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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赋读书笔记

《赤壁赋》读书笔记

　　苏轼（1037～1101）北宋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享年66岁。

南宋高宗朝乾通6年，赠太师，追谥号“文忠”。

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豪放派词人代表。

嘉祐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

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

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

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

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

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

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

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六，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三苏”为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

（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中的三位，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

在政治上属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

　　赤壁赋分为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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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豪放派

中国宋词风格流派之一。

北宋诗文革新派作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曾用“豪放”一词衡文评诗。

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

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

‘我词比柳词何如？

’对曰：

‘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公为之绝倒。

”这则故事，表明两种不同词风的对比。

南宋人已明确地把苏轼、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代表，以后遂相沿用。

豪放词概述

　　宋词两大流派之一。

因其词作的题材、风格、用调及创作手法等与婉约派多不相同，故被视婉约派为正统的词论家称为“异军”、“别宗”、“别派”。

代表词人为苏轼、辛弃疾等。

豪放派的形成与发展

　　豪放派的形成与发展约分为四个阶段

　　范仲淹写《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发豪放词之先声，可称预备阶段。

　　苏轼大力提倡写壮词，欲与柳永、曹元宠分庭抗礼，豪放派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奠基阶段。

当时学苏词的人只有十之一二，学曹柳者有十之七八，但豪放词派毕竟肇始于此。

南宋词论家王灼说苏轼作词“指出上天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张炎《词源》将“豪放词”与“雅词”对举。

沈义父《乐府指迷》说：

“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wěi）。

”上述诸条都可印证此说。

　　苏轼之后，经贺铸中传，加上靖康事变的引发，豪放词派获得迅猛发展，集为大成。

这是第三阶段即顶峰阶段。

这一时期除却产生了豪放词领袖辛弃疾外，还有李纲，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

他们相激相慰，以爱国恢复的壮词宏声组成雄阔的阵容，统治了整个词坛。

　　第四阶段为延续阶段，代表词人有刘克庄、黄机、戴复古、刘辰翁等。

他们继承辛弃疾的词风，赋词依然雄豪，但由于南宋国事衰微，恢复无望，风雅词盛，渐倾词坛及豪放词人偏擅粗直词风等原因，豪放派的词作便或呈粗嚣、或返典雅，而悲灰之气渐趋浓郁则是当时所有豪放词人的共同趋向。

豪放派的特点

　　豪放派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之平直，甚至涉于狂怪叫嚣。

南渡之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傒、陈亮、刘过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

豪放词派不但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影响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它不仅描写花间、月下、男欢、女爱。

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象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所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

它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而不以主含蓄婉曲为能事。

词论家对苏轼词所作的“横放杰出”“词气迈往”“书挟海上风涛之气”之评，对辛弃疾所作的“慷慨纵横”“不可一世”之评，可移向豪放派。

豪放派内部的分派较少，仅有苏派、辛派、叫嚣派三个阶段性的细支。

其风格虽然总称豪放，然而各词人风格亦有微差：

苏词清放，辛词雄放，南宋后期的某些豪放词作则显粗放，清朝的豪放词人如陈维崧等亦多寓雄于粗，以粗豪见长。

由于豪放词人嗜于用典、追求散化、议论过多，某些豪放词篇遂有韵味不浓、词意晦涩、形象不明、格律欠精等缺点，这些亦是无庸讳言的。

　　豪放派虽以豪放为主体风格，却也不乏清秀婉约之作，不名之家如此，名家亦如此。

苏词《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辛词《粉蝶儿昨日春》、《青玉案东风夜放》等皆是可伯仲婉约词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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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

　　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变法受挫，变法动向发生逆转，一些投机新法的分子，结党营私，倾轧报复，耿直敢言的苏轼成了官僚们政治倾轧的牺牲品。

元丰二年四月到达湖州，七月二十八日突然遭到逮捕，罪证是苏轼的一束诗文。

原来在苏轼的诗文中曾流露过一些牢骚，表示过对新法的不同意见，也针砭新法的流弊，其目的无非是“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这些就成了遭受弹劾的把柄。

那些奸佞的小人诬蔑他“衔怨怀怒，恣行丑诋”“指斥乘舆”“包藏祸心”，把他投入大狱。

一时亲友惊散，家人震恐。

苏轼在狱中遭受诟辱折磨，有时感到难免一死，曾写两首诗与弟弟诀别，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诗句。

幸亏亲友的营救，当时的宋神宗也不想杀他，这年年底，结案出狱，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名义被贬谪到黄州。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1082年秋、冬，苏轼先后两次游览了黄州附近的赤壁，写下两篇赋。

苏轼所游得是黄州的赤鼻矶，并非赤壁大战处。

　　元丰三年正月到黄州，苏轼一住就是五年，在这里他生计困难，在友人的帮助下，开了几十亩荒地，掘井筑屋，躬耕其中，号“东坡居士”。

苏轼在黄州思想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对受到这样残酷的打击感到愤懑、痛苦；另一方面，时时想从老庄佛学求得解脱。

同时，在他躬耕农事与田父野老的交往中，感到了温暖，增强了信心，他一方面表现了旷达自适的性格，一方面也使他的思想更接近现实。

他的前后赤壁赋正反映了这时的思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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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乌台诗案”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

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元丰二年发生的文字狱，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

但此事纯属政治迫害。

乌台诗案始末介绍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很多，上有很多乌鸦，所以时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

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

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

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

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

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

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

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

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

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檀”去“木”，念“胆”）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

但经断章取义后，句句上纲上线。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

“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

”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

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

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奸，罪有不容，岂敢苟止？

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这位李定正是当年因隐瞒父丧而被司马光称为“禽兽不如”的家伙，苏轼也讥他“不孝”。

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王诜，是他印了苏轼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

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

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话：

“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

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

　　皇甫遵淡然道：

“并不如此严重。

”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

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

有人推荐杨朴出来。

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

皇帝问道：

‘我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答道：

‘臣不会。

’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抵死不愿作官。

皇帝又问：

‘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回答道：

‘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又问：

‘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做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

　　家人听了故事，心里稍安。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饯别。

但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如雨下。

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想跳水自杀。

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

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

不然，后人就见不到赤壁怀古和赤壁赋了。

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

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

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

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

依次是任凤祥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

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

“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

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亶定的调子，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

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

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

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

“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

”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

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

“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

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

　　虽然“罪名成立”，但当时新法已废，凭此罪名不能判重刑，于是御史台又找。

找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

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和韵》诗云：

“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

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

”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

又取《诗》（诗经）云：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

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

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汤村》诗云：

“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

胡不归去来，留滞愧渊明。

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

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

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

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

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

归田虽*辱，岂失泥中行？

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

”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

*人指控之下，仗义执言也是罪行。

　　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亶等人趁机落井下石，怂恿副相王圭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

诗云：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圭诬告说：

“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神宗冷静地回答：

“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

彼自咏（木会），何预朕事？

”不久，狱吏问苏轼咏（木会）一事，苏轼巧妙答道：

“王安石诗‘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

”狱吏会心而笑，那些自称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人，连王安石说国“蟠龙”也忘记了。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刚才的咏（木会）诗就是一例。

还有《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

“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呻吟”，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

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

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

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上“札”下“虫”）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

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左“分”右包耳，bin）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

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

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

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

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

这些无疑会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们本就是来迫害苏轼的，所以后者的狱中日子不会好过。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

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

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

那次是儿子苏迈要离开京城去别处借钱，把送饭的事交给朋友，但是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有约定：

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若听到坏消息，才送鱼去。

巧的是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鱼。

苏轼大惊，就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

李定、舒亶、王?

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

宰相吴充直言：

“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

“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

“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

‘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苏轼未判重罪，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否则，中国会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

　　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疯狂行动，他们准备把新法反对派一网打尽。

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国丧时不赦免涉案人员，舒亶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

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

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

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诗案总算了结了。

苏轼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少年鸡”指的是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又是诽谤！

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

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

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

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

“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

”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

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

“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

“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他探问：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他轻狂：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在下棋时，他体悟到：

“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

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

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

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人，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