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执政丧权亡党历史教训再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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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执政丧权亡党历史教训再探

苏共执政丧权亡党历史教训再探——“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座谈会述要

黄宗良、郑异凡、左凤荣、关贵海整理

2013-1-3110:

40:

07　　来源：

《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

　　2002年4月16—18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和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共同发起召开“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座谈会，与会者都是长期研究苏联问题的资深专家，他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诸多方面探讨和分析了造成苏联共产党丧权亡党的原因与教训。

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因素很多，执政党的因素是根本的。

苏共没有推进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国家法治化、社会文明化，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文化思想的多元性，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成了垄断一切、凌驾于社会之上、没有监督、没有制约、没有党内民主的政党，走上了与人民群众相脱离的道路，最后被人民所抛弃。

归纳起来，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苏共衰亡的要害是自身肌体存在弊病长期不治，导致政治腐败。

　　苏共在执政之初实行的并不是一党制，十月革命之初是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后来由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及推行军事共产主义等措施上的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退出了政府，形成了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但左派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等仍合法活动，它们的代表还参加了192。

年底召开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对推动布尔什维克改行新经济政策起了不小的作用。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取缔了其他政党。

但是，列宁并没有得出社会主义只能有一个党的结论，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他还曾考虑过让孟什维克合法存在的问题。

1922年底苏联才最终形成了一党独存的局面。

没有其他党派的监督、参政、议政的一党制为最终走向僵化、专制埋下了隐患。

　　有学者强调，苏共失去政权是与其失去执政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的。

所谓执政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民众对政权的认同。

这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予以解决的问题。

近代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都召开立宪会议，通过选举建立政权。

十月革命后也曾举行立宪会议的选举、但是，在选举中布尔什维克不占多数，布尔什维克解散了立宪会议。

在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用“和平、土地、面包”吸引群众跟自己走，在全俄工兵苏维埃二大上，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占了多数，因此，当时组成的政府是具有执政的合法性的。

后来布尔什维克党成了唯一的合法政党，也是唯一的执政党。

在没有全民选举的情况下，其执政的合法性主要靠方针政策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来取得。

后来，苏共多次发生重大的政策失误，多次出现合法性危机，成为其最后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

　　学者们普遍认为，苏共的一个根本性间题是把党变成了国家机关，党把大量精力用于直接管理国家，而不是放在对国家实行总方针的领导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上。

列宁十分强调划分党和苏维埃的职能，反对以党代政。

斯大林当政后把党政合一，党领导和包办一切，1934年党的17大在体制上加强了以党代政。

苏联共产党己不成其为先锋队组织，而变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斯大林所建立的党政合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国家的权力脱离人民，党的权力脱离广大党员，全部权力集中于党的机关，集中于机关的上层，集中于总书记个人手中。

这种情况直到苏联解体都没有改变。

赫鲁晓夫加强了以党代政，他把边疆区和州一级的党委分成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党代政的状况得到加强，党政机构重叠，党的领导兼任政府职务普遍化，管理人员膨胀的现象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与会者认为，苏共执政后没有完成从一个夺取政权的革命政党向领导建设的执政党的转变，没有实现党的民主化。

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一是党内缺乏民主，民主集中制变成了官僚集中制、个人集权制。

　　民主集中制是相对于官僚集中制而言的。

1906年4月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次写人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包括：

选举制、选出的机构可以更换、公开性、报告工作制等。

但是，在高度秘密的地下工作状态下很难实现这一原则，布尔什维克实行的是严格的集中制，也正是这种高度集中的、有铁的纪律的党，保证了它所领导的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

　　夺得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党内有了实现广泛民主的条件，布尔什维克也曾打算实行民主制。

但是，不久便爆发了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全国变成了军营，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实行党组织的“军事化”，实行“战斗命令制”，选举制被任命制所取代，定期报告工作制无法实施。

尽管如此，列宁还是尽一切可能来运用民主机制，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创造性，即使烽火连天，也按期每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召开党的代表会议，还不断召开中央全会，重大的问题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定。

然而战斗命令制、集中制发展了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所以战争一结束，实行党内民主问题马上提上了日程。

　　1921年春天召开的俄共第10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党内民主的问题，做出了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定。

这种工人民主制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等。

工人民主制度工作方法是：

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通过以前可以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

但决议一经通过，就必须遵守。

10大的决议对党内生活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从党员大会直到支部大会，要经常广泛讨论有关全党生活、一般政治生活和地方生活的一切最重要的问题，要把召开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作为一种制度，普通党员可以出席这种会议。

要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

党委会不仅要向上级组织，而且要向下级组织报告工作。

上级党的机关只有在下级组织公然违反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根据代表大会决议进一步做出的指示或指令时，才能解散下级组织，等等。

应当说，这是苏联共产党存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关于党内生活准则、关于党内民主的最好的一个决议。

贯彻这一决议无疑能够防止个人专权。

遗憾的是这一决议并没有得到贯彻。

　　斯大林当政后，联共（布）成了一个高度集中、党内民主严重缺乏的党。

斯大林甚至把无产阶级政党看作中世纪的“圣剑骑士团”[1]，不容许党内有任何不同意见，连政治局委员都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普通党员就更不必说了。

党的政策的制定、重要决议的通过都是少数人说了算，加上党内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党的工作没有透明度，苏共作为一个政党已经很难从其成员处获得活力。

斯大林提出的“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理论，不断地把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当作“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党，甚至肉体消灭。

　　苏共变成了一个官僚集权制、个人集权制的党，这种状况直到苏共解散都没有根本改变。

苏共历史上的几次重大决策失误，如30年代决定实行党内大清洗、由限制富农到消灭富农的政策转变、出兵阿富汗等，都是在个人专权或少数人说了算的情况下出现的，没有一种民主机制能予以纠正。

　　二是党的干部制度没有从任命制转向选举制。

　　有学者强调，苏共最大的腐败是政治上的腐败，表现为干部脱离群众，形成官僚特权阶层，他们高居于人民之上，滥用权力，支配着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命运。

在国内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选举制被任命制所取代，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

转人新经济政策后，任命制并没有真正取消。

从斯大林掌权开始，实际上完全实行“任命制”，只有“上了干部花名册”的人，才能成为各级管理人员。

党不仅任命自己的干部，还任命政府部门的干部。

任命制是苏联政治体制的要害，它使干部只对上级负责和产生官僚主义，党本身蜕化成为机关利益的代表者。

　　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从事管理国家和社会的特殊阶层，为了防止他们脱离人民、谋取特权和私利，必须有一套民主体制作为保障，也就是要有民主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和监督制度。

苏共本应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逐步还政于民，从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过渡到指导人民自己管理国家，通过民主选举把群众认可的领导人推向领导岗位，通过民主监督使他们为选民的利益服务，保证群众能罢免不称职的管理者。

在苏共执政的70多年时间里，始终是党代表人民管理整个国家，干部由组织局挑选和层层任命，人民既无权选举他们，也无权监督他们。

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形成后来被叫做“诺名克拉图拉”的官僚特权阶层。

据统计，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苏联联盟一级的机关和部多达110个，苏联的行政管理人员已多达186。

万人，民意测验表明，85写的苏联人认为他们不是在代表自己掌权，而认为他们只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工作人员。

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苏共执政就失去了合法性。

　　三是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没有正常的机制，也没有任期制的限制，致使政策上的严重失误长期无法纠正。

　　苏共没有建立起一套民主更换最高领导人的制度，绝大多数最高领导人都老死在其岗位上。

而一旦老的领导人死去，党内就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

由于党内不存在公正公开的游戏规则，所以谁掌握了党的组织人事大权，谁善于玩弄权术，谁就能够取胜。

从列宁逝世开始，党内领袖的产生大都不正常，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是在党内斗争中通过铲除异己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则是通过“宫廷政变”上台，是党内各派妥协的产物，此人对苏联的衰落与解体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上台则是通过暗箱操作，由政治局内的实力派决定。

　　列宁逝世前并没有指定接班人，也不可能指定接班人。

列宁是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领导党和国家的，他在党内的最高职务是政治局委员，当时党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下设有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分别处理有关事务。

列宁认为，党的领袖应该团结合作，实行集体领导。

为避免党内分裂，他曾建议把性格粗暴的斯大林从总书记的岗位上撤下来。

　　斯大林是在20年代党内斗争击败各派领袖后成为全党的领袖的，他与其他人相比占有明显的组织上的优势，既是政治局委员，又是组织局委员，还是书记处总书记，他控制着干部的任命和管理的大权，也决定着把什么问题列人党的会议议程。

在战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时，斯大林既利用了行政的力量，也借用了布哈林的理论力量；在战胜布哈林时，斯大林则主要靠的是行政组织力量。

　　斯大林去世后，成立了新的领导班子，马林科夫担任了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J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为副主席，赫鲁晓夫则专门抓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掌握着党组织的大权。

那时掌握内务部和国家保安机关的贝利亚是个令人生畏的人物，赫鲁晓夫联合马林科夫等人，利用他们对安全机构的恐怖心理，使用非正常手段搞掉了贝利亚（实际上贝利亚那时也提出过许多改革倡议）。

此后国家形成了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党政两巨头并立的局面。

应该说，马林科夫是最早倡导改革的人，他正确地提出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来，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等，但是，赫鲁晓夫利用党组织的力量抵消马林科夫在经济改革中的倡导作用，1953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9月全会上接过马林科夫关于发展农业的方针，并成为党的第一书记。

此后，赫鲁晓夫给马林科夫关于发展轻工业的主张戴上了违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在1955年1月中央全会上解除了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从而取得了党政最高领导权。

鉴于斯大林时期干部终身制的严重弊病，赫鲁晓夫曾提出干部更新制度，但干部轮换过快，触犯了党内大批官僚的利益，终于被“宫廷政变”所推翻。

　　勃列日涅夫是苏联领导人中最平庸的一个，他没有政治抱负，不思进取，他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秘诀是满足官僚阶层的需要，在稳定干部队伍的口号下，使苏联失去了生机和活力，走向了停滞。

苏联的衰败同勃列日涅夫的衰老戏剧性地同时发生。

他和乌斯季诺夫等少数人决定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加速了苏联的衰落。

　　终身制导致了老人政治，病夫治国。

接替勃列日涅夫的安德罗波夫，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体制的弊病，有改变现状的想法，可惜的是，他在台上仅仅巧个月，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病床上领导国家的。

安德罗波夫希望年轻的戈尔巴乔夫继承总书记的职位，但是政治局的老人们（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等）害怕失去权力，联合选择了自己的人—年老体弱的契尔年科。

水平和才干在这里并不起决定性作用，首先起作用的是“我们的人的利益”，是否能够贯彻“我们”的主张，保护“我们”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契尔年科甚至没有能真正挑起管理国家的重任，一年后就辞世了。

三年内苏共死了三个总书记和一批政治局委员，人民对老人病夫领导苏联这个大国普遍感到无可奈何和失望，苏共的威信也因此大大降低。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中是唯一的“年轻人”，全国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位“年轻力壮”的54岁的总书记身上，不幸的是，戈尔巴乔夫很快就让他们失望了。

　　苏共的领袖没有任期制，更没有正常的撤换制，这就使最高决策的失误无法及时纠正。

邓小平在评价苏联政治体制时说：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国家权力个人化的间题直到苏联解体都没有解决。

总书记具有绝对的个人权威，是苏联社会各个领域的最高权威，他的决策无论对错，从上到下只有服从。

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身上，这实在太危险了。

　　四是缺乏监督机制。

　　苏共执政后逐渐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拥有无限权力，而其本身又不受任何监督。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设想未来社会的政治体制时强调议行合一，反对三权分立，但列宁这一设想是以普选制为前提的，即通过普选，随时可以撤换官员来达到监督的目的，但普选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

列宁晚年曾强调建立有效的党内监督机制，但设想没有变成现实。

斯大林执政后党的监督系统的权限日益缩小。

1934年党的17大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改为“联共（布）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其职责是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取消了列宁时期监察委员参与和监督党委决策的权力。

1939年党的18大又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关，其成员也不再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而改由中央全会选举，这样，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特别是最高领袖个人便处于监督之外。

勃列日涅夫时期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垂直领导，使地方监察委员会完全从属于当地第一书记，地方党的第一书记也处于监督之外了。

　　国家机关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要使之兼顾各方利益，就必须有监督机制。

苏共变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又没有任何形式的监督和制约，党逐渐成了机关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造成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党权高于一切，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总病根”。

　　二、苏共失败的贡要原因是搞思想文化专制，压制理论创新，使苏共不可能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者。

　　专家们一致认为，苏共的理论宣传工作极不成功，思想建设长期落后于实际，最终使苏共在各种思潮面前溃不成军。

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苏共实际上推行的是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缺乏理论创新的动力与机制，造成理论界只唯上、唯书，阻碍着理论创新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20年代苏联的文化思想是很活跃的，从30年代开始，苏联出现了思想文化专制的局面，在赫鲁晓夫时期有所放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进一步强化。

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党的最高领袖拥有对真理的垄断权，全面控制信息的传播。

　　最高领袖握有对马列著作、言论的发表权与解释权，领导人的言论成了判断真理、是非的唯一标准，对于发表不同意见者，轻则进行政治批判，开除公职，重则被定罪，关进集中营，或送进精神病院。

在20年代党内大争论中，斯大林以维护列宁和列宁主义为名，垄断了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权。

连恩格斯的著作《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在斯大林的反对下，也不能在苏联发表。

对马列搞实用主义，有利于自己的，就拿来用，不利于自己的，就避而不谈，同时又不允许别人对他们的言论有丝毫的怀疑，要求把他们的言论当成教条奉行。

在30年代，斯大林完全成了党和真理的化身，斯大林一个人的理论与思想成了一切工作的指针，一个人的头脑代替所有人思考，其他人只能诚惶诚恐地照本宣科。

1938年出版的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教材，而这部书充满对历史的伪造，是斯大林模式的百科全书。

苏联出版的各种党史著作，都大肆吹捧当政的领导人。

苏共只允许存在一种思想和方案，这就是领导人的思想和方案，领导人是各方面的权威，最高领导人成为各学科的最高权威和真理的最终裁决者，甚至自然科学的争论也要由总书记来裁决。

在个人崇拜盛行、缺乏真正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地方，理论创新又何从谈起?

!

　　第二，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用大批判和专政的方式解决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问题。

　　在斯大林时期，主要用大批判和大清洗的方式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

193。

年12月9日，斯大林在接见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成员时，提出把理论领域的争论与党内政治倾向联系起来，指示要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发动“进攻”、“批判”。

于是，在政治经济学、哲学、史学、教育科学、语言学和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大批判运动，许多人被逮捕，被非法审讯，被送进劳改营或被枪决。

在斯大林的干预下，量子物理学说、相对论、关于遗传的物理化学原理的学说、谐振论等现代自然科学理论被宣布为“唯心主义”。

控制论、逻辑学被宣布为资本主义伪科学。

优生学、儿童学、应用心理学、个体生态学等被禁止研究。

生物学被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批评斯大林所支持的农业草田轮作制者被处死。

　　在赫鲁晓夫时期，停止了非法逮捕、送劳改营和枪决，改用行政手段处理持不同思想者。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众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增多，外部世界对苏联形成了很大压力，国内对传统、保守的文化专制.主义抗争的力量增强，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勃列日涅夫仍要维持封闭的意识形态，制造了一系列案件，监控和流放国外成了主要惩治手段。

一些要求重新探讨十月革命的性质与意义、重新研究工业化问题、重新解读马列著作、重新审视苏联历史事件的学者受到打击。

1967~1970年受克格勃监控的人达58298人，1971~1974年被监控的人有6318。

人，其中有些人被驱逐出境，有些人在出国访问时被吊销护照。

知识分子是文化科学知识的载体，没有他们就没有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科学文化的发展要求知识分子有独立思考、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苏共的上述政策和做法，不仅严重窒息了苏联社会，影响和阻碍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某些学科在苏联的发展，也使一部分知识分子远离了苏共。

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了他们自由后，许多人便公开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

　　第三，排斥和否定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外的文化成果，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

　　苏共没有正确对待资产阶级文化和过去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对于人们复杂的思想问题，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办法加以解决。

苏共通过完整的政治宣讲系统和惩治系统，推广官方认为正确的东西。

苏共不认可的任何思想与主张都被视为异端而进行扼杀。

为此苏共建立了对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管理监督制度。

在斯大林时期，除了政治局有人专门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外，主要意识形态工作和社会科学问题都由斯大林亲自抓。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由第二把手主管意识形态的制度。

在对书报检查方面，实行严格的送审和事先检查制度，其程序是作者先自我检查，第二步是编辑检查，第三步是检查机关，即文献出版事务管理总局的检查；第四步是秘密政治警察机关的惩治性检查，由克格勃系统的政治监督司，后来由克格勃第五局实施；第五步是党的领导进行的意识形态审查。

　　进行书报检查的重要部门是文献出版事务管理总局，1938年它有巧个处，其中仅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处就有525名检察官。

检查的具体标准特别宽泛，“凡是政治上有害的、思想逆己的，以及无思想性、敷衍塞责和歪曲苏联现实的作品”，都不能出版。

1947年到195。

年，共查禁了323本书稿、408篇文章和182首诗。

在这样严密的书报检查制度下，任何有创新思想的幼芽都被摧残殆尽。

理论工作者的职责只能是赞扬和吹捧领导人，社会科学理论无法发展。

这一文化体制紧紧地缠绕着社会肌体，使苏联社会失去了创新的源泉和动力。

　　1966年9月15日政治局通过决议，对刑法第190条作了增补：

其中第一项是“以口头形式散布低毁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明显谎言，以及书面形式创作同样内容的作品，处以剥夺三年以下的自由，或劳动营改造一年，或处以10。

卢布的罚款。

”克格勃通过监听、监控等严密监视一切有违上述规定者。

　　苏共不允许存在与官方不同的思想，而教条式的官方的理论与口号又往往不能回答实践中的问题，以致连宜传者自己也不相信。

长期的封闭环境培养出来的文化，自然没有战斗力和免疫力，不堪一击。

在戈尔巴乔夫允许其他思潮存在时，苏共的意识形态便很快崩溃了。

　　三、苏共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

　　有学者认为，十月革命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是一场民主革命。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与代表农民利益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结成联盟，满足了农民对“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后，却照搬了马恩建立在西方经济文化发达国家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所作的设想，试图在俄国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里建立没有商品与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社会。

后来斯大林虽然在有限的范围内承认了存在商品与货币的必要性，但仍然否认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商品、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其计划经济始终具有很强的产品经济特征。

这种脱离俄国政治经济实际的社会制度设计，导致了一系列理论失误，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

　　第一，这种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导致了对农民政策的失误，把农民当成落后的小资产阶级予以限制和消灭，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虽然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转改变了对农民的看法，提出通过流通领域的合作社这种农民熟悉的方式逐步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

但是，俄共（布）党内大多数人的观念并没有转变。

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用强迫手段完成了农业集体化，消灭了作为私有者的农民。

集体农庄这种组织形式并不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经济效益，苏联的粮食总产盆直到1953年还没有达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

在集体农庄里，农民不拥有生产资料，没有身份证，不能随便离开农村。

5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的状况有所改善，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集体农庄的庄员也能拿到工资和养老金；但是，在集体农庄制度下，他们更加依赖国家，农业生产发展依然缓慢，经济效益只及美国的1/3至1/4，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开始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

　　第二，导致社会超阶段理论的发展。

苏共是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却简单地照搬马恩关于共产主义分低级和商级两个阶段的论断，把苏联社会与马恩的设想简单地对号人座.1936年n月，苏联刚刚摆脱饥荒，把生产资料从农民、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手中转到国家、集体手中，斯大林便宜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

而当时社会现实是工农大众生活水平依然非常低下，不仅人均工业产值和国民收人远比美、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低，而且其人均生产和收人有些指数甚至低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

三年后斯大林便宜布向共产主义过渡，以后又宜称一国可以建成共产主义。

接着赫普晓夫又宜布苏联要在20年实现共产主义。

勃列日涅夫时期虽有所后退，宜布苏联是发达的社会主义，但仍名不副实。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退到比较符合实际的提法，但为时已晚。

这一理论造成的严重恶果是大目标与现实严重脱节，使人们不再相信讲空话的苏联共产党。

　　第三，导致苏联经济理论的僵化与不切实际。

苏共长期坚持的产品经济观，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是产品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而不能搞市场经济。

苏共长期把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承认价值规律作用的要求，当成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

这不可避免地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国家难以用经济方法来管理经济，从而使高度集中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