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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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
第九章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
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起步于20是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FDI流入国之一,外资经济的迅猛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随着FDI流入的不断增加,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的进口大国演变为90年代的出口大国,FDI流入、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呈现同步高速增长的趋势,表明中国已进入生产大国发展阶段。
20多年外资、外贸和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证明,中国是贸易投资一体化最为典型的国家,在这一时间段内,FDI与贸易呈现明显的互补关系,比较符合马库森和斯文森(MarkusonandSvensson,1985)非流动性要素和流动性要素合作条件下的投资与贸易“互补关系”模型的结论。
90年代中后期以来,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呈现出明显的系列化趋势,国际国内环境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认真研究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系列化的原因及其后果,对于我们调整外资战略,协调外资外贸政策,以实现贸易与投资利益的最大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及其贸易效应分析
一、外商在中国投资的四个发展阶段
1、起步阶段(1979-1986年)
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表明中国政府欢迎和鼓励外商投资,依法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权益。
1979-1980年,国务院先后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城市试办经济特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在经济特区实行一些特殊优惠政策,鼓励兴办外商投资企业。
1985年2月又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初步形成了沿海、沿江开放格局。
还先后采取下放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为外资企业提供优惠减免税待遇,逐步完善外商投资立法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初步改善了投资环境,加快外商直接投资步伐。
这一时期,中国累计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7819个,协议金额累计192亿美元,其中实际利用金额66亿美元,平均每年8.2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港澳地区,中小资本居多,平均每个项目的投资额不足百万美元;投资项目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层次较低;大多数项目集中分布在广东、福建两省以及其他沿海地区,内地吸收外商投资工作则处于起步阶段。
2、逐步发展阶段(1987-1991年)
1986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进一步改善了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并对产品出口型技术先进型外资企业给予更优惠的待遇。
1988年3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扩展到全国沿海市、县。
同年4月,批准海南设立经济特区。
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使之成为长江沿岸地区开放的龙头。
这些规定和措施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范围,改善了投资环境,使外商投资兴起了一个高潮。
这一时期,中国累计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4208个,协议金额累计332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168亿美元,平均每年33.5亿美元。
3、高速发展阶段(1992-1995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开始出现崭新局面,外商投资热情高涨,投资项目和金额成倍增加。
1992年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48764个,比上年增长2.8倍;协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581.2亿美元,超过以往13年的总和。
其中实际利用金额11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倍。
4、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跨国公司系列化投资阶段。
1993年,中国则首次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资吸收国和全球第二大外资吸收国。
以后数年中,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外资吸收国的地位一直相当稳固,因为跨国公司逐渐成为投资的主体。
截止到2003年6月底,我国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443073个,合同外资8790.1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4782.21亿美元。
表9-11979-2002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表(单位:
亿美元)
年份
项目数
比去年%
协议FDI
(亿美元)
比去年%
实际FDI
(亿美元)
比去年%
累计利用FDI
(亿美元)
1979-83
1392
-
77.4
-
18.0
-
18.0
1984
1856
33.3
26.5
-
12.58
-
30.6
1985
3073
65.6
59.3
123.8
16.61
32.0
47.2
1986
1498
-51.3
28.3
-52.3
18.74
12.8
65.9
1987
2233
49.1
37.1
31.1
23.14
23.5
89.1
1988
5945
166.2
53.0
42.9
31.94
38.0
121.0
1989
5779
-2.8
56.0
5.7
33.92
6.2
154.9
1990
7273
25.9
66.0
17.9
34.87
2.8
189.8
1991
12978
78.4
119.8
81.5
43.66
25.2
233.5
1992
48764
275.7
581.2
385.1
110.07
152.1
343.5
1993
83437
71.1
1114.4
91.7
275.15
150.0
618.7
1994
47549
-43.0
826.8
-25.8
337.67
22.7
956.4
1995
37011
-22.2
912.8
10.4
375.21
11.1
1331.6
1996
24556
-33.7
732.8
-19.7
417.26
11.2
1748.8
1997
21001
-14.5
510.0
-30.4
452.57
8.5
2201.4
1998
19799
-5.7
521.0
2.2
454.63
0.5
2656.0
1999
17100
-13.6
412.4
-20.8
403.19
-11.3
3059.2
2000
22532
31.8
626.57
51.9
407.2
1.0
3466.4
2001
26140
16.0
691.9
10.4
468.8
15.1
3935.2
2002
34171
30.7
827.7
19.6
527.4
12.5
4462.6
资料来源:
根据《1979-1991年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大全》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
计算整理。
二、外商在中国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有关外商在中国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并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王洛林、江小涓等主要使用定性分析方法,辅以实证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资本形成、技术进步、竞争力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其基本结论是外商投资促进了中国的出口贸易。
冼国民等(2003)根据1983—2000年中国出口与外商投资的数据,利用单位根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外商投资与中国出口贸易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研究,其基本结论包括: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出口增加对外商投资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不是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而是出口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
施晓苏(2003)运用包括误差修正项的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1981—2001年中国外资与进出口贸易增长率(变化率)进行了检测,并进行了分省数据的进一步研究,其基本结论包括:
FDI与国际贸易之间的互补作用大于替代作用;FDI与制成品出口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FDI促进出口,出口进一步促进FDI;短期中FDI对进口具有替代作用,长期中FDI对进口具有促进作用。
王洪亮等(2003)从国别的角度,根据1983—2001年日本对华投资与中日贸易的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检验了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关性,其结论与施晓苏的结论相似。
可以认为,FDI对中国的外贸发展,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而外贸的迅速发展,又为FDI的大量流入中国起到了促进作用。
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外商在中国的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投资的贸易效应显著增强,进出口贸易大幅上升,外资不仅拉动了出口,也提升了出口产品的结构和竞争力。
到90年代中后期,出口规模的扩张及其反映出的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产生了显著的引致作用,形成了FDI促进出口、出口促进FDI的双向因果关系和良性循环。
90年代的贸易投资效应可以概括为:
中小外资大规模进入→出口大规模扩张→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增加。
90年代贸易投资一体化效应不断增强的原因主要有:
首先,90年代上中期外资大规模流入并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部门集中,产业分布的变化对投资贸易效应的增强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92年开始,外商对中国投资的规模发生了跃变,这是外资能够产生贸易效应的基础。
不仅如此,90年代上中期外资的产业分布对投资的贸易效应产生了更重要的作用。
80年代,政府对外资的产业进入限制比较严格,外商投资的产业梯次高于90年代上中期。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对外资产业进入的限制政策放宽,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大量外资流入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进行加工贸易,如电子、纺织、服装、五金机械等。
从产业结构优化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退步。
但这种比较优势增强型的外商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显著的扩张效应。
同时由于外资企业从事的基本上都是加工贸易,因此对进口贸易也产生了显著的扩张效应。
其次,90年代上中期外商投资的主要动机就是出口导向的,这种投资动机促成了积极的贸易投资一体化效应。
外商投资动机是一个不断调整、发现的过程,90年代上中期的出口导向型投资动机的确立,显然是注意到了中外双方各自要素优势的结合。
外资拥有具有一定先进性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成熟的国际市场营销技巧和网络体系等可流动的要素优势,中国则拥有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优势(土地)、政策优惠以及GSP待遇等不可流动的要素优势,外商投资的目的,就是将可流动的要素优势与不可流动的要素优势相结合,以增强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扩大出口。
所以,外资企业的出口倾向很高。
江小涓等的实证研究表明,90年代中国出口的大幅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长,10年中外商投资出口增加额占全国出口增加额的比重高达63.39%,其中1993、1996、1998三年的外资企业出口增加额的贡献超过100%,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资企业出口的拉动,这三年的出口将实际为负增长。
同时,外资企业的出口倾向平均为40%左右,高出内资企业近30个百分点。
这种情形印证了马库森(Markuson,J.R.)和斯文森(Svensson,E.O.)80年代中期的研究:
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是替代还是互补,取决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还是非合作,如果是合作的,则表现为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如果是非合作的,则表现为替代关系。
90年代上中期的外资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地区,与美欧大型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相比,其技术的先进程度有限,但与国内的生产技术相比,又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很强的适用性,其所拥有的管理经验、营销技巧和国际销售渠道,正是当时的内资企业所缺乏和急需的,要素优势的互补促成了积极的贸易投资一体化效应。
假设90年代上中期主要是美欧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其国际一流的技术等要素优势与国内廉价的简单劳动力等要素优势则是非合作的,投资的贸易效应未必是扩张的。
第三,90年代上中期的大规模中小外商投资促进了中国出口结构的优化,同时也增强了国内的供给能力,这两方面的因素是90年代中后期大型跨国公司增加对华投资的重要原因。
90年代上中期的外商投资不仅促进了中国出口“量”的扩张,同时由于其技术具有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其管理经验提高了技术的应用能力,因此,对中国出口“质”的提高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大量的实证数据表明,外商投资首先提高了中国出口结构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工业制成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77.5%上升到1999年的89.8%,由于外资企业制成品出口占中国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所以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的提高主要应归因于外资企业的贡献;外商投资还提高了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结构,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高比例的机电产品出口比重推动了90年代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持续上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层次不断提高。
外资企业在促进中国出口规模扩大和质量提高的同时,也增强了国内的供给能力。
联合国贸发会议在1998年的《世界投资报告》中,将FDI划分为三种类型:
寻求市场型、寻求资源型和寻求效率型,其中寻求市场型投资就是进口替代型投资,而寻求资源、效率型的投资则既可以表现为进口替代型投资,又可以表现为出口扩张型投资,这两种投资动机的实际效果取决于要素是否是合作的。
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时,都对要素是否合作进行了考察和权衡,除极少数的特例外,人们几乎看不到要素非合作的寻求效率型国际投资。
当要素优势是合作时,寻求资源型国际投资也就实现了提升效率的目标,投资对贸易的影响也是积极的。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创造新的要素优势、适应大型跨国公司投资需要的阶段。
由于许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在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国际投资,中国显然不能再依赖传统的要素优势。
此外,提升要素质量、创造新的要素优势还有一个积极的作用,就是对市场寻求型亦即进口替代型国际投资短期内的贸易替代效应,在长期内转化为贸易扩大效应的促进作用。
中国家电、造船、信息等产业由进口、投资转化为投资、出口的过程,是典型的实证。
第二节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系列化:
现状、原因及影响
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进入系列化阶段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中期,中国的外商投资以港澳台中小外资为主体。
在90年代上中期,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进行了一些试探性投资,90年代后期进入到对华投资的扩张阶段。
据原外经贸部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最大20家工业公司中的18家,日本最大20家工业公司中的19家,德国最大10家工业公司中的9家,韩国最大20家工业公司中的16家均已在华投资。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单体项目规模平均超过1000万美元,几亿美元、几十亿美元的项目的也不在少数。
随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进入扩张时期,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呈现出一个显著特征,即投资的系列化或称系统化。
具体表现在:
(1)从全球产业布局的战略高度,把对华投资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分工体系,根据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部署有计划地、系统地对中国进行投资,并提升对华投资在整个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
(2)对华投资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趋势,纵向一体化表现为跨国公司投资由原来的单个产品的投资向其上游产品和下游产品系列化拓展,由过去的生产制造投资为主向研发和服务系统化投资扩张,横向一体化表现为跨国公司投资向相同、相似或相关联的产业、产品扩展;(3)对华投资的地区集聚趋势,地区集聚是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在产业、企业层面上纵向和横向一体化的集中表现,目前跨国公司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三个大的集聚区域,在三个大的集聚区内,又存在着数个不同的产业、企业集聚区。
这三个趋势使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征和发展方向。
下面作一具体分析。
(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纳入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分工体系
1、对华投资纳入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的最基本表现,是高比例的加工贸易和大型跨国公司在华建立采购中心。
90年代中期以来,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导方式,外资企业是加工贸易的主体,80%以上的外资企业从事加工型生产经营。
当然这是就外资企业整体而言的,具体到跨国公司,调查数据显示,有72%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使用母公司的海外销售渠道,61%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向母公司出口中间配套产品,52%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最终产品返销母国,47%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通过公司内部采购零部件。
虽然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比重低于中小外资,但由于跨国公司拥有全球性的生产、研发、管理运营体系,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更有助于它们自身及相关国内产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加入并深入全球供应链分工体系。
随着在华投资企业不断增多,内外资企业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跨国公司除了不断扩大自己在华直接投资生产,为其全球供应链进行配套外,还加大了在中国的采购力度,通过直接采购方式完成全球供应链的配套。
例如,2000年摩托罗拉在中国采购的零部件比例达到65%,有700多家供应商。
近期已在中国设立或期望设立采购中心的跨国公司不断增多,著名的跨国公司有英特尔、IBM、三洋、松下、日立、飞利浦以及沃尔马、家乐福等。
跨国公司的采购体系由三部分构成:
一是母公司直接投资的多家子公司;二是其他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子公司,一般原本就存在供求配套关系;三是中资企业。
后两种形式的采购实际就是“外包”(OEM/ODM),委托企业通常提供标准、设计、技术、质量控制甚至管理。
因此采购体系的建立,不仅将更多地外资企业和中资企业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而且还产生了积极的知识、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整体参与并深入国际分工。
2、对华投资纳入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的动态深化表现,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由组装加工向生产基地转化。
90年代上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不仅零落分散、缺乏体系,而且投资企业在中国从事的业务主要是技术含量低的组装加工业务,处于供应链的边缘地带。
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跨国公司纷纷增资扩股或投资新建企业,加长在华投资的产业链,深化在华企业的加工程度,国际生产制造能力向中国聚集,中国有逐步成为跨国公司生产基地的趋势。
IBM已将在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零部件生产基地转移至中国;Intel关闭了在马来西亚的主板生产厂,转移到中国生产;理光公司减少了在美、英、法的复印机生产,相应的订单转移至中国;富士通集团将客户订单和在美国和爱尔兰的工厂一并转移到中国;等等。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1》的数据,设备与零部件生产是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分支机构的最主要功能和增长最快的部分,例如,在电子制造业,1985年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的设备与零部件生产分支机构为4家,1999年上升到122家。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体系中,中国已从过去处于边缘地带的组装基地逐步上升为生产加工基地。
生产基地与研发基地、管理运营基地相比,虽然仍处于较低层次,但毕竟是跨国公司供应链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环节。
与过去的“组装车间”相比,“生产车间”的技术层次和在供应链中的地位进了一步,而“世界工厂”的技术层次和在供应链中的地位则提升了一大步。
同时,由组装加工向生产基地的转化,表明投资的产业技术关联和产业交易关联的扩大和加深,投资在整个产业链中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增强。
3、对华投资纳入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的组织职能表现,是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和投资公司。
随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规模的扩大,全球供应链的“节”与“点”在中国延伸和增多,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已经或期望在中国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目前,IBM、北电网络、康柏、朗讯科技、三星等著名跨国公司在北京已设立地区总部,在上海设立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到25家,另有一批跨国公司计划在近期内将其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地区总部迁往中国大陆。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职能包括管理协调在中国内地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研发、生产、营销和各种服务活动。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一方面表明在跨国公司在经过试探性投资、探索性经营和大规模投资扩张以后,需要一个管理运营中心统一协调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现有的和后续的投资经营布局;另一方面说明在中国的投资已具有了整个供应链中的指挥协调地位,将进一步推动在中国投资经营活动的系统性和计划性。
为了统一协调、系统规划在中国的投资和再投资业务,合理使用和配置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促进投资项目与配套项目的整体效应,一些在华设立或未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尤其是未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了投资公司,据统计,到2002年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投资公司已有170家。
投资公司是跨国公司供应链体系中最高层次的管理运营职能部门,负责研究、规划跨国公司在一定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投资和再投资活动,兼具投资决策、资金融通和流动、信息处理和提供、管理咨询、人才调配与培训等功能。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投资公司,更直接地反映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以及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投资的系列化,同时也反映出对华投资在整个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
(二)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由制造向研发和服务扩展
从纵向一体化角度考察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过程,可以发现,跨国公司纵向投资扩张的第一步是扩张生产制造环节。
近年来的投资集中在IT、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工业设备等产业领域,采取比较灵活的股权安排方式以有利于制造环节的投资扩张,如通过增资扩股扩大原有的制造基地,通过新建投资或兼并收购,进行制造环节的前向投资和后向投资,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制造业基地。
这种系列化的投资通常是在一个跨国公司内部,或具有业务相关的跨国公司之间完成的。
跨国公司纵向投资扩张的第二步是向研发和服务环节扩张,其中设立独立的研发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独立的研发机构不像生产制造环节的技术支持机构,它有可能是面向中国市场的,也有可能是面向地区或国际市场的,两种研发投资的贸易效应截然不同。
跨国公司投资于服务环节,有可能是原有投资于生产制造环节的跨国公司的投资延伸,但更多情况下是独立的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投资跟进。
因此,从纵向一体化角度考察跨国公司的系列化投资,研发和服务环节的投资具有超越单个跨国公司行为的特征,更具广泛性和整体性意义。
跨国公司系列化投资后向延伸的重要表现,是在中国建立独立的研发机构。
根据薛澜(2002)等的实证分析,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行业集中特征,主要集中在软件、半导体、通讯、汽车和日用化工等行业,这些行业近年来设立规模较大的独立研发机构的跨国公司有:
软件业领域的英特尔、NEC、微软、IBM等;半导体领域的英特尔、摩托罗拉、富士通等;通讯行业的北电网络、朗讯、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三菱电机、阿尔卡特等;自动化和电子领域的联合技术、Rockwell、施奈德、通用电器等;汽车领域的通用、大众、雷诺等;日用化工领域的联合利华和美国宝洁。
总体上看,跨国公司在这些行业设立研发机构具有系列化后向投资的特征,因为这些行业都是跨国公司在制造环节进行了较大投资规模的行业,但也有一些行业,如化工、制药等,跨国公司有较大的制造投资规模,而研发投资较少,且投资趋势也不显著。
这说明影响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因素是多元的,制造领域投资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引发研发投资。
跨国公司研发投资除了行业分布差异较大、在部分行业集中这一特征外,还有地域集中的特征。
据不完全统计,至2001年底,设在上海的跨国公司独立研发机构(不含技术中心)有41家,北京有34家,深圳18家,苏州7家,其中属于全球性研发中心的有14家。
由此可以看出,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区域特征是,长三角地区居于第一位,环渤海地区次之,珠三角地区最少。
研发投资的区域特征与跨国公司的制造投资地域分布总体吻合,这三个地区也是跨国公司制造投资最密集的地区,但与贸易规模并不一致,因为珠三角地区是贸易规模最大的地区,这在分析研发投资的贸易效应时将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征。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主要分两大类型,一是针对中国市场的研发投资,二是具有全球性意义的研发投资,目前跨国公司在华的研发投资主要属于前一类型,在前述的100家研发机构中,属于全球性研发中心的只有14家。
与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总数和投资制造领域的规模相比,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项目数和投资规模都是较少的,但经验观察和实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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