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七十自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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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七十自述》
章乃器《七十自述》
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七人逮捕,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激起国内外爱国力量及主持正义人士的广泛同情和义愤。
各救国团体纷纷发表宣言和声明,有的以罢课请愿方式,恳求立即释放七君子。
国民党内一些主张抗日的有知之士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很不满,对七君子分别采取救援措施。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三十一日,七君子终于释放了。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六月,他在重庆创办了上川实业公司和上川企业公司,他任总经理。
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与吴蕴初,胡厥文等发起创办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被推选为所长。
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只有走工业化道路,他提出工业立体发展的理想和开发大西北的构思。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二月十六日,章乃器在重庆与胡厥文,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
民建),被选为理事,付主任委员。
当时民建积极开展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各种政治活动。
推进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开展。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到香港创办港九地产公司,并建立民建港九分会,继续开展爱国运动。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夏,他接到毛泽东的来电,邀请他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
分偕同施复亮等秘密乘海轮转赴东北解放区。
一九四九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章乃器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国家编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委兼财政组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付主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付主委等职,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为搞好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章乃器先后写了《新中国的经济改造》、《对统一财政工作的认识》、《经济的改造─—消肿、去腐、新生》等文章,积极协助党制订和宣传各项经济方针和政策。
章乃器和沈志远,千家驹一起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运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稳定人民币币制,活跃金融出谋划策,在他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制定了一套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财会收支簿记法,取代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复式簿记。
他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2年8月,任命章乃器为新中国粮食部首任部长,指定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的一系列政策。
1956年9月章乃器在浙江稽查工作时,回到青田东源家乡,1957年被错划右派。
他坚信实践检验真理,时间会解决问题。
1966年8月,开始文化大革命,又遭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抄家、批斗、毒打,但他怀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诚忠心,不计较个人恩怨,常以诸葛亮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名言自勉。
1977年6月13日章乃器离开了人世,时年八十一岁。
1980年6月给予平反,1982年5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为章乃器举行骨灰移放仪式,将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
第一任妻子(原配),王镜娥(1897年-1963年),育有三子两女(二子早期夭折),章湘华、章翼军、章畹(婉华),均为国内高级人才。
第二任妻子胡子婴(1907年-1982年),育有一女(章湘谷),建国初期商业部副部长。
未婚妻子(蒋燕,原新四军干部),育有一女(董淑萍)。
第三任妻子,杨美真(1904年-1991年),留美硕士,曾任民建中央委员。
第四任妻子,孙彩萍(1911年─)[6],育有一子章立凡(1950年─),曾用名孙立凡,为历史学家,至今亦有活跃于中国文坛,曾出版著作。
第五任妻子,王者香(?
─1967年)章乃器先生此文写于1967年2月,《七十自述》转眼就满七十岁了。
这是变化万千的七十年,是绚丽多采的七十年,也是苦难深重的七十年。
以我来说,就记忆所及,面临死亡,何止数十百次。
死生大事,面临死亡,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如何能出死入生?
这中间,有的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有的是渺不足道的,但也有的是甚足记述的。
写下来,小则足以惕励自己,大之还可以儆戒后人。
我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又复失调的人。
九岁以前,只能吃糜粥,十岁以后,才会吃干饭,十一岁害了一场大病,卧床达半年。
乡下庸医,时而说是内伤发作,时而说是伤寒。
究竟是什么病?
永远成为疑案。
十四岁,有一次在餐桌上晕过去了。
叶叔圭老伯在座,诊脉说是虚症。
十五岁值辛亥革命,承大哥函召,去南京当了一年兵。
虽然文已经投笔,武未能杀贼,退伍后四顾茫然,但体格却得到了锻炼,为以后五年问在浙江甲种商业学校刻苦用功打下基础。
可是,用功读书而不从事运动劳动,又使身体逐渐坏下去了;特别是一年两次的考试,危害健康更大,我亲眼看见有一位很用功的同学,就是因为考试积劳成疾而死的。
所以,我虽然是稳拿第一的考试能手,却一贯反对考试。
一九一八年二十一岁,我在甲商(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了;由校长周季伦先生介绍,当了浙江银行的练习生,起初在杭州,后又调到上海。
孤僻的个性和傲慢的态度,使得我和职业生活格格不入,苦闷牢骚又使得我沾上了饮酒赋诗的名士气。
这就招致了胃溃疡重症,不久还并发了肺结核。
在当时,这两种疾病都是没有特效药的,尤其是后者,得了它等于宣判死刑延期执行。
在中西医诊治都不见效的情况下,我向书本找办法,终于读到了《因是子静坐法》。
我依法练习静坐,同时改革吃饭习惯─—细嚼缓咽,少吃多餐,饭前后休息等。
不到半年,我竟战胜了两种死症,恢复健康。
这时我已经离开上海,在北京通州农工银行工作。
失业使我离开北方,重新回到上海的浙江银行。
健康的恢复使得我除了努力工作之外,还刻苦自修业务上需要的知识。
章乃器对自己过高的要求又伤害了我的健康。
一九二七年三十岁,我害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病。
有一天,竟在办公室内昏厥了!
这时候的居住条件差,我不能很好地静坐(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我当时气功修养的水平低),于是,我就改练内功拳(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拳)。
在短短的三个月中,我又自疗好这一场重病。
回想在病势严重的时候,悲观达到了极度,觉得自己很难活到四十岁。
真想不到我竟能活到今天的七十岁!
练习了内功拳,使我体会到,内功拳和静坐的姿式是相同的─—都是一个松字‘能放就能松,所以,道佛二家都主张一切放下。
我联系到科学,认为这是对重力(地心引力)的适应问题。
于是,我写了一本《内功拳的科学的基础》(后改为《科学的内功拳》),自信是做了一点破除迷信,揭发真理的工作的。
在那时,静坐有着浓厚的迷信色彩。
练静坐叫作修道,先得求名师,而老师是不公开的,必须虔诚地去寻访,而且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得了老师,须虔诚参拜,还要对神发誓:
非得其人不传,夫妇、兄弟、父子之间都不能相授受,否则要道五雷劈身之损。
掌握了科学知识的人们自然不能不向迷信开火。
蒋维乔先生便是有志于用科学说明静坐,同时破除迷信的一个代表人物。
他所著的《因是子静坐法》曾经是通行一时的。
他是受到日本的一些学者的影响的。
内功拳也有一些迷信色彩,但不如静坐之甚;论述内功拳的书当时很少,更淡不到什么科学的阐明。
我当时看到的,只有一本孙禄堂著的,书名记不起了。
蒋维乔先生对静坐是用了苦功的;静坐对他也起了很大的功效。
他在练习静坐以前身体是极度衰弱的,练习以后健康情况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他健存到解放以后,八十多岁才去世。
他的《因是子静坐法》虽然对我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我们这批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人,是习惯于离经背道,批判前辈先生的。
我在《科学的内功拳》中就批评了他─—认为他所说的脊梁骨可以营呼吸的理论是反科学的。
其实,他的理论可以批评的地方还远不止此。
破除迷信的人传布新的迷信,是往往而然的。
我用人同重力(地心引力)的关系来说明静坐和内功拳的基本姿式,直到现在仍然是一种创见,因此,《科学的内功拳》一书,曾得到广泛的好评,对我更起到了破除自卑感、奠定自信力的巨大作用。
在旧时代,一个中学毕业当过练习生的人,是不能不有浓厚的自卑感的。
健康的自力获得;尤其是学业的初步成就,很有效地消除了自卑感。
静坐和内功拳两种功夫的融会贯通,不但在思想认识上大进一步,在练习上也易于因地制宜,坚持不懈。
所有这一切都对我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以后对于政治─—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参与,由写文章呐喊到直接行动,从同情革命到积极参加救国会运动,都是由此而来的。
一九三三年开始参加了救国会运动的发起,直到一九三六年被捕,这几年间的工作也是十分繁重的,救国会的文件几十万言,十分之九是我执笔的(据闻生活书店曾编印《救亡文献》一厚册,惜我未见到)。
所有的重大活动,如筹措经费直到群众上街头的部署,都需要我参加,工作通宵达旦是常有的。
这就招来了国民党的迫害。
一九三六年五、六月,市长吴铁城以邀请吃饭为名,把我们扣留起来,并指使秘书长李大超故示惊惶,以哭泣对我们进行威胁。
吴竟然指责我们想当民族英雄,我们觉得可笑:
敌人已经强占了近半个祖国,他还不许人民做民族英雄,这真可说是典型的卖国贼腔调!
由于我们义正辞严不为所屈,他终于只好释放我们。
但接着,他又通过银行,对我进行迫害。
有一天,浙江银行总经理李馥荪找我谈话,陈朵如老师也在场。
他说,吴铁城给他警告,银行里不应容留章某,否则对银行不利。
他又说,他已经为我慎重考虑,我最好是去英国留学,银行可以供给我在英国的费用,这里的薪水照旧发给我安家,我如能在英国学习三五年,回国后不但银行需要,国家也很需要。
他要我回去好好地和救国会朋友们商量,取得他们的谅解。
我听了,不假思索,就回答他:
我愿意辞职以免银行受累,我没有必要和别人商量;救国会是一件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业,我不能离开它。
这样,我就不仅放弃了这个一般人视为极难得的镀金机会,而且亲手砸碎了这个经营了二十年的金饭碗。
许多人知道了这件事,都驾我是大傻瓜,但也有不少人是同情赞许的─—柳亚子先生便是极度同情的。
他赠我的诗热情洋溢,主要的原因就在此。
诗附后。
国民党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
他们认为只要我出国,救国会便可以瓦解。
谁知妙计竟落了空。
而我在离开银行以后,无所牵挂,活动反而更加积极。
这使得他们十分恼火。
更严重的是,他们同中共的斗争着着碰壁,内部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狗急跳墙,便于十一月间对我们进行逮捕。
这一事件的经过,已详见邹韬奋兄所写的《经历》和沙千里兄所写的《七人之狱》。
我这里只想补充一点:
我们入狱不久就发生了双十二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通电,重点提出了释放我等的要求。
于是陈果夫就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中提出枪毙我们的主张。
冯玉祥将军很机智地用几句话挽回了这个危局。
他说:
我们的人被扣在西安的不止七个,而且中间有蒋委员长。
这时千万不能动杀机!
动了杀机我们的危险太大。
于是陈果夫就只好沉默下去了。
陈果夫是当时江苏的省主席,苏州正在他的统治下,看守所内忽然增加了宪兵,给予我们以警告。
但我们早已计议到可能的杀身之锅,我们准备高呼爱国口号,从容就义。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抗战前夕,我们才被释放。
我们先去南京,在南京,国民党要求我们通告解散救国会。
我们同它抗争了几天,才回上海。
但一到上海,救国会已被接收,改组为救亡协会了。
回想几天以前在南京同国民党的抗争,真觉得难以自解。
仅仅只有三个月左右,大伙儿就从上海撤退了。
我先去香港。
在香港,我接受了李宗仁的邀请,到了安徽。
大致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到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在当时统一战线下的安徽省政府工作;起初任省府委员兼省动员委员会的秘书长,以后任财政厅长;初期驻在六安。
几个月后转移到立煌县(现改金寨县)。
从上海银行经理的生活落到苏州看守所的生活,自然是一个剧变。
但,更大剧变却是从二十多年的城市生活落到战时的大别山山村生活。
五六千人进入到荒凉的金家寨,生活问题的严重是可以想见的。
准备有了一些,但很不够,连饮水碾米等问题都是临时解决的。
中间有一时期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下,枪声历历可闻,而内部还要应CC团方治和军阀张义纯的排斥,生命的危险是随时可以发生的。
但这一切都被我挺过去了。
我不但挺过去这许多严重的危难,而且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在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两大口号下,我把安徽的战时财政由大量的亏空转变为收支平衡而略有节余,此外还发清了欠薪欠饷,适当改善了职员、士兵的生活,而并不增加人民的负担。
我还以换取统一税收的名义,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元。
这是一件极其大胆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任何地方政权所不敢做的。
据闻,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所著《中国的战歌》中颇为详尽记述了这一时期的史实,对我的生活和工作有很高的评价。
她到大别山时,我已经离开。
她仍然对我的生活和工作进行了深入的访问和调查,如实地写了出来。
我谨在此对于这位可敬的朋友表示我的深沉的悼念。
可惜我以后就没有见到她,也没有读到她的作品。
这时候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就是我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培养了数以千计的财经干部。
据了解,他们没有人犯贪污,更没有人投敌,他们的绝大多数投入了党的革命事业,其中有不少人还起了重大的作用。
已故的中央财政部副部长范醒之便是其中之一。
皖西根据地的建立是我同国民党的逃跑主义斗争的胜利果实。
当时曾写了一篇题为《固守皖西,屏障武汉》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刊在《大公报》。
关于当时的民众动员工作和财政工作,我回重庆后也写了二篇文章,发表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刊物上。
蒋介石在发动反共高潮之前就先罢免了我,安徽的统一战线政权从此结束,全国的统一战线局面也从此破碎,皖西根据地也日就糜烂下去,终于一度沦陷。
同学钱尊三兄就是在沦陷时牺牲的。
我回到重庆后,生活马上发生问题,于是就成立了上川公司。
上川公司也安排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
但数量、质量都远比不上安徽时代了。
借助于迁川工厂联合会,我推动了大后方工商界的民主运动,以后发展为民主建国会的政治组织。
在著名的争取和平、民主的沧白堂、较场口事件中,我成为国民党打击和诬告的主要对象。
有关这件事的数十万言的文件,又几乎全数是我执笔的。
在这个事件中共同斗争、始终不懈的,有王葆真先生和陶行知兄。
行知兄就在这时去世了!
《新民报》是发表我们的文件最后的一个报刊。
沧白堂、较场口的打风发展为更大的法西斯打风,随而有《新华日报》和《民主报》的被打被砸。
当时我的处境很危险。
许多朋友劝我逃避,我不听,并在家中准备酒瓶、石块,抵抗暴力。
直至一九四六年春,法院表示消极对待国民党的诬告.我才飞沪。
在上海,我参加了反美扶日运动,共同组织了各界代表赴京请愿,共同发表了反对国民党伪宪法的文件。
一九四七年,在民主同盟被解散的前夕,我流亡到香港。
仍然为了自己和同人的生活,我创设了港九地产公司。
在政治活动方面,我又成为宣言专家。
各民主党派在香港联合发表的文件,又几乎全数是我执笔的。
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这时也达到了最高峰,我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
正因为图利生涯同我的理想矛盾,所以,在一九四八年终,我接到中共中央的电召,便毅然舍去,秘密返回沈阳。
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一九四九年新国家成立。
我担任了全国政协的常委兼财经组长,同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
一九五三年任粮食部部长,创建了粮食部。
关于我在粮食部的工作,将另文叙述。
关于我在民主建国会内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已详《根据事实,全面检查》一文和一九六二年在政协大会上的两个提案。
现在只想着重写一写我对政治上两次最严重打击的态度。
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底的事情,大概是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召见我,我就乘车到西花厅去见他,当时在场的还有习仲勋、徐冰两位秘书长。
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马上就要提出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
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
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
他说,党中央决定了。
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
我愿意放弃出席权利。
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
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
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
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
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
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
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
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
总理答,绝不是。
总理问我作何打算?
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
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
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岁;我现在开始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
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
最后我重申:
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我决不做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我实现了我的诺言。
我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读书,也以前所未有的坚持态度锻炼体格——除了气功、腰腿六段锦以外,每天作二十五个起伏撑,还在浴室内摩擦全身二千多下。
对于气功,我有进一步的体会─—我把它归纳为三个步骤:
自我失重、自我催眠和自我消亡。
1.自我失重:
这是从已经掌握的重力(地心引力)作用理论发展起来的,国外在宇宙航行实践中,发现了失重疗养的好处,提出了设立宇宙空间疗养院的创议。
我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劳民伤财,而又不可能为多数人服务的愚蠢想法。
学会了气功中最基本的放松功,就可以就地得到失重疗养。
物体(包括人体)同重力发生矛盾产生重,失重的办法,可以是同宇宙航行家那样离开重力的作用,也可以是气功的放松功那样,完全顺从重力。
一切矛盾的根本解决都是如此─—不是矛盾着的双方远远地离开,便是矛盾的一方服从矛盾的它方。
他们还认为人体的细胞是因为受到重力的作用而压紧的,所以必须离开重力的作用才能使细胞得到保护不容易衰老(《十万个为什么》卷三,47至48页)。
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重力给与人体以可贵的稳定,也给以细胞以稳定,而并没有给与不利的压力;离开了重力,悬浮起来,倒真是苦事。
重力并不使人体细胞压紧,人们违抗重力的错误姿式造成不需要的紧张,才真使细胞压紧;所以,只要全身肌肉,尤其是内脏,完全顺从重力放下去,就可以达到轻松愉快的境界,而绝不会发生细胞压紧的问题。
这就是我所说的自我失重。
道佛二家一切放下的说教,不过如此而已。
2.自我催眠:
催眠可以把人的本能提高好多倍。
一个普通人进入催眠状态,可以变成大力士。
静坐、静卧或静立、放松,意守丹田,细长呼吸,呼吸特别注意沉气,意、气偕入丹田后,气动而意尽可能不再动,稍久便可入静,真正的入静就是似睡非睡的催眠状态。
这时,绝大部分的高级神经都休眠了,只有意守的部分二─—丹田和需要治疗的组织器官——管辖的高级神经仍然清醒。
而这些部分高级神经和器官的本能就变得特别强大,可以发生出于意料的高疗效和健身的力量。
所以,入静就是自我催眠。
3.自我消亡:
佛家说圆寂,道家说坐化,都是自我消亡。
羽化和白日飞升是谎言,是没有的事。
自我消亡一般都要先经过绝食的过程,让体内污浊诽尽,体力消耗几尽,然后停止吸气,人就死了。
自我消亡当然是可以预定日期的,死后也不易发臭。
我自信上述三点已经是揭发了佛道二家的奥秘,剩下的就只能是繁琐哲学和玄而又玄的玄学,乃至是符咒之类的赤裸裸的迷信花招了。
有些事情,看来似乎很离奇,但只要细加研究,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某一时期的《知识就是力量》登载了一篇《瑜珈教徒》,内中有一段说,教徒可以被埋在土里,过几个小时,仍然活着扒出来了。
有人认为这是谎言,但这是完全可能的。
因为,离地面十六公里以内的泥土里,氧占去近二分之一的重量(《十万个为什么》卷三,138页),而氧正是人呼吸所需要的。
抗战时期重庆发生了大隧道封闭的惨案,死了几万人,只有一个人压在底层,倒居然活着,他的秘诀是安静勿慌,用鼻孔贴在地面呼吸。
第二次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的灾祸。
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整整八个昼夜,我在绝食中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胁。
后来看到北京六中劳改所的材料,那里面所用的酷刑,十分之八九都已在我的身上预演过了。
但我居然没有死,而且自信仍然可以活到十年以上(者香的去世使我大大减少了再活十年的信心)。
我对付的态度.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
我之所以能镇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畏惧之心。
死没有什么可怕,所求的只是死得其时和死得其所。
我知道只要来者是真正的群众,他们是不会杀害我的。
我手上没有沾半滴人民的血,腰间没有留半文不义之财;社会上一切黑暗糜烂的勾当,我全没有份,而从辛亥革命以来所有的进步运动,我几乎无役不与。
民愤的帽子是绝对扣不到而已。
我应该心平气和地对待他们,以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同情。
又其次,是因为我还有顽强地活着的积极愿望。
我认为,我现在决不能死,我要等到党看清楚我是一个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然后死而无撼。
我深信,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总是越到后来越清楚。
我活着,我的精神面貌就可以证明我对时代的乐观。
这是有反动思想的人所万难做到的。
镇静,尤其是积极的镇静,不仅增强了我的生命力,而且也增益了我的应变的机智。
我已经体验到,正面用毛主席的话去对抗他们,是会招到邪恶分子的反感的;而在无统一组织、无统一纪律的情况下,邪恶分子是可以致个别人的死命的。
于是,我就用婉委的规劝方式,这样,既可争取善良分子的同情,也使邪恶分子无所借口。
如我问:
毛主席会不会打人、骂人?
解放军八项注意中的第五项是什么?
打人、骂人、罚跪是什么时代的风俗习惯?
毛主席的优待俘虏政策是为俘虏治伤、治病,现在怎么可以不为我的爱人治病,不为我治伤?
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是起到应有功效的。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晚间开始,我就有一些清醒的时间,除了做上述的政治工作以外,还吟成了一首诗:
能求祖国长强富,个人生死无足伤。
坏事终当变好事,千锤百炼铁成钢。
这首诗当时还不能公开,怕邪恶分子借此煽动,招来更大的苦难。
于是就在二十六日上午,要求见者香一面。
(注:
章乃器第五任妻子王者香)者香来了,我就口述,请她笔记,作成如下的遗嘱式文件:
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无敌于天下的,我愿竭诚拥护它,推行它,虽死无悔。
党从遵义会议起到延安整风这一阶段的历史是无比光荣的,我愿发扬光大它,虽死无憾。
毛主席说:
用革命的两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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