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重农抑商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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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重农抑商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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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重农抑商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影响下，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思想，抑商政策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重农抑商主要表现是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稳固农业生产基础，多方面限制商业活动。

从稳固封建统治的角度看，重农抑商政策大大延续了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统治地位，但是，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在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把商、农发展对立起来就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一、重农抑商政策的发展过程

　　任何思想都有它的形成发展过程，重农抑商思想也不例外，尤其发生发展过程。

（一）重农抑商思想的产生。

中国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是中同古代商品经济和与之相辅而行的货币经济开始大量发展的时期，而尤以商业的发展为突出。

正是在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济从上产方式到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土地占有方式和基本剥削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其中包括井田制度的破坏和土地私有制度的确立。

所有这些变化和变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都直接动摇了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特别是直接威胁着封建统治阶级的生存，而变化本身的激烈迅猛又使封建统治者感到惊惶失措。

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认真考虑对策，采取必要措施，设想从根本上消除动乱的根源，来堵塞住正在溃决之中的狂澜，并使被打乱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复稳定。

抑商政策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在认清了祸源之后，适应着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而提出来的。

简单说，抑商就是企图从根本上消灭引起变化的总根源。

即使不能完全消灭商人和商业，使社会再退回到没有变化以前的静止状态，至少可以通过抑商政策的贯彻，以限制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活动，缩小商业营运的范围，以便把它们的消极影响和造成的社会动乱减少到最低限度。

由于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的因素，必然动摇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因此，封建统治阶的重农抑商政策开始产生。

　　重农抑商思想是重农抑商政策及其所反映的思想意识，其所以能历代不衰并居统治地位，是因为这种思想和政策，在每一时期都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实际上这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正如马克思所说：

“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

”

（二）抑商政策形成过程。

中国自周、秦以来，在长达二千年左右的封建社会中，显然中间经历过由领主制经济向地主制经济的巨大变革，但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性质始终是封建制度，即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是以封建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与其相应的上层建筑。

生产方式的基础是个体的小农业，是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社会的再生产过程是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

为了保证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它所需要的是安定，而不是变化；是保守，而不是发展。

生产的不断变革，社会关系的不停动荡，都是与封建生产关系的根本要求相背谬的，因而也是与封建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

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使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永久化，因而一切封建关系的形成和保持不变，便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

在这一客观经济规律支配下，适应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封建制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很早就形成了一套体系完整的、制度严密的和无所不包的封建规范——所谓“王制”，作为实施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它既有完备的国家机器，又有严密的社会制度。

其对于被统治者的约束力量之所以特别强，是因为它揉合了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伦理的、宗法的等等物质的和精神的权威力量，在这一切的内容之上，又蒙上由礼法、政教、习惯、传统等等力量交织的外衣，共同构成了所谓封建主义。

它把一切人都束缚在这个罗网之中，把一切事物都纠结在这个链条之上。

在这样安定的、静止不动的社会结构中，唯一促使僵化了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是商业，只要商业发展，商人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出现，变化就去马上开始。

恩格斯说：

“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

……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

”

这样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非常显著，变化一开始就发展得非常迅猛，变化本身也非常剧烈，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确是一个革命的要素。

抑商政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古代到近代，抑商政策是历代王朝奉行不变的一个传统政策，尽管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态度不同，对问题的认识不同和采取的措施不同，这个政策也就时而是雷厉风行，时而是虚应故事，但是推行这个政策的意图，则是始终一贯的。

原因之二，封建制度在其自身的客观规律支配之下，它要求把一切关系都僵化为一成不变的传统之内，要求把一切人都固定在他生就的阶级、地位、职业上，只有这样，统治才能稳定。

这一切，乃是到建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

因此，任何变化都是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而商品经济特别是其中的商业，恰恰是引起变化的起点。

为了从根本上把变化遏止，把可以引起变化的一切因素，在它刚刚萌芽的时候就连根拔掉，便是抑商政策的根本意图。

所以抑商政策，是有其很深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既然封建制度长期存在，抑商政策自然要贯彻始终。

二、中国封建时代抑商的表现形式。

　　1、政府垄断商品经济。

主要是针对盐铁两种商品。

不论在封建制度以前，还是在漫长的封建时期，社会经济都是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人们的经济生活是自给自足的，也就是说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基本上都是消费者自己生产的，只有食盐和铁器（生产工具和兵器）这两种绝对必需的物品，消费者不能自己生产，而必须通过官府进行商业交换才能获得，但不管是个人经营也好，还是有官府专营，毕竟是商业化的形式，说明封建社会的经济向商业化迈进一步，但是官府的专营毕竟遏制了民间的经商活动。

　　2、土贡制度。

封建统治阶级本是一个最大消费者，而且是个最大的奢侈品消费者。

历代的封建统治者虽然口口声声地要禁文巧，斥奢靡，但真能躬行节俭的实际上绝无仅有，所谓抑奢，只是要人民抑奢，而他们白己则是穷奢极欲，不受自己政令的约束。

如果这些物品都通过买卖程序，而得之于公开市场，将成为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一个有力因素。

这样做，显然是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相背谬的，因而也是与传统的抑商政策相抵触的。

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很早就发现了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巧妙的办法，那就是不通过买卖程序，绕过公开市场，而用直接掠夺的办法，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便利品和奢侈品。

这样，既可以满足奢移需要，并且还大大缩小了商业经营的范围。

这本来是一种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掠夺，却美其名曰任土作贡——简称曰土贡。

封建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的生活，其所需要的各种物品，虽然可以用贡的方式直接从民间掠夺其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但是仍然不能由这个途径得到满足，因为奢移本身就是对奢侈欲的一个有力刺激，一个奢侈欲望的满足，不但不是奢侈欲的消灭，反而会刺激奢侈欲望使它们向更高的一级发展。

所以奢侈是没有限制的，是不断地发展和提高的，而土贡尽管如上文所述，其范围已十分广泛，贡物的种类也十分繁多，但仍然是有限的，其中大部分又都是各地方的天然物产和一些已有的手工业制造品。

土贡政策虽然是统治阶级抑商的政策，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统治者之所以抑制消费品流通，这说明消费品作为商品已经进入流通领域，越是皇宫内院禁止流通的贡品，暗中的商品交易就越是兴盛。

　　3、官府工业制度。

天然物产不是为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而存在的，手工业制造品也不是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而生产的，年年照例进贡，年年作简单的重复，显然不能满足统治阶级不断增长和不断提高的奢侈需要。

为满足这些不断扩大范围，不断增多数量和不断提高质量的奢侈需要，既不能由土贡获得，又不能从市场购买，便只有自行设场制造，官工业制度就是为解决这个矛盾而出现的，这就是早期的官商企业。

三、重农抑商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重农抑商政策严重的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形成。

抑制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抑制商业经济的发展采取把商业从私人手里夺取过来，改为官营的方式。

于是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道路便完全被堵塞了。

采取土贡制度进行赤裸裸的掠夺，把本来可以当作商品来生产和当作商品来贩运的大量物品，现在都越过商业程序，不从公开市场上购买，而以任土作贡的方式，直接向民问索取，这是把商品经济的一个很大部分，从根本上取消了。

采取官办工业制度是与土贡制度相辅而行的，由于统治阶级公用和私用的各种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数量极其庞大，种类极其繁多，既不能令由贡物来满足，又不愿从市场上购买，于是便建立起规模宏大和种类繁多的官办工业，来自行制造，结果，把本来可以自由发展的极大一部分工商业，又从根本上取消了。

（二）重农抑商政策使中国社会长期处在资本主义萌芽状态。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在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把商、农发展对立起来就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

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手工业生产部门出现。

到清朝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得到发展。

这期间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发展十分缓慢。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处在萌芽状态的雇佣关系”，它的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

所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和西欧几乎是同时出现的。

然而，它们的命运却戳然不同。

在西欧，资本主义萌芽迅速发展、壮大，强有力地推动着自己的国家冲破封建牢笼，步入近代社会的门槛。

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终究难以冲破自然经济的藩篱。

原因何在？

资本主义能在西欧腾飞，得力于重商主义的推行，而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前提。

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不断遭受摧残，要归罪于重农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在明清两代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如明清两代屡次颁布禁海令，严禁人民私自出海贸易。

明神宗派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在工矿业发达地区、广设关卡，处处征税。

清朝在全国城镇、交通要道，遍设税局，征税范围几乎包括全部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

明政府还建立岁办和采办制度来盘剥商人。

由于从事工商业必须承担风险，封建地租、高利贷就有更大吸引力。

在明清两代，那些徽商、晋商发财以后，都广置田地，开办当铺，认为田地是最可靠的产业，放高利贷可以安坐获益。

这就大大阻碍着社会财富向产业资本转化，困而限制了资本主义的成长。

重农抑商政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重农抑商政策，但是封建主义的政策，经过了几千年的沉淀，则反映地主阶级的文化，成为社会矛盾的主导文化。

这些文化对农民的心理影响还是存在的。

抑商政策的严重后果不仅是从根本上限制了工商业，更重要的是，使农民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农本”观念和“轻商”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农民的择业视野狭窄，长期固守于土地，相安于农业，受束缚而不自知。

很明显，重农轻商的观念是农村产业开发的一大文化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