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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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

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

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使得印第安人经过数千年培育成功的高产作物推广到全球，传入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马铃薯、番薯（红薯）、豆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等近30种【[1]】。

马铃薯、玉米、番薯的单产比欧亚大陆传统的小麦、谷子、大麦、燕麦、高粱要高出许多倍。

玉米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粮食作物。

马铃薯现在是世界第四大粮食作物。

马铃薯的出现弥补了谷物收成不足所带来的粮食短缺。

可以说印第安人的农业成就改变了整个世界，也成就了中国康乾盛世。

明末清初战乱之后，人口恢复性增长，又加上美洲高产作物，中国人口快速增长。

乾隆皇帝看了1792年的人口统计册，说：

“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

由于康熙、乾隆时期的人口统计标准不同，乾隆的话并不非常准确，但也说明中国人口确实是快速增长。

清朝人口增长被称为人口奇迹。

但人口史专家葛剑雄教授却认为：

“从相对增长，即增长率和总增长的百分比来看，清朝的人口不算是什么奇迹，从顺治12年（1655）到道光30年（1850）总人口从1.19亿增加到4.3亿，年平均增长率为6.6‰，”按绝对增长来看，以宣统三年为终点，4亿为当年的人口数，年均增长率为4.7‰，与以往各时期相比，无论哪一标准，年平均增长率和总增长率低于西汉，西汉200年间，人口的平均增长率约7‰，其中前期的数十年间达10‰；而东汉前期，唐前期北宋的年均增长率都高于相对增长。

实际人口的年增长率在7‰-10‰之间【[2]】。

葛剑雄等人推测中国人口到17世纪初突破2亿大关，明朝中后期“人口压力已相当严重”，“人满为患”【[3]】，此后是明清之际的天灾和战乱，到顺治12年（1655年），估计人口为1.19亿【[4]】，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估计增长到1.5亿，在1759年突破2亿，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达到了4.3亿【[5]】。

葛剑雄的这些观点是与曹树基合作研究的成果。

曹树基认为明清的时候，中国已经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中国已经人满为患，调控中国人口的主要是瘟疫、战争、饥荒等，比如他认为太平天国战乱与人口压力有关，他并且“计算”出太平天国等事件导致中国人口在短短的27年内减少了1.18亿（这一数字骇人听闻，意味着相当于1850年时四分之一强的中国人口在短时间内死于非命）。

曹树基认为1990年代中期农村人口高就业压力也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剩（依照曹树基的逻辑，英国和美国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高就业压力也是因为人口过剩了？

【[6]】）。

为了避免马尔萨斯陷阱，中国就应该实行计划生育【[7]】。

由于曹树基对清朝的人口研究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理论上非常“衔接”，又加上葛剑雄教授在人口史上的绝对权威，葛剑雄和曹树基关于明清时期的人口数据被学界和官方广为引用。

美国的李中清和王丰教授在《人类的四分之一：

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里不认为中国清朝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他们认为中国老百姓主动地控制着人口。

李中清和王丰认为曹树基等人先入为主地接受了马尔萨斯以来的西方关于中国人口的学术观点；曹树基等人对中国人口史的思路是简单的人口决定论【[8]】。

曹树基反驳说：

“面对李中清等的新理论，学者们不仅需要重写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甚至还得重新认识奠立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

在李中清和王丰眼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集体性决策传统的延续，是对‘马尔萨斯担忧’不断增强的结果，是基于19世纪的社会理论所制定，而中国从来没有陷入马尔萨斯危机。

”【[9]】

笔者对明清时期人口增长没有深入研究，也就不敢妄评曹树基与李中清、王丰之间的争论。

但笔者对葛剑雄、曹树基关于明末清初人口数据不敢苟同。

清朝初年由于人口统计标准不同，并且人口与税收挂钩，存在人口隐匿现象，人口数据并不准确。

比如根据官方资料【[10]】【[11]】，顺治8年（1652年）人口仅为1448万，康熙24年（1685年）人口仅为2360万，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康熙51年（1712年）规定“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没有隐瞒人口的必要了。

并且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政策，雍正之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统计也是比较准确的了。

乾隆六年（1741）以后的“民数”统计，按《清实录》的用语是“会计天下民数，各省通共大小男妇若干名口”，从原则上说，已属于人口统计的范围。

清中叶自乾隆六年（1741）到咸丰元年（1851）的111年间，是清代有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人口统计的时期【[12]】。

对这段时间的人口数据争论不大。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13]】【[14]】，中国人口由乾隆6年（1741年）的14341万人增加到乾隆59年（1794年）的31328万人，这53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485%。

就是说在整个乾隆年间（公元1736年至1795年）中国人口保持1.5%左右的年增长率，其中乾隆初年的1741年到1751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到达2.4%（超过1950年代的年人口增长率）。

以乾隆时期的平均年增长率1.485%往回推算清朝初年的人口数量，结果如下：

清朝初期人口（万）

年份

人口

年份

人口

年份

人口

年份

人口

年份

人口

1644

3432

1664

4609

1684

6189

1704

8312

1724

11162

1645

3483

1665

4677

1685

6281

1705

8435

1725

11328

1646

3534

1666

4747

1686

6374

1706

8560

1726

11496

1647

3587

1667

4817

1687

6469

1707

8687

1727

11667

1648

3640

1668

4889

1688

6565

1708

8816

1728

11840

1649

3694

1669

4961

1689

6663

1709

8947

1729

12016

1650

3749

1670

5035

1690

6761

1710

9080

1730

12194

1651

3805

1671

5110

1691

6862

1711

9215

1731

12375

1652

3861

1672

5186

1692

6964

1712

9352

1732

12559

1653

3919

1673

5263

1693

7067

1713

9491

1733

12746

1654

3977

1674

5341

1694

7172

1714

9632

1734

12935

1655

4036

1675

5420

1695

7279

1715

9775

1735

13127

1656

4096

1676

5500

1696

7387

1716

9920

1736

13322

1657

4157

1677

5582

1697

7497

1717

10067

1737

13520

1658

4218

1678

5665

1698

7608

1718

10217

1738

13721

1659

4281

1679

5749

1699

7721

1719

10369

1739

13924

1660

4345

1680

5835

1700

7836

1720

10523

1740

14131

1661

4409

1681

5921

1701

7952

1721

10679

1741

14341

1662

4475

1682

6009

1702

8070

1722

10838

1663

4541

1683

6098

1703

8190

1723

10999

可见，顺治8年（1652年）人口不是1448万人，而是3861万人，漏报了62.5%；康熙24年（1685年）人口不是2360万人，而是6281万人，漏报了62.4%。

康熙元年（1662年）人口为4475万；而1792年人口超过了3亿，是康熙元年的6.9倍。

笔者这种推算从逻辑上也比较合理，因为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的清实录中的人口统计数据一直是以“丁”为单位。

清代官方对“丁”定义是16至60岁的男子，因此“丁”的比例约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

根据“丁”来统计人口，等于是漏报了60%以上的人口，但这种误差属于系统误差。

根据上表，1655年、1700年人口分别只有4036万人、7836万人，没有葛剑雄所说的1.19亿人、1.5亿人。

而依照葛剑雄等人的观点，1655年、1700年、1759年、1850年人口分别为1.19亿、1.5亿、2亿、4.3亿，那么1655年-1700年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516%，1700年-1759年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489%，1759年-1850年平均年增长率却有0.845%。

1792年的人口只是康熙元年的3倍。

那么葛剑雄和曹树基的观点是否可信？

战乱人口锐减，战乱之后，人口往往有一段快速恢复期（少则数十年，多则一百多年），人口增长率极高，然后人口增长率趋缓，最后人口停止增长。

这是一个历史规律。

战乱之后人口增长快，一方面是因为战乱之后育龄人口比例最高（老弱病残在战乱中死亡较多），有利于人口繁衍；一方面是因为战乱人口减少之后人均耕地多，田多人少，人均粮食多，有利于人口繁衍；另一方面，战乱之后导致田地重新分配，相对比较均匀，土地能够得到充分服务于人口发展。

等到人口恢复之后，由于粮食等的限制，一方面人们主动控制人口，如通过哺乳、溺婴等，而溺女婴不仅导致了人口的减少，还打乱了正常的性别比例、剥夺了大量男性的婚姻机会，进一步减少人口【[15]】；另一方面外在性压力（灾荒、经济退步和传染病等）和制度性因素（比如土地过于集中）也限制了人口增长。

比如中国1949年后，社会稳定，虽然当时人均预期寿命仍然只有三十多岁（到1960年还只有47岁），整个1950年代婴幼儿死亡率仍然很高（与1949年前没有明显差别，1960年代之后才快速下降），还属于传统人口规律时期，但是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4亿增加到1957年的6.4亿，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15%。

再如印度，人均预期寿命在1960年还只有44岁，其人口从1951年的3.61亿增加到1961年的4.39亿，年增长率为1.98%；印度人均预期寿命在1981年还只有54岁，但1961年到1981年这20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为2.24%。

中国明末大旱，粮食减产。

并且瘟疫流行，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

“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山西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

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

百姓惊逃，城之为空。

”饥荒、瘟疫（如鼠疫），农民起义（如张献忠、李自成起义）不断，加上明清战争，人口锐减。

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日趋风调雨顺，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战乱也平息，为人口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社会开始复苏，迎来了康乾盛世【[16]】。

比如四川土地肥沃，承载人口的能力较强，但明末清初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到几十万，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鼓励“湖广填四川”，移民的涌入和高生育率，使得人口快速增加，到雍正年间（1723-1735）政府已经意识到进入四川的人口数量已经足够，就开始向各省发布禁止继续移民的通告【[17]】，说明当时人口增长很快。

并且相对于其他统治者来说，清朝统治者更注重人口繁衍，提出“治国者重在土地人民”、“财帛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耳”的人口思想。

康熙非常重视粮食的生产，他要求亲信在给自己的密折中，一定要写进地方粮价与雨雪的情况（据统计康煕时期近50%的奏折与雨雪粮价等农桑有关）。

康煕曾对大学士等说：

“自古人主，多大厌闻盗贼水旱之事，殊不知不凡事由微至巨。

”与历代帝王相比，康煕有一个特点——他喜欢亲身体验、学习研究。

《庭训格言》曾记载他说：

“朕自幼喜欢观稼穑。

秘得各方五谷、菜蔬之种，必种之，以观其收获”，凡是收成好的优良品种，都“诚欲广布于民生，或有裨益”。

康熙还亲自培育出了早熟新稻种，取名“御稻米”，并积极加以推广，并派水稻专家到各地做现场指导。

康煕还发展了水稻双季连作制，并首创了同种粳稻双季连作制。

康熙的贡献，一是把水稻的种植推进到了长城以北，二是在南方推广连作双季稻【[18]】。

由于康煕的示范作用，一些地方大臣也上行下效，积极推广新的粮食品种。

根据《清圣祖实录》卷43记载，康熙帝还曾下令严禁抛弃婴儿，“凡民间贫不能养，弃所生子，或乳母主人子而弃其子者，皆善全之，俾得长育。

其弃而不养者，严禁。

”康熙51年（1712年）又下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雍正继而实施“摊丁入亩”赋税改革，历史上首次取消了人头税，大大促进了人口发展。

可见，清朝初年，地多人稀，社会稳定，政治开明，皇帝重视粮食生产和农业技术，还出台了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税赋政策，是非常有利于人口发展的。

人口应该会快速增长的。

即便没有美洲高产作物，光是因为上面这些原因，康熙时期的人口增长率不会低于乾隆时期的1.485%的。

并且玉米、番薯（红薯）在明朝末年就已经传入中国（由于战乱和瘟疫而没有来得及推广），清朝初年红薯推广技术就已经成熟，玉米也开始推广。

马铃薯也陆续引进推广。

并且乾隆年间和康熙年间的医疗技术没有什么差别（牛痘接种技术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引入中国）。

爱尔兰由于推广马铃薯，人口从1672年（康熙11年）的110万增加到1801年的520万，这129年平均年增长率也为1.21%。

因此康熙年间的人口增长应该高于乾隆时期的人口增长才合理，清朝初年实际人口应该比上表推测的还要少，清朝初年官方人口漏报率没有62.5%，而只有50%左右。

但是依照葛剑雄等人的观点，1655年到1700年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516%，1700年到1759年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489%，清朝初年人口增长率不但低于历代改朝换代战乱之后的增长率，也低于没有战乱、仅仅是因为美洲高产作物的其他国家。

不但否定了康乾盛世，也否定了美洲作物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而依照曹树基的观点，康熙时期不但人口没有增长，反而从1650年的1.6亿减少到1700年的1.5亿【[19]】，康熙时期应该是乱世才是，但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战乱结束可以导致康熙时期的人口高速增长，而由于有美洲高产作物，这种高速增长一直持续了差不多两百年。

玉米早在明年嘉靖年间（1567年之前；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只有几十年时间，可见当时国际交流还是不错的）就传入广西等地，但是到清朝康熙中期才传入湖南、四川等地，在四川它得到空前的大发展，所以取名“蜀黍”，后来在全国推广。

到雍正年间才传入安徽。

比如安徽《霍山县志》（乾隆41年，1776年）说：

“四十年前，人们只在菜圃里偶然种一二株，给儿童吃，现在已经延山蔓谷，西南二百里内都靠它做全年的粮食了”【[20]】。

番薯是在1593年左右（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的。

番薯、马铃薯、玉米、南瓜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中国传统的谷子、高粱、小麦要高出许多倍，番薯“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

并且“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勺皆可以长”，向高山、大箐、丘陵、河滩进军，大地被充分利用起来支持人类的繁殖。

这些作物还可与其他作物（如小麦等）构成一年两季收获，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它们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

如福建“地瓜一种，济通省民之半”。

其他地方也有“红薯半年粮”的谚语流传。

番薯、马铃薯的秧蔓又是极好的饲料。

玉米以及马铃薯、红薯的淀粉的耐储存性，使得丰收年份的玉米和淀粉可以储存起来，可以补充歉收年头的粮食【[21]】。

山东人口增加，花生也立下大功。

农业技术大为提高，复种指数也大为提高，出版了大量农业书籍，而当时清朝统治者又非常注重人口发展。

社会安定与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所谓“康乾盛世”比历代时间都长。

而且康熙、雍正和乾隆祖孙三代主政长达134年，有利于保持政策连续性。

这些客观上都起到了持续刺激人口增长的作用。

而欧洲当时不断移民美洲，同时将粮食从美洲运往欧洲。

根据马尔萨斯的估算，当时英国局部地区人口是以每25年左右增加一倍的速度在增加。

爱尔兰人口从1672年的110万增加到现在的数千万（包括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人口）。

再如沙皇俄国和原苏联地区（不光是现在的俄罗斯），人口从1500年的600万增加到1600年的1300万，1800年的3550万，1840年的6240万，1900年的1.33亿，1990年2.89亿。

从1500年到1840年人口增加10倍以上，到1900年人口增加22倍，到1990年增加48倍。

中国人口从传统的5、6千万增加到现在的13亿，只增加20倍【[22]】。

从当时欧洲情况来看，由于生育文化的不同和对新作物的敏感性不同，各地区人口繁衍速度相差非常悬殊，比如荷兰人近两百年增加16倍，而比利时只增加2.4倍。

中国当时的以“孝”为核心的生育文化是世界上最为顽强的，并且可能由于气候等原因，欧洲人口增加主要归功于马铃薯，而中国却是产量更高的玉米、番薯（甘薯）。

明末徐光启敏锐地认识到甘薯的优越性，总结了甘薯十三个方面的优点，即所谓“甘薯十三胜”，并积极加以推广。

为此，他对甘薯的栽培技术进行了研究。

甘薯从福建引种到长江流域的关键问题是留种越冬。

徐光启进行了多次试验，成功地解决了甘薯从华南引种到长江流域的关键问题，使甘薯得以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推广。

除藏种之外，徐光启还总结了新的育苗和红薯无性繁殖的扦插方法（只要留很少的种就可以大面积种植，这样比马铃薯更容易大面积推广）。

徐光启从明末天启五年（1625）动笔写《农政全书》，到他1633年去世还未完稿（1639年才刊行，离明朝灭亡只有5年）。

就是说，清朝初年红薯推广技术就已经成熟，但是主要种植地还只限于福建等少数地方。

清朝政局稳定后，地方政府积极推广这些高产作物。

中央政府对作物推广很重视，乾隆皇帝特别喜欢吃红薯，还亲自下诏推广红薯。

虽然美洲高产作物传入中国比欧洲要晚（马铃薯1586年传入英国，番薯1593年传入我国，时间相差也不太久），但是中国种植技术掌握得快，推广时间并不晚，而马铃薯直到19世纪才被法国人逐渐接受。

并且中国人传统以植物粮食为主的饮食习惯（现在有所改变）也有助于极大限度地养活人口（粮食转变为肉类、奶制品会导致粮食消费增加）。

这点从印度也可以看出，印度目前粮食产量不到中国的一半，但是由于有近一半人是素食者，大大节省了粮食，印度粮食能够满足需求。

如果印度的饮食结构与美国一样，那么将出现大的饥荒。

因此中国人口比欧洲人口增加更快是合理的。

乾隆所说的“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也还不算离谱；考虑到康熙时期因为统计方法不同而有60%左右的漏报（系统误差），那么乾隆的话还是比较严谨的。

而葛剑雄、曹树基的观点却太离谱了。

洪亮吉在1793年写了《治平篇》描述当时的人口增长情况：

“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尽管不很准确），比马尔萨斯描述英国人口以每25年倍增的速度还要快。

难道东西方的同时期的两位学者都是信口开河？

现在美国还有一个特殊民族——阿米什人，拒绝现代技术，采纳原始的农业技术，不买医疗保险，没有全民医疗服务系统，严格一夫一妻制，不避孕，平均每个家庭6、7个孩子，人口每20年增加1倍。

1877年从中国陕西移民俄国的3000多回教东干人，由于高生育率（现在生育率仍然远远高于其他民族），经过短短130年的时间，繁衍成现在的12万人，增加30多倍，倍增时间不到20年。

1492年哥伦布才发现美洲。

考虑到当时的交通、信息传播、战乱等情况，美洲作物陆续引入欧洲，从欧洲引入菲律宾、缅甸、越南等亚洲国家，再引入中国、试种、推广普及，完成这个过程没有一两百年时间是不行的（1586年英国人就已经引进马铃薯，但1650年左右才普遍种植，成为主要粮食作物）。

除了引进高产作物外，自康熙时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疏通兼治运河，历30年，收到巨大成效，水患消除，农业连年丰收，清王朝还采取了招徕流民奖励垦荒、军民大力屯垦、更名田、永禁圈地、修改逃人法、兴修水利、轻捐薄赋直至“永不加赋”（1712年）、“摊丁入亩”等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政策。

依照汪士铎1851年的说法：

“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

”经过不断努力，清朝的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持续而迅速地增加。

据湖南、广西等地的一些家谱记载，清朝初年很多地方还是深山老林，清朝时期才陆续开发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才能养活4亿人口。

因此中国人口在18世纪快速增长是可信的。

有人认为现在玉米、红薯、马铃薯、南瓜等并不是主粮，传统的水稻、小麦才是主粮，因此美洲高产作物对中国人口贡献不大。

但是要知道现在中国能够承载13亿人口，除了耕地继续增加外（现在开始减少）,更是因为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农田水利、作物品种、化肥、农药、杀虫剂等），比如现在90%以上的氮肥是由空气中的氮气合成的，而过去却主要来自人畜粪便等有机物。

在1960、1970年代中国人口快速增长过程中，玉米、红薯等还为养活中国人口作出了很大贡献（很多农村地区每年有好几个月靠这些杂粮度日）。

现在玉米仍然是世界三大粮食作物之一。

2006年，中国粮食总产约为4．9亿吨，其中稻谷1．8亿吨，玉米1．41亿吨，小麦1．03亿吨。

除了这些谷类作物外，我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马铃薯种植生产国（马铃薯是列于小麦、水稻、玉米之后的全球第四大粮食作物），年总产量近8000万吨（注：

马铃薯、红薯指的是湿重，由于农村劳动力的短缺，现在种植面积比1980年代减少）；目前中国红薯产量每年都在1亿吨以上，占了世界总产量的80%。

清朝耕地也不断增加，又有玉米、红薯、马铃薯、南瓜等高产作物，才养活4亿人口。

明朝耕地不如清朝，只有传统的水稻、小麦等作物，农业技术也比清朝落后，亩产也低一些，没有玉米、红薯、马铃薯、南瓜等高产作物，肥料来源也非常有限，能够养活2亿人口？

学界有一种普遍倾向，即便现在也是如此，就是认为由于人口漏报，实际人口比统计人口要多。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人口总数只有12.4亿，但是由于学界普遍认为存在漏报，而额外增加两千多万。

即便如此，还有人认为中国人口远不止13亿，而是有14亿，甚至15亿。

笔者在《大国空巢》一书通过分析，认为第五次人口普查重报远远大于漏报（光是18-50岁年龄人口就净重报两千多万），实际人口比公布人口少四五千万【[23]】。

后面国家统计局也承认他们公布数据比汇总数据多了四千多万。

历史人口数据不可能完全准确，但是必须有合理的逻辑。

比如必须承认清朝后期的耕地总数多于清朝初期和明朝；清朝的亩产高于明朝；战乱之后的初期人口增长率要高于以后的人口增长率；美洲高产作物对中国人口增长有贡献。

但是显然，曹树基等人并没有遵循这些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