常重视,要求非常严格,学生可以受到良好的实验训练。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师会集,师资力量大为增强。

但由于战争的影响,三校大部分图书和仪器设备未能迁至昆明,而且校舍简陋,办学经费极缺,购置仪器设备不易,仅有的30个实验室里仪器设备极度缺乏,有时实验课还因敌机轰炸而停开。

在这种条件下,学生所受实验训练远不如从前,实验方面的科学研究较难进行。

清华大学师生于1946年8~10月间全部回到清华园。

国民政府所拨经费不足以应付教学科研的需要。

清华大学从庚子赔款利息中得到七八十万美元,大部分用于添置图书和仪器设备,一些实验室得以恢复,并新建了几个实验室。

1948年,理学院和工学院的实验室总计44个,其中理学院26个,工学院18个。

6442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梅贻琦对仪器设备在培养理工类专业人才中价值的高度重视。

五、历史启示

综上所述,梅贻琦通过深入的思考和观察,提出了我国现代高等工程教育的培养思路以及以“通才教育”的理论来改革工程教育模式,为清华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梅贻琦对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观察和思考相当深刻和敏锐,视野也极其开阔和广博,他深受近代科学理论和科学精神的影响及熏陶,把握了近代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高等工程教育之精华,同时又熟悉中国实际情况,能够洞悉其中流弊,用具体的措施加以匡正。

他的远见卓识以及清华大学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1.明晰学校的办学定位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其培养的人才应为社会服务。

梅贻琦确立清华大学拟向工科方向发展的办学定位就是在考察当时中国工程技术人才严重匮乏的基础上才提出的。

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培养的人才一边是不能就业或很难就业,另一边是高技术性人才缺乏,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学校定位。

办学定位不明确,不安其位,盲目升格,导致学校丧失原有的优势与特色,造成办学资源浪费,培养的人才不适应社会需要。

借鉴清华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可以看出,一所学校要有很好的发展,首先应该根据社会需要明晰办学定位,以社会需要为基点,同时结合本校的基础及条件,设计或调整学科专业,以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2.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梅贻琦以“通才教育”的理论来培养工学人才的教育思想,打破了人才培养规格和发展方面的狭隘与单一性,使学生能够取长补短,各得其所,为日后各展其能奠定坚实基础。

从现代科学发展来看,学科划分愈来愈专,分工愈来愈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而言,似乎不能照此安排,否则,学生到实际工作中就无用武之地。

倘若中国高等教育日趋精密化、机械化、技术化,而不是注重科学与文化的相互渗透与高度综合,使科学和文化被无情地肢解成支离破碎的知识条文,那么,高等教育的人文内涵和学术底蕴就将不知不觉地流失。

回顾新中国半个多世纪教育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片面强调知识的吸收与传承,偏重演绎的学习方法,忽视学生综合素质提高,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学生优劣标准的教育体制,已经阻碍了我们对那些富有怀疑、进取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开拓性人才的培养。

在这方面,梅贻琦重视基础知识以及文理渗透,以“通才教育”理论来改革工程教育模式的做法,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3.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及办学条件的改善清华大学在数年内从留美预备学校跻身于世界名牌大学之列,西南联大在艰难困苦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都是因为云集了一批大师辛勤耕耘的结果。

当今我国高等教育要快速发展,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大学必须树立教师是提升学校内涵品质的关键因素的理念,始终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而要吸引优秀的教师资源,没有良好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办学环境是不可能的,即使网罗了人才也发挥不出人才的作用。

因此高校还要不断改善办学环境,为教师、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研究机制。

有一流的办学条件才能吸引一流的教师,有一流的教师才能有一流的学生、一流的大学,从而形成高校发展的良性循环。

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前瞻,也需要回顾。

梅贻琦先生的办学理念和办学实践留给我们太多的深思,特别在国内很多高校提出创建一流大学的背景下,梅贻琦高等工程教育思想更具深刻的现实意义。

培育适合国情的高等工学人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